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怀境界

《儒林外史》在精神探索上不仅是呐喊冲破，而且要寻找精神安顿，到底精神何处归宿？吴敬梓通过一系列形象进行探索，其中最重要的形象是虞博士。

虞博士是传统文化的人物标本，每个细胞都充盈着传统文化。在传统文化占主导地位的传统社会，他备受尊崇，被称为“书中第一人”，是“上上人物”。在传统文化被批判的年代他也挨批判或遭冷落。如今，以上两种年代都过去了，我们可以比较客观公允地评价他。这里仅从他的乐天乐道和执中贵和之斑，藉以窥豹。

乐天乐道

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在茫茫宇宙、茫茫人海中，“我”在什么位置，需要有个体系、有个坐标，给自己找个定位，精神才有地方安顿。作为传统文化主干的儒家，有自己的体系，儒家不是宗教，但也有某些准宗教的东西：最高主宰是“天”，人间要奉行“道”，在“天人合一”宇宙观内，人跟天是相通的，孔子说自己“五十知天命”，天命需要人去体察，孔子到五十岁才能体察到天命。天命还包含着宇宙人生的一种规律，接近于无法抗拒、无法回避的客观必然性，人在这种客观必然性前，既要顺应它，又不能完全消极无所作为。孔子所说的知天命，不是要你消极地听天由命，而是要“尽人事听天命”，“谋事在人成事在天”。首先要“尽人事”，竭力“谋事”，把应当做和可能做的都做了，至于结果达到何种程度，那就“成事在天”，只有听凭客观必然性——“天命”的许可了。这是对客观条件的限制持一种旷达的态度，在这里，与道家的顺乎自然相通互补了。

虞博士的人生哲学就是这样的，既然等级结构包括科举制度改变不了，为避免其负面效应，就要调节好自己的心态。他也考童生、考秀才，坐馆教书，到32岁那年没馆可坐了，他妻子就问怎么办，虞博士说不要紧，我自14岁出来坐馆，每年大约有三十两银子，假使那年正月里说定了，只得二十几两，我心里焦不足。到了四五月的时候，少不得又添两个学生，或是来看文章，又有几两银子来补足这个数。假使那年正月多加得几两银子，我心里欢喜，今年多一些了吧，偏偏家里遇到什么事情，把这几两银子用完了，可见有个一定，不必管它。

虞博士的乐天精神是“天人合一”的宇宙观落实到心态上的一种表现，所以虞博士被评论为“天怀淡定”。这里强调“天怀”是有讲究的。在中国的传统宇宙观里，包括人在内的整个宇宙是一整个有机的生命过程，人的生命是构成宇宙生命过程的一个有机部分，是天地生身为人，不是上帝造人。人跟天应当契合、谐调、融通。沟通天和人中间的桥梁是诚。心诚则灵。诚，既是君子追求的道德境界，又是达到天人合一的天怀境界，是虞博士的重要禀性。虞博士先在山东巡抚衙门做幕僚，这时候正好天子求贤，就是“征辟”，要有人推荐。有个同僚劝他请巡抚推荐，这在古今的士人中是很常见的。虞博士认为求人举荐是没有品行，不愿意做。同僚又劝他，就算你不想做官，推荐上去以后，或者去见皇帝，很荣耀；或者你不去见皇帝，辞了官不做回来，也是你的高明。虞博士很严肃地说：这样一来，要他推荐我，不是真心；辞官，又不是真心。这叫做什么呢？他还是不愿意做。

虞博士五十岁时中了进士，别的年岁偏大的人都少报年龄，只有虞博士如实填写。他明知填写五十岁会得不到重用，也在所不惜。结果真被派到南京的国子监当教授。到了国子监，他的两个助手劝他做个生日，收几份礼，好过春天。当时这种风气很盛，习以为常。虞博士回答我的生日是8月，这时怎么做啊。那个助手就说这个不要紧啊，你现在2月做了，8月再做一次嘛。虞博士说岂有此理，这就是笑话了。可见虞博士诚以待人，诚以律己，光明正大，绝不弄虚作假，耍乖作巧。

古代的人很推崇“孔颜乐处”：孔子的学生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而颜回不改其乐。“夫富贵，人所爱也，颜子不爱不求，而乐于贫者，独何心哉？”周敦颐说，因为他心中有至高的“大”，也就是“道”，人生有这个大目标就会达到与道为一包罗万象的和谐，所谓“孔颜乐处”就是乐在处于这种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所带来的内心充实，尽管生活清贫，但内心是平静快乐的。这不是感性的愉悦，而是内心享有的精神上的和乐，物质上相对的困顿不足以影响这种高级精神享受，这已经是一种准宗教式的体验了——虽然清贫，但是在奉行自己的“道”。虞博士就是这样，他40来岁中举，中举以前，虞博士也是过着像周进那样乡村塾师的清苦日子，妻子有病，他无钱买药，每天只吃三顿白粥，他安贫乐道，心泰无不足，而安详和乐，颇有“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而不改其乐”的心态，跟周进完全不一样。虞博士达到这样的精神状态和修养功夫，这是作者为超越世俗功名、超拔世人的灵魂而探求的一片精神家园。虞博士同样处于周进的境况，他怎么就能摆脱周进的那种精神状态呢？这需要一种超拔的精神，把知识分子的精神超拔到一定高度。如果能像虞博士这样人格自足，就不会为了追求功名富贵而发疯而痛哭，就不会寡廉鲜耻。

执中贵和

在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乐天乐道的世界观的框架里，虞博士的处世态度是执中贵和。在儒家思想中，中庸之道已成为人生准则。虞博士既不像范进、周进那样受利益驱动热衷于功名富贵，又不像杜少卿对科举制度和人物嫉恶如仇。他是持中的态度，不对功名富贵耿耿于怀，也始终不放弃举业，考秀才、考举人、考进士，都做。他不追慕做官，但也不拒绝做官，他以仕代农——以做官代替务农，活着总得吃饭啊；欲而不贪——有欲望而不贪婪。他既不是追权谋利的禄蠹，又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他是个平凡人物，他只是天怀淡定，真实本色，做到儒道互补。

儒家要入世，道佛（禅）讲超脱，这二者看起来是对立的，实际上是人生的两种需要，所以在士大夫精神层面，儒道佛常互补合掺。一个人要干事业、做事情，必须要有儒家“治国平天下”的志向；但是作为一个自然人，要求人相对独立和自由，要求超越社会的繁琐事务，以求得心态平衡，这就有道家禅宗的因素。这不仅是得意失意两种境况的两面，这是人生的两个方面，人的精神两个方面的需要。人在世上总得做事，但也要有超越，能进得去也要能出得来，钻进去而跳不出，执而迂，就会像范进、周进那样了。要能跳出生活，站在更高的境界俯瞰生活，这样才有余暇来品味美好的人生，这时才有艺术。虞博士以儒道互补，求得了心态的平衡、平和。

虞博士有一次看见一个农民跳水自杀，如果要写虞博士英雄行为的话，这是个好机会，可是虞博士嘱咐船家去救人，救起后问其自杀原因，农民说父亲死了，没钱下葬。虞博士悯其孝心，就资助他葬了父亲。面对这情况，如果是吝啬汉，一毛不拔，我救了你了，你自己走吧；如果是杜少卿，又会倾囊相助。虞博士都不是，他没有一毛不拔，也没有倾囊豪举，是量力行善，老老实实地告诉被救的农民说：我这里有十二两银子，是坐馆的酬金，但是我不能都给你，我还要留作几个月的家用开支，我送你四两银子，你回家买棺木下葬父亲。虞博士的做法很适中，无过无不及。后来人家问他姓名，他也如实回答，压根儿也没有施恩不望报做无名英雄的想法，一切都很自然，仿佛是性之所至，天性的流露，毫不留意。这是一种清醒冷静、天人合一、灵肉合一的中庸心态，不重欲、不狂暴、不分裂、不惨厉，但也没有崇高精神，缺乏冲破平衡宁静、发愤追求的内在动力，一切是平淡、平和的，连写虞博士的文笔也是平平淡淡的叙述。

中庸追求以自然的生命节律来控引人的欲望，追求自然、社会、个人三者和谐的状态。虞博士也中举了，但反应和范进截然不同，他听到报喜后，很平静，和娘子商议拿几件衣服去当点钱，托邻居打发报喜的人。他没有像杜少卿那样不屑一顾，也没有欢喜得失去平衡。遇到最可气的事情，他不动气；遇到最可喜的事情，他也不大喜。以理节情，如同深澈明净的井水，没有波澜。要保持心理的平衡，就需要保持人际的和谐，保持人与外在自然的和谐、人内在身心的和谐（也就是自我的和谐）。

从表征的文化精神说，虞博士的执中贵和，让人把心中的块垒搓碎揉平，自我节制，一切都消融在安宁的超越之中，保持情与理、灵与肉、身心与自然的中和、统一、稳定、和谐，这是好的一面；但也有缺陷，它缺乏内在的冲击力、爆破力和崇高性。年轻人会觉得这里老人气太多，缺乏刚气、锐气、猛气。就像传统文化很复杂一样，作为其表征的虞博士形象也颇复杂，其中积淀着传统文化的许多优点和弱点、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索，需要我们作两重性的剖析，既不能简单否定，也不可盲目肯定。虞博士精神大体上可以说：利于矛盾的统一，不利于矛盾的斗争；适于维护稳定发展，不适于激励竞争拼搏；适于协调群体和谐，不适于激发个体奋进；适于保养身心康泰，不适于激扬刚猛蹈厉。或者说，在推进社会变革、个体进取等方面，它缺少驱动作用，显得保守；而在抑制贪欲、促进和谐、讲求德性、平衡身心等方面，它有可汲取的合理养分，所以吴敬梓悬以为镜，来照射科场仕途势利场中狼奔豕突之辈。这个形象，植根于传统文化的土壤中，在传统社会里是容易为人体认的，于今显然已生疏，但在今人的客厅里，还常见到“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难得糊涂”之类的格言，宴席上也常听到“平平淡淡总是福”，“高官不如高薪，高薪不如高寿，高寿不如高兴”之类的高论。丰子恺的格言有：“凡事顺其自然，遇事处之泰然，得意之时淡然，失意之时坦然，艰辛曲折必然，历尽沧桑悟然。”它们难道就没有“虞博士精神”的血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