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功名与学问

《阅微草堂笔记》卷一有一个鄙薄功令文字的笑话。纪昀以光为喻，认为“学如郑、孔，文如屈、宋、班、马者”，其光“上烛霄汉，与星月争辉。次者数丈，次者数尺，以渐而差，极下者亦荧荧如一灯”，惟功令文字只是团团黑烟。且看笑话中“老学究”与“鬼”的一段问答。学究问：“我读书一生，睡中光芒当几许？”鬼迟疑了好长时间，回答道：“昨过君塾，君方昼寝。见君胸中高头讲章一部，墨卷五六百篇，经文七八十篇，策略三四十篇，字字化为黑烟，笼罩屋上。诸生诵读之声，如在浓云密雾中。实未见光芒，不敢妄语。”

所谓郑、孔，指汉代的经学大师郑玄和孔安国；所谓高头讲章，指八股文题库“四书”的讲义；所谓墨卷，指科举考试中考中的原卷；所谓策略，又叫策论，是科举考试中的一种文体。纪昀的意思是：用于求取功名的八股文、策略之类，只是“黑烟”（其中没有真学问）；只有郑玄、孔安国等人与功名无关的汉学，才“字字皆吐光芒”（是真学问）。

一心只求功名的人没有学问，这不只是纪昀的看法，明清两代的许多人都持这种见解。比如，明清之际的顾炎武曾在《日知录》卷十六中慨叹：“嗟乎！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即刻板流行的进士考卷）兴而二十一史废”；“此法不变，则人才日至于消耗，学术日至于荒陋，而五帝三王以来之天下将不知其所终矣。”清代袁枚《随园诗话》卷十二引有他同时代人徐灵胎的一首《道情》：

 

读书人，最不齐，烂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才计，谁知道，变做了欺人技。三句承题，两句破题，摆尾摇头，便道是圣门高弟。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汉祖、唐宗，是那一朝皇帝？案头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利器。读得来肩背高低，口角嘘唏，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负光阴，白白昏迷一世。就教他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

 

嬉笑怒骂，可谓淋漓尽致。

在《儒林外史》中，吴敬梓写范进不知道苏轼是什么人，马二不知道李清照是什么人，张静斋胡诌刘基“是洪武三年开科的进士”，用意亦同于徐灵胎。写“讲功名”的人没有学问，尤具表现力的是第四十九回。这回的回目是“翰林高谈龙虎榜”。高翰林唯一精通的大概只有八股。如同“文以载道”、“诗言志”、“词缘情”一样，八股文也有自己的基本文体规范，即“代圣贤立言”。“代圣贤立言”，在写作上的限制是：不能引秦汉以后之书，不能引秦汉以后之事。这种限制本来只是针对八股文的，可读书甚少的高翰林却以为适用于别的所有的文体，于是，他拿这做标准，对庄绍光提出批评：

 

敝处这里有一位庄先生，他是朝廷征召过的，而今在家闭门注《易》。前日有个朋友和他会席，听见他说：“马纯上知进而不知退，直是一条小小的亢龙。”无论那马先生不可比作亢龙，只把一个现活着的秀才拿来解圣人的经，这也就可笑之极了！

 

“现活着的”自然是秦汉以后的人了，其事自然是秦汉以后的事了，故高翰林振振有词地说庄绍光“可笑”。殊不知“可笑”的正是他本人。吴敬梓不想认真反驳，只让武书跟高翰林开了个玩笑：“要说活着的人就引用不得，当初文王、周公为甚么就引用微子、箕子？后来孔子为甚么就引用颜子？那时这些人也都是活的。”弄得高翰林很狼狈，当下便承认自己学力浅陋。吴敬梓用这个情节表达了和清代钱泳《履园丛话》卷十三《科举·立品》一样的意思：科举考试得中与否，与应试者的人品学问原不相干；不是中进士、登高科者，就有学问。

讲功名的人没有学问，讲学问的人又得不到功名，这矛盾该如何处理？

迟衡山的意见是：“讲学问的只讲学问，不必问功名；讲功名的只讲功名，不必问学问。若是两样都要讲，弄到后来，一样也做不成。”迟衡山给我们的印象很迂，这段议论却不失为一种见解。

清代一些学者又有另一种看法。邵长蘅《赠王子重先生序》提出：“成进士始可以为学。”这见地相当通达，因为在成进士前，倘若沉潜于“经史子集、兵农礼乐、天文律历象数诸书”，其八股文绝对写不好；但如果成进士后，还抱住八股文不放，那就只能是高翰林似的陋儒。《红楼梦》第八十一回，贾代儒教训宝玉说：诗词一道，不是学不得，但要在发达以后。所谓发达以后再学诗词，即意在将人生分为举业和学问两个阶段、两个侧面。举业是进身之道，学问是终身之事；以举业为终身的学问，失之于陋，以学问为进身的举业，失之于迂。不陋不迂，因时制宜，这种人生安排才是恰当的。

读到这里，也许读者会忍不住插入一个问题：既然大家看不起八股文，干吗不取消它，改用别的取士方式？

明清时代实行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其合理性至少有三点（我们讨论学问与功名的矛盾，也正是以承认其合理性为前提的）：

一、科举制度比历史上的九品中正制等有较多的合理性，舍此还没有别的更好的选拔人才的途径。清乾隆年间的大学士鄂尔泰指出：用八股文取士，自明迄今，近四百年，人知其弊而又守之不变的原因，在于变了以后没有良法以善其后。

二、取消八股文，考试别的内容，也会有流弊，其至流弊更大。唐代的进士考试以诗赋为主，北宋的王安石曾批评道：“今以少壮时，正当讲求天下正理，乃闭门学作诗赋。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习，此科法败坏，人才致不如古。”根据王安石的建议，宋神宗年间的进士科以儒家的经典《易》、《诗》、《书》、《周礼》、《礼记》、《论语》、《孟子》为主要考试内容，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则被规定为对经典的权威性的解释。王氏的目的，是要甄拔实用的人才，但事与愿违，应试者却“专诵王氏章句而不解义”。这使王安石大为沮丧，感慨说：“本欲变学究为秀才，不谓变秀才为学究。”由此一例，不难看出，“官学功令，争为禽犊；士风流弊，必至于斯。即使尽舍‘四书’朱注，而代以汉儒之今古文经训，甚至定商鞅韩非之书，或马迁班固之史，若屈原杜甫之诗骚，为程文取士之本，亦终沦为富贵本子、试场题目、利禄之具而已，‘欲尊而反卑之’矣”。

三、以考试的方式甄拔人才，必须有统一的标准，否则，考生与考官都将无所适从。所以，尽管一些著名学者如纪昀对朱熹的《四书集注》颇有非议，却不赞成在科举考试中脱离朱注而杂采汉学。据清代梁章钜《制义丛话》卷十一记载，有个叫王惕甫的考生，在嘉庆丙午科的考试中，采用汉儒的注而不用朱熹的集注；结果，尽管他文章写得很好，还是被考官纪昀给刷掉了，而纪昀在学术上却正是偏爱汉学、不满宋学的学者。可见，纪昀主张，个人在学术上的独立见解不能影响考试标准的统一性。

面对学问与功名的矛盾，迟衡山主张“讲学问”的与“讲功名”的各行其是，井水不犯河水，以为两者不可兼得；贾代儒则提倡前期攻八股文以求功名，后期读诗古文以求学问，鱼与熊掌，一人兼得。谁的说法更切实可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