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道连·葛雷的画像(1)

【自序】

艺术家是美的作品的创造者。

艺术的宗旨是展示艺术本身，同时把艺术家隐藏起来。

批评家应能把他得自美的作品的印象用另一种样式或新的材料表达出来。

自传体是批评的最高形式，也是最低形式。

在美的作品中发现丑恶含义的人是堕落的，而且堕落得一无可爱之处。这是一种罪过。

在美的作品中发现美的含义的人是有教养的。这种人有希望。

认为美的作品仅仅意味着美的人，才是精英中的精英。

书无所谓道德的或不道德的。书有写得好的或写得糟的。仅此而已。

十九世纪对现实主义的憎恶，犹如从镜子里照见自己面孔的卡利班[1]的狂怒。

十九世纪对浪漫主义的憎恶，犹如从镜子里照不见自己面孔的卡利班的狂怒。

人的精神生活只是艺术家创作题材的一部分，艺术的道德则在于完美地运用并不完美的手段。

艺术家并不企求证明任何事情。即使那些天经地义的事情也是可以证明的。

艺术家没有伦理上的好恶。艺术家如在伦理上有所臧否，那是不可原谅的矫揉造作。

艺术家从来没有病态的。艺术家可以表现一切。

思想和语言是艺术家艺术创作的手段。

邪恶与美德是艺术家艺术创作的素材。

从形式着眼，音乐家的艺术是各种艺术的典型。从感觉着眼，演员的技艺是典型。

一切艺术同时既有外观，又有象征。

有人要钻到外观底下去，那由他自己负责。

有人要解读象征意义，那由他自己负责。

其实，艺术这面镜子反映的是照镜者，而不是生活。

对一件艺术品的看法不一，说明这作品新颖、复杂、重要。

批评家们尽可意见分歧，艺术家不会自相矛盾。

一个人做了有用的东西可以原谅，只要他不自鸣得意。一个人做了无用的东西，只要他视若至宝，也可宽宥。

一切艺术都是毫无用处的。

奥斯卡·王尔德

【第一章】

画室里弥漫着浓郁的玫瑰花香，每当夏天的微风在花园的树丛中流动，从开着的门外还会飘进来紫丁香的芬芳或嫩红色山楂花的幽香。

亨利·沃登勋爵躺在用波斯毡子作面的无靠背长沙发上，照例接连不断地抽着无数支的烟卷。他从放沙发的那个角落只能望见一丛芳甜如蜜、色也如蜜的金链花的疏影，它那颤巍巍的枝条看起来载不动这般绚丽灿烂的花朵；间或，飞鸟的奇异的影子掠过垂在大窗前的柞丝绸长帘，造成一刹那的日本情调，使他联想起一些面色苍白的东京画家，他们力求通过一种本身只能是静止的艺术手段，来表现迅捷和运动的感觉。蜜蜂，有的在尚未刈倒的长草中间为自己开路，有的绕着枝叶散漫、花粉零落的金色长筒状忍冬花固执地打转，它们沉闷的嗡嗡声似乎使凝滞的空气显得更加难以忍受。伦敦的市声，犹如远处传来的管风琴的低音，隐约可闻。

画室中央的竖式画架上放着一幅全身肖像，画的是一个俊美出奇的青年。保持一小段距离坐在它前面的就是画像的作者贝泽尔·霍尔渥德。若干年前他突然不知去向，一度闹得满城风雨，引起许多离奇的猜测。

画家看着他以如此精湛的技巧反映在作品中的这个风姿秀逸的形象，脸上浮起了满意的笑容，而且这笑容仿佛要再多滞留一会儿。可是他霍地站起身来，闭上眼睛，用手指按住眼睑，仿佛要把一个奇异的梦境羁留在脑际，生怕自己从中醒了过来。

“这是你最好的作品，贝泽尔，超过你过去所画的一切，”亨利勋爵懒洋洋地说。“明年你一定得把它送到格罗夫纳[2]去展出。皇家美术院太大，也太俗气。我每次去那儿，不是人多得叫你看不见画，就是画多得看不见人。前一种情况很讨厌，后一种情况更糟糕。格罗夫纳的确是唯一合适的地方。”

“我不想把它送到任何地方去，”他回答时脑袋朝后一仰的独特姿势，当年在牛津常常被同学们取笑。“不，我哪儿也不送。”

亨利勋爵扬起眉毛，透过一个个淡蓝色的烟圈诧异地望着画家，从他抽的那种掺有鸦片的烈性烟卷中冒出的烟，正盘成奇形怪状的螺环袅袅上升。“哪儿也不送去？我亲爱的朋友，这是为什么？究竟什么原因？你们这些画家真是怪人！你们为了成名什么都干。一旦出了名，又觉得是个负担。你这个傻瓜，世上比被人议论更糟糕的事情只有一桩，那就是根本没有人议论你。这幅画像可以使你凌驾于英国所有的年轻人之上，并且使老头儿们十分妒忌，如果老头们还能激动的话。”

“我知道你会笑我，”他答道，“可是我确实不能把它拿去展出。我在这里头倾注了太多自己的东西。”

亨利勋爵在沙发上伸了个懒腰，放声大笑。

“是的，我知道你会笑的；反正事情确确实实是这样。”

“倾注了太多自己的东西！说真的，贝泽尔，我过去不知道你是这样自命不凡。凭你这刚强的粗线条面孔和煤一样黑的头发，我实在看不出你跟这个仿佛用象牙和玫瑰花瓣做成的阿多尼斯[3]有什么相似的地方。是啊，我亲爱的贝泽尔，他是一个那喀索斯[4]；而你，诚然，你的表情是充满理智一类东西的。可是，理智的表情在哪里露头，美，真正的美就在那里告终。理智本身就是反常的，它会破坏任何一张容貌的和谐。一个人一坐下来动脑筋，我们看到的就只有他的鼻子、前额，或别的可怕的东西。请看那些从事需要高深学问的职业[5]且有成就的人，他们简直难看极了！当然，神学家是例外。不过他们是不动脑筋的。一个主教到了八十岁还在讲他十八岁时被灌输的那一套，看起来自然讨人喜欢。虽然你始终没有告诉我，你这位神秘的年轻朋友叫什么名字，可是他这幅肖像确实叫我着迷。他从来不动脑筋，我对这一点深信不疑。他是一种没有头脑的、美丽的生物；冬天无花可赏的时候，夏天需要让脑子清爽一下的时候，最好有他在眼前。贝泽尔，不要自作多情了：你一丝一毫也不像他。”

“你不懂得我的意思，亨利，”画家说。“我当然不像他。这一点我非常清楚。其实我也不愿意像他。你不以为然吗？我对你说的是真话。才貌出众的人多半在劫难逃，这样的劫数好像总是尾随着古今帝王的踉跄的脚步。普普通通的人倒更安全些。在这个世界上总是丑人和笨伯最幸运。他们可以舒舒服服地坐在那里看别人表演。纵使他们不知道什么是胜利，至少不必领略失败的滋味。他们的日子本是我们大家应该过的那种日子：安稳太平，无所用心，没有烦恼。他们既不算计别人，也不会遭仇人暗害。你有身份和财产，亨利；我有头脑和才能，且不管它们值得几何；道连·葛雷有美丽的容貌。我们都将为上帝赐给我们的这些东西付出代价，付出可怕的代价。”

“道连·葛雷？这就是他的名字？”亨利勋爵问，同时从画室的一端向贝泽尔·霍尔渥德走过去。

“是的，这就是他的名字。我本来不打算告诉你的。”

“那又为什么呢？”

“哦，我说不上来。我如果非常非常地喜欢谁，我就从来不把他们的名字告诉任何人。这有点儿像把他们部分地出让。我现在变得喜欢秘密行事了。这大概是能够使现代生活在我们心目中变得神秘莫测的唯一办法。哪怕是最平常的事情，只要你把它隐瞒起来，就显得饶有趣味。现在我要是离开伦敦，我决不会告诉家里人上哪儿去。我要是告诉了，我就会觉得索然无味。这也许是一种愚蠢的习惯，但不知怎么的好像能使一个人的生活平添许多罗曼蒂克的气氛。你大概觉得我这种行为荒唐透顶吧？”

“一点儿也不，”亨利勋爵回答说，“一点儿也不，我亲爱的贝泽尔。你好像忘了我是个已经结婚的人，而结婚的唯一美妙之处，就是双方都绝对需要靠撒谎过日子。我从来不知道我的妻子在什么地方，我的妻子也从来不知道我在干什么。我们见面的时候，比如一起在别处吃饭，或者到某一公爵府去拜访，反正偶尔见面的时候，我们总是相互编造种种再荒谬不过的假话，而面部的表情却是再正经不过的。在这方面，我的妻子是很高明的，实在比我高明得多。她从来不会在日期上颠三倒四，而我却常常如此。不过她即使识破我的谎话，也从不吵闹。有时我巴不得她吵闹一场，可她只是把我取笑一番了事。”

“我讨厌你这样谈你的家庭生活，亨利，”贝泽尔·霍尔渥德一面说，一面往通向花园的门那边踱去。“我相信你实际上是个很好的丈夫，不过你硬是以自己的美德为耻辱。你是个怪人。你从来不说正经话，你也从来不做不正经的事。你的玩世不恭无非是装腔作势。”

“保持本色才是装腔作势，而且是我所知道的最令人讨厌的装腔作势，”亨利勋爵笑着高声说。这两个年轻人一同走到了花园里，在一丛高大的月桂树的遮荫下面一张长竹凳上坐定。阳光从光滑的树叶上溜过。一些白色的雏菊在草丛中摇曳。

在一阵沉默之后，亨利勋爵掏出他的表来。“我恐怕该走了，贝泽尔，”他喃喃地说，“在我走以前，我还是要你回答刚才我向你提的那个问题。”

“什么问题？”画家问，眼睛仍盯着地上。

“你明明知道。”

“我不知道，亨利。”

“好吧，我告诉你我指的是什么。我要你向我解释，你为什么不愿意展出道连·葛雷的肖像。我要知道真实的原因。”

“我已经把真实的原因对你说了。”

“不，你没有说。你说因为那里边有太多你自己的东西。这完全是孩子气的说法。”

“亨利，”贝泽尔凝视着他的脸说：“凡是怀着感情画的像，每一幅都是作者的肖像，而不是模特儿的肖像。模特儿仅仅是偶然因素。画家用油彩在画布上表现的并不是模特儿，应该说是画家自己。我不愿展出这幅像，是因为我担心它会泄露我自己灵魂的秘密。”

亨利勋爵笑了起来。“那是什么秘密？”他问。

“我来告诉你吧，”霍尔渥德说，但是他脸上现出了一种困惑的表情。

“我等着听呢，贝泽尔，”亨利勋爵向他看了一眼敦促道。

“哦，其实也没有什么可谈的，亨利，”画家说，“恐怕你未必能理解。很可能你不会相信。”

亨利勋爵微微一笑，他俯身从草丛中摘下一枝粉红花瓣的雏菊，拿来细心观看。“我确信我能理解，”他说，一面凝视着那个像是用白羽毛镶边的小金盘，“至于信与不信，我可以相信任何事情，只要那是完全不足信的。”

一阵风从树上吹落了几朵花，沉甸甸的紫丁香花的成簇的星状花序在重而静止的空气中晃去摇来。墙根旁有一只纺织娘开始歌唱，一只细长的蜻蜓张开棕色的透明翅膀一闪而过，好像划下一条蓝色的线。亨利勋爵几乎能听见贝泽尔·霍尔渥德的心跳，但不知下文究竟如何。

“事情的经过很简单，”画家略事沉吟后说。“两个月以前，我去参加布兰登夫人举办的一个晚会。你要知道，我们这些穷画家有时不得不在社交界露露面，至少是要让人们知道我们不是野蛮人。有一次你对我说过，只要穿上晚礼服，打着白领结，哪怕一个股票经纪人也可以博得文明人的名声。我在客厅里跟一些打扮得吓人的贵族遗孀和乏味透顶的皇家美术院院士聊了十来分钟，忽然觉得有人在瞧着我。我转过头去，就这样第一次看见了道连·葛雷。当我们的视线碰在一起的时候，我发觉自己的脸色在变白。一阵莫名其妙的恐惧向我袭来。我明白自己面对面遇上了这样一个人，单是他的容貌就有那么大的魅力，如果我任其摆布的话，我整个人，整个灵魂，连同我的艺术本身，统统都要被吞噬掉。我在自己的生活中素来不需要任何外来的影响。你也知道，亨利，我有着怎样的独立性格。我一直是自己的主人，至少在我遇见道连·葛雷之前一直如此。可现在……我不知道怎么对你说好。好像有一个声音告诉我，我正面临着平生最可怕的危机。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觉得命运为我准备着异乎寻常的快乐和异乎寻常的痛苦。当时我愈想愈害怕，就转身打算走出客厅。驱使我这样做的并不是良心，而是胆怯。我不想把打算逃跑说成是我的光荣。”

“良心和胆怯其实是一码事，贝泽尔。良心不过是胆怯的商号名称罢了。”

“我不信这种说法，亨利，我想你也不信。不管是什么驱使着我，可能是自尊心，因为我一向自尊心很强，反正竭力往门外挤。偏偏在门口撞见布兰登夫人，‘你这么早就想逃跑吗，霍尔渥德先生？’她发出了尖叫。你知道她的嗓子有多尖哪！”

“她在哪方面都像一只孔雀，可就是不如孔雀那么美。”亨利勋爵说着，用他细长的手指神经质地把雏菊扯成碎片。

“我没法把她甩掉。她把我引荐给皇亲国戚、达官贵人和那些头戴巨大冠冕、长着鹦鹉鼻子的老太婆。她对人说我是她最好的朋友。我以前明明只见过她一回，可她认定我就是她们名流圈子中的一员。诚然，我有一幅画当时曾获得很大的成功，至少几张小报对它鼓噪过一阵子——这是十九世纪名垂不朽的标准。突然，我跟那个使我奇怪地激动起来的年轻人打了个照面。我们靠得很近，几乎碰着了。我们的视线再次相遇。我竟冒冒失失地请布兰登夫人给我们介绍一下。也许这并不算太冒失，而且恐怕是无法避免的。即使没有人介绍，我们也会互相攀谈起来。我相信一定会这样。道连事后也对我这样说过。他也感觉到我们是命中注定要互相认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