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书是应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邀约，是为公众撰写的一本中国近代史简明读本。

大众需要了解中国近代史，社会需要了解中国近代史，一代一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人需要了解中国近代史。了解一点中国近代史，对正在为中华民族复兴而奋斗的人们，增加一种前进的动力，增加一种正能量，是我们乐于为之的。这是我们撰写这本《简明中国近代史读本》的出发点。

普及本的中国近代史书，以往已经出版很多本，特别是20世纪70—90年代，出版的同类读物数以百计。还有必要再增加一本吗？应该说还是有必要的。时间已经过去了1/3世纪，人们对中国近代史知识的渴望不仅未减少，反而增加了；中国近代史学界对中国近代史的认识远比过去清楚了，学术研究的进步也很大。过去的历史，是一个客观存在，由于主客观各方面的原因，人们对这个客观存在的认识，是不可能一步到位的，而是一个不断累积的过程。随着时代的前进，随着新史料的发现，人们回思历史，总是难免某种新鲜感。近三四十年来，由于国家的对外开放，学者们利用历史资料，特别是利用国内外的档案史料的方便程度，与三四十年前相比，是不可同日而语的。随便举一个例子，三四十年前，中国内地学者到海外各国查阅与中国相关的档案史料，是不大可能的；今天则完全不成问题。又如，30年前，台湾海峡两岸的学者是不可能坐在一起探讨中国近代历史的，今天不仅已经具备这个条件，而且共享史料，共写史书，也有条件了。三四十年来，我们国内有关档案史料的公布，学术论文、研究专著的发表和出版，与以往相比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了。再如，过去我们从一些书籍上看到的蒋介石日记是经过作伪的，今天我们可以从美国胡佛研究所看到真实的蒋介石日记手稿了。这就是说，今天我们的历史认识较之过去更客观、更深刻、更全面。这就为本书引用海峡两岸学者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正确观点提供了方便。

再说，20世纪出版的中国近代史，下限都是到1919年，这是30年前对中国近代史的认识。此后，中国近代史学界的眼光发展了，他们认识到，1840—1919年的中国近代史，只是中国近代史的前半部分。如果把1919—1949年的历史加上去，中国近代史就完整了。1840—1949年的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的社会性质不同了。我们是从社会性质的角度来定义中国近代史的。1949年10月以后的中国历史，就成为中国现代史了。今天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完整概念，已经与30年前不一样了。

所以，今天再写一本中国近代史，与三四十年前相比，基本内容、基本形象是不大一样的。读者如果拿这本书与从前出版的同类书名的近代史书相比较，就会发现这个鲜明的特点。

以往人们常说，近代中国的历史是屈辱的历史。从鸦片战争清政府失败时候起，中国社会便逐渐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这便是近代中国社会的“沉沦”。这是半个世纪前历史学家对中国近代史的一种解说。20世纪80年代，有学者发表论文，提出近代中国不仅有“沉沦”，还有“上升”。所谓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半殖民地是对独立国家而言的，半封建是对半资本主义而言的。半资本主义，对封建社会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半资本主义的存在，就是“上升”。所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仅有“沉沦”，而且有“上升”。这种“沉沦”和“上升”是同时并存的。这是历史学家对近代中国历史的又一种解说。

我们今天应该怎样认识这个历史问题呢？说近代中国历史在“沉沦”，有它合理的地方，因为它看到了帝国主义侵略、政府腐败给中国社会带来的严重后果，但是，仅止于此，却不能很好地解释为什么近代中国以后有积极的、向上的发展。说近代中国的“沉沦”中有“上升”，也有它合理的地方，因为它看到了在“沉沦”、屈辱的中国，仍然存在着“上升”的因素。但说在“沉沦”的过程中始终“包含着向上的因素”, “沉沦”与“上升”同时并存，也不能解释整个中国近代史。

我们应该这样思考：以往从近代中国80年的历史看，主要只看到了近代中国历史的“沉沦”，这是因为那时中国近代史的概念局限了自己的眼光。如果换一个角度，从近代中国110年的历史看，就豁然开朗了。帝国主义侵略确实使中国社会发生“沉沦”，使独立的中国社会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受到严重损伤。但是，“沉沦”也不是近代中国社会的唯一标志，换句话说，近代中国社会也不是永远“沉沦”下去。这就是说，即使是“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这个“深渊”也应该有一个“底”。

这个深渊的“底”在哪里？底就在20世纪头20年，就在《辛丑条约》签订以后至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因为是“谷底”，所以是中国社会最困难的时候：《辛丑条约》给中国带来了最大的打击，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更加重了，西有英国对西藏的大规模武装侵略，东有日俄在东北为瓜分中国势力范围进行的武装厮杀，北有俄国支持下外蒙古的独立运动，南有日本、英国、法国在中国台湾、九龙租借地和广州湾租借地的统治；到1915年以后，又有袁世凯接受日本提出的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日本出兵青岛和山东以及军阀混战，民不聊生至极点。看起来中国社会变得极为黑暗、极为混乱，毫无秩序、毫无前途。这正是“沉沦”到“谷底”的一些表征。但是，正像黑暗过了是光明一样，中国历史发展到“谷底”时期出现了向上的转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力量壮大起来，并导演了辛亥革命推翻帝制的悲喜剧，这次革命失败，中国人重新考虑出路。于是，新文化运动发生了，五四爱国运动发生了，马克思主义大规模传入并被人们接受也在这时候发生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从这时改弦更张，重新奋斗。中国共产党在这时候成立并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明确主张。我们可以看出，从这时候起，中国社会内部发展明显呈现上升趋势，中国人民民族觉醒和阶级觉醒的步伐明显加快了。在这以前，中国社会也有不自觉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也有改革派的主张和呐喊，但相对于社会的主要发展趋势而言，不占优势；在这以后，帝国主义的侵略还有加重的趋势（如日本侵华），但人民的觉醒，革命力量的奋斗，已经可以扭转“沉沦”，中国社会积极向上的一面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趋势了。

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轨迹像一个元宝形，开始是下降，降到“谷底”，然后上升，升出一片光明。这就是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深渊”，直到20世纪初期，北洋军阀时期，“深渊”到了“谷底”，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来说，这时候面临的主要是“沉沦”，虽然，这时中国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诸方面，实际上存在着积极的、向上的因素，但这种因素的发展是渐进的、缓慢的，相对于社会“沉沦”主流来说，它是弱小的；北洋军阀往后，直到20世纪40年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阶段的中国渐渐走出“谷底”，随着新的经济因素不断成长、壮大，随着新的社会阶级的出现，随着人民群众、社会精英民族意识和阶级意识的日渐觉醒，社会向上的、积极的因素逐渐发展成为社会的主流因素，影响着社会向好的方面发展，虽然，消极的、“沉沦”的因素仍然严重地存在，它对中国社会的压迫，甚至不比北洋军阀时期以前弱。但是由于有新的阶级、新的政党、新的经济力量、人民群众的普遍觉醒这样的上升因素在起作用，终于制止了帝国主义使中国滑向殖民地的企图。

也就是说，中国近代史不仅是屈辱的历史，也是中国人民为了民族独立、国家富强而不屈不挠奋斗的历史。所谓屈辱主要体现在历史的“沉沦”时期，所谓奋斗，主要体现在历史的“上升”时期。这不是说历史的“沉沦”时期没有奋斗，那个时期中国人民有过不少次的奋斗，但是，由于觉醒程度不够，物质力量不够，斗争经验不够，那时候中国人民的奋斗还不足以制止中国社会的“沉沦”；在历史的“上升”时期，不是没有屈辱，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甚至比以往历次帝国主义侵略给中国造成的损害还要严重，但由于中国人民空前的民族觉醒和空前的艰苦奋斗，中国社会不仅避免了继续“沉沦”，而且赢来了反侵略战争的彻底胜利，为中国的现代化造就了基础条件。

以上所说，就是本书所把握的两个方面。第一，所谓中国近代史，它起于1840年英国为侵略中国发动的鸦片战争，终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由于新中国成立这个历史事件，结束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第二，近代中国的历史发展过程，不仅经历了由于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腐败统治的双重作用，不断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沉沦”，并且“沉沦”到“谷底”，更经历了冲出“谷底”，向上发展，进而走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魔影，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中国的历程。

近代中国这个“沉沦”到“谷底”，然后“上升”的过程，就体现了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规律。本书正是按照这个发展规律，来安排章节，来铺陈历史的。著者希望读者阅读后，能够掌握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这个规律。对于这个规律的认识，著者是在1998年得出的，并且以学术论文的形式公开发表。近20年来，这个规律性认识，在中国近代史学术界，似乎未见反驳。今天，著者对这个规律性认识更坚定了。

本书的基本史实，依据下列各书：

1．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史（1840—1949）》，群众出版社1999年版；

2．张海鹏主笔：《20世纪的中国·政坛风云卷》，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3．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通史》, 10卷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又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凤凰文库本2009年版；

4．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中国近代史》教材编写课题组（张海鹏为第一首席专家）: 《中国近代史》，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本书主要参考读物：

1．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丁名楠等主编：《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2．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余绳武等主编：《沙俄侵华史》，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78—1990年版；

3．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刘大年主编：《中国近代史稿》，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4．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张振鹍、沈予主编：《日本侵华七十年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5．刘大年、白介夫主编：《中国复兴枢纽——抗日战争的八年》，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

6．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

7．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版。

本书编写过程中，著者还参考了时贤一些学术论著，吸收了一些最新研究成果，书中未尽一一列名，谨在此对有关学者的贡献表示谢意。

与一般大众读物不同，本书编写中，尽可能多增加了一些注释，一方面表示写作有据，另一方面力图提供有兴趣的读者深入阅读的方便。绝大部分注释都逐一进行了核对，纠正了前引各书中的个别注释错误。著者也希望通过增加注释这种方式，提高这本简明读本的学术性，也就是说，这本简明读本是在学术研究的基础上写成的。

本书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申请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交办课题。本人接受任务后虽然经常萦绕心际，始终未停止思考，但一直未能抽出时间撰写，以至拖延了时间，这是需要向读者说明并致歉意的。回过头来看，也许拖延一点时间有好处，好处就是可以更多吸收最新学术观点，本书在这方面下了一些功夫。

本书写作中，本着求简、求新、求全的原则。求简，就是尽可能简明扼要，不要拖泥带水；求新，包括一个全新的学术、逻辑体系和一些学术界最新的研究成果；求全，是指大事不漏，一本简明的近代史，篇幅有限，不可能处处照顾周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都不漏掉，是不可能的，但近代历史上的大事不可遗漏，围绕着政治史的大事不可漏掉。与以往类似篇幅的中国近代史书相比，本书可以做到，基本史实力求准确，学术体系全新，又吸收了最新研究成果。本书不仅引证中国近代史学界那些最著名的学者们的观点，也引证做出扎实研究的年轻学者的学术观点，还引用台湾一些学者的学术观点。引用的书籍包括本书作者即将完稿时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著作，最晚的是2016年11月出版的书。当然，智者千虑，或有一失，本书可能会有表述不够严谨，概括不够周到，或者运用史实错误与不妥的地方，敬请读者不吝指正！

本书由我和我的学生翟金懿博士合作撰写，我撰写了第一至七章、第十二、十三章；翟金懿提供的第八至十一章初稿，由我修改定稿。

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赵剑英、副总编辑郭沂纹不断督促，本书方能及早问世。对于这种鞭策，本书作者深表谢忱！

张海鹏

2017年8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