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苦乐人生(2)

公元2003年秋天，大弟开车拉着母亲和媳妇进城了，新家在大连丽景春天小区。他没有像我的先祖和族长们那样，即使逃离也只是让一个新的村子发生，而是干脆就向城市逃去，而且就在城市安家。

当然，村子和城市没什么不一样，不是最后的终点，而是逃亡者的驿站。因为所有的逃亡者，都回不到逃离的原点，只能永远走在逃亡的路上，并且永远不知所向。

家族

大荒地。这其实是我偶尔听说的名字，说这话的人不是本家长辈，而是一个在村里当过教书先生的申姓老者。他说，咱们这地方原来叫大荒地，不叫黄土岭，你家老祖宗是大荒地的开拓者，对俺们后来者有大功啊。

这是2000年年初的某一天，我在街上与申姓老者不期而遇，他知道我发表了许多文章，正在帮助族里的长辈和晚辈续写家谱，就跟我说了这么一句。

这是一个秘密，也是一个意外收获。在此之前，我只知道我出生的村子叫黄土岭，王姓家族也从未有人说过这里还有另外的名字。可以想见，这里原本没有名字，因为是一片傍河而生、尚未开垦的荒凉之地，王姓族长就给它取了这个名字：大荒地。

亮上，李刘沟，大荒地，构成一幅王姓先祖在辽东半岛的迁徙路线图。前面两个地名，如今还这么叫，只有大荒地改成了黄土岭。

在大荒地，开始的日子是孤独的。河东岸无人收割的芦苇丛中，只有王姓先祖们搭盖的一片茅草房。不知过了多久，又有人沿着河摸索着走来。他们看河东岸炊烟袅袅，就在河西岸悄悄地住了下来。

这就叫不约而同。后来者与王姓来自同一个方向，而且也是偷渡客、逃亡者。于是，同病相怜，彼此支撑，东岸西岸，不用说什么，已然是默契相守。王姓因为早到，且已耕耘出大片肥沃的土地，出于悲悯和体恤，只以不多的价钱，就把熟地卖给了晚到者，让他们初来大荒地就能吃上新鲜的玉米和高粱。当然，如果没有晚到者，大荒地还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村子。

有一件事是不能动摇的，王姓是先来的，所以王姓是大荒地的大姓，后来者则都是杂姓或小姓，且统统叫外姓。不论后来者是否承认，王姓尽管给了他们许多优待甚至救助，举止言谈中却不免带有些大姓“沙文主义”。

九道河东岸最大的那一片芦苇荡，将最早来到的王姓团团围住，他们十冬腊月坐在炕上吃饭，白色的芦花能飞进碗里。然而，开垦到最后，王姓像是要故意给自己留个念想，要求子孙永远留下家门口的那一大片芦苇荡。所以，要是河西那几家杂姓小姓来河东王姓家串门，一般不说上谁谁家坐一会儿，而是说上大苇园坐一会儿。大苇园，彼时已成王姓家族的别称。

夏天一下大雨，九道河就要发大水。大水下来的时候，老远就能听见呼嗵呼嗵沉闷的响声。整个村子就像听到了敌情，人们披上蓑衣，戴上草帽，一个扯着一个站在自家房顶上。不一会儿，黄浆浆的大水就冲下来了。水头的样子像一群疯牛，它们很快就漫上河岸，漫进王姓四周那一大片苇园，而且撞开后门，毫不客气地从后门蹿进去，又毫不客气地从前门蹿出来，横行霸道，如入无人之境。大水过后，就有许多房子被水拉走了。奇怪的是，河东的大姓和河西的杂姓都忠贞地守着这条害河，房子一次一次被大水淹没或冲倒，水退了，再盖，村子始终是村子，房子越盖越多，人口也越来越多。

王姓是大姓，大姓必然派生出许多支系，有的留下来守着祖业，有的搬到别的村子另盖房宅、另起炉灶，有的就走远了，走到柳条边外的吉林、黑龙江。走远的就很难再回来，搬到别的村子的还是一家人。

族里有人老了，全族的男女老少都来戴孝帽子、穿孝衫。祖茔地在三四十里远的一条山沟里，出殡时要八帮人换着抬杠。女眷坐车，男人骑马，背着水和干粮，浩浩荡荡上路。

每逢过年，不论出门在外的还是守家在地的，都要到大苇园来敬老宗谱。老宗谱平时装在一只枣木匣子里，各家各户过年供的宗谱是老祖宗之下一支一份的祖宗。族里谁家嫁女娶媳，必是到大苇园去请来宗谱匣子，把它放到堂屋正北的供桌上，点着香，磕了头，才拜天地、入洞房。

这是王姓家族自己的宗教。族亲们创造了各种各样的仪式，不论做什么，都可以套进一个相应的仪式，让所做的一切隆隆重重、堂堂皇皇。日子是复杂的，讲究排场的，有风有俗有繁文缛节的，初来时的惶然和窘迫，经过了二百多年的挣扎，已经被铺垫得从从容容。

王姓在我太爷这一代，发生过三个不大不小的事件。一件是我的一个本家太爷在州衙里当上了税官。大荒地本家有人在复州城里卖烟叶和柴草，城里某位霸爷买了东西不给钱，本家就去找州衙税官，因为衙里有人，那霸爷立刻乖乖地把钱如数交出。大荒地的王姓以此为荣，在城里做买卖再也不用担心被抢，抢了也能要回来。

另一件是我的一个本家太爷考上了庠生，也就是秀才，他是文章高手，虽处乡间一隅，却名播远近。母亲说，我能写文章像本家这位太爷。

还有一件是本家的另一个太爷被人勒死。大苇园王姓从不提这一节，认为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这个太爷好赌好嫖，他的死是因为嫖了河西申姓家的一个小媳妇，有一天夜里，他让人勒死在南窑。究竟是不是申姓干的，王姓一直没有追究。

以上发生的事件，是王姓注定要经历的悲喜交加。但是，在最后一个事件里，我格外注意到了南窑这个地方。母亲说，咱们家不光有南窑，还有北窑呢。

原来如此，北窑和南窑都坐落在九道河东岸，王姓以大苇园家族居住群落为中心，在向南向北目光所及之处各建了一座土窑。这两座土窑其实就充当了两块地界石，当千顷良田垦出之后，北窑所在地就叫北洼，南窑所在地则叫南洼。洼即洼地之意，与洼地对应的叫山地，区别是山地土薄，洼地土厚。在淳朴的田园牧歌时代，王姓是大荒地最大的地主。

南窑和北窑最后一任继承者是我爷。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时，大荒地在明清时代留下的驿路上，看不见百里之外爆发的战争，却看得见兵过马走。战争的阴影伴随了我爷整个的童年和少年时代。20世纪30年代，复县（1913年复州改称复县）与金县（1913年金州改称金县）已是两个世界，以石河驿为界，南为日本的“关东州”，北为伪满洲国。我爷的乡绅身份，让他不得不担当个甲长。我知道，伪满实行保甲制，甲长是一个村子的头领，像后来的生产队长，保长是几个村子的头领，像后来的生产大队的头。这说明我爷不过是沾了大姓的光，又因为地多，混上了这个差事。甲长的形象在电影里常见，一般都是带着伪军挨家挨户动员出钱出粮出壮丁什么的，不知我爷当年是不是也这么干。

听母亲说，我爷的原配早逝，她给我爷生了大伯父和二伯父。我奶是我爷的续弦，她嫁给我爷之后，一口气生了十六个孩子。母亲说，她都嫁进门了，我奶还在生。母亲还说，她没见过我奶这么心狠的妈，孩子生下还有口气，只是看上去活不长，我奶却叫接生的老娘婆给扔了。那年冬天，我奶又生了一个，母亲早上开门去院子抱草做饭，见门口扣了一个大筐，里面好像有什么东西在蠕动，上前打开一看，又是被我奶扔掉的孩子，这么冷的天居然还没冻死。这个情景，让母亲记了一辈子，她跟我奶也因此永远亲近不起来。这十六个孩子有男有女，最后只活下来两个儿子，一个是我父亲，一个是我小叔。母亲跟父亲说，你的命真大，你妈怎么没把你也扔了喂狗！

家里人都说我爷是个福将，好好的一个人，突然跑肚拉稀，不出几天就撒手人寰。他走后的第二年，家里就遭土改。母亲说，如果你爷还在，肯定逃不过枪毙。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一场不治之病帮了他大忙。

我爷去世后，大伯父接替我爷做了当家老爷。听说土改，大伯父、父亲和小叔都跑了，母亲也抱着我姐跑了，全家就剩我奶和伯母没跑。南窑和北窑之间的大片良田，已经成为大苇园王姓的重大罪状，好在大苇园在村子里名声不臭，在长工心里是个仁善之家，农会带着“红缨枪们”来抄家时，大苇园只是被没收了全部家产。“红缨枪们”没有严惩我奶，但把大伯母打得几个月下不来炕。

母亲不止一次对我说，“斗争”那年，我大伯母的后背被打成了紫茄子色。母亲总是把土改说成“斗争”，而且从来不说咱家什么成分，只说咱家是被斗户。

二伯父是大伯父的亲弟，因为自小丧母，出生不久就过继给我爷的一个叔父。二伯父管我爷的叔父叫“爷”而不是“爹”，这叫孙子给爷爷续香火。二伯父在他的爷家是独苗，没人跟他争家产，“斗争”那年，他爷已经不在了，全部家当都落在他名下，二伯父直接就被划了个富农。

我爷的四个儿子，后来就数过继出去的二伯父过得最穷，也数父亲和母亲对他最好。我见到二伯父的时候，他房无一间，地无一垄，妻子带儿女改嫁了，他是个地道的光棍儿。二伯父的个子又瘦又高，因此得了个外号：大个子。记得母亲当面叫他二哥，背后却叫他大个子，或者西山大个子。冬天下大雪，母亲就说，大个子会不会冻死啊？然后，马上就打发大弟带着吃的上山探看，或领他来家里喝口热汤。

二伯父喜欢到我家吃饭，而不去大伯父家坐，每次看到他走到院子里，母亲就说，西山大个子来了，晌饭马上就带他一份儿。二伯父寡言少语，喜欢抽烟，菜叶子都能当烟抽。他也喜欢喝酒，那是年轻时练的，后来只能偶尔在我家喝上一盅两盅。

他一直住在西山，生产队叫他看庄稼，就在西山搭了一间窝棚。上西山剜菜时，我去他的窝棚玩过，下半截是石头墙，上半截盖着玉米秸。他去世时也是孤零零一个人死在西山窝棚里，很久了才被发现。

回头再说窑事吧。土改以后，大荒地改叫黄土岭，北窑在黄土岭北边田屯境内，田屯和黄土岭各是一个生产大队，比生产小队大一级，比公社小一级。“文革”后期，公社成立了社办工厂，最早的社办工厂一个是机械厂，一个是缸瓦厂，缸瓦厂就是当年的北窑。我们生产小队的一位政治队长后来升了官，职务就是在缸瓦厂当厂长。厂子主要出产砖瓦和陶泥质地的器皿，十里八村的酸菜缸、洗菜盆，全都是它的产品。

南窑当年也有类似的产品，由我那个太爷主管经营。因为他不得善终，南窑随即变成了一座废墟。20世纪60年代，我和小伙伴们去南窑玩的时候，它就剩下一个窑的外壳，上面露着天，下面是一个大坑，夏天有水，冬天结冰，窑内长满了野草，梯形的壁墙上还残留着一圈儿可以走人的通道。看过电影《地道战》之后，我们这些小孩子经常学游击队的样子，让一个人扮鬼子，大家一起朝他打枪。

彼时，我家在道东生产小队（道东也就是河东）。南洼在道东，南洼就属于道东队。南洼仍然那么肥沃，许多人家在这里都有自留地，垄多垄少主要看家里有几口人，只要是好地一定要人人有份儿，否则就摆不平。我家人口少，在南洼只能种五垄地，但是，我和别的孩子一样可以享受种地或秋收的热闹，因为每逢这个时节，南洼就会聚集几乎全生产队的男女老少，而且我家那几垄地距南窑很近，趁着大人不注意，我们小孩子一溜烟就跑到南窑去玩打鬼子游戏了。

也许南窑占地太大，留着也没用，包产到户以后，不知被谁给铲平了，铲得一点儿痕迹都没有了。北窑的烟火一直烧到20世纪90年代，原因是社办工厂被个人买断，人家只要地盘，不要这个老掉牙的传统企业，北窑很快就和大荒地这个地名一样，变成一段不为几人所知的如烟往事。

不论叫大荒地，还是叫黄土岭，两个名字都很一般，后者比前者看上去文了一些，但也只能说明土地不如先前那么肥沃了。这是时间和人口一起造成的退化和贫瘠。我经常回头去想，我的先祖当年迁来迁去，目的是找对地方，在这里建一个幸福而且富裕的家园，可是直到现在，公社即使改叫了乡，生产大队即使改叫了村，我的所谓的老家，还是大连市一直挂名的贫困乡和贫困村。如果最后一次迁居决定留在大荒地的先祖天上有知，一定会为他当年这个错误的决定汗颜吧。

父母

我的父亲和母亲都出生于1926年，那一年出生的男人女人属相是虎。很早就听母亲说，她嫁给父亲完全是由我爷和我姥爷包办的。

我姥爷是个皮匠，高高的个子，长长的腿，蓄一副山羊胡子，穿一身黑家织布衣裤，戴一顶黄毡帽，走南闯北，说话做事都是一股江湖气。那时候，东北荒凉，东北野兽也多，东北的男人女人在冬天里都穿得像夹皮沟里的常猎户和小常宝。所以，我姥爷的皮匠生意一直不错，出去转一圈儿，就能收回不少皮子。

我姥爷和我姥生了七个闺女、两个儿子，我母亲排行老大。她说，小时候家里有好几口泡皮子的大笨缸，整得到处都是火碱味儿，到处都晾着刚刚熟好的皮子。我姥爷不抽烟，却爱喝酒，酒足饭饱之后，手里握着一把刮皮刀，经常咯吱咯吱刮到下半夜。一批皮子熟好了，我姥爷就要出去转一圈儿，给客户送皮子，赚到了钱，再去收新的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