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爱，万物生(3)
当时我丝毫没想过母亲会这样溘然长逝。在她撒手人寰的那一刻之前，这个想法从未在我的脑海中浮现过。她是坚如磐石、不可战胜的，她是我生命中的守护神，即便垂垂老矣，也依然能在园间耕作。这样的场景深深地烙在了我的心中，就如我一次次地缠着让她细细描述的童年回忆一样。我将这幅画面保留在心中，就像这是属于我自己的回忆。在我的脑海里，母亲老去后优美的身形，就像我曾经寄给她的一张黑白照片上的画家乔治娅·奥·吉弗一般高雅。我们从梅奥医院回来后的几周，我将这幅画面藏在心间，不愿抹去。而在这之后，当她住进德卢斯那家医院后，我渐渐淡忘了那幅画面，脑海中浮现的是更为现实、更加朴素的母亲的形象。我在脑中勾勒着一幕一幕的场景：5月和8月母亲的姿态，10月母亲的身影。日子一天天流逝，我脑海中的母亲也随之一层层剥落。
入院的第一天，护士问母亲是否需要注射吗啡，母亲拒绝了：“吗啡是给快死的人打的，打吗啡就意味着没有生的希望了。”
但她仅仅坚持了一天。她睡去，醒来，谈天，说笑，也会因为剧痛而呜咽啜泣。白天我陪在她的左右，晚上则由艾迪来看护她，利夫和卡伦却迟迟不肯露面，两人的借口让我听来既牵强又拙劣。但他们的缺席并未影响到母亲，她一心只想将身上的剧痛根除掉，而在一针针吗啡药劲过后，却发现这只是她一厢情愿罢了。而那可恶的枕头仿佛也在与我们作对，没有谁能把它们垫到合适的高度。一天中午，一位我从未谋面的医生走进病房，告诉我，母亲已经快不行了。
“但是这才过了一个月呀！”我愤怒地说，“另一位医生告诉我们她还能活一年呢。”
医生缄口不语。他很年轻，大概30岁，一条柔和而多毛的手臂垂在口袋里。他站在母亲旁边，低头看着躺在病床上的她，“到了现在这个阶段，我们优先考虑的，是病人是否感到舒服。”
舒服？！如果想让我母亲感到舒服，那么那些护士为什么还一个劲儿地减少吗啡的剂量呢？在他们之中有一位男护士，透过紧绷的白色护士裤，他的阴茎的轮廓若隐若现，我甚至希望能把他拽到母亲床脚对着的那间狭小的洗手间里，只要他肯帮我们，为他做什么我都心甘情愿。我想取悦他，去感受他压在我身体上的重量，去感受他在我发丝间的呼吸，听他一次又一次喊我的名字。因为我想让他报偿我，让他把母亲的病当作大事去重视，想让他因这悲悯而椎心泣血。
母亲请求这位男护士给她多注射些吗啡，她以一种我毕生从未耳闻的方式苦苦乞求，就像一只发疯的狗。而面对母亲的哀求，男护士却一直看着他的腕表，一眼也没有扫一下母亲。无论他对母亲是答应还是拒绝，那张脸上的表情都丝毫不曾改变。有时他会一语不发地给母亲加药，有时则用冷硬的声音断然拒绝。母亲边恳求边抽泣，她的泪水不像正常站立的人那样掠过颧骨流向嘴角，而是溢出眼角、滑过双耳，然后滚落进她散在病床上的乱蓬蓬的发丝之中。
母亲并没有活够一年。她没能等到10月，没能盼来8月，也没有迎来5月。在德卢斯的医生第一次查出她患癌症后的第49天，在梅奥医院的医生再次确诊后的第34天，她离开了这个世界。然而这其中的每一天都像是一种永恒，日子一天天地堆叠在一起，变成了浓雾中一种清晰可见的冷酷。
利夫一次也没来看过她，卡伦在我的再三坚持下来过一次。对他们的冷漠，我既感到心如刀绞，又不禁愤愤不平。我和卡伦讨论过这件事，她怯怯地低声回应道：“我不想看到她这个样子。”然后便潸然泪下。我没法和弟弟取得联系，在我和艾迪看来，他仿佛人间蒸发了一般。一位朋友说，他和一个叫苏的女孩一起住在圣克劳德，另一个朋友曾经看到他在谢里夫湖的冰面上钓鱼，但我已无暇顾及他的事了。我每天都要全身心地扑在母亲身上，在她呕吐时为她端着塑料盆，一次又一次地调整那总也放不好的枕头，把她扶到床边带坐便的座椅上，明知她可能十分钟就要呕吐，也要哄着骗着让她吃些东西。而大多数时间，我都在她的身边看着她沉沉睡去。最痛苦的莫过于，看到沉睡中的她，面容仍因痛楚而扭曲着。她的每一个动作，牵动的不仅仅是垂在她身边的静脉导管，更让我的心也一阵阵跟着缩紧，生怕她会弄掉她那浮肿的手腕和手背上的针头。
见她从睡梦中醒来，我将手伸过那一根根导管，将她睡得蓬乱的头发整理好。我柔声问她：“你感觉怎么样？”心中祈盼着奇迹能够出现。
“哎……亲爱的。”这几乎是她能说出的所有话了。话音落下，她避开了我的目光。
母亲睡去的时候，我便在医院里随处溜达，经过开着门的病房时，我的双眼便会窥探进去。我瞥见过剧烈咳嗽、浑身青紫的老人，也看到过臃肿的双膝缠着绷带的妇女。
“你还好吧？”护士们常用阴郁的口吻问我。
“我们还勉强坚持得住。”我回答，仿佛我一个人可以代表我们全家。
但这是一场我孤身奔赴的战役。我的丈夫保罗用尽全力，来减少我的孤独。他还是那个几年前让我疯狂坠入爱河的温存而善良的男人，还是那个让不满20岁的我以闪电之速以身相许的男人。但随着母亲向着死亡一步步地走近，我与保罗之间的什么东西也在一点点凋零，无论他如何挽救，终究还是于事无补。我仍然会在一个个漫长的午后用医院的付费电话和他聊天，也会在回到家中的一个个长夜和他通话。我们会聊很长时间，我一边哭一边把发生的事情全部倒给他，他会与我一起落泪，努力想让我感受到哪怕些许的慰藉。无奈，他的话语是如此苍白无力，仿佛无法传进我的双耳。他又怎能体会失去母亲的滋味呢？他的双亲婚姻美满，两人都还健在。在他完好无缺得几乎熠熠生辉的家庭的映衬下，我与他的结合，似乎只能加深我的苦楚。这不是他的错。但与他相处让我感到难以承受，与其他任何人相处也是如此。我唯一能够勉强相处的人，也正是那个让我最无法承受的人——我的母亲。
每天清晨，我都会坐在母亲的床边，试着为她读些东西。我手边有两本书，一本是凯特·肖邦的《觉醒》，另一本是尤多拉·韦尔蒂的《乐观者的女儿》。这些是我们在大学里读过的书，是我们共同喜爱过的书。我尝试着为她读书，然而却没法读下去，因为每个从我口中念出的字都飘散在空气中，消失得踪迹皆无了。
我的祈祷也同样是徒劳。我几近痴狂、疯癫地祷告，我祷告上帝，祷告诸神，无论这神灵我是否知晓、是否能够企及，我都要试一试。我咒骂母亲，抱怨她没能给我任何宗教方面的教育。母亲对她那压抑的天主教家庭环境很是憎恶，因此在成人后，她完全切断了与教会的联系。而今，死神就在她的眼前，而我却连个信仰的神灵都找不到。我向浩瀚的宇宙祷告，但愿上帝果真存在于这寰宇之中，希望他老人家能够听到我的心愿。我不停地祈祷，但心气却一天天衰退下去。这不是因为我找不到上帝，而是因为我倏然间真的找到了他——我意识到，上帝一直都在，但他丝毫没有阻止事情发生以挽救母亲的生命的意图。上帝不是美好希冀的恩赐者，而是一个残酷无情的旁观者。
在人生的最后几天中，母亲的病情波动已不像以前那样剧烈，应该说，她的状态一直很低迷。当时，她手腕上总是插着一根导管，导管上连着一个装着液体的透明袋子，缓缓地往她的体内注入吗啡——她已一刻也离不开吗啡了。清醒的时候，她有时会“哎，哎……”地呻吟几声，有时则不胜凄凉地叹一口气。有时，她会看看我，送给我一瞬的慈爱；有时，她则会翻身再次昏睡过去，仿佛我并不存在；有时，母亲醒来会搞不清自己身在何处，让我给她拿点儿墨西哥肉卷和苹果酱；有时，她会以为她所深爱的那些动物全都在病房里陪着她，她说：“真见鬼，那匹马差点儿踩到我了。”然后便不满地四处张望，想寻到那匹马的踪迹；有时，她则会用手在空气中轻抚，幻想着我们家的猫正靠着她的大腿卧着。那一刻，我是多么想听到母亲称赞我是这世上最好的女儿啊。我并不以这个想法为荣，但我的确渴望得到这样的夸赞，就仿佛我发高烧时，而唯有母亲的夸赞才能为我退烧似的。难抑对这份肯定的渴望，我竟不加掩饰地直接问母亲：“我是不是这世上最好的女儿？”
母亲说：“你是，你当然是了。”
但这并不能满足我。我想要这几个字在母亲的脑海中织结缠绕，然后快马加鞭地传送到我这里。
我渴望爱，渴望到了火烧火燎的地步。
母亲的死降临得很快，但并不突然，像是一缕缓缓燃尽的火焰，由余焰变为烟气，随之又飘散在了空气中。她并没有来得及被这病拖得形容枯槁，在离去之前，她的身形虽然消瘦了些，但还算丰满，还算是一个有生气的女人的体态。她的头发也没有掉光，但由于卧床数周，她的发丝已因受损过度而又黄又枯了。
透过母亲病房里的窗户，我可以看到伟大的苏必利尔湖。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淡水湖，也是最为冰冷的一湾湖泊。想要看到湖景，我不得不侧着脸，紧紧贴在窗户玻璃上，这样才能捕捉到一抹湖光，看到那湖水与地平线连成一片。
“这可是湖景房呢！”母亲惊呼着，但她太孱弱了，已经无力起身亲眼去看这片湖了。随后，她把声音压低了一些，轻轻说，“我这一生一直希望有朝一日能住一间带景致的房间。”
母亲希望能坐着死去，于是我用能寻来的所有枕头为她搭起了一个靠背。我想把她从医院里带出去，把她安置在一片草地中，让她在那里离开这个世界。我从家里带来一条她用我们的旧衣物亲手缝成的被子，盖在她的身上。
“把这东西拿开！”她粗蛮地咆哮着，就像一个游泳的人一样一脚把被子蹬开了。
我凝望着母亲。窗外，阳光洒在人行道和积雪结成的冰面上。那天是圣帕特里克节，护士们为母亲送来了一块绿色的方形果冻，放在她身旁的桌上。[1]随着母亲的动作，这块果冻也跟着震颤着。这是母亲人生中最后一个完整的日子了。这天的大部分时间里，她都目光呆滞，似睡非睡，时而神志清醒，时而陷入幻觉。
虽然不情愿，但那晚我还是离开了母亲。护士和医生们告诉我和艾迪：“已经到时候了。”我总以为癌症患者会在人世上弥留一段时间，因而我以为他们的意思是说，母亲尚有几周的时间可活。卡伦和保罗说好第二天早晨要从明尼阿波利斯开车赶来，外祖父母也说好几天之后要从亚拉巴马州来探病，而利夫仍是杳无音信。艾迪和我打电话联系了利夫的朋友和朋友的家长，让他们给利夫捎话，恳请他能打个电话过来，但他仍然没有打过电话。于是，我决心离开医院一个晚上，找到利夫，把他带回医院来，好让这事儿有个了结。
我对母亲说：“我明天早上就回来。”而后我看了看半躺在塑胶沙发上的艾迪，对他说，“我会把利夫带回来的。”
母亲听到利夫的名字，睁开了双眼。那湛蓝而闪光的双眼，与从前别无二致。经历了如此的病痛折磨，那双眼睛却始终没有改变。
我不平地诘问道：“你怎么能不生他的气呢？”这个问题，我可能已经问了十遍了吧。
“强扭的瓜不甜啊。”以前母亲老是这么回答我，或者，“谢莉尔，他才18岁啊。”但这次，母亲只是凝视着我，说了一句：“亲爱的。”当我被她的袜子搞得火冒三丈时，当她眼见我竭力改变现状却徒劳无功时，她说的都是这个词。她用这唯一的词语，试图给我安慰，让我逼着自己接受眼前的现实。
我对母亲说：“我明天会和他一起回来。我们会一起回来陪你的，好吗？我们都不会离开你的。”我将手伸过她四周垂下的一根根导管，轻轻地抚摩着她的肩膀。“我爱你。”我一边说，一边俯身下去亲吻她的面颊，但她却避开了我，因为她身上的剧痛让她连一个吻也无力承受了。
“……爱……”她太过虚弱，已无力说出“你”和“我”，只是低声说了一个“爱”字。我走出病房时，她又重复了一遍。
我乘电梯下楼，来到寒冷的街上，沿着人行道往前走。我路过一家酒吧，透过平板玻璃窗，看到酒吧里座无虚席，每个人都戴着亮闪闪的绿色纸帽子，身穿绿色衬衣和绿色背带裤，喝着绿色的啤酒。一个男人与我目光相会，他醉醺醺地指点着我，隔着窗户大笑起来。
我开车回家，喂了马和母鸡，然后拿起了电话。两只狗感激地舔着我的手，家里的猫也拱着趴在我的大腿上。我给每一个有可能知道弟弟下落的人打了电话。有人告诉我，他酗酒很严重；有人告诉我，没错，他的确和一个来自圣克劳德的叫作苏的女孩在一起。午夜时分，电话铃声响起，是弟弟，我告诉他，这是他和母亲的最后一面了。
半小时过后，弟弟走进门来。我真想冲着他大吼，真想用我的满心恼怒和责难把他震得浑身战栗。但当我看到他时，我所能做的只是抱着他号啕大哭。那一夜，他看上去是那样苍老，又是那样稚嫩。我生平第一次发现，弟弟已经长成了一个男人，但我也能感到，骨子里的他还只是个孩子。我的小男孩，一直以来被我如母亲般呵护的那个男孩，在母亲因工作不能在家的时候，是我别无选择地担负起了妈妈一半的责任，照顾他、呵护他。卡伦和我虽然相差三岁，但我们的成长环境让我俩和双胞胎姐妹无异。在利夫的成长过程中，我俩付出了同等的心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