第一部分

第1章　太多信息，太多抉择

认知过载的内幕

我有幸见过的最优秀的学生之一——伊万娜出生在罗马尼亚，虽然齐奥塞斯库政权垮台时，她只有11岁，但她仍能清楚地记得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所面临的经济困难、物品短缺以及等待食物的长长的队伍。伊万娜很开朗，对一切都充满了好奇，虽然很年轻，但她拥有一个真正学者的本色：每当有了新的科学想法或者遇到新的科学问题，她都会尝试从各个角度审视，查阅一切她能找到的资料。我是在她大学的第一个学期认识她的。当时，她刚到美国就参加了我的思维与推理的心理学入门课程。虽然那堂课有700名学生，但我很早就注意到了她，因为她总是能若有所思地回答出我的课堂提问。课后，在办公室，她还向我提出了很多问题，并不断提出新的实验想法。

一天，我在大学里的一家书店遇见了她。书店过道货架上摆满了各种各样的钢笔和铅笔。她无力地靠在货架旁，看上去很无助。

“你还好吧？”我问道。

“在美国生活真的太糟糕了！”伊万娜回答道。

“与罗马尼亚相比呢？”

“真是太麻烦了。我想租一间学生公寓，是短租还是长租呢？租带家具的还是不带家具的呢？租顶楼还是底楼呢？租带地毯的还是带硬木地板的呢？”

“你决定好了吗？”

“是的，最终还是做了决定，但不知道怎样做是最正确的。现在……”她的声音渐渐低沉下来。

“新公寓有什么问题吗？”

“不，新公寓很好。但今天是我第四次来书店了。看，一整排的钢笔。在罗马尼亚，我们只有3种钢笔，很多时候我们甚至面临钢笔短缺——一支钢笔也没有。在美国，竟然有50多种钢笔，究竟哪种适合我的生物课？哪种适合写诗歌？我是否需要毡尖笔、油墨笔、凝胶笔、笔芯？是否需要那种可擦写的笔？究竟哪一种钢笔好，是圆珠式的、刀片点圆珠式的还是滚珠圆珠式的？我已经在这里看了1个小时的标签了。”

每天，我们都会面临各种各样的抉择，其中大多数的抉择都是不重要的或是没有意义的——究竟应该左脚先穿袜子还是右脚先穿袜子，究竟应该乘公共汽车去上班还是应该坐地铁，究竟应该去哪儿吃饭、去哪儿购物。出门旅行时，无论是出国游还是国内游，我们都会像伊万娜那样不知所措。商场不同，自然产品也不同。我们大多数情况都采用了一种叫作“满意”的策略，这一术语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组织理论和信息处理领域的创始人之一赫伯特·西蒙发明。西蒙渴望发明一个术语，用于描述不用做出最佳选择，而只需要做出比较好的选择。对于不那么重要的事情，我们只需要做出自己满意的决定，即我们认为足够好的决定。你不需要知道你选择的干洗店是否是最好的——你只需要知道它足够好就行了。这样才能让你的生活继续下去。Dean&DeLuca（美国高档连锁食品杂货店）是否真的拥有最好的美食外卖？这并不重要——它已经足够好了。满足感是富有成效的人类行为的基础之一。它在我们还没有将时间浪费在做出不重要的决定之前就已经大行其道。更确切地说，在我们还没有将时间浪费在做出并不会真的影响幸福感与满足感的决定的时候，它已经出现。

每次打扫屋子，我们都会得到满足感。如果我们每天都跪在地板上用牙刷清洁地面、擦洗窗户和墙壁，那么屋子将会一尘不染。但很少有人会每天这样清扫，哪怕是每周清扫一次（如果我们真的这样做，很可能会被贴上强迫症的标签）。我们大多数人都只会将房间打扫到自己认为干净为止，我们试图在付出与收获之间找到平衡。满足感的中心正是这种成本效益分析心理（西蒙也是一位受人尊敬的经济学家）。

社会心理学最新研究成果显示：快乐的人并不是拥有更多的人；相反，快乐的人其实是因为他们对已经拥有的东西感到快乐。快乐的人总是在不停地追寻满足感，他们自己甚至都未察觉。沃伦·巴菲特可以被看作追求自我满足的一个极致——他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他居住在奥马哈市高速公路附近的一个街区，在那里有一个温暖的家，他已经在那儿住了50多年。他曾经告诉过一位电台记者，他在纽约市进行长达一周的访问期间，只给自己买了一加仑牛奶和一箱奥利奥饼干。但巴菲特并不满意自己的投资策略。满足感是不将时间浪费在那些对你而言并不是最重要的事情上；那些对你而言最重要的事情，追求卓越仍然是最正确的决策。你的医生或飞机机械师，抑或是拥有1亿美元的电影导演，你希望他们做到足够好还是最好呢？有时候，你想要的不仅仅是奥利奥饼干和牛奶。

伊万娜感觉沮丧的一部分原因归结为文化冲击——失去了熟悉感，置身于陌生的环境中。但她并不孤单。老一辈人见证了消费者所面临的越来越多的选择。1976年，超市平均拥有9000种不同的产品；今天，这个数字已经激增至40000种，而大多数人只需要购买150种产品就能够满足他们80%~85%的需求。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忽略商店里其他39850种物品。这仅仅是在超市——据估算，当今美国拥有多达超过100万种物品（这一估算基于我们的库存量单位，也就是我们平常买东西时的条码）。

所有这些忽视与决定都是有代价的。神经学家已经发现，过多做决定会造成创造力与动力的缺失。尽管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有分辨重要决定的能力，大脑却不会自动完成这一工作。伊万娜知道完成自己的学业课程比选择哪支钢笔的决定更为重要，但日常如此多烦琐的决定让她精神疲劳，她没有精力再做出重要的决定。最新研究成果显示，如果人们被要求就一系列这种类型的事情做出无意义的决定——例如，究竟应该使用圆珠笔还是毡尖笔书写——都表现出了较差的冲动控制以及后续决策的判断缺乏。这就像是大脑每天可以做出的决定总量是一定的，一旦达到极限，我们就无法做出更多的决定，无论这些决定有多重要。神经科学最新一项最有意义的发现可以概括为：我们的大脑决策系统并没有优先排序的能力。

如今，我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庞大信息量，所有人都生成了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多的信息。正如波音公司前科学家、《纽约时报》作家丹尼斯·奥弗比所说，这一信息流中包含“我们生活中越来越多的信息——我们应该在哪儿购物、应该买什么，我们正在何处——我们的经济，甚至叫不出名字的无数的生物基因组信息，拥有数不清星系的银河，新加坡的交通堵塞情况，火星上的天气情况”。这些信息“通过越来越大的电脑，以越来越快的翻滚速度，到达每个人的指尖，这是拥有比阿波罗任务控制器更大处理能力的设备”。信息科学家将这一切进行了量化：2011年，美国人每天所接收的信息量为1986年的5倍——相当于175份报纸的总和。除去我们的工作时间，闲暇时我们每天都会处理34千兆字节或10万个单词。如今全球有21274家电视台，每天生产的原创节目时长达85000小时，如果我们平均每天收看5小时的电视节目，那就相当于20千兆字节的音频视频图像。这还不包括YouTube（世界上最大的视频网站）——该网站每小时上传6000小时的视频。那么电脑游戏呢？它所包含的字节比其他所有媒介（包括DVD、电视、书籍、杂志以及互联网）加起来的总量都大。

仅仅是组织我们自己的媒介和电子文档都已经极为困难了。我们每个人的电脑中都存储有相当于100万本书的信息量，这还不包括手机以及信用卡背面磁条中所包含的信息。我们已经创造了一个300艾字节的人造信息（300000000000000000000个片段，1艾=1018）。如果每条信息都被写进一个3×5的索引卡上，平铺排列，仅仅一个人所分享的信息量——你分享的这条信息——都将覆盖马萨诸塞州和康涅狄格州的每寸土地。

大脑拥有处理我们所接收的信息的能力，但这是有代价的。我们很难将重要的信息从琐碎的信息中分离出来，处理所有信息会让我们疲惫不堪。神经元是会产生新陈代谢的活性细胞，它们的存在需要氧气与葡萄糖，工作非常努力时，我们会感到疲劳。我们在脸书读到的每一条消息更新、收到的每一条微博或者来自朋友的每一条短信，都在与你大脑中思考的其他重要事情争夺资源，比如，如何投资你的存款，是买股票还是债券，应该将护照放在哪里，或者是如何与一位最近发生争吵的朋友缓和关系。

大脑对有意识的信息的处理能力大约为每秒120比特。带宽或窗口，就是我们每次有意识注意的最大信息量。由于大部分信息都在这一范围内，这就会对我们的感觉和生活造成影响。为了将某些东西解码成自身经验的一部分，我们需要有意识地注意它。

当我们与其他人相处时，这种带宽限制——信息速度限制——又是多少呢？为了理解别人说的话，我们每秒需要处理120比特的信息，这也就意味着，当两个人同时与你说话时，你可以勉强理解他们所说的话。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无法理解三个人同时所说的话。我们生活在一个拥有数十亿人口的星球上，但最多能在同一时间内理解两个人所说的话，这也难怪这个世界会有那么多的误会。

正是由于有如此多的注意限制，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才会感觉很难管理好自己生活中某些最基本的细节。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我们的大脑只进化到了适应狩猎时代，即我们终生也许都不太能遇到1000个人的时代。现在，如果围绕曼哈顿中心散步，在半个小时之内你就能遇到这么多人。

注意力是生物体最重要的心理资源，它决定了我们如何应对环境。大多数时候，不自觉的、下意识的过程往往会向我们的意识传递我们需要过滤掉什么。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数以百万计的神经元不断监测环境以选择最重要的事情，以及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事情。这些神经元统称为“注意力过滤器”。它们主要在后台工作，独立于我们的意识之外。这就是为什么大部分的日常生活琐碎细节不能被我们记住，或在高速公路上行驶了几个小时之后，我们已经忘记很多呼啸而过的风景：你的注意力系统“保护”着你不去记住它们，因为这些并不重要。这种无意识的过滤器在决定向你的自觉意识传递事物时都遵循着一定原则。

这种注意力过滤器是人类进化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对非人类而言，注意力过滤器能够确保其不会被不相干的事物分心。松鼠对坚果和天敌感兴趣，而不是什么其他东西；狗的嗅觉比我们敏感百万倍，它们更经常使用嗅觉而不是声音，来收集有关世界的信息。这正是其注意力过滤器进化的结果。如果你的狗正在闻着某种气味，那么你会很难吸引它的注意力——在狗的大脑中，气味胜过声音。至今还没有人能够完全掌握人脑中注意力过滤器的等级及决定因素，但我们已经了解了很多。当我们的祖先从树上下来寻觅新的食物来源时，他们很自然地面临更多的营养物质和新的食肉动物。对声音与视觉线索保持警惕与警觉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基础，这也让注意力过滤器接触到了日益增多的信息。

从生物学角度来说，人类是地球上最成功的物种。我们能够在大自然（目前为止）赐予的任何气候中生存，人类的增长率也超过了我们所知的其他生物体。1万年前，人类加上他们的宠物和牲畜，约占陆地脊椎动物的0.1%；如今，这一比例达到了98%。我们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我们的认知能力和大脑灵活处理信息的能力。但我们的大脑仍在更简单的世界中进化，接纳着更少的信息。当下，我们的注意力过滤器很容易不堪重负。成功人士——或者那些有能力负担这笔支出的人——都会聘请雇员来收缩他们的注意力过滤层。那些企业首脑、政要、被宠坏的电影明星，以及其他时间精力都非常宝贵的人会聘请员工来扩充自己的大脑，复制和改进其前额叶皮层注意力过滤器的功能。

那些高成就人士每天都面临各种日常琐事，让他们不得不为此分心。他们仿佛完全活在当下。他们的助手帮忙处理信件，安排约会。一旦有更重要的约会出现时，助手们又会帮他们重新调整约会，帮助他们最高效率地安排生活（包括小睡）。助手帮他们按时支付账单、安排车辆，提醒他们任务进度，在他们的爱人生日或周年纪念日的时候送去适宜的礼物。这一切安排的最终结果是什么？他们可以如禅宗般地专注于某件事情。

作为一名科研人员，我有幸见到了州长、内阁成员、音乐名人，以及《财富》500强企业的首脑。他们的能力与成就各不相同，但同样作为成功人士，有一件事却惊人地相似——他们都得以从杂事中解放出来，不需要担心是否还需要去别的地方、是否需要见其他人。他们很放松，他们掌握着节奏，与谈话者进行着眼神接触，与他人谈话时完全不会为其他事情而分心。他们不需要担心此时此刻是否需要与更加重要的人谈话，因为他们的助手——他们的外部注意力过滤器——已经为他们决定好了这就是最佳的时间安排。他们的助手为他们安排了一切所需，以确保他们能够顺利按时赶赴下一个约会，这样他们就不用为这烦人的一切而分心了。

在与别人约会时，我们的大脑常常漫无边际地遐想过去甚至未来，破坏我们如禅宗般的定力，让我们心不在焉：我有没有关掉炉子？午餐吃什么？为了下一个约会不迟到我该几点离开？

如果其他人可以帮你处理这些事情，你就可以让注意力过滤器集中在那些眼前正在发生的事情上。当吉米·卡特竞选总统时，我曾有幸见到了他，与他谈话时感觉像是整个世界只有我们两个人。直到某一时刻，他的一名助手走过来告诉他，他需要离开以赶赴下一个约会。吉米·卡特完全不需要决定究竟这次会面该何时结束，也不需要为其他一些杂事分心，他完全避免了这些内心琐碎的声音，从而能够一心一意地专注于眼前的谈话。一位总是在各大音乐场馆担任主角的音乐家拥有多位助手，他将这种状态称为“快乐的消失”。他不需要提前看日程安排，他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惊喜与可能。

如果我们能够遵循注意力与记忆的神经科学原理，组织好大脑与生活，我们也能够享受那些成功人士所享受的自由，像他们那样。如何才能真正将这门科学运用于日常生活中？首先，我们需要了解注意力系统的体系结构。为了更好地组织我们的思想，我们需要知道它是如何组织起来的。

注意力过滤器所采用的最关键的两大原则就是改变与重要性。第一大原则是改变。大脑是一个精致的变化探测器：如果你正驾车在路上，车子突然出现了颠簸，你的大脑注意到这个突然的改变，会向你的注意力系统发送信号，让其集中于这一改变。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呢？神经回路注意到了路面的平整性，注意到了汽车的声音、你的臀部、你的后背、你的脚，以及与汽车接触的你的身体其他部位的感觉。你的视野是平滑且连续的。当声音、感觉、视觉持续数分钟后，你的大脑将会放松，取而代之的是你的注意力系统。这让你得以做一些其他的事情，例如与别人聊天，听听收音机，或者一边聊天一边听收音机。但突然出现的细微变化——轻度疲劳、路面凸起——你的注意力系统会将这些新信息传递给你的意识，以便你能够专注于这种变化并采取恰当的措施。你的眼睛会扫视道路，发现原来这次颠簸是沥青路面的排水脊造成的。有了这个合理的解释后，你就会开始放松，你的决策感觉器官将会下降到较低的知觉水平。如果这条路看起来很平整，而你又找不到颠簸的原因，那么你就需要停车检查下轮胎了。

无论你是否注意到，大脑中的变化探测器一直在运转。如果你的一位密友或某位亲人打电话时声音变了，你会询问他是否不开心或是得了流感。一旦你的大脑检测到了这种变化，知觉就会收到这种信息；反之，你的大脑就不会发出这种信息——如果他们的声音听起来很正常，你不会马上开始思考：“哦，她的声音还是跟往常一样。”我们的注意力过滤器正是这样工作着：检测变化，忽视恒定。

第二大原则是重要性，它也能够传递信息。这里所说的重要并不是事物本身重要，而是对你而言很重要。比如你正在开车，路边印的你最喜欢的音乐组合的广告牌肯定会吸引你的眼球（确切地说，应该是吸引你的大脑），而其他的广告牌就会被你忽略。如果你正在一个拥挤的房间，例如参加一个聚会，你所在意的某些话肯定能够突然引起你的注意，即使这些话是从很远的房间传来的。如果某人提到了“火”“性”或者你的名字，你肯定会立刻注意听那个离你很远的对话。在被这些话吸引之前，你甚至不知道它们出自何人之口。人类的注意力过滤器就是这么复杂，它能够在监测不同的对话的同时还能注意到其中的语义内容，并将你渴望听到的内容传达给你。

正是这些注意力过滤器的存在，我们才得以在自动驾驶仪上免于关注五光十色的世界，把注意力从那些复杂、细微的事务上移开，转而关注眼前美丽的事物。也正是由于我们没有好好地利用这两大原理，才会造成如此多的注意力过滤器的失灵。

有一点需要强调的是，注意力的容量是有限的——我们每次所能注意到的事物是有限的。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可以发现这一点。开车时，在大多数情况下，你都可以听听收音机或者与车里其他人聊天。但如果你正在寻找某条需要转弯的道路，你会不自觉地关掉收音机或者叫你的朋友稍等一会，暂时不要说话。这是因为当你尝试同时做这三件事时，已经到达了注意力极限。每次我们尝试同时做很多事情时，这种注意力限制就会显现。你的生活中曾经出现过多少次这样类似的场景？你刚从杂货店回来，两只手都提着东西。你努力平衡它们以打开房门。你刚走进屋子，电话响了。你需要放下你手中的物品去接电话，也许你还得注意不要让你家的小狗小猫跑出屋子。当接完电话，你会突然发现不知道把钥匙放在哪儿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记住钥匙的位置已经超出了你的注意力系统所能承受的范围。

人的大脑不断进化，让我们得以屏蔽那些我们不注意的事物。换句话说，我们常常会有认知盲点：常常不知道究竟丢失了什么，因为我们的大脑可能已经彻底地忽视了那些暂时不重要的事物——甚至它们可能就在我们眼前。认知心理学家对这些盲点有许多不同的称呼，其中包括无意视盲。这种系统最著名的例子是篮球录像。如果你还没有看过这段录像，那么我建议你放下这本书，看完这段录像再来接着读这本书（以下是这段录像的网址：http://www.youtube.com/watch?v=vJG698U2Mvo）。你的任务是数数穿白色T恤队员传球的次数，但你需要忽略穿黑色T恤的队员。

（友情提示：如果你还没有看过这段录像，那么接下来你将无法理解这段所讲的幻想）。

这段录像出自注意力心理学专家克里斯托弗·查布里斯和丹尼尔·西蒙进行的关于注意力的心理学研究。正因为我之前所讲的注意力系统处理限制的存在，关注篮球、传球和传球次数，已经占据了一般人大部分的注意力资源。我们剩下的注意力用于忽略穿黑色T恤的队员以及他们的传球。录像中的某一时刻，一个穿着大猩猩西服的男子会走进画面中央，抖了抖他的胸膛，然后走出了画面。观看这段录像的大多数人都不曾见到过这个人。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注意力系统已经信息过载。如果我没有让你数传球次数，你肯定能看见这个人。

正是因为注意力系统的信息过载，无法记住物品的轨迹，我们才会经常丢失汽车钥匙、护照、钱和收据。大多数美国人每个人都拥有比狩猎采集时代更多的物品。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我们需要关注的事物远超出大脑的容量。即使像康德和华兹华斯那样的杰出人物也会抱怨信息过量以及过多感觉输入、脑力过载导致的精神疲惫。但我们也没有理由放弃希望。因为与以往相比，有效的外部系统可以帮助我们对事物进行组织、分类和记忆。过去，唯一的选择是雇用一大群助手；但在自动化时代，我们有其他选择。这本书的第一部分将探讨利用这些外部系统的生物学原理，第二部分与第三部分将探讨我们怎么利用这些系统来关注生活，以使我们在这个干扰日益增多的互联网世界变得更高效、高产、快乐，较少被压力困扰。

如何让生活变得高效、高产，取决于我们的分类组织系统。分类的动机取决于我们大脑的史前构造，取决于构建并维持有意义连贯事物（事物、动物、工具、部落成员）组合的特殊神经系统。从根本上说，分类可以减少脑力活动，简化信息流。我们并不是抱怨信息太多的第一辈人。

信息过载的过去与现在

人类已经存在了大约20万年。在人类历史早期99%的时间里，除了生育与生存之外，我们并没有做太多事情。这大多是由当时极端恶劣的自然条件造成的。直到1万年前，气候才稳定下来。此后不久，人类就发明了农耕与灌溉，他们放弃了迁徙不定的生活，以便种植培育稳定的作物。但是，并非所有的农田都一样，每个地区在阳光、土壤和其他条件上都存在差异，这也就意味着，一个农民可能会收获特别好的洋葱，而另一个农民却会收获特别好的苹果。这最终导致了专业化的出现，农民不再只是种植满足自己家庭需要的农作物，他可能只种植他最擅长的，并用这些擅长的去交换一些他并不擅长的作物。由于每个农民只生产一种农作物，而他需要的更多，市场和贸易也因此出现，最终城市逐渐发展起来。

苏美尔人的城市乌鲁克（？—公元前5000年）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大城市之一。其活跃的商业贸易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商业交易数目，苏美尔客商迫切需要一个会计系统，用于记录当天的库存和收据——这就是书面文字的产生。在这里，文科专业的学生可能需要将他们的浪漫概念暂且收起来。书面文字最早形式的出现不是为了艺术、文学或爱情，也并非出于精神或礼仪用途，而是出于商业用途——可以说，所有文学都起源于商业销售单据（很抱歉这样说）。随着贸易、城市和书面文字的发展，人们很快发明了建筑、政府，以及所有我们认为属于文明的事物。

当5000年前书面文字出现的时候，人类对其并不看好。许多人认为这一发明走得太远了，是一个恶魔般的发明，必须马上予以阻止。正如现在印刷文字如此混乱一样——我们无法控制它会传递到哪儿去，也无法控制谁会接收到它。文字完全不受书写者的知识支配与控制，它可以随意流通。由于无法从说话者的口中亲耳听到某些信息，反对者认为我们无法证实书写者言论的真实性，也无法探究问题。柏拉图就是其中的反对者之一。埃及神王泰姆斯曾公开谴责，对书面文字的依赖会“减弱人的特质，在人们的心灵中制造健忘”。这种对事实与故事的外化意味着人们再也不需要自己在大脑中保存大量信息，转而依靠所传达的书面或其他形式的故事与事实。泰姆斯认为书面文字会用虚假的知识侵染埃及人民；古希腊诗人卡利马科斯曾经将书籍比喻为“伟大的恶魔”；古罗马哲学家塞内加（尼禄的导师）抱怨说，他的同行们都浪费了太多时间和金钱阅读大量书籍，他告诫说：“读太多书会让人分心。”相反，塞内加建议反复彻底地读一些好书，太多的信息可能会损害你的心理健康。

15世纪中期，人们发明了活字印刷术，这一发明让书面文字经历了更快速的发展，取代了之前费力（又容易出错）的手抄本。这一次，又有许多人抱怨说读那么多书其实是无用的。1525年，伊拉斯谟针对“蜂拥而来的新书”发表了一篇长篇大论，他认为这将会严重阻碍人们学习。他指责，在利益驱动下，出版者会出版许多“愚蠢、无知、恶俗、颠倒黑白、疯狂、不敬、极端”的书籍。莱布尼茨抱怨，“不断增加的可怕的书籍”会让我们一无所获，最终“回归野蛮”。笛卡儿建议忽略大量积压的文本，转而依靠我们自己的观察。正如今天很多人说的那样，笛卡儿抱怨说，“即使所有的知识都可以在书本上被找到，但大量书本中确实夹杂着许多没用的东西，我们花费在阅读上的时间已经远远大于我们应该花费的时间，比起找到那些有用的东西，我们应该投入更多的精力选择有用的东西”。

17世纪后期，出现了铺天盖地的对书籍出版的抱怨。智者们警告说：人们将闭口不言，人们将埋头于书本，用他们愚蠢的想法误导他们的心灵。

众所周知，这些警告在我们有生之年再次被提出，起初是电视机的发明，然后是电脑、iPod、iPad、电子邮件、推特以及脸书。每一个发明，都会被谴责为毒瘤，一种不必要的分心，一种性格软弱的标志，会导致人们丧失与真人交流的能力，丧失思想交流的能力。即使当人们发明拨号电话用于取代接线员电话时，也遭到了反对，人们担心如何记住所有的电话号码，怎样拨打并记录电话（正如戴维·伯恩与传声头像乐团唱的那样，“一切如旧”）。

随着工业革命和科学的兴起，很多新发明不断涌现。例如1550年，世界上有500种植物；截至1623年，这个数字已经增加到6000种；今天，我们已经知道9000种草类物种、2700种棕榈树、50万种不同的植物物种。这一数字还在持续增长。仅仅是科学信息的增量就是惊人的。300年前，获得“科学”学士学位的人就跟现在的专家一样博学；而现在，即使是生物学博士也无法完全了解鱿鱼的神经系统！谷歌学术报告关于这一主题的研究论文有30000篇，这一数字还在成倍增加。当你读到这篇文章时，这一数字至少又增加了3000篇。过去20年，我们发现的科学信息的数量超过了从语言诞生之初所获取的信息量。仅在2012年1月，人类就生产了5艾字节（5×1018）的信息，这是美国国会图书馆所有文字的50000倍。

信息爆炸的每一天都让我们疲惫，我们努力辨别自己真正需要知道什么、不需要知道什么。我们做笔记，写下待办事项，在电子邮件和手机中写下备忘录，但最终仍然感觉不堪重负。

这种感觉很大程度上归结为我们已经过时的注意力系统。我之前已经阐述过注意力过滤器的两大原则：改变与重要性。注意力还有第三大原则——并不是针对注意力过滤器——它比之前所提到的都更相关，即与注意力转换的难度有关。我们也可以这样阐述这一原则：注意力转换的代价是巨大的。

大脑的进化让我们得以每次只关注一件事情。这帮助我们的祖先去狩猎，发明并改进工具，以保护他们的宗族免受天敌和邻国的入侵。注意力过滤器的进化让我们得以专注于任务，只接收对我们来说重要的信息，以免思路被打乱。但在走向21世纪时，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过多的信息以及信息服务技术改变了我们开动脑筋的方式。多项任务是注意力集中系统的敌人。我们越来越多地要求注意力系统同时关注多件事情，但我们的大脑实际上还没有进化到这种程度。在给别人打电话时，我们还在开车、收听广播、寻找停车位、规划妈妈的生日聚会、避免撞上道路施工标志，以及思考午饭应该吃什么。我们不能一次性地真正思考或顾及如此多的事情，所以，我们的大脑从一项任务转换到另一项任务，每一次这样的转换都以神经生物学转换为代价。这并不是最佳的系统运转方式。一旦专注于某一任务，坚持不转移，我们的大脑便能实现最佳运转。

注意一件事意味着我们不能注意到别的事。注意力是容量有限的资源。当你专注于篮球录像中的白色T恤时，便自动过滤掉了穿黑色T恤的人，事实上，视频中大多数队员都穿着黑色的衣服，包括那个穿大猩猩西服的人。当我们关注一个谈话时，我们会忽略其他谈话。当我们想着电话的另一端究竟是谁时，我们不会关注车钥匙放在了哪儿。

注意力由前额叶皮层（前额后）神经元产生，它对多巴胺高度敏感。当大脑释放出多巴胺，它就会立刻被解锁，就像你的前门钥匙，它们开始发射能够刺激神经元的微小电脉冲。但是，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最初的多巴胺的释放？通常情况下，多巴胺的释放由两个不同的触发器之一造成：

1.可以自动获取你的注意力的东西，通常是那些关乎生存与进化起源的东西。这一警觉系统与注意力过滤器合作，总是在不停运转，甚至在你睡觉时，它们都在监测重要事件的环境。它可以是一个响亮的声音或是明亮的光线（惊跳反射），可以是快速移动的东西（可能是某种食肉动物），也可以是当你口渴时想要喝的饮料，或造型美观的潜在性伴侣。

2.你有效地让自己只关注于搜索或扫描与环境相关的事物。在实验室中，这种有意过滤已经表明可以改变大脑中神经元的灵敏度。如果你想找到在展览会中走失的女儿，你的视觉系统会重新配置，去寻找与她的身高、头发颜色、体形相关的事物，而过滤掉其他。同时，你的听觉系统会重新调试，仅仅关注她的声音所在的波段。你可以把它叫作“沃尔多在哪儿”过滤网络。

在《沃尔多在哪儿》一书中，一位名叫沃尔多的男孩穿着红白相间的横条衫，总是出现在拥挤的画面中，画面里还有各种各样的人和五颜六色的物品。在这本书的儿童版本中，沃尔多是画面中唯一一个红色的物体，儿童的注意力过滤器能快速扫描这张图画并定格在红色的物体上——沃尔多。对年纪稍大的人群而言，沃尔多谜题会设计得更加困难——干扰变成了纯红色和纯白色T恤，或搭配不同颜色的条纹衬衫，或红白相间的竖条纹衬衫而不是横条纹衬衫。

《沃尔多在哪儿》利用了灵长类动物的视觉系统的微体系结构。枕叶里有一个区域称为视觉皮层，内含响应特定颜色的神经元群——一些可能对红色的物体发出电信号，另一些可能对绿色的物体发出电信号，等等。相比竖条纹，某些人可能对横条纹更敏感。在对横条纹敏感的神经元群内，有些人可能对宽条纹更敏感，另一些人可能对窄条纹更敏感。

如果你能够指挥这些神经元群，命令其中的一些站起来为你竞标，另一些坐下来放松，那么，你就能够——这也是我们在寻找沃尔多时要做的事情——找到丢失的围巾或钱包，也能观看篮球录像。我们将需要寻找的物品输入大脑，视觉皮层帮助我们在大脑中建构物品的模样。如果物品中含有红色，我们的红色敏感神经就会出现在构图中。然后，这些神经元会自动调节自己，压制其他神经元（你不感兴趣的其他颜色的神经元），以帮助我们寻找物体。《沃尔多在哪儿》训练儿童设定并锻炼自己的视觉注意力过滤器，在环境中定位细微的线索，就如我们的祖先训练他们的孩子在森林中追踪动物一样。他们会从容易发现、容易区分的动物开始训练，然后再训练去发现善于在环境中伪装自己的动物。这一系统也同样适用于听觉过滤——如果我们渴望在某种声音中找寻特定的音高或音色，我们的听觉神经元就会自动调节到对这些特征敏感的位置。

我们像这样调节知觉神经元，大脑就会进行自上而下的处理，启动大脑中比知觉系统更高级、更先进的程序。

正是这种自上而下的系统才让专家们得以在他们所擅长的领域有所建树。它让四分卫得以看见开放的接球者，而不被其他队员干扰；它让声呐操作人员能够保持警觉，仅仅依靠“ping”（象声词）的声音就能够将敌方潜艇与货船或鲸鱼分开；它能够让指挥在60种乐器同时发声的情况下只听到一种乐器的声音；它能够让你将注意力集中在这本书上，尽管现在你的周围可能有许多干扰——风扇的声音、车辆的声音、门外鸟儿的叫声、遥远的对话，更不用说，你拿着这本书或看着屏幕时中央视觉焦点外的一切视觉干扰。

既然我们有如此高效的注意力过滤器，为什么不能更好地过滤这些干扰呢？为什么信息过载现在会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呢？

首先，我们从事着比以往更多的工作。我们曾经被告知，在计算机社会的未来，我们能够将重复琐碎的工作都转嫁给机器，从而去追求更崇高的目标，拥有更多的闲暇时间。现实却不是这样。我们不但没有更多的时间，所拥有的时间反而更少了。大大小小的公司都有做不完的工作需要转嫁给消费者。曾经它们所能提供的服务，如今都需要我们自己来完成。随着空中旅行的普及，我们需要自己完成预订与登记，而这些工作之前都是由航空公司或旅行社完成的。在杂货店，我们需要自己包装物品，在一些大型超市，我们甚至需要自己寻找所需要的物品。我们需要自己在加油站加油。电话操作员以前还会为我们查找电话号码，现在，一些公司甚至不再邮寄我们的电话账单——我们需要登录它们的官网，进入自己的账户，查找账单，完成电子支付。实际上，我们是完成了本应该属于电话公司的工作。总的来说，这被称为影子工作——它代表了一种平行的影子经济。许多本应该由公司提供的服务都转嫁给了消费者。我们每个人都在做着其他人的工作，却并未得到任何报酬。这些就是我们认为在21世纪本应拥有的闲暇时间被偷走的元凶。

在信息时代，我们不只从事了更多的工作，还需要应对多种变化，相比我们的父母和孩子们，我们将面临更多的变化。大多数美国人每两年就会更换一次手机，这也就意味着，他们需要学习新的软件、新的按键和新的菜单。我们每三年就会更换一次电脑操作系统，这就需要学习新的图表、新的程序，了解旧菜单的新位置。

但总的看来，正如丹尼斯·奥弗比所说的那样，“从新加坡的交通堵塞到火星上的气候”，我们只是接收了向我们袭来的信息。经济全球化意味着我们将面临比我们的祖父母们所需要面临的更多信息。我们听说全球一半的国家都曾经历过改革与经济困难。我们去了那些从未去过的地方，听到从未听过的语言。我们的大脑正饥渴地吸收着这一切，因为这就是大脑的用途；但与此同时，所有这些材料都跟生活中所需了解的事物在大脑中争夺着神经注意资源。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吸收新概念、学习新事物可以延长我们的寿命，延缓阿尔茨海默症——而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扩展我们的知识储备。所以，并不是我们需要接受更少的信息，而是我们需要有一个系统来组织它们。

信息一直是我们生活中的重要资源。它让我们的社会进步，提高了我们的医疗水平与决策水平，让我们快速成长，让经济快速发展，让我们更好地选择管理者。但这同时也是一种获取与处理的代价都很高的资源。由于信息正变得越来越容易获取——集中于互联网——准确性与权威性也都打了折扣。不同见解之间的辩论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很多时候，这些信息又被一些无视事实与真理的人四处传播。我们中的许多人都开始疑惑究竟应该信任谁，到底什么才是真实的，什么是被篡改过的，什么是经过调查的。我们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为一些小的决定进行细致调查。相反，我们依靠的是所信赖的权威——新闻、广播、电视、书籍，甚至有时是我们的表兄弟，或是拥有漂亮草坪的邻居，或是将我们送到机场的出租车司机，又或是我们曾经相似的经历。有些时候，这些权威值得我们信任，有时却并不是。

我的老师、斯坦福大学认知心理学家阿莫斯·特沃斯基，讲了一个“沃尔沃的故事”。一位同事想购买一辆新车，为此他做了大量调研。消费者报告显示：通过自主测试，沃尔沃是同类产品中外形最美观、最可靠的汽车品牌之一。客户满意度调查显示：沃尔沃车主购车几年后的满意度都远远高于其他品牌车主。这项调查基于数以万计的客户。参与调查的人数也就意味着任何极端——某辆特别好或者特别差的车辆——都会被其他报告所淹没。换言之，任何购车者在做出决定时都应仔细参考这样一项如此有统计与科学合理性的调查。它代表着大多数人的经验，是你自身经验最有可能的猜测（如果你没有其他选择，那么你的经验最有可能与大多数人都一样）。

在一次聚会上，阿莫斯又遇见了他的那位同事，并询问了他的购车情况。他的这位同事已经决定不购买沃尔沃，转而倾向于另一辆评价更低的汽车。阿莫斯问他，为什么当如此多的研究都倾向沃尔沃时，他反而改变了主意呢？是觉得价格不合理吗？是颜色不喜欢？样式不好看？不，都不是，他的同事回答道。他说他发现他的姐夫就曾购买过一辆沃尔沃汽车，可那辆汽车却总需返修。

从严谨的逻辑角度看，他的这位同事显然很不理性。他姐夫糟糕的沃尔沃购车体验仅仅是个别体验，足以被数以万计的良好购车体验淹没——这是一个不寻常的异常。但我们都是社会动物，我们经常会被第一人称的故事或别人的亲身经历所动摇。尽管从统计学的角度看，这是错误的，我们应该学会去克服它，大多数人却没能做到这一点。广告商深知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总能在电视上看到许多个人评价类的广告：“喝了这种酸奶后，我两个星期减掉了20磅（1磅约等于0.454千克）——它真的很美味”，或者“我经常头痛，我以为自己肯定好不了了。我会朝狗大叫，会呵斥我的亲人。自从我开始服用这种药之后，我又回归了正常生活”。相比那些枯燥、无聊的统计数据，我们的大脑更专注于生动的社会经验。

由于认知偏差，我们做了许多错误的推理。我们许多人都对以下这类错觉很熟悉（见图1–1）：

在罗杰·谢泼德版本著名的“蓬佐错觉”中，顶部的怪物似乎比底部要大，但直尺测量显示它们实际上是一样大的。在埃宾豪斯错觉中，左边下方的白色圆圈似乎比右侧白色圆圈大，但它们实际上也是一样大的。我们都说眼睛在捉弄我们，但事实上，并不是我们的眼睛在捉弄我们，而是我们的大脑。视觉系统采用启发或快捷的方式拼凑对世界的理解，但这种方式拼凑出来的东西有时却是错误的。

与视觉错觉类似，我们在做决定时也常常会产生认知错觉，我们的大脑会瞬间短路。在这个大数据已经成为当今准则的时代，我们更容易经常犯这种错误。我们可以学习去克服它，但在学会之前，这种错觉将深刻影响我们需要注意的东西以及需要处理的信息。

心理分类的史前史

认知心理学是关于人类（以及动物，有时甚至是计算机）怎样处理信息的科学研究。传统意义上，认知心理学家将研究的不同领域都做了划分：记忆、注意力、分类、语言习得与运用、决策，以及其他一两个主题。许多人都相信注意力与记忆力关系最密切，如果不首先注意到某个事物，你将无法记住它。但分类、注意与记忆之间的重要联系却很少被人提及。

分类可以帮助我们组织大脑以外的物理世界，也可以帮助我们组织大脑内部的心理世界，这样，我们才能够注意事物并且记住它。

究竟什么是基础分类？首先想一下，如果无法将事物分类，我们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如果我们盯着一盘黑豆，每颗黑豆都与其他黑豆没有联系，也不能够互换，除了都是用来吃的之外，我们肯定不会认为所有的黑豆都是一样的。准备除草时，你会发现草的不同叶片很难区别开，但没有两个叶片是一样的。在上面两个例子中，不同黑豆之间有知觉相似性，不同草叶之间也有知觉相似性。你的知觉系统将根据不同的外观进行分类。但我们常常根据认知相似性进行分类，而不是知觉相似性。如果厨房里的电话响了，你需要记录某些信息，那么你需要走到“杂物抽屉”旁边，找到看起来最能用来写字的东西。尽管你知道钢笔、铅笔、蜡笔是不同的，属于不同的种类，但那个时候它们确实功能相同，都属于“可用于写字”那一类。也许只找到了口红，你决定用口红来书写。所以这并不是你的知觉系统在进行分类，而是你的认知系统。“杂物抽屉”揭示了关于分类类别的信息，当我们遇到一些自己觉得放哪儿都不合适的物品时，“杂物抽屉”将会成为一个重要而有用的逃避阀门。

早期的人类并没有太多的个人物品——一块可以穿着的动物皮，一个装水的罐子，一个装水果的袋子。实际上，整个自然世界就是他们的家。记住自然世界的物种以及变种是必需的，而且是一项困难的任务。我们的祖先是怎样弄清自然界的呢？什么样的区别对他们而言才是至关重要的呢？

顾名思义，史前时间的活动没有留下任何历史记录，为此，我们不得不依靠间接证据来回答这些问题。其中一个来源是今天那些无文字、远离工业文明的狩猎采集者们。尽管不能确定，但我们猜测，他们的生活与我们的狩猎采集时代的祖先一样。研究人员观察他们如何生活，并采访他们，让他们通过家族史与口述传说找出祖先究竟是怎样生活的证据。语言是证据的相关来源，“词汇假说”认为人类需要探讨的重要事情已经最终编码成为语言。

语言帮助我们完成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帮助我们进行区分。当我们将一些食物称为可食用食物时，毫无疑问已经自动将它们与那些不可食用的事物区分开来。当我们将某个事物称为水果时，我们自然将它与蔬菜、肉类、牛奶等区分开。甚至小孩都能直观了解单词的局限性。当一个小孩说需要一杯水时，他会抱怨“我不需要厕所的水，我需要厨房的水”。这个小大人已经运用自己的分类系统，对这个物理世界进行了细致区分。

早期人类按照一定的基本差异，对大脑与思维进行分类。直至今天我们仍在区分这样的差异，并仍然觉得这些差异有用。最早产生的差异是现在与非现在之间的区别：此时此刻正在发生的事情与过去发生过但现在仍存在于记忆中的事情。其他物种却并没有对过去、现在与未来进行区分。其他物种不会对过去的事情感到忏悔，也不会对未来做出规划。当然，许多其他物种也会根据时间筑巢、南飞、冬眠、交配——但这些都是预先设定好的，是出自本能的行为，不是有意识的决定、思考、计划的结果。

同时拥有对现在与过去的理解属于物体存继性的一种：有些事物也许现在不在我们的视野内，但并不意味着就不存在。四至九个月大的婴儿也拥有物体存继性，这证明物体存继性是天生的。我们的大脑可以呈现出某些物体，因为它们现在就在我们面前，我们的感觉器官收到了这种信息。例如，当我们看见一头鹿，我们通过眼睛（天生的认知模块）知道这头鹿正在我们的面前。但当这只鹿走远之后，我们仍然能够记得它的模样，并在大脑中进行重现，我们甚至可以将它画下来、雕刻出来，永久地记录下来。

洞穴壁画告诉我们，至少5万年前，人类就已经具备区分正在这儿与过去在这儿的能力。这是地球上物种拥有这种能力的最早证据。也就是说，那些早期居住在洞穴里的“毕加索”，实际上已经通过绘画这一行为对时间、地点与物体进行了区分，这是一种高级的认知活动，我们现在将其称为心理表征。它们所展示的是一种时间关联感：这里曾经有一只鹿（当然并不在洞穴的墙壁上）。这只鹿现在并不在这里，但它曾经在这儿。现在与过去是有区别的：这儿（洞穴墙壁）仅仅代表了那儿（洞穴前的草地）。人类在史前时期向组织我们的大脑所迈出的一步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一步。

当进行这些区分时，我们毫无疑问地在形成分类，这一点经常被忽视。分类的形成在动物世界根深蒂固。需要筑巢的鸟对那些能够用于筑造好的鸟巢的材料有很清晰的分类：包括树枝、棉花、树叶、布、泥浆，而不是钉子、丝线、瓜皮或玻璃碎片等。花最少的精力去解码更多的信息，人类分类能力的形成正是受这种认知准则的驱使。分类系统简化了概念，也充分利用了沟通这些系统的重要性。

分类也渗透进了我们的社会生活。现在，我们的星球上有6000种语言，每一种文化都通过语言将人与人联系起来，形成了“家庭”。亲属称谓让我们将可能存在的庞大的关系组合减少到易于管理的更小的、更有用的分类。亲属结构让我们得以用最少的认知努力去解码更多的相关信息。

所有语言都编制了一组相同的核心（生物）关系：母亲、父亲、女儿、儿子、姐妹、兄弟、祖母、祖父、孙女、孙子。但每种语言之间又各不相同。在英语中，父母亲的兄弟都称为叔叔（uncle），父母亲的姐妹的丈夫也称为叔叔（uncle）。但对许多其他语言而言，这都是不成立的。“叔叔”这一关系只能用于父亲这一边的婚姻关系（父系社会）或母亲这一边的婚姻关系（母系社会），甚至可以扩展到两辈或更多辈。所有语言另一共通之处在于：它们都对文化中关系较远的亲戚有一个大的类别——比如英文中“堂兄”这个单词。尽管理论上存在着数十亿种可能的亲属关系，但研究表明世界上不同地区形成的不同系统都已经将一切简化，以方便我们沟通。

亲属分类告诉我们，从生物角度能够做的事情，可以提高健康孩子的出生概率，例如我们能够嫁给（娶）谁。亲属分类也是群体文化的窗口，是他们对待责任的态度窗口；他们揭示了互相关爱的协定，他们遵循着已婚年轻夫妇应该住哪儿的准则。例如，以下是人类学家为此给出的表单：

•从夫居：夫妻可以与新郎的亲属住在一起或邻近居住

•从妇居：夫妻可以与新娘的亲属住在一起或邻近居住

•两可居：既可以选择从妇居，也可以选择从夫居的居处模式

•新居制：夫妻搬到新的地方在新家居住

•原居制：夫妻保持各自原有的亲属关系，但并不一起居住

•从舅居：夫妻与丈夫的舅舅（或者其他叔父，不同文化会有不同称谓）住在一起

北美地区目前最主要的两种模式为新居制和两可居。新婚夫妻通常都会拥有自己的住所，他们可以选择任何想居住的地方，甚至与他们的父母相距几千英里（1英里约等于1.609千米）。但仍有很多人选择邻近夫妻双方中一方的家庭居住。选择两可居的夫妻可以获得更多的精神（以及经济）支持和儿童教养帮助。稳定的朋友与亲戚圈也可以帮助他们开始新的生活。一项研究显示，与其中一方或双方父母紧邻居住的夫妻（尤其是低收入夫妻）在婚姻与儿童教养上都做得更好。

父母、子女以外的亲属关系实际上都是很随意的，完全是人类的发明。但这种亲属关系在很多动物物种中都存在，我们可以用基因术语将这些关系定性，以揭示其重要性。从严格的进化论角度来说，你的任务是尽可能多地繁殖你的基因。你拥有父母以及其他后裔50%的基因，同样将自己50%的基因分享给了你的兄弟姐妹（除非你是双胞胎）。如果你的姐妹有小孩，他们将拥有你25%的基因。如果你没有小孩，那么繁殖你基因的最佳方式是好好照顾你姐妹的孩子——你的外甥、外甥女。

你的直系堂兄妹或表兄妹——你叔叔或姑姑的后代——分享了你12.5%的基因。如果没有侄儿侄女，你对堂兄妹或表兄妹的任何照顾实际上都是为了传承你的基因。理查德·道金斯等人都曾给出有力的证据，来反驳宗教原教旨主义者和社会保守派的观点，这一观点认为同性恋是“可憎的”，是违背自然规律的。任何帮助照顾家族成员小孩的同性恋者，都有能力投入大量时间与金钱繁殖家族基因。从历史角度来说，这一点毋庸置疑。图1–2中的自然结果为第一代拥有子女的堂兄妹或表兄妹增加了他们传播的基因的数量。实际上，许多文化都赞同第一批堂兄妹或表兄妹结成婚姻，以促进家族的团结，延续家族财富，保证内部相同的文化和宗教信仰。

对侄儿、侄女的抚养并不仅仅局限于人类。鼹鼠会照顾侄儿、侄女，但它们不会照顾不相关的年轻侄儿、侄女；日本鹌鹑也明显倾向于与第一代堂表兄妹联姻——这是一种提高其基因遗传数量的方法（第一代堂表兄妹将会拥有56.25%的基因，而他们却分别只拥有50%的基因——也就是说，第一代堂表兄妹组合的家庭将比毫无关联的两个鹌鹑组成的家庭多25%的基因）。

亲属分类帮助不同文化之间实现组织、解码与沟通。这种分类在动物行为中也存在，所以这种分类是一种预设认知。人类所要做的就是将这些区别转化成语言，这样就可以实现清晰的信息沟通。

早期人类是如何将植物与动物进行分类区别的呢？这些数据都基于词汇假说：语言是区别文化最重要的手段。由于认知与分类的复杂程度越来越高，语言称呼也变得越来越复杂，词汇开始服务于解码这些重要的区别。社会生物学家、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已经揭示出不同文化、不同时间人类对动物与植物的命名模式。区分人类与非人类是早期人类做出的第一个分类——这是有意义的一大进步。通过对上千种不同语言的研究，我们发现一种语言如果仅仅只有两个名词（命名词）描述有生命物体的话，那它一定是用来区别人类与非人类的。随着语言与文化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词汇形成，接下来最重要的区别词便是飞翔、游泳、爬行——几乎就是鸟、鱼、蛇的对应词。大体上，人类会一次性发明2~3个类似的词汇。这样一来，一种语言不太可能只有3个词汇用于描述有生命的概念，如果一种语言有4个词汇用于描述活的概念，那么它们一定是人类与非人类，以及鸟、鱼、蛇中的2个。究竟是这些概念中的哪两个得到发展？正如你所想的那样，这取决于当时人类所处的环境，取决于人类最可能遇到的动物的种类。如果一种语言已经有4个关于动物的名词，那么它将会把剩下的那个给加上。如果一种语言已经有5个关于动物的名词，那么它要么会加上“哺乳动物”，要么会加上关于小型爬行动物的词汇，构成英语中类似于“蠕虫”“臭虫”的分类。由于许多无文字的语言都将蠕虫与臭虫归为单独的一类，人种心理学生物学家为这一类别取名为：wugs。

大多数语言对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爬行动物都有一个很随意的名字。英语中“虫子”（bug）一词就包含了蚂蚁、甲虫、苍蝇、蜘蛛、蚜虫、毛虫、蝗虫、蜱，以及一系列与生物学和分类学完全不同的生物。事实上，我们现在仍在这样做，仍在用我们的高级科学知识强调功能分类的实用性与天赋性。“虫子”的分类促进了认知经济的发展，对于某些生物，除了将它们从我们的食谱中驱逐、从我们的皮肤上赶走以外，我们不用思考得太多、太仔细，就可以将其直接归为“虫子”一类。并不是因为这些生物的生理特征，而是它们在我们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或者说我们只是为了将它们从我们的身体上赶走，让我们将其归为一类。

那些没有文字的原始部落社会都在分类命名上拥有与现代科学相矛盾的相似性。在许多语言里，“鸟”这个词也包括了蝙蝠；“鱼”可以包括鲸鱼、海豚和龟；“蛇”有时包括蠕虫、蜥蜴和鳗鱼。

一旦有了这7个最基本的词汇，人类社会就开始以一种不那么系统的方式在他们的语言中加入其他词汇。在这一过程中，一些社会给予某些带有社会、宗教或实际意义的物种一些奇特的称谓。除了鸟类这一统称外，一种语言可能会用一种单独的称谓来称呼老鹰，而不会用这种称谓来称呼其他鸟类。又或者，他们可能会将熊从哺乳动物中区分出来，用一种单独的称谓来称呼熊。

语言词汇出现的一般原则也适用于植物。在那些相对不成熟的语言中，并没有关于植物的词汇。缺少相关词汇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发现这些差异，也不意味着他们不知道菠菜与臭鼬杂草之间的区别。他们只是没有找到一个可以囊括这些植物的词汇。英语语言中也存在这样的现象。例如，英语中缺少代表可食用蘑菇的单独的词汇。需要住3天院时，我们需要通知一大批人，也缺少这样的词汇来代表我们需要通知的所有人。这可能包括你的亲人、朋友、老板、快递员，或者在此期间与你有约的其他人。缺乏这一词汇并不意味着你不了解这一概念。这也许是因为构造这个词汇的需求并不是那么迫切。

如果一种语言只有一个关于非动物生物的词汇，它并不是英语中包罗万象的“植物”这个词。更确切地说，它是一个描绘高大、木本生物的词汇——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树木”一词。如果这种语言要引进第二个词汇，那它要么是一个包罗草（grass）与草本植物（herb）的词汇，研究者称其为“grerb”；要么是一个指向草或类似草的东西的词汇。如果一种语言已经有了grerb一词，但它现在发展到需要为植物增加第三个词汇，那么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增加的词汇一定是灌木（bush）、青草（grass）、藤本植物（vine）（不一定是这个顺序，顺序取决于他们当时所处的环境）。如果一种语言已经有了草（grass）一词，但它现在发展到需要为植物增加第三个词汇，那么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增加的词汇一定是灌木（bush）、草本植物（herb）、藤本植物（vine）。

“草”是一种有趣的类别，因为草类中的大多数品种在英语中都没有名字。我们可以叫出几十种蔬菜与树木的名字，大多数人却仅仅用“草”这一个词来涵盖9000多种不同的草类植物。这与昆虫一词的命名方式类似——昆虫类别下的大多数品种在英语中都没有名字。

危险等级是语言中的另一个概念。其中最有名的发现是由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人类学家布伦特·伯林和保罗·凯所发现的用颜色来命名的危险等级。工业革命之前，世界上的大多数语言都只有两个关于颜色的词汇，大致可以分为浅色与深色。我以黑、白两色来区分，但事实上，这并不意味着这些语言的使用者就真的只命名了黑与白。相反，这只是意味着他们所看见的颜色一半归属浅色，一半归属深色。

最有趣的是，当一种语言发展到需要为颜色增加第三个术语时，第三个术语通常是红色。许多理论都证实红色之所以重要，原因在于它是血的颜色。当这种语言需要为颜色增加第四个术语时，它要么是黄色，要么是绿色；第五个术语要么是绿色，要么是黄色；第六个术语则为蓝色。

这些分类并不是只从人类学或文学的角度看有趣，它们对回答认知科学中最基本的问题也至关重要：信息究竟是怎样组织的。这种好奇是我们人类所特有的内在特质，因为知识对我们来说是如此重要。当人类的早期祖先离开树的庇护转而大胆走向热带草原、寻找新的食物来源时，就注定会遭遇更多像老鼠、蛇一样的天敌。那些对获取知识感兴趣的人——大脑喜欢接受新事物的人——将拥有生存的优势，这种对学习的热爱也终将通过自然选择编码进入他们的基因。正如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指出的那样，毫无疑问，没有文字、过着部落群居生活的人们“对一切事物的用途都感到好奇，这并不是出于他们的计划，也不是出于他们的胃……他们没有遵循大脑底部内在结构中的认知激情，而是将所有的植物进行分类。他们不会区分所有蛇，也不会对蝙蝠进行归类……在一个充满针叶树、蛇与食叶蝙蝠的环境中，人类必须对针叶树、蛇与食叶蝙蝠有全面的了解。严格意义上说，人们在这方面所掌握知识的多少将至关重要”。

另一位人类学家克劳德·莱维–斯特劳斯却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认为人的大脑对秩序拥有强烈的认知倾向，所以人类内在拥有对自然世界进行分类的需求。人类进行分类正是出于满足这种需求的需要。这种渴望将混乱变得有秩序的倾向，可以追溯到几百万年前的生物进化。正如我们在引言部分所提到的那样，一些鸟和啮齿目动物会在它们的巢穴周围设置边界。通常，这些边界由石头或叶子堆积而成，这些边界通常都很有秩序；如果这种秩序遭到破坏，它们就会知道有入侵者光顾。我养过好几条狗，它们会周期性地在房子周围转悠，收集它们的玩具，并将这些玩具放进篮子里。人类对秩序的渴望毫无疑问建构在这些古代进化系统之上。

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认知心理学家埃莉诺·罗施认为，人类分类并不是历史偶然、随意因素的产物，而是分类心理或内在规律的产物。莱维–斯特劳斯、罗施的观点与格尔茨关于认知激情与实践知识的两分观点相矛盾。我认为格尔茨所说的激情只是知识实际意义的一部分——它们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对生物世界知识的了解是具有实践意义的，但人脑的构造决定我们需要并渴望获取这些信息。事实上，我们对植物世界所做的许多分类都是没有必要的，这一事实让命名与分类内在激情的观点彻底瓦解。地球上大约有30000种可食用植物，其中11种约占人类可食用食物的93%：燕麦、玉米、水稻、小麦、土豆、丝兰（也称为木薯）、高粱、小米、豆类、大麦、黑麦。然而，我们的大脑已经进化到当我们需要学习新事物时，大脑会释放多巴胺；当我们将这些新事物进行分类时，大脑又会释放多巴胺。

追求完美分类

人类天生就喜欢知识，尤其是那些来自感觉器官的知识。我们天生就会将结构加于感观知识之上，用这种方式转变它，从不同角度审视它，尝试让其适应多个神经框架。这就是人类学习的本质。

我们天生就会将结构加于世界之上。不同文化群体都会一致地进行某种生物分类（植物与动物），这进一步证明了这种结构的天生性。所有的语言与文化——互不干扰地——想出了相似的命名原则，都对分类拥有强烈的内在倾向。例如，每种语言都对植物与动物名称有着两级分类。在英语中，我们有杉树（统称），也有道格拉斯冷杉（专称）；我们有苹果树，然后有青苹果、金冠、蛇果；我们有鲑鱼，然后有红鲑鱼；我们有啄木鸟，然后有橡树啄木鸟。如果观察周围的世界，我们会发现一类事物下面包含许多事物，它们之间的共同点远远多于差异，但我们仍能识别这些细微的差异。这也适用于人造器物，如椅子和安乐椅，刀和猎刀，鞋子和舞鞋。这里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几乎每种语言都有一些术语从语言上概括了它的结构，但实际上这些物体并不拥有这些结构。例如，英语中，蠹虫（silverfish）是昆虫，而不是一种鱼；草原犬（prairie dog）是一种啮齿动物，不是狗；毒蕈（toad-stool）既不是一只癞蛤蟆（toad），也不是一只可能坐在凳子（stool）上的癞蛤蟆。

对知识的渴望是我们成功或失败的根源。它可以干扰我们，也可以让我们终生保持对学习与理解的渴望。有些学习可以改善我们的生活，有些却只会干扰我们——小报故事大概就属于后一类（除非你的职业是小报作家）。成功人士都擅长排除干扰信息，对有用的信息进行归类。他们是怎样做到的呢？

当然，他们中有一些人雇有一些助手，帮助他们集中精力，让他们更加成功。智能手机与数字文件对我们组织信息都很有用，但有益的信息——利用我们的大脑组织形式——仍需要细密的分类。

有效分类是高成就人士每天都会做的事情，急诊室护士将其称为治疗类选法。治疗类选法起源于法国词汇“trier”，意思是“排序，筛选或分类”。你或许已经在这样对事情分类了，只是没有意识到它属于有效分类。有效分类意味着将那些需要立即处理的事情从不急需处理的事情中分离出来。这种有意识的分类在我们的生活中以多种形式存在，并且没有一种正确的方式。我们需要分类的种类不同，每天需要分类的次数也不同——也许你不需要每天都进行分类。但不管怎样，我们都需要高效的分类。

我曾经为成功的商人埃德蒙·W.利特菲尔德当过几年的秘书。他是犹他建筑公司（后来的犹他国际）的首席执行官。犹他建筑公司曾负责胡佛水坝的修建，它在世界各地都完成了许多工程，包括密西西比河西部过半的铁路隧道和桥梁。当我是他的秘书时，他还担任通用电气、克莱斯勒、富国银行、德尔蒙特以及惠普公司的董事。他拥有极其非凡的智力与商业头脑，最重要的是，他还是一个谦和及虚心的人。他是一个慷慨的导师。我们的政治意见并不总是一致，但他尊重反对意见，并试图保持基于事实而非猜测来探讨问题。他教会我的第一件事就是将他的邮件分成4类：

1.需要立即处理的事情。这包括他的办公室或商业伙伴寄来的信件、票据、法律文件等。随后，他又将这些事情分成了需要今天处理的与可以最近几天处理的两类。

2.重要但不需要立即处理的事情。我们将这些称为“搁置事件”。这些可能包括需要审查的投资报告，他想阅读的书籍，汽车保养定期提醒，未来很多天后即将举办的聚会的邀请函，等等。

3.不重要、不需要立即处理，但仍需要保留的东西。这些大多数为产品目录、节日卡片、杂志。

4.需要丢弃的东西。

埃德蒙会定期浏览这些分类，并重新分类。其他人可能有精细的系统，也有粗糙的系统。成功人士只有两个分类系统：需要保留的东西；需要丢弃的东西。其他成功人士将分类从书信扩展到他们桌面的每件东西，包括电子文件（例如电子邮件、PDF文档）与纸质文件。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正在从事的工作，对利特菲尔德的分类进行再分类，例如爱好类、家电类等。

这些分类的对象可能是桌上的一大堆文件，也可能是文件柜或电脑中的一大堆文件。有效分类是确保自己不被干扰的有效手段。它可以创造高效率，包括实际效率和智力效率。一旦确定了优先等级再开始工作，你会知道正在从事的是目前最重要的事情，效率将会很高。其他事情都可以再等等——你可以集中精力，而不需要担心会遗忘什么事情。

有效分类之所以这么高效，有着深层次的简单原因。将大脑组织负担转移到外部世界，这是有组织的大脑最基本的原则，能够防止我们遗忘事情、丢失物品。如果我们能够将某些程序从大脑中移除，将其装进物理世界中，那么将能避免很多错误。这并不是由于大脑存在着某些局限——相反，这是由于大脑记忆存储的自然特征：记忆处理很容易被其他类似事件干扰、混淆。有效分类是利用外部物理世界组织我们头脑的方式之一。你需要的信息是物理存在的一堆，而不是你大脑中的那一堆。成功人士想出了多种方式来处理这一切，他们在家里、汽车上、办公室都粘贴有备忘录，将大脑记忆的压力都转移至外部环境。广义上来说，这些都与以认知心理学家詹姆斯·杰尔姆·吉布森的名字命名的“吉布森可供性”有关。

吉布森可供性告诉我们，物体的设计特征可以告诉我们怎样使用物体。另一位认知心理学家——唐纳德·亚瑟·诺曼举了一个很有名的关于门的例子。当靠近一扇门时，你怎样知道它是向内开还是向外开，需要拉它还是推它？由于经常使用它，你尝试记住它，但我们大多数人都记不住。实验中，当被问及“你的卧室门是向内开还是向外开”，大多数人都不记得，但门的特定特征都向我们解码了这一信息。这些特征告诉我们怎样使用它，所以我们不需要记住，不需要让大脑塞满那些本可以更持久高效地存储在外部世界的信息。

一旦靠近家里的门把手，你会知道，如果你尝试拉它，门把手是否会阻碍你。你也许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大脑在记忆，会自动引导你的行为——这将比你记住每扇门的样式更加高效。公司、办公大楼和其他公用建筑由于使用的人数很多，在这一点上更明显：需要推开的门一般一侧是平面，没有把手，或者门上没有门推手；需要拉开的门一般都有把手。即使有另外的指导，有时由于对门不熟悉，或者正着急参加面试或赶赴约会，你也可能得在门口停一会，因为你不知道是需要推门还是拉门。但大多数时候，大脑能够识别门会怎样运转，因为门有可供性，引导你应该推还是拉。

同样，你桌上电话的设计也告诉了你，应该拿起电话的哪一部分。听筒仅有的尺寸和形状，告诉你应该拿起它，而不是拿起电话其他的部分。剪刀一般都有两个指孔，其中一个比另一个大，所以你知道你的手指应该放在哪里（通常这也是左撇子的烦恼）。茶壶的把手会告诉你如何把它端起来。关于可供性的例子不胜枚举。

这也是挂钩存在的价值。保管你容易丢失的东西，例如车钥匙、眼镜，甚至是钱包，这些都涉及创建可供性，以减少有意识的大脑的负担。在这个信息过载的时代，我们必须掌控环境，必须有效利用大脑运转原理。有组织的大脑能够创建可供性，也能够进行分类，让我们得以在这个充斥着车钥匙、电话以及无数杂事的世界省去很多无谓的寻找，让我们在充满奇思妙想的21世纪找到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