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帝国主义在华划分势力范围与对华资本输出

甲午战争中，日本这样一个远东的蕞尔小国，刚刚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刚刚摆脱了西方列强加于它的不平等条约，在不到9个月的战争行动中，一举打败了老大的中华帝国，使这个帝国在洋务活动中建立起来的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北洋海军全军覆灭，使它依为干城又使用新式武器的湘淮军一败涂地，不得不签订割地丧权赔款更为严重的不平等条约。这个封建帝国的衰朽一下子暴露无遗了。这时候，正是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向帝国主义转变的时候。各帝国主义国家纷至沓来，他们又勾结又争夺，除了在经济上向中国输出资本、攫取大量权益外，在政治上，则开始了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狂潮。瓜分中国的说法，一时也甚嚣尘上。

以直接夺取中国沿海领土作为所谓租借地，来确定其势力范围，后期的帝国主义国家德国是始作俑者。德国早就提出要租借山东胶州湾作为德国兵船加煤站。1897年11月，德国利用山东巨野教案，乘机扩大事端，派兵抢占胶州湾。清政府被迫屈服。1898年3月，中德签订《胶澳租借条约》，规定德国租借胶州湾，为期99年；德国取得在山东建造胶济铁路及开采山东胶济铁路沿线两旁各30里内煤矿等权，以及中国此后在山东开办各项事务而需外国帮助，必须先征询德国人的意见等。这样，山东就成了德国的势力范围。

俄国紧跟德国后面。1897年12月，沙俄舰队开进旅顺口，蛮横要求租借不冻港口。1898年3月，中俄签订《旅大租地条约》，将旅顺口、大连湾及附近水面联通大连湾以北一段陆地租与俄国，租借地内军事、行政均由俄国管理。同时还取得修筑自哈尔滨至大连湾的东清铁路支路的让与权。连同它在1896年《中俄密约》中取得的东清铁路（又称中东铁路）的修筑权在内，整个东北地区成了俄国的势力范围。第二年，俄国把租借地自行改为“关东省”，设首席行政长官，俨然成了中国东三省的主人。

法国一直在觊觎着云南、广东、广西。1895年6月，通过《续议界务商务专条附章》，法国不仅取得了云南边境上的勐乌、乌德（划归法国殖民地老挝），还规定开放河口、思茅为商埠，中国在上述三省开矿、修铁路都要与法国商量。1897年，法国还迫使清政府明确承担不将中国某一地区割让给其他国家的义务这一方法，来划定它在华势力范围。这年3月，法国强迫清政府向它保证：“永不将海南岛让与任何他国。”这就意味着海南岛是法国的势力范围。这一办法很快为其他国家仿效。次年4月，中法互换照会，清政府被迫承认不将“越南邻近各省”（即云南、广东、广西）“全部或一部让与他国”，这三省就成了法国势力范围。

英国是当时在华攫取利益最多的国家。它不仅在长江流域各省有着雄厚的政治经济实力，势力还深入东北、华南及西南地区。1897年2月，中英签订《续议缅甸条约附款及专条》，在1894年条约基础上重新调整中缅边界，英国夺去原属中国的一些土地，取得对云南南碗三角地（勐卯三角地）的“永租权”，并开放西江通商，辟广西梧州、广东三水县城江根墟为商埠。1898年2月，英国又以互换照会的形式，迫清政府“确切保证，不将扬子江沿岸各省租、押或以其他名义让与他国”，表明了长江流域是英国的势力范围。在法国宣布“越南邻近各省”为势力范围后，英国也要求清政府承诺不将云南、广东两省让予他国。

在中国同意法国租借广州湾后不久，英国以法国得了广州湾威胁香港安全为由，要求租借九龙半岛，借口“保卫”香港。1898年6月9日，清政府被迫签订《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把九龙半岛及深圳湾、大鹏湾水面租让英国，租期99年，中国只在其中保留了九龙城和一条通往新安（今深圳市宝安区）的陆路。这就是香港新界。这个新界，比英国根据《南京条约》霸占的香港岛以及1860年抢占的南九龙半岛两者的总面积大11倍，从而使英国在华南地区的势力得到极大的加强。英国又以俄国租借旅大影响了它的在华利益，“非租借山东之威海卫停泊兵轮，不足以抵制”为借口，要求租借威海卫。7月1日清政府又被迫签订《中英订租威海卫专条》，将威海卫、刘公岛及在威海卫湾内各岛和沿岸十英里地方租与英国，租期与“俄国驻守旅顺之期相同”。英国还可在东经121°40′以东沿海地方建筑炮台和驻兵。

已经割占我国台湾省的日本，在瓜分势力范围的狂潮中也不甘落后。它看准了与台湾一水之隔的福建省，1898年4月迫使清政府承认不将福建省“让与或租借他国”。福建就这样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

列强在华划分势力范围，既充满一系列斗争，也存在一定妥协。1896年1月，英、法达成协议，在云南、四川两省，双方宣布共同享有各自已经得到和将要得到的一切权益。1898年9月，英、德两国达成协议，规定长江流域等地为英国的“利益范围”，山东等地为德国的“利益范围”。1899年4月，英、俄两国政府达成铁路协议，英国承认长城以北是俄国的势力范围，俄国承认长江流域是英国的势力范围。

后起的工业大国美国也积极参与争夺中国权力的斗争。1898年正当美国和西班牙战争，争夺菲律宾，美国未能在中国夺得势力范围。战争结束，美国就关心对中国的利益争夺。1899年9月、11月，美国政府先后向英、德、俄、法、日等国提出所谓在华“门户开放”的照会，承认各国在华势力范围和特权，也要求各国开放在华的势力范围，以使各国有均等贸易的机会，共同宰割中国。有关各国都接受了。美国则借助这一政策，得到了整个中国市场对其商品的自由开放，它保护了现在的利益，保障了未来的利益，使美国立于一个牢不可破的地位。门户开放主义的提出成了美国近代外交史上的得意之作。

中国就这样面临着被列强瓜分的局面。

甲午战后，列强对中国的瓜分伴随着大量的对华资本输出。当年进入中国的外资，与我们今天的情况有着本质的区别。那时中国被迫与外国订有不平等条约，仅凭“协定关税”和“治外法权”这两条，就使清政府既不能对外资自主征税，又不能按中国的法律对其加以约束。列强用资本输出作为手段，也不仅想在经济上获利，更要用它来扩充政治势力，图谋占有和控制中国。

政治贷款是列强向中国资本输出的主要方式。《马关条约》规定中国要在三年内偿付对日赔款白银2亿两，加上后来的赎辽费3000万两，还有威海日军驻军费150万两。这对全年收入只有8000万两白银的清政府来说是根本拿不出的。列强看到这是控制中国、捞取特权的大好机会，于是争相承揽借款。1895年5月初，《马关条约》尚未互换批准书，沙俄外交大臣罗拔诺夫就抢先向清廷驻俄公使许景澄表示：“闻中国拟将借费偿付日本，此事俄国户部已筹良策，有益中国，预备询商。……特请代达国家，应先商俄国，方见交谊。”俄国出面拉拢六家法国银行和四家俄国银行，组成对华借款银行团。在沙俄胁迫下，7月6日，许景澄在彼得堡与俄法银行团签订借款合同，总额4亿法郎，合库平银9900万两，年息4厘，九四又八分之一折扣，以海关收入担保，36年还清。还同时签订了具有条约效力的《声明文件》，规定中国政府此后决不许他国“办理照看税入等项权利，如中国经允他国此种权利，亦准俄国均沾”。同年12月，经沙皇批准，正式成立华俄道胜银行。俄国财政大臣维特主持银行的组成工作，其资金大部分来自法国。正如一位俄国外交官供认的，道胜银行完全是“一个政治和金融的混合机构，事实上不过是俄国财政部的一个稍微改头换面的分支罢了”。这个银行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成了沙俄帝国主义侵华的有力工具。就这样，俄、法以“干涉还辽应有酬劳”为由，抢到了第一笔借款权。这样一来，俄、法就有权向中国海关增派监督人员，这与一直独霸中国海关的英国产生了严重矛盾。

1896年清政府又开始张罗借钱支付第二期对日赔款，这回英国以“不惜诉诸武力”作威胁，志在必夺。德国上次被俄法给甩了，这次便与英国联合，由英国汇丰银行和德国德华银行合伙，夺得这次借款。金额为1600万英镑，折银9760万两，折扣九四，年息5厘，36年还清，以海关收入作担保。借款合同还规定，在借款未付清前，“中国海关事务应照现今办理之法办理”，也就是仍由英国人担任总税务司，从而巩固了英国对中国海关的控制。俄、法与英、德为承揽第三次借款，争得更加激烈，双方在总理衙门大吵大闹，威胁要发动战争。结果英、德资本再度勾结，在赫德帮助下战胜俄、法集团。1898年3月《续借英德洋款合同》签字，借款金额1600万英镑，折银11270万两，折扣八三，年息4.5厘，45年还清，除关税作保外，还以江浙等地厘金和湖北等处盐厘作保。回扣盘剥之重，在国际债务史上是少有的。这样英、德就进一步控制了清政府的财政。

这三次大借款，共借得30900万两白银，折扣以后，清政府实得26200万两，还了日本赔款以外，所剩无几。加上利息，清政府为甲午战争赔款差不多要付出六七亿两白银。这笔巨大的经费，都落入日本和欧洲多国的口袋，帮助他们大大发展了自己国家的社会经济，却使中国社会进一步贫困化，使清政府陷入更深的政治困境。日本拿到约35000万日元的赔款，相当于当时日本全国四年财政收入，无论政府和民间都感到空前的富裕。这笔巨大收入，70%用于扩充军备，充实资本主义发展的实力，日本天皇就从中分肥2000万日元。反过来，中国的近代化却窒碍难行，从此外债骤增，每年交付本息2000万两以上，相当于当时一年的全部关税收入，中国深深地落入国际金融资本的罗网之中。

甲午战后，政府决定修铁路、开矿业。1898年8月，成立矿务铁路总局。中国不仅缺技术，更缺资金，不得不求助外国。这个决定为列强输出资本提供了有利机会。铁路投资也成为列强争夺的焦点。因为得了路权不仅可以有高额的利润，而且可以控制铁路沿线的领土及资源，形成政治上的势力范围。帝国主义国家争夺路权，往往发展到争夺矿权；掠夺矿权有时又发展为掠夺路权。列强这种对中国路矿权益的争夺，历史上称为“利权掠夺战”，或者“争夺让与权之战”，斗争往往达到白热化程度。它是这个时期帝国主义侵华的基本特征之一。

1896年俄皇尼古拉二世行加冕典礼，点名邀请李鸿章前往庆贺。在彼得堡，俄方对李鸿章招待甚殷，使其“顾而乐之，几忘身在异乡”。5月初，沙皇秘密接见李鸿章，提出修铁路问题。6月初，李鸿章与俄外交大臣罗拔诺夫、财政大臣维特代表两国政府在《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即《中俄密约》）上签字。《中俄密约》涉及修铁路事：中国应允许在黑龙江、吉林两省修筑铁路直达海参崴，该路的修筑与经营，由中国交与华俄道胜银行承办，其详细合同由中国驻俄公使与华俄道胜银行商办。据俄国公布的档案资料，李鸿章在谈判中还私下收取俄国财政部塞给他的200万卢布好处费。

《中俄密约》签订后，清政府与华俄道胜银行订立了《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设立了名为中、俄合办，实由俄方包办的“中国东省铁路公司”，负责修筑和经营西起满洲里、经哈尔滨，东至绥芬河的中东铁路，并享有在铁路沿线任命警察、开采煤矿和兴办其他工矿企业的权利。李鸿章幻想一纸《中俄密约》可给国家带来“二十年无事”，而事实却是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瓜分、强租接踵而来。

俄、德、法三国向中国强行索要了中东铁路及支线南满铁路、胶济铁路和滇越等铁路的筑路权。卢汉铁路（卢沟桥至汉口，即京汉铁路）是贯通中国南北的大干线，清政府于1896年开始筹划建设，预计经费需银5000万两。当时国家被对日赔款压得喘不过气，根本没有钱建铁路，所以打算借洋款，以路作抵押，边借边修。消息一出，美、英、德等国公司纷纷前来竞争。美国公司的条件太苛，清政府对英、德又有疑惧，看中了小国比利时的一家铁路公司，这家公司的大股东却是俄国和法国。卢汉铁路的承造权和经营权就落入俄、法集团的手里。因卢汉铁路插入长江流域，引起了英国的强烈反弹，为了截断俄国势力的南下，英国逼迫清政府把山海关至牛庄铁路的借款权给了它，接着又以“补偿”为名，要求开筑关内的五条铁路：即津镇铁路（天津至镇江）；浦口、河南、山西铁路；浦信铁路（浦口至信阳）；广九铁路（广州至九龙）；苏杭甬铁路（苏州至杭州、宁波）。德国见英国要筑的津镇铁路经过其势力范围山东，于是也加入争斗。清政府见谁都惹不起，只得把津镇铁路的借款权和承筑权给了英、德，其他四条铁路则统统归了英国。英、德之间又以两国共同分割在非洲的殖民地来摆平，双方议定：津镇铁路的天津至山东南境段由德国承筑，镇江至山东南境段由英国承筑，全线竣工后由双方共同经营。美国早对津镇铁路有意，眼看被英、德所占，很不甘心，而清政府也觉得在列强瓜分狂潮中，应该给美国势力一席之地，以为牵制。于是双方签订了借美款开筑粤汉（广州至汉口）铁路的合同。据统计，甲午战后至1914年，列强在中国境内共取得59项铁路的修筑权与借款权，全长约3万多公里，几乎遍布全国各省。

列强在中国占有路权时，也在掠夺矿权。俄、德、法等国攫取的筑路权中都包含有在铁路沿线开矿的权利。除此之外，1896年美国首先与中方合办京西煤矿，接着又取得了山西平定、孟县煤矿和四川麻哈金矿的开采权。德国资本则进入直隶西山天利煤矿。英国公司与山西省订立了出资开采孟县等五府县的煤、铁矿的合同，又取得了四川全省及河南怀庆左右、黄河以北的矿产开采权。俄国取得新疆全省的金矿开采权。法国也先后取得四川灌县、犍为、威远、綦江、合州、巴县煤铁矿和全省金矿的开采权。据统计，甲午战后至1912年，列强掠夺中国矿区的条约、协定、合同约42项，全国大部分地区的矿权都被它们所攫取。

洋务派以“求强求富”为目的发动的洋务自强活动，经过30多年的时间，被甲午战争的失败证明它是不成功的，历史发展已判定它的破产。这就迫使中国朝野，不得不进一步思考中国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