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童年(6)

由于母亲往往丧失她的威望，反抗就变得格外强烈。她显得像在等待、忍受、抱怨、哭闹、大发雷霆，在日常现实中，这个不令人喜欢的角色不会导致任何特殊荣誉；作为受害者，她受到蔑视，作为泼妇，她令人厌恶；她的命运显得像乏味的重复的典范，通过她，生活不断地重复，却到不了任何地方；她被确定在家庭主妇的角色中，中止了生存的扩展，她是障碍和否定。她的女儿希望不要像她。她崇拜那些摆脱了女性身份奴役的女人：女演员、女作家、女教授；她满怀激情地投身于运动、学习，她爬树，撕破衣服，想同男孩子一试高下。她往往给自己选择一个知心女友，和她倾心交谈；这是一种排他性的友谊，像爱情一样，通常包含着对性秘密的分享，小女孩交换她们成功搞到的信息并加以评论。时常形成三角关系，其中一个小姑娘爱上了她女友的兄弟；《战争与和平》中的索尼娅就是这样，成为娜塔莎的知心朋友，爱上了娜塔莎的哥哥尼古拉。无论如何，这种友谊笼罩着神秘，在这个时期，孩子一般喜欢有秘密；她把最微不足道的事当成一个秘密，她就是这样对别人用来对付她的好奇心的故弄玄虚做出反应；这也是一种使自己显得重要的方式；她想方设法要获得这种重要性；她力图介入大人的生活。她编造一些关于大人的故事，对此半信半疑，并在故事中扮演重要角色。她同女友们假装对男孩子以蔑视对蔑视；她们结成离群的一伙，嘲笑和讥讽他们。但是，实际上，一旦他们平等地对待她，她受到奉承，便想得到他们的赞同。她希望属于特权等级。在原始部落中，使女人接受男人至高地位的活动，以拒绝她的命运的形式，同样表现在每个新的被接纳者身上，她身上的超越性否定内在性的荒诞。她因受到礼仪规则的侮辱、衣服的妨碍、家务的奴役，并因所有冲动受到阻遏而愤慨不已；在这一点上，人们做过大量调查，这些调查差不多都获得同样结果[46]：所有的男孩—例如古代的柏拉图的说法—都表示他们害怕成为女孩，几乎所有女孩都对自己不是男孩感到遗憾。根据哈夫洛克·蔼理士提供的统计，只有百分之一的男孩愿意成为女孩，百分之七十五的女孩宁愿改变性别。根据卡尔·皮帕尔的一项调查（由博杜安在他的著作《儿童的心灵》中提供），在十二至十五岁的二十个男孩中，有十八个说，他们宁愿成为世上的一切东西，也不愿意做女孩；在二十二个女孩中有十个愿意做男孩；她们提出如下的理由：“男孩更好，他们用不着像女人那样受苦……我的母亲会更爱我……男孩从事更有趣的工作……男孩的学习能力更强……我会以吓唬女孩来取乐……我再也不用怕男孩……他们更自由……男孩的游戏更加有趣……他们不受衣服的束缚……”这最后一点看法反复出现，女孩几乎都抱怨受到她们的连衣裙的束缚，没有活动的自由，不得不时刻注意她们的裙子或者容易弄脏的淡色衣衫。大部分小姑娘将近十岁或十二岁时的确是“假小子”，就是说缺乏成为男孩条件的孩子。她们不仅像忍受匮乏和不公正一样忍受这种痛苦，而且，人们强迫她们接受的那一套行为举止是不正常的。在她们身上，旺盛的生命力受到阻挡，她们没有使用的活力转为烦躁；她们过于文静的工作消耗不尽过于旺盛的精力；她们百无聊赖，出于无聊，要补偿她们忍受的低下地位，她们耽于愁苦的和浪漫的梦想；她们品味这种轻易能实现的逃遁，失去现实感；她们怀着无序的兴奋，沉浸在激动中；她们缺乏行动，却爱说话，有意将没头没尾的话羼杂严肃的词句；她们被丢在一边，“不被理解”，在自恋的感受中寻找安慰，她们把自己看做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孤芳自赏，发出抱怨；自然而然，她们变得爱卖俏和装腔作势，这些缺点在青春期有增无减。她们的不适，表现为不耐烦、发脾气、爱哭泣；她们有流泪的爱好—很多女人以后仍保留这种爱好—大半是因为她们喜欢扮演受害者，这既是对严酷命运的抗议，又是一种惹人怜爱的方式。杜庞卢主教[47]写道：“小姑娘非常喜欢哭泣，我知道有几个对着镜子哭，以便双倍地享受这种状态。”她们的大部分戏剧性事件牵涉到家庭关系，她们力图粉碎与母亲的联系：她们时而与母亲是敌对的，时而迫切需要母亲的保护；她们想夺取父亲的爱；她们爱嫉妒、敏感易怒、十分苛求。她们往往编造故事，假设自己是过继的孩子，她们的父母不是真正的双亲；她们让父母过着一种秘密生活；她们想象出彼此的关系；她们乐于设想父亲不被理解、生活不幸，他的妻子不是理想的伴侣，他的女儿倒会是他理想的伴侣；或者相反，母亲感到他粗俗和粗暴是对的，她害怕同他发生一切肉体接触。幻觉、装模作样、幼稚的悲剧性事件、虚假的热情、古怪的行为，必须在孩子的处境中，而不是在女性神秘的心灵中寻找这一切的理由。

对于感受到自己是主体、独立、超越性，并且是绝对的个体来说，发现自身低一等是固有本质，这是一种古怪的体验，对于自为确立为主体的人来说，发现自己显示出他性是一种古怪的体验。当小女孩初次接触世界，领悟到自己是一个女人时，她感受到的正是这样。她所属的范畴处处是封闭的，有限制的，受到男性世界的控制：不管她升得多高，冒险到多远，她的头顶上总是有天花板，四周总有挡路的墙壁。男人的神祇在如此遥远的天上，以致对他来说其实没有神祇。小女孩生活在人面的神祇中间。

这种处境不是独一无二的。美国黑人部分融合到把他们当做低等阶层的文明中，他们经历的也是这种处境；使比格·托玛斯[48]在生活初期感到切肤之痛的正是这种确定不疑的劣等性、这种刻写在肤色上被诅咒的他性，他望着飞机飞过，明白了由于他是黑人而不许上天。小女孩明白了由于是女人，不许她航海、到极地探险、进行千百种冒险、享受千百种快乐，因为她生来属于邪恶的一边。重大的差别是，黑人在抗拒中忍受他们的命运，任何特权都不能弥补他们命运的严酷，而女人被敦促合作。我已经提到过[49]，在期望成为至高无上自由的主体的本真要求旁边，有着生存者对放弃和逃遁的非本真愿望；父母和教育者、书籍和传说、女人和男人，使被动的快乐在小姑娘面前闪闪发光；在她的整个童年时代，人们已经教会她品尝这些快乐；诱惑越来越狡诈；由于她的超越性的冲动遇到最为严峻的抗拒，她就越是可悲地做出让步。但是，她在接受被动性时，也同意毫无抗拒地忍受外部强加的命运，这种厄运使她恐惧。无论小男孩是有雄心的、冒失的还是胆怯的，他奔向的是开放的未来；无论他是水手还是工程师，无论他留在田地里还是到城里去，他都会看到世界，会变得富有；他面对意外机会，等待着他的未来，感到自己是自由的。女孩会成为妻子、母亲、祖母；她会像她的母亲那样持家，她会像自己受到照顾那样照料她的孩子们，她十二岁，而她的历史已经刻写在天上；她从未创造自己的历史，却日渐一日地发现历史早已成形；这种生活的每一阶段事先都能预料到，而每天都不可抗拒地让她朝前走；当她想到这种生活时，她是好奇而又恐惧的。

因此，女孩比她的兄弟们远远更加关注性的神秘；当然，她的兄弟们也非常关心；可是，在未来，他们做丈夫和父亲的角色并不是他们最操心的；女孩在婚姻中和做母亲时整个命运都将被质疑；她一旦开始预感到其中的秘密，就觉得自己的身体受到可憎的威胁。母性的魔力消失了，不管她了解情况是早是晚，是否一致，她知道孩子不会偶然出现在母亲的肚子里，不会是一根魔杖让孩子从肚子里出来，她焦虑地寻思。一个寄生体要在她体内长大，她往往不觉得美妙，而是可怕；想到这怪异的肿胀，使她恐惧。婴儿怎么会出来的？即便别人从来没有对她谈起分娩时的喊叫和痛苦，她也听到过片言只语，她看过《圣经》中这句话：“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她预感到她甚至想象不出的折磨；她设想在肚脐部分要动古怪的手术；如果她设想胎儿是从肛门推出来的，她便会为此不安，可以看到有些女孩以为了解生育过程后，会有神经性便秘。给以正确的解释无济于事，肿胀、撕裂和出血的意象会纠缠着她。女孩越是有想象力，对这些景象就越是敏感，没有一个女孩看到这些景象不发抖。柯莱特叙述在她看过左拉描写分娩的章节[50]后，她的母亲发现她晕倒了。

作者描写分娩，展现粗俗而露骨的大量细节，具有解剖学的细致，挥洒自如的色彩、姿态、喊声，从这喊声里，我再也认不出自己田间少女的自控能力。我感到自己的轻信，惊恐不安，认为自己小姑娘的命运受到威胁……在我看来，其他字句描写撕裂的肉体、粪便、污血……我软绵绵地躺在草地上，仿佛一只刚刚被偷猎者活杀后捎回厨房的小野兔。

尽管大人给她安慰，她仍然惴惴不安；她已长大，学会不再相信成年人的话；她正是常常在生殖的奥秘上发现他们的谎言；她也知道，他们把最恐怖的事看做是正常的；如果她感到剧烈的肉体打击：切除扁桃腺、拔牙、割开瘭疽，她会把铭记在心的焦虑投射到分娩上。

怀孕和分娩的肉体性质，马上令人联想到夫妻之间发生“某种肉体的事”。在诸如“同血儿、纯血儿、混血儿”这类说法中经常遇到的“血”字，有时指引着孩子的想象；她会设想，结婚伴随着某种庄严的输血。但往往“肉体的事”仿佛与大小便器官有关；孩子特别会设想，男人把尿撒进了女人体内。性交被想象为肮脏的。这正是使孩子烦乱不安的，对孩子来说，“肮脏的”事受到最严格的禁忌，那么成年人怎样将这种事融合到他们的生活中呢？孩子先是因其荒谬性无法理解发现的丑事，她感到听到的、读到的和写下的东西毫无意义，她觉得一切都不真实。在卡森·麦卡勒斯迷人的书《婚礼的成员》中，年轻的女主人公发现一对邻居赤身裸体躺在床上，故事的反常并没有让她重视。

这是一个夏天的星期日，马洛夫妇的房门敞开着。她仅仅看到房间的一部分、五斗橱的一部分，仅仅看到床脚，马洛太太的胸衣扔在下面。在安静的房间里，有一种她不明白的响声，当她走到门口时，她被一幅景象惊呆了，她瞥了一眼，这景象便使她叫喊着跑到厨房：马洛先生发病了！贝丽尼丝冲向大厅，但是，当她往房间里张望了一下时，仅仅咬紧了嘴唇，砰的一声关上房门……弗兰淇想问贝丽尼丝发现了什么。但贝丽尼丝只是说，他们同平常人一样，还添上说，既然家里有别人，他们至少该懂得把房门关上。弗兰淇知道，她就是这个人，可是她并不明白怎么回事。这是什么类型的发病？她问道。但贝丽尼丝仅仅回答：“小家伙，只不过是普通的发病。”而弗兰淇从她的语调中明白，人家并没有告诉她全部事实。随后，她只记得马洛夫妇是普通人……

当大人让孩子们提防陌生人，对他们解释性行为时，只说这些是病人、有怪癖的人、疯子；这是一种合适的解释；在电影院受到邻座抚摸的女孩，一个路人面对她解开裤纽的女孩，会认为在跟疯子打交道；当然，遇到疯子是令人不快的事，癫痫的发作、歇斯底里的发作、激烈的争吵，打乱了成人世界的秩序，看到这个场面的孩子感到自己处在危险中；但同一个和谐社会中存在流浪汉、乞丐、伤口可怕的残废一样，毕竟也会存在一些不正常的人，而社会根基不会动摇。孩子正是在怀疑父母、朋友们、老师们暗中搞黑弥撒的时候，真正感到恐惧。

当别人第一次对我谈起男女性关系时，我宣称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的父母也应该有这种关系，而我过于尊敬他们，不相信有这种事。我说，这太令人恶心了，我绝对不会做的。不幸的是，不久，听到我的父母在做这种事，我不得不醒悟了……这一时刻是可怕的；我把脸藏在毯子下，捂住耳朵，我但愿待在千里之外。[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