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苦乐人生(3)
母亲说，我姥爷通过收皮子认识了我爷，不只因为我爷是大客户，还在于这两个萍水相逢的男人说话投机、肝胆相照，彼此又喜欢交往而有了交情，最后交到了称兄道弟的份儿。两家相距十八里地，以后我姥爷即使不收皮子、不送皮子，只要路过大苇园王家，也一定进门坐下，陪我爷喝几盅小酒。我姥爷没有阶级和贫富的概念，他在长年的南跑北奔中认了个理，好闺女一定要嫁到书香门第、大户人家。于是，在我母亲八岁那年，他和我爷一边喝酒，一边给同庚的小儿女定了终身。
母亲长到十八岁越发漂亮，瓜子脸，大眼睛，樱桃小嘴，杨柳细腰，标准的古典美人。那年春天，她和邻家小伙伴莲英到镇上买绣花线，两个姑娘在镇街口碰见了日本宪兵，那个日本宪兵表面上看不像电影里描写得那么凶狠，他只是眼珠子一转，把我母亲盯上了。第二天，一个伪警察跑来告诉我姥爷，日本宪兵限他三天之内把花姑娘送到镇上。尽管母亲压根儿就不想嫁给从未见过面的那个男人，但大事临头，被逼无奈，也只好听从我姥爷的摆布。我姥爷毕竟见过世面，他连夜雇了一顶花轿，不吹不打，连嫁衣都是借的，就把母亲在一个大月黑头子抬进了十八里外的洞房。这事听起来像谁胡乱编的一个瞎话，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我的母亲当年就有那么漂亮，就有那么出众，只差一点儿就让日本宪兵给抢走了，应该说，危急时刻还是我爹拯救了她。
在那个夜晚，母亲一定是领父亲的情了，婚后的日子一定也过得非常甜美。可是后来发生的事情，却让母亲由爱生恨。“你爹一辈子都是个自私的人”——这是母亲说得最多、最狠的一句话，追根溯源，跟土改有关。“斗争”那年，我家因为是大户，自然就成了被斗户。前一天晚上，听说第二天就要来斗争我家，父亲竟然扔下母亲和两岁的女儿不管，跟着伯父和小叔逃跑了。那时候我爷已经病故，屋子里只剩下女人和孩子哇哇直哭，关键是我姐只有两岁，我母亲正怀着八个月的身孕，我父亲却在这个时候没良心地逃跑了。
那天夜里，孤独而恐惧的母亲居然梦见了我爷，我爷什么也没说，只往她脖子上挂了一串蒜。母亲惊醒之后，认为我爷一直偏向她这个儿媳，这是托梦叫她快跑呀——蒜，不就是“散”吗？母亲立刻掌灯起身，把我爷给她婚后赶做的二十三件从没上过身的旗袍装在一个大包裹里，藏在西厢房的碾盘底下。因为逃跑不敢戴首饰，她又把金银首饰都摘下来，装入一双黑皮鞋的鞋壳里，再用纸把皮鞋糊在炕脚用来搁置火油灯的墙洞里，然后趁着天还没亮，挺着大肚子，抱起尚在熟睡的女儿，就往北大壕的野地里跑去。
母亲说，“斗争”那年冬天的雪有三四尺厚，每走一步，雪都是齐腰深。出逃的路上，还遇到一支红缨枪队，母亲就抱着我姐趴在雪窝儿里猫着。最后，母女俩好不容易逃到北山下的村子，正巧遇到一个乔姓男人出来捡粪，我母亲仓皇的脸色，让他一眼就看明白了原委，他非但没有躲闪，反而叫母亲跟他到家里去。就这样，母亲带着我姐在乔家住了七天，白天有人来了，乔家人就让母亲抱着我姐藏到屋内的地瓜窖子里。这个名叫乔树恩的男人，让母亲感激了一辈子，两家后来始终当亲戚走动。如今，母亲虽然不在了，逢年过节，红白大事，我们姐弟还是一如既往地去乔家串门。
那一次的逃难，终点是我姥爷家。母亲一回到娘家就倒下了，肚子里的二姐也因早产而亡。当母亲后来拖着我姐回到自己家中时，家里的东西已经被分光、拿光，她最惦记的藏在碾盘底下的二十三件旗袍，还有糊在墙洞里的首饰和皮鞋，它们跟谷囤、车马、家具一样，也不见了踪影。母亲没见过来家里斗争的人，她恨只恨我那年轻的父亲，在紧要关头不管她、扔了她，日后的几十年，这件事就成了她埋怨父亲的话把儿，每提起来就会瞪着眼睛对父亲说，你说我这辈子要你这样的男人有什么用？
“斗争”过后，家里男人女人都出去要饭。父亲受不了别人的眼色，他是一个面子矮而且胆子小的男人，内心比女人还要脆弱。听说辽沈战役要开打了，复县独立团来乡下征兵，而且不论成分，谁去都行，他就背着母亲报上了名。第二天，新兵就要上县里集中，父亲在头天晚上睡觉前才小小心心地告诉母亲，可以想见母亲听后是什么心情。母亲始终没对我讲分别的那一夜他们是怎么亲密的，只说，看他睡着了，我下地烧了一壶水，想往他腿上浇，叫他天亮了走不成，可就是狠不下心来，试了几次都下不了手，天亮之后，我反倒拿这壶水给他煮了几个路上吃的鸡蛋，你说我贱不贱？
父亲临走的时候，母亲再生气也忍着送他到院墙外的枣树下。树上正好有个喜鹊在叫，父亲的脆弱劲儿马上显出来了，他抬头望了望喜鹊说，以后听见它叫了，不是我人回来了，就是我的信到了。父亲小时候念过私塾，字也写得好，血液里还有一点儿文人气质。母亲说，什么叫不叫的，我正后悔没把那壶热水浇到你腿上呢。美丽的母亲，根本就没解这个风情。过了几天，有人把父亲换下的黑棉袍捎回来了，母亲看着就气，竟用剪子把它铰碎了，眼不见为净。
父亲一走，母亲就开始学着抽烟。那是1948年春天，母亲还年轻，刚刚二十二岁，因为怨恨，因为孤独，也因为想念，她学会了抽烟。开始只是晚上抽，她不想让伯父和小叔看见，抽得时间长了，她也就不在乎了，堂而皇之地拿到桌面上抽。伯父和小叔当然明白她为什么抽烟，也没有人敢说她闲话。母亲却说，他们那个嘴不是不想说，他们是怕我就劲儿带你姐跑回你姥家，怕你爹回来跟他们要老婆。
母亲开始抽的是长杆烟袋，后来抽的是手卷的旱烟，再后来抽的是盒装的纸烟。我至今仍记得母亲抽长杆烟袋的模样。那是冬天的印象，我家的炕上总有两样东西，一个是铜制的火盆，一个是木刻的烟笸箩。火盆在冬天里除了用来烤手取暖，还可以用来点烟。母亲的烟袋锅是铜的，烟袋嘴是玉的，烟袋杆是黑色带暗花纹的乌木。听母亲说，这个长杆烟袋是她的小姑送给她的礼物。
当年，我姥爷不但把自己的闺女嫁给了大户，还把他的小妹嫁给了大户，只是小妹给人家做的是偏房。“斗争”的时候，母亲这个小姑家当家的被打死了，正房也跟着上吊了，她这个偏房不但当时没挨打，后来也没挨饿，因为她提早在外面给自己藏了些私房。母亲这根长杆烟袋，就是小姑私房里的东西，看样子就很珍贵。母亲自学会抽烟，这根长杆烟袋就不离手，去别人家串门也带在身上，冬天装在袖口里，夏天则像根拐棍似的拎着，烟袋就像她身体的一部分。
母亲一生有两大嗜好，一个是爱抽烟，一个是爱穿戴。母亲自知比别人美貌，对穿戴就格外在乎。“斗争”之后的许多年，母亲始终放不下她那二十三件失踪的旗袍。母亲说，那是新锃锃的二十三件旗袍啊，钩着云子边的大盘扣的二十三件旗袍啊。在村子里，母亲总在盯着贫农家的老婆，看谁把她的旗袍穿出来。那是阶级斗争的年月，母亲即使看到了，也不敢说，只能在家生闷气。
我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有一天放学回家，我跟母亲说，班里谁谁穿了条丝绸布的花裙子真好看，给我也做一条嘛。母亲立刻瞪大眼睛，叫我带她去学校找那个女生，我以为是要照样给我做裙子呢，结果却是一场空欢喜。母亲往那个女生身上只瞄了一眼，就厉声地对她说，回家问你妈，这裙子是不是拿我旗袍改的？
记得翌年夏天就是“文革”，所幸那个女生跟我一样小，对过去的恩怨不明就里，回家肯定也没去问她妈，否则后果真的难以想象，用“文革”的语言定罪，母亲这是在“翻变天账”啊！但是，关于二十三件旗袍的丢失，母亲一直唠叨到她去世之前。在她早早准备的寿衣里，有一件就是她亲手给自己做的锦缎旗袍，而且故意剪裁得非常宽松，就是为了让我们给她穿在最外面，她说要穿着心爱的旗袍去天堂。
母亲与父亲一生中只有一张合影。记得，乡下老家墙上的旧相框里镶嵌了许多发黄的老照片，有我姥爷和我姥的，有我三姨和四姨的，还有我大舅、二舅和舅妈们的，就是没有我爷我奶家这边的。我问母亲为什么，她说，照片有不少，可是成分不好不敢上墙呗。正因如此，很小的时候，我只能看见父母这张光面的黑白照片。照片上的一男一女都穿着志愿军时代的夏天装，头上是坚硬的大檐帽，军单衣的左胸前，戴着一块白色的志愿军军徽。这张照片对这个家族的历史是一种粉饰，对父母自己的小家是一种成分修正，尽管“文革”中我仍然当不上红小兵，但我填表的时候写的是“上中农”，而不是“地主”“富农”。母亲说，我家比我伯父和小叔家成分低，多亏你爹穿了这身军装。
我注意到，父亲脚上穿的是军人胶鞋，母亲脚上却是一双家做的黑布鞋。父亲的左手腕上还戴了一块不知什么牌子的手表，为了让那手表露出来，他把紧袖军衣的袖口特意挽了一下。父亲本不是虚荣的人，但他那天确实把袖子挽了那么一下。父亲是中等个子，母亲在女人中属于高个儿，父亲挺直了腰杆儿，才与母亲一般高。父亲平时是爱笑的，那天却莫名其妙地严肃了起来，也可能是怕母亲抢了自己的风头。
母亲原本就是美人，穿上了军装，更是美丽可人：从大檐帽里垂落下齐肩的黑发，大眼睛欲说还休地含蓄着，一张古典美人的小嘴，把胸还微微地收敛了那么一下。她似乎看出了父亲的紧张，故意藏起自己，以让旁边那个男人阳刚一些。
乍看母亲和父亲的装扮，不知内情的还以为这是一对军旅夫妻，父亲大概是个乡下来的土小子，母亲则像个背叛地主或资本家家庭投奔革命队伍的女青年。其实，他们两个都是乡下佬，只是母亲生就一副城里也少见的清秀面孔。
在这张照片上还可以看出一个细节，他们的军装明显是刚刚洗过晒干的，裤线压得刀削一般直，这使他们多了些威武之气。另外，两个人脚前还摆了一个不知是真是假的花盆，身后影影绰绰地有一片不知是室内还是室外的景物，这些布景与两个主角的着装和表情显得极其冲突。但是，快门就在那个时候按下了。
母亲说，在去照相馆之前，她和父亲曾经抱头痛哭了一场，两个人都以为这便是生离死别了，说不定再也见不到了。因为那是在距家几百里远的通化，父亲马上就要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了。然而，命运眷顾了美丽的母亲，几年后父亲居然不少胳膊、不少腿地从朝鲜战场回来了，而且是留在县城当干部，母亲的心当然是一块石头落了地。
从此以后，母亲和父亲就过上了城乡两地分居的和平日子。奇怪的是，在那么漫长的和平年代里，他们却再也没想过去照相馆合个影，而这也成了让母亲后悔不及的伤痛。
1979年夏天，父亲在工作岗位上突患脑溢血，抢救了半个月也没抢救回来，这个五十三岁的男人竟然扔下了妻子儿女撒手而去。后来，一家人在翻看父亲的遗照时，母亲突然长叹了一声：唉，我和他一辈子就合照了一张相，那些年都想什么去了！
父亲去世以后，这张合照就被母亲随身带着。不论住在乡下弟弟家里，或是住在城市我的家中，她经常是一个人拿出照片，远远近近地端量那上面的两个人，仿佛从来不认识似的，又仿佛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我知道，母亲也只有通过这张照片去回忆这个男人曾经给过的温暖了。男人的手，男人的肩膀，还有男人那双深褐色的多情的小眼睛，曾给过她多少难忘的感觉啊。
1996年夏天，为了一个写作计划，我买了一张去通化的火车票。去通化是为了去集安看高句丽古墓群。临行前，我想起母亲和父亲当年在通化的那张合照，就打了个电话给母亲，让母亲说说照片的故事，去通化我也许可以找到当年那家照相馆，还可以把那个照相馆照下来拿给母亲看看。因为从父亲参加辽沈战役成为军人，乃至以后又成为地方上的一个小干部，他和母亲竟然再也没有那么漫长的厮守。听母亲说，那次在通化，她一共待了二十五天，而那一年，父亲和母亲都正好是二十五岁。
那天的电话里，七十岁的母亲像一个初嫁的新娘，一会儿羞羞答答，一会儿哀哀怨怨，像说古书，又像唱旧戏，一句三叹地不断给我爆料。我才知道，在母亲的心里，她与父亲的这张合影照片背后居然隐藏了那么美丽哀伤的故事。
时间是1950年农历七月的一天。天空阴着，母亲端着盆子去了河边，已将要洗的衣裳浸进河里，忽见枣房村赵大木匠一边扛着家什过河，一边大声对母亲说，他要去通化看儿子，侄媳妇也去，听说他们要过江打仗了。母亲知道，赵大木匠的儿子和堂弟一起当的兵，而且在一个部队，就马上说，等等我哈，我跟你们一起去。母亲从河里捞起了湿衣裳，就急急忙忙地回家收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