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少女(6)

然而，她不限于消极地反对强加给她的处境，她也力求弥补不足。未来使她害怕，现在不能满足她；她迟疑不决是否要成为女人；她对还只是个孩子感到恼火；她已经离开过去；她没有介入新生活。她在关注，却什么事也没有做，因为她什么事也没有做，她就什么也没有，她什么也不是。她正是通过做戏和欺骗，竭力填满这空缺。人们时常责备她狡猾、爱说谎，编“故事”。事实是，她注定要保密，要说谎。十六岁时，一个女人已经经历过艰难的考验：青春期、月经、性欲的觉醒、最初的骚动、第一次兴奋、恐惧、厌恶、可疑的体验，她在心里藏着所有这些东西，她学会了小心保守她的秘密。仅仅要藏起卫生带、隐瞒月经的事实就已经把她引导到说谎。在短篇小说《老人》中，凯·安·波特[28]叙述，生活在一九〇〇年左右的美国南方年轻女人，每逢参加舞会，为了阻止月经到来，吞食盐和柠檬的混合物，以致得病，她们担心年轻男人根据她们的眼睛起黑圈、接触她们的手、也许有股气味，了解她们的身体状况，这样想使她们恐慌。当感到两腿之间有带血的布时，说得更普遍一点，当了解肉体与生俱来的不幸时，很难扮演偶像、仙女、远方的公主。羞耻是对被人把握为肉体时自发的拒绝，接近虚伪。尤其是，人们指责少女说谎，是因为她必须装作是客体，而且是一个有魅力的客体，然而她感到自己是不确定的、支离破碎的存在，又了解自己的缺陷。化妆品、假发、束腰的紧身带、“起衬托作用的”乳罩，都是假象；面孔本身戴上了假面具，巧妙地使之产生自然的表情，模仿美妙的被动性；没有什么比在实施女性职责中突然发现一副熟悉的面孔更令人惊异的了；它的超越性否定自身，却模仿内在性；目光不再感知，而是在映照；身体不再活动着，而是等待；所有的举止和微笑都成了召唤；少女解除了武装，任人摆布，只是一朵被奉献的鲜花，待摘下的果子。正是男人鼓励她成为这些诱惑，同时要求被诱惑，然后，他生气和指责。但他对朴实的女孩只有冷漠，甚至敌意。他只受到给他布下陷阱的少女的诱惑；她献身，又在窥伺猎物；她把被动性用作引诱，将自己的弱点用作她的力量的工具；既然她被禁止直率地进攻，就只好施展谋略和算计；她孜孜以求的是显得像白白地奉献；因此，人们责备她背信弃义，的确如此。无疑，由于他要求支配，她不得不向男人奉献顺从的神话。人们能够要求她扼杀最本质的要求吗？她的顺从一开始就是反常的。再说，她欺骗并非仅仅出于狡狯。由于所有道路都给她封死了，她不能行动，她必须存在，一重诅咒压在她的头上。小时候，她扮演舞蹈家、圣女；后来她扮演自己，真相确实如此吗？在人们封闭她的范围内，这句话是没有意义的。真相就是被揭露的现实，而揭露是通过行动进行的，可是她不行动。她对自己叙述的故事—她也时常对他人叙述—她觉得更能表达她内心感到的可能性，而不是对自己日常生活的平铺直叙。她无法衡量自己，她以做戏来聊以自慰；她生动地描绘一个人物，力图给他重要地位；她试图通过狂妄的行为使自己变得特殊，因为她不被允许在确定的活动中个性化。她知道自己在这个男人世界中不承担责任，微不足道，因为她没有其他严肃的事可做，所以只能“编故事”。季洛杜[29]笔下的厄勒克特拉是一个会编故事的女人，因为要用一把真的剑去完成一件真正的谋杀，是只属于俄瑞斯忒斯所做的事。少女由于还是孩子，在争吵和愤怒中弄得精疲力竭，她让自己病倒，表现出歇斯底里的不安，为的是吸引人注意，成为一个受重视的人。正是为了变得举足轻重，她干预他人的命运；她不择手段；吐露秘密，编造秘密，出卖别人，恶意中伤；她需要周围出现悲剧，以便感觉到是生活着，因为她在自己的生活中找不到援助。出于同样理由，她很任性；我们形成的幻觉，我们从中得到安慰的意象，都是矛盾的，只有行动使不同的时间得到统一。少女没有真正的意志，而只有欲望，她无条理地从这个欲望跳到那个欲望。造成她这种有时很危险的、前后不一的言行的是，每时每刻，她只消进入梦想，便整个儿投入。她处在不妥协、提要求的一边；她对确定和绝对有兴趣：由于不能掌握未来，她想达到永恒。玛丽·勒内吕写道：“我从不放弃。我总是想要一切。我需要喜欢我的生活，以便接受它。”阿努依[30]笔下的安提戈涅以这句话做出回应：“我想要一切，马上就要。”这种孩子般的专横，只能在梦想自己命运的个体身上看到，梦消除了时间和障碍，它需要夸大，以填补现实的不足；凡是拥有真正计划的人，都了解有限性，这是他的具体能力的保证。少女想要得到一切，因为没有任何东西取决于她。面对成年人，尤其面对男人，她的“可怕的孩子”的性格便由此而来。她不接受融入真实世界给人强加的限制；她挑战并试图超越。希尔德[31]等待索尔尼斯给她一个王国；需要征服它的不是她，因此她希望没有边界；她要求他建造前所未有的最高的塔楼，要求他“爬得像建造的塔一样高”，他犹豫着是否爬上去，担心会昏眩；她留在地上观看，否认偶然性和人类弱点，她不接受现实限制她宏大的梦。对于不在任何危险面前后退的人来说（由于她不需要冒任何危险），成年人总是显得平庸和小心翼翼；她在梦想中让自己异乎寻常地大胆，让成年人和真实的她比试。由于没有机会受到考验，她炫耀自己有最惊人的美德，而不用担心被揭穿。

然而，她的犹豫不决也来自这种缺乏控制；她梦想她是无限的；她在让他人赞赏的人物中仍然是异化的；这取决于外来意识，她危险地处在这个分身中，她将这分身等同于自身，但她被动地忍受它的在场。因此，她是敏感易怒和爱虚荣的。一点点批评，一点点嘲讽，就使她整个儿不自在。她不是从自身的努力，而是从任意做出的赞同中抽取出自己的价值。这种价值不是由特殊的活动确定的，而是由一般的威望建立的，因此，它似乎可以量化；当一件商品变得太一般化时，它的价值就会降低，所以，只有在其他少女都并非如此时，这个少女才是罕见的、不同寻常的、杰出的、卓越的。她的女伴是对手和敌人；她试图贬低她们，否认她们；她爱嫉妒，而不是善意待人。

可以看出，人们责备少女的所有缺点，只不过更表明了她的处境。在满怀希望和雄心勃勃的年龄，在生活的愿望、在地球上占有一席之地的愿望变得强烈的年龄，知道自己是被动的和依附于他人的，那是令人难堪的状况；女人正是在这种想征服的年龄知道，任何征服对她来说都是不允许的，她应该自我否定，她的未来取决于男人的一时心血来潮。在社会方面和性方面，新的渴望在她身上苏醒后也注定得不到满足；她的一切生命力或精神方面的冲动，马上受到阻遏。可以理解，她很难重新建立自己的平衡。她多变的脾气，她的眼泪，她的神经危机，更多不是生理脆弱的结果，而是深度不适应的标志。

可是，少女通过千百条虚幻的道路要逃避的这种处境，有时她却也确实予以承受。她的缺点令人恼火，但是她有时又以卓越的优点令人惊讶。缺点和优点有同样的根源。她可以将拒绝世界、不安的等待、虚无变成一个跳板，从孤独和自由中探出头来。

少女保守自己的秘密，骚动不安，忍受着难以排解的冲突。这种复杂性使她情感丰富，她的内心生活比她的兄弟们更加深入地发展起来；她更关注心灵的活动，这些活动变得更细腻、更复杂；她比转向外界目标的男孩子有更多的心理感受。她能够重视与世界的对抗。她避免过于严肃和循规蹈矩造成的陷阱。她周围的人异口同声的谎言，受到她的讥笑，她洞若观火。她每天都感受到自己处境的不明朗，她超越无力的抗议，有勇气对既存的乐观主义、现成的价值观、虚伪的和安定人心的道德观重新提出质疑。在《弗洛斯河上的磨坊》中，那个麦琪提供的动人例子就是这样，乔治·艾略特在这个人物身上再现了自己青年时期对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的怀疑和勇敢的反抗；男主人公们—特别是麦琪的兄弟汤姆—执著地肯定已成定论的原则，他们把道德凝固成正式的准则，麦琪企图重新注入生气，她推翻了这些准则，走到孤独的尽头，作为纯粹的自由浮现在男性僵化的世界之上。

少女对这种自由只能消极地运用。但她的不受约束可以产生一种宝贵的感受能力，于是她会表现出忠诚、细心周到、通情达理、多情善感。罗莎蒙德·莱曼的女主人公们正是以这种柔顺和宽容著称。在《邀舞》中，可以看到奥莉维亚还是胆怯的、笨拙的，几乎不爱俏，带着激动的好奇心仔细观察她即将踏入的世界。她全身心地倾听一个接一个的舞伴，竭力按他们的愿望回答，随声附和，激动得发抖，来者不拒。《灰尘》的女主人公朱蒂有着同样动人的品质。她没有否认童年的快乐，喜欢夜晚在公园的河里赤身裸体地沐浴；她喜欢大自然、书籍、美和生活；她不自恋；她不说谎，不自私，不寻求通过男人赞赏自我，她的爱是赠与。她奉献给一切吸引她的人，不论是男人还是女人，是詹妮弗还是罗迪。她献出自己，却不失去自己，她过着独立的女大学生的生活，有自己的世界、自己的计划。使她有别于男孩子的，是她的等待态度、她的温柔驯顺。虽然难以察觉，但她仍然想当他者，在她看来，他者是美妙的，以致她同时爱上邻居家所有的年轻男子、他们的房子、他们的姐妹、他们的世界；詹妮弗不是作为同伴，而是作为他者，使她着迷。她吸引罗迪和他的堂兄弟们，是因为她能够迁就他们，按他们的愿望塑造自己；她是耐心、温顺、接受和默默受苦的化身。

在玛格丽特·肯尼迪的《恒久的宁芙》中，泰莎则截然不同，但她满心接受自己所喜欢的人，因而也很迷人，她憨直、不爱交际、倾心相许。她不愿自动做出任何退让，首饰、脂粉、化妆、虚伪、故作优雅、谨慎和女性的顺从，她都感到厌恶；她希望被爱，但不戴上假面具；她屈从刘易斯的脾气，但不是奴颜婢膝；她了解他，与他同悲同喜，但一旦他们争吵起来，刘易斯知道他不能用温存来使她驯服，专横和爱虚荣的弗洛伦斯被亲吻征服了，而泰莎却实现了在爱情中保持自由的奇迹，这使她既不怀敌意也不是傲慢地去爱。她的自然有着造作的所有吸引力；在取悦人时，她从不自残、不降低自己，或者凝固成客体。她的周围是一些全身心投入音乐创作的艺术家，她在自己身上感觉不到这个吞噬人的魔鬼；她全心全意地去爱他们，去理解他们，去帮助他们，出于温情而自然的宽厚，她毫不费力地做到了，因此，就在她忘我地帮助他人的时候，她仍然是独立的。她依仗这种纯粹的本真性，避免了青春期的内心冲突；她能够忍受世界的严酷，她在内心没有分裂；她既像无忧无虑的孩子，又像非常明智的女人，和谐统一。敏感的、宽容的、接受力强的、热情的少女，已准备好成为一个杰出的恋爱女人。

当她没有遇到爱情时，有时会遇到诗意。由于她不行动，她便观看、感觉和记录；色彩和微笑能在她身上找到深刻的回响；因为她的命运分散存在于她身外，在已经建立的城市中，在成人的脸上；她以热情的、比年轻男人更非理性的方式去触摸和品味。她由于难以融入人类世界，难以适应这个世界，像孩子一样只能观察它；她对控制事物不感兴趣，而是关注它们的意义；她把握它们特殊的轮廓和出人意料的变形。她很少感觉到身上有创造的勇气，往往也缺乏表达的技巧；在她的谈话、通信、文学随笔、画作中，有时她表现出独到的敏感。少女热情地投向事物，因为她还没有失去超越性；她一事无成，她什么也不是的事实，会使她的冲动更加强烈，她是空无的，又是无限的，她力图从自己的虚无中所达到的，却是一切。因此，她把特殊的爱奉献给自然，她比少年更加崇拜自然。自然是难以征服的，非人性的，正是它最明显地概括了存在的全部。少女还没有将任何一部分世界归于自己，依仗这种一无所有，世界整个儿是她的王国；当她占有世界时，她也骄傲地占有她自己。柯莱特常常叙述这种青春的狂欢[32]：

因为我那么喜欢黎明，我的母亲为了奖赏我，给了我机会去看黎明。我说服她在三点半叫醒我，我每只手臂挎着一个篮子，朝隐蔽在狭窄的河湾中的菜地、草莓、黑茶藨子和有刺醋栗走去。

三点半时，一切都沉睡在本原的、潮湿而朦胧的蓝色中，当我沿沙路而下时，滞留不散的雾先是沐浴着我的腿，继而是我苗条的小身躯，到我的嘴唇、我的耳朵、比我身体其余部分更敏感的鼻孔……正是在这路上、在这时刻，我意识到自己的价值、难以形容的妩媚状态，意识到我与第一阵吹来的微风、第一只鸟儿、还是椭圆形的、由于正喷薄而出变了形的太阳融为一体……在敲第一遍弥撒钟的时候，我踏上归途。此时，我已瞧了个够，像独猎的小狗般在树林里撒欢绕够了圈，还品尝了素仰的失落之泉的泉水……

玛丽·韦布[33]在《影子之重》中也给我们描绘了一个少女在熟悉风景的亲切中感受的欢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