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拟古盛行的唐后乐府诗

宋代以后乐府诗发展步入转折时期，虽然各朝各代仍有乐府活动，留下了大量郊庙歌辞、燕射歌辞、舞曲歌辞，其他各类歌辞也有数量可观的作品，但乐府诗在诗歌史上的标志性地位却被词和散曲所取代。

宋代长短句盛行，因其可以合乐而歌而被称为乐府，成为盛行一时的文学样式，这使得以齐言为主的乐府诗显得较为冷落。尽管如此，一些大词人如梅尧臣、王安石、苏轼、黄庭坚、杨万里、范成大、陆游等，仍有一定数量的乐府诗作品。如梅尧臣《野田行》、《哀王孙》，苏轼《襄阳乐府》、《竹枝歌》，黄庭坚《竹枝词》二首、《塞上曲》，杨万里《竹枝歌》七首、《圩丁词》十解，王安石《明妃曲》二首、《桃源行》、《忆江南》、《塞翁行》、《出塞》、《入塞》，范成大《腊月村田乐府》十首，陆游《思归引》、《长歌行》、《关山月》、《将军行》、《春愁曲》等，其他如徐铉、范仲淹、苏舜钦、晁补之、贺铸、孔平仲、周紫芝、谢翱、汪元量、曹勋、唐庚、徐照、林景熙、赵汝鐩等人也都有数量不等的乐府诗。这些诗人中，陆游的乐府诗数量最多、内容最丰富、形式也最多样。

宋代乐府诗既有古题也有新题。古题乐府或以古喻今，或以古题写时事，较少袭用古题古意。如陈师道《放歌行》以美人青春被误比喻人才被埋没。王安石《明妃曲》二首以昭君遭际比喻才士不遇，以对昭君的强为宽解揭示人生失意的普遍性和个人的无能为力。陆游《荆州歌》写南宋荆州商业的发达与繁荣。宋代新题乐府不仅沿袭了很多唐代新乐府题名，也继承了唐代新乐府的创作传统，在内容上多针对社会现实。如徐照《促促词》通过农民与小吏的劳逸悲欢对比来揭露社会不公，刘敞《田家行》通过写辛苦种黍的田家在持黍易金时却遭遇稻贵黍贱的行情来揭示农民生活的艰难，林景熙《秦吉了》用禽鸟不愿入蛮夷之山不食而死来表达时人抵御外侮的决心。南宋以来，金元入侵的政治状况让新题乐府诗的现实性更为强烈，以战争、边塞、征夫思妇为题材的新题乐府大量出现。如陆游、李龏、张至龙、王镃等有《塞上曲》，曹勋、严羽、杨公远、周密等有《塞下曲》，曹勋、释文珦有《思远人》，吴泳有《夫远征》，吕本中、赵汝鐩有《寄远曲》，周行己、陆游、张仲节、赵崇嶓、周密等有《征妇怨》，宋旡、刘克庄等有《寄衣曲》，等等。这些新乐府诗，除继承此前新乐府创作忧黎元、补时阙的宗旨外，又因为特殊历史原因而闪耀着爱国主义的光芒，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总体看来，宋代尽管仍有一些乐府诗名家名作，但乐府诗与音乐的关系渐趋疏离，成为一种供案头阅读的纯文学品类。虽然有些曲调仍继续作为歌诗流传，但它们在整个诗歌史上的标志性作用却大为减小。可以说，这一时期乐府诗进入了一个古典化时代。

金代乐府诗趋于式微，乐府诗数量较少，乐府诗人也为数不多。以《中州集》所收乐府诗统计，金代乐府诗人有25人，主要有元好问、宇文虚中、刘迎、雷琯、李献甫、萧贡、王郁、宇朱才、师拓、王若虚、王予可等。其中以元好问及其乐府诗最为著名。从《元好问集》可以看出，元好问的乐府诗主要由两类构成：一类是“乐府”，共50首；一类是“新乐府”，共345首。其中，“新乐府”一类全为词体，所以元好问的乐府诗就仅指前一类“乐府”而言，具体篇目如《天门引》《蛟龙引》《湘夫人咏》《湘中咏》《孤剑咏》《渚莲怨》《芳华怨》《后芳华怨》《结杨柳怨》《秋风怨》《归舟怨》《西楼曲》《后平湖曲》《洧川行》《黄金行》《隋故宫行》《解剑行》《征西壮士谣》《望云谣》《望归吟》《梁园春》《探花词》《猎城南》《春风来》《梅华》《宝镜》《续小娘歌》等。这50首乐府诗几乎全为自创新题，涉及内容十分广泛，或感丧乱、或悯征役、或讥纨绔、或绘盛景、或述闺怨，不一而足。金代虽然也有古题乐府创作，如元好问《长安少年行》、《步虚词》三首，宇文虚中《乌夜啼》，萧贡《楚歌》，王郁《古别离》等，但总体上数量较少，新题乐府仍占绝大多数。金代新题乐府以元、白新乐府为楷模，以裨补时病为宗旨，在内容上主要以反映民生疾苦为主，在形式上主要以七言为主。

元代虽然散曲盛行，却并未妨碍乐府诗再度振起。这一时期，乐府诗人和乐府诗数量都很可观，盛况几可比肩李唐。就乐府诗人而言，既有汉族诗人郝经、方回、宋旡、王恽、刘因、吴莱、杨维桢、傅若金、周巽等，又有少数民族诗人耶律楚材、马祖常、萨都剌、贯云石、迺贤等。仅入选《元诗选》和《元诗选癸集》的乐府诗人，就数以百计。在元代众多乐府诗人中，杨维桢最为著名。就乐府诗而言，元代既有新题乐府，如周巽《织锦曲》《梨花曲》《琵琶曲》《节士吟》、迺贤《塞上曲》五首等；也有古题乐府，如宋旡《乌夜啼》《战城南》《长门怨》、张宪《行路难》《白纻舞词》、郭翼《行路难》等。杨维桢一人所作就多达1227首，足见当时乐府诗创作之鼎盛。元代古乐府创作成就高于新乐府，其中又以杨维桢古乐府最为突出，他撰有《铁崖古乐府》十卷、《铁崖古乐府补》六卷，仅《铁崖古乐府》就收入其古乐府诗400余首。杨维桢以个人的杰出创作积极倡导古乐府，用来实现其宗唐复古的文学思想。在他的引领下，元代兴起了声势浩大的“古乐府运动”，很多诗人都投入到古乐府创作中，留下了大量古乐府作品。如胡奎有古乐府666首（《斗南先生诗集》）、周巽有拟古乐府139首（《性情集》）、胡布有古乐府67首（《元音遗响》）、沈梦麟有古乐府20首（《花溪集》）、曹文晦有古乐府20首（《元诗选二集》），等等。这些古乐府诗多用古题写时事，从中可以看到元代社会生活的多个方面。

此外，体制短小的《竹枝词》在元代南方兴盛一时，最著名的是《西湖竹枝词》。《西湖竹枝词》的著名缘于以杨维桢为首的群体的唱和。杨维桢首唱9首，当时和者多达数百家，杨维桢将这些唱和诗编集，名为《西湖竹枝集》。这种大规模以《竹枝词》唱和并编集的做法，对于《竹枝词》的广泛传播起到了显著作用。

到明代，乐府诗创作呈现出不均衡状态：明代初期和中期乐府诗一度繁荣，晚期乐府诗则相对较少。从乐府诗人看，明代前期主要有高启、刘基、徐贲等，中期主要有周道仁、李东阳、皇甫汸以及前后七子等，晚期主要有袁宏道、金圣叹等。

从乐府诗看，明代既有古题乐府，也有新题乐府，还有近代曲辞《竹枝词》。其中古题乐府数量最多，影响也最大，几乎延续有明一代。这种现象的出现一方面缘于元末复古思潮余绪的影响，另一方面也缘于当时小说、戏曲更受欢迎而诗歌创作不景气所引发的理论探索。这些理论探索中，茶陵派李东阳和以李梦阳、何景明、李攀龙、王世贞为核心的前后七子影响最大，他们极力倡导文学复古，主张古诗宗汉魏，近体宗盛唐，所以古乐府被明确标举，汉魏乐府被视为高格。在创作方式上，他们十分注重对古体的揣度模拟。这样的理论主张影响巨大而且持续久远，直接催生了拟古乐府诗的创作，文人拟古乐府诗数量倍增，动辄多达上百首。如高启《青丘集》有古乐府诗113首、刘基《覆瓿集》有古乐府诗90余首、周道仁有拟古乐府诗103首、李东阳《西涯拟古乐府》有拟古乐府诗101首、李攀龙《沧溟集》有古乐府诗200余首、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和《弇州续稿》共有拟古乐府诗426首、陈子龙有古乐府145首，等等。

这些拟古乐府诗可以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是袭用古题，另一种是虽名为拟古乐府，但具体篇目却并非乐府古题，而是自拟之新题。前一种如高启《征妇怨》《猛虎行》《行路难》，刘基《大墙上蒿行》《楚妃叹》《王子乔》《梁甫吟》，李攀龙《大风歌》《垓下歌》《秋风辞》《天马歌》《李夫人歌》《陇上歌》，王世贞《汉郊祀歌》《汉铙歌》《步出夏门行》《蛱蝶行》《东门行》《秋胡行》《燕歌行》《妾薄命》，袁宏道《长安有斜狭行》《相逢行》《悲哉行》《门有车马客行》《升天行》，金圣叹《望城行》《前有一樽酒行》《秋兰篇》《飞尘篇》《车遥遥》《夜坐吟》《杨花曲》《日出东南隅》等。这些拟古乐府诗，或袭用古题也用古意，或只袭古题而另出新意。明代另一种名为拟古但具体篇名却是自拟新题的乐府诗，其实质更接近新题乐府。这类乐府诗又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以新题咏时事，如皇甫汸《乐府》十二首。这是一种全新的拟古乐府，诗题全为自创之新题，于每首诗小序中又标明所拟为汉乐府中哪首诗。如《乘法驾》拟《朱鹭》、《厘庙制》拟《思悲翁》、《秩郊禋》拟《艾如张》、《宬皇史》拟《上之回》、《思旧邦》拟《战城南》、《管背汉》拟《巫山高》等，十二首都是如此。另一类是以新题咏史事，如李东阳《拟古乐府》一百零一首。这组乐府诗题为《拟古乐府》，但具体篇目又全为新题，如前十首诗题依次为：《申生怨》《绵山怨》《屠兵来》《筑城怨》《避火行》《挂剑曲》《渐台水》《卜相篇》《国士行》《昌国君》。这些自立之新题皆取材于前代历史，或取自历史人物，或取自历史事件。在内容上或仅咏史实、或以古喻今、或借古讽今，创作目的在于以史为鉴。这组拟古乐府诗直接开启了清代以咏史为题材的新乐府创作序幕。

与拟古乐府的蓬勃发展相比，明代新题乐府创作显得相对冷落，诗人诗作都较为有限。除皇甫汸和李东阳那些名为拟古乐府，实为新题乐府的作品之外，还有陈子龙《范阳井》《谷城歌》《韩原泣》《辽兵行》、彭诒孙《筑城谣》《飞龙篇》《猛虎行》《泥滑滑》《石塔怨》《田家乐》等。无论是数量还是成就，这一时期的新题乐府都难以与古题乐府相匹敌。

明代《竹枝词》创作也方兴未艾，甚至形成了全国性的《竹枝词》创作局面。这一时期的《竹枝词》，命名多加地名以示方域区别。如有《婺州竹枝词》《扬州竹枝词》《西蜀竹枝词》《龙城竹枝词》《长沙竹枝词》《茶陵竹枝词》《武塘竹枝词》《江东竹枝词》《滇南竹枝词》《苏台竹枝词》《广州竹枝词》《吴下竹枝词》《姑苏竹枝词》《嘉兴竹枝词》《滇中竹枝词》《金陵竹枝词》《雷州竹枝词》《秣陵竹枝词》《夔州竹枝词》《闽江竹枝词》《南海竹枝词》《东吴竹枝词》《东竹枝词》《广陵竹枝词》《会稽竹枝词》《潮州竹枝词》《虎丘竹枝词》《越中竹枝词》《邯郸竹枝词》《昆明竹枝词》《西湖竹枝词》《京师竹枝词》《宝应竹枝词》《燕都竹枝词》等，所涉地域遍及南北。在这些《竹枝词》中，又以兴起于元代的《西湖竹枝词》数量最多，有180余首，约占明代《竹枝词》总量的23%。

到清代，乐府诗创作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竹枝词》在这一时期迎来了创作高峰，以往由古题乐府和新题乐府所占据的乐府诗坛核心地位完全被《竹枝词》所取代。就作者而言，清代写作《竹枝词》的有帝王，如乾隆皇帝；有著名文人，如陈维崧、朱彝尊、沈德潜、王士祯等；有女性，如杞卢氏、吟香氏、朱孺人等；还有很多无名氏的作品。至于参与其间的普通文人更是数不胜数。就作品而言，有代表性的如王士祯《都门竹枝词》八首、《玄墓竹枝词》八首、《汉嘉竹枝》五首、《广州竹枝》六首等，陈维崧《双溪竹枝词》十首、《清明虎丘竹枝词》四首，朱彝尊《西湖竹枝词》六首、《太湖罛船竹枝词》十首，孔尚任《平阳竹枝词》五十首、《清明红桥竹枝词》二十首，沈德潜《山塘竹枝词》，袁枚《西湖小竹枝词》、《真州竹枝词》，李调元《南海竹枝词》十六首，尤侗《海外竹枝词》一百首，万斯同《西竹枝词》五十首，等等。据王利器、王慎之、王子今《历代竹枝词》统计，清代《竹枝词》数量多达23000余首，占该书所收历代《竹枝词》总量的92%。数量之多，不仅力压以前各代，而且也使《竹枝词》成为清代乐府诗坛最具分量、最引人瞩目的一个品类。清代《竹枝词》在内容上除延续以往《竹枝词》记述民间地方风情外，还出现了很多对外国入侵史实和外国风土人情的描写，这无疑是这一特殊历史时代的特殊文化印迹在《竹枝词》创作中的反映。

清代古乐府诗在成就和数量上都不及新乐府诗，但也时有制作。如殷云霄有古乐府诗四百首、贾松年有《萧艾堂古乐府歌辞》、单可惠有《白羊山房代古乐府辞钞》，等等。清代新乐府诗最为显著的特点，是以咏史为题材的新乐府创作蔚然成风。作家作品如王士祯《小乐府》三十首，吴炎、潘柽章《今乐府》二百首，尤侗《明史乐府》一百首，万斯同《新乐府》六十八首，胡介祉《咏史新乐府》六十首，洪亮吉《晋南北朝史乐府》（一作《拟晋南北朝史乐府》）一百一十首、《唐宋小乐府》一百零三首，熊金泰《三国志小乐府》一卷，张晋《续尤西堂明史乐府》一卷，舒位《春秋咏史乐府》一卷，邹均《读史乐府》一卷，袁学澜《春秋乐府》一卷，徐宝善《五代新乐府》一卷，尤珍《拟明史乐府》一卷，等等。这些以咏史为题材的新乐府诗大都具有如下特点：以历史为咏写内容，具体篇目多以历史人物或事件命名；诗题下多有小序；体式有近体绝句，也有古体，但更多的是杂言体。这些新题乐府虽为史实记述，但其间又大都蕴涵着诗人的个体情感，或表明诗人对史实的认识与评价。

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反抗帝国主义侵略、谋求民富国强是这个时代的主要潮流，这使得这一时期的乐府诗大都具有反帝爱国、思变图强的鲜明时代色彩。如马君武的《从军行》以一位身负国仇家恨的英雄母亲的口吻，鼓励儿子从军，为国为民建立功勋。林纾的《闽中新乐府·村先生》历数封建传统私塾教育过失，宣传启蒙思想，等等。这些乐府诗普遍篇幅较长，语言明白如话，浅近易懂。

总之，自汉代直至清代，不同历史时期乐府诗创作情况虽各不相同，但它作为一种极富个性的诗体，一直保持着强大生命力，延续达上千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