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承前启后的魏晋乐府诗

魏晋（西晋）是中国诗歌史上少有的黄金时代，也是乐府诗发展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魏晋乐府诗人在继承汉乐府、创制新的乐府曲目上，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汉末社会动荡，乐府体制遭到严重破坏。曹操早于建安十三年（208）就开始注意网罗乐人，汉雅乐郎杜夔、汉灵帝西园鼓吹李坚、歌师邓静、舞师尹胡等都被他收入麾下。他令杜夔参太乐事，总领雅乐创制，权备典章。进封魏公后，他又建立了魏国专属的音乐机关，负责乐器制作、定调、乐曲制辞、配乐及乐舞表演。这些都是在继承汉乐府基础上重建乐府体制的重要举措。曹魏还专门设立清商署，用来表演清商俗乐，曹操喜欢的《但歌》和相和歌都是清商署的表演曲目。《宋书·乐志》云：“《但歌》四曲，出自汉世。无弦节，作伎，最先一人倡，三人和。魏武帝尤好之。时有宋容华者，清彻好声，善唱此曲，当时特妙。自晋以来，不复传，遂绝。《相和》，汉旧歌也。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本一部，魏明帝分为二，更递夜宿。本十七曲，朱生、宋识、列和等复合之为十三曲。”

曹魏时期还大胆改造乐曲。《晋书·乐志》载：“汉时有《短箫铙歌》之乐，其曲有《朱鹭》《思悲翁》……及魏受命，改其十二曲，使缪袭为词，述以功德代汉。改《朱鹭》为《楚之平》，言魏也；改《思悲翁》为《战荥阳》，言曹公也……改《上邪》为《太和》，言明帝继体承统，太和改元，德泽流布也。”这种以鼓吹曲纪述新朝功德的做法甚至形成了传统，其他各朝纷纷效仿。如《晋书·乐志》载：“是时吴亦使韦昭制十二曲名，以述功德受命。”“及武帝受禅，乃令傅玄制为二十二篇，亦述以功德代魏。”

晋代魏立，魏之乐府体制得以完整保留，并有新的创建。这一时期私家养伎作乐之风兴盛，很多大臣之家都有乐舞艺人，进行乐舞创作和表演。潘岳在《闲居赋》中描述自家寿宴上乐舞表演情形说：“于是席长筵，列子孙，柳垂荫，车结轨，陆摘紫房，水挂赪鲤，或宴于林，或禊于汜。昆弟斑白，儿童稚齿，称万寿以献觞，咸一惧而一喜。寿觞举，慈颜和，浮杯乐饮，丝竹骈罗，顿足起舞，抗音高歌，人生安乐，孰知其他。”从中可见当时风气之一斑。有些大臣家的乐舞班子制曲作乐水平很高，创制的曲目甚至被选入晋乐演奏，石崇作歌、其家妓绿珠配舞的《王明君》便是显例。

魏晋乐府诗创作的最大变化是进入了有主名时代。在此之前，大部分乐府诗没有留下作者姓名，汉代乐府诗作者姓名可考的仅杨恽、马援、张衡、傅毅、蔡邕、辛延年、宋子侯几人，所以汉乐府一般被认为是无主名歌诗。自曹操开始，文人大量参与乐府诗创作，乐府诗正式进入有主名时代。这种变化表面上看只是作品有无标记作者，其深层次涵义是魏晋人转化了乐府的功能。乐府诗作为宫廷礼乐作品组成部分，作用主要有二：一是仪式作用，或用于郊庙，或用于朝堂，或用于道路；二是娱乐作用，供皇帝、后宫、大臣欣赏，其创作本意并非用来抒情。建安以后，以三曹、七子为代表的文人乐府诗创作，开始以乐府写时事，以乐府抒发情感，但这些乐府诗也用于仪式。他们的乐府诗创作，实现了仪式性与抒情性的结合。如《乐府诗集》“相和歌”引《古今乐录》曰：“张永《元嘉技录》：‘相和有十五曲，一曰《气出唱》，二曰《精列》，三曰《江南》，四曰《度关山》，五曰《东光》，六曰《十五》，七曰《薤露》，八曰《蒿里》，九曰《觐歌》，十曰《对酒》，十一曰《鸡鸣》，十二曰《乌生》，十三曰《平陵东》，十四曰《东门》，十五曰《陌上桑》。十三曲有辞，《气出唱》《精列》《度关山》《薤露》《蒿里》《对酒》并魏武帝辞，《十五》文帝辞，《江南》《东光》《鸡鸣》《乌生》《平陵东》《陌上桑》并古辞是也。二曲无辞，《觐歌》《东门》是也。'”其中曹操《短歌行》《步出夏门行》《气出唱》《精列》《度关山》等既是抒情诗，也用于仪式。诗歌史上有一个命题，即建安诗歌实现了汉乐府向文人抒情五言诗的转化，应该说，这种转化首先是在乐府诗创作中完成的，而曹操则是推动这一转化的关键人物。

曹植是一位继往开来的大诗人，在这一转化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写下了大量乐府诗，如《箜篌引》《野田黄雀行》《名都篇》《白马篇》《妾薄命》《怨歌行》等，其中《白马篇》写出了游侠飞扬的神采，体现了曹植诗“如三河少年，风流自赏”“骨气奇高，辞采华茂”的特点，是文人五言诗的典型。该诗以“篇”命题，又意在强调乐府诗的文学特点。仔细品读不难发现，曹植这些乐府诗与汉乐府诗已经有所不同，后代诗评家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如明人许学夷说：“汉人乐府五言，体既轶荡，而语更真率。子建《七哀》《种葛》《浮萍》而外，体既整秩，而语皆构结，盖汉人本叙事之诗，子建则事由创撰，故有异耳。”（《诗源辩体》卷四）曹植才高八斗，乐府诗高度个性化又富于文采。他虽不是第一个将乐府诗当作“诗”来写的诗人，但他无疑是最重要的一位乐府诗人。西晋陆机大量创作乐府诗，就是受到了曹植的影响。

魏之三祖在乐府诗史上曾被刘勰并置评价，称他们“气爽才丽”（刘勰《文心雕龙·乐府》）。三祖之一的曹丕乐府诗创作主要集中在他执政时期，他的乐府诗中既没有其父曹操的慷慨激昂和以天下为己任的气概，也不见其弟曹植积极上进、志欲报国的激情，有的多是思妇幽怨悱恻的凄苦哀怨，典型作品就是《燕歌行》其一。《燕歌行》作为第一首完整的七言诗，无论是在中国诗歌史上，还是在乐府诗史上，都具有标志性地位。

三曹以外，曹魏时期的重要乐府诗人还有缪袭以及建安七子中的王粲、阮瑀、陈琳等人。缪袭和王粲都曾参与朝廷礼乐建设，曹魏鼓吹曲辞几乎都是缪袭所作。王粲也作了《登歌》《安世歌》《魏俞儿舞歌》等用于仪式的歌辞，但还作有《从军行》五首等其他歌辞。在建安七子中，阮瑀和陈琳虽以章表书记闻名，但也有乐府诗问世，阮瑀的《饮马长城窟行》、陈琳的《驾出北郭门行》都是乐府名篇。

晋代著名乐府诗人有傅玄、张华、陆机、石崇等。傅玄是这一时期创作乐府诗最多、歌辞类别最全的诗人，当时朝廷礼乐建设所需燕射歌辞、鼓吹曲辞、郊庙歌辞、舞曲歌辞，多出自傅玄之手。《晋书·乐志》曰：“及武帝受命之初，百度草创。太始二年，诏郊祀明堂礼乐权用魏仪，遵周室肇称殷礼之义，但改乐章而已，使傅玄为之词云。”在相和歌辞、杂曲歌辞和杂歌谣辞中，也有傅玄诗作，如相和歌辞中的《薤露》《艳歌行》《墙上难为趋》、杂曲歌辞中的《秦女休行》《秋兰篇》《西长安行》、杂歌谣辞中的《吴楚歌》，等等。张华为朝廷仪式创作的乐府诗数量仅次于傅玄，《四厢乐歌》《宴会歌》《命将出征歌》《劳还师歌》《中宫所歌》《宗亲会歌》等都是代表。此外，他的拟乐府《轻薄篇》也是佳作。在当时诗人中，陆机的拟乐府诗颇擅一时之名，《齐讴行》《悲哉行》《君子有所思行》《班婕妤》《门有车马客行》《泰山吟》《陇西行》《秋胡行》《长安有狭斜行》等都很受称道。西晋最值得一提的乐府诗，是石崇歌咏昭君故事的《王明君》。昭君故事在汉代就有流传，但成为诗歌歌咏对象却是从石崇这篇《王明君》开始的，此后唐代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张仲素，宋代诗人王安石等，都有围绕这一题材的乐府诗问世。这是一个经典故事，对后世文学影响极其深远。

总体上看，魏晋乐府诗在内容上大要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仪式歌辞，《乐府诗集》收入郊庙歌辞、燕射歌辞、鼓吹曲辞、舞曲歌辞中，这类歌辞多因特定政治功用而作；另一类是娱乐歌辞，《乐府诗集》收入相和歌辞、琴曲歌辞、杂曲歌辞中，这类歌辞多是个人创作，其中很多诗作又兼具仪式和娱乐两种功能，叙事抒情能够紧密结合，借古题写时事时常常有诗人主观情感流露。在形式上，魏晋乐府诗主要是四言、五言和七言，曹丕的《燕歌行》是七言乐府诗出现的标志。在作者身份上，魏晋乐府诗中的仪式歌辞因属政治行为，对作者有着严格的限定，一般由专门人员创制，多为皇帝近密大臣。娱乐歌辞多为帝王或文士所作，又以文士所作为大宗。这一时期是汉代以后文人乐府诗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