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手帕
东京帝国法科大学教授长谷川谨造先生坐在阳台藤椅上看斯特林堡[4]的《编剧法》。
先生的专业是植民政策研究。所以看戏剧创作法这点可能多少会给读者以唐突之感。但先生不仅仅是学者，还是个有声望的教育家，每有时间，大凡在某种意义上对现代学生的思想感情有关的书——即使无助于专业研究——也必然流览一番。这不，近来只因其兼任校长的某高等专门学校的学生爱不释手这一条理由，甚至对王尔德的《惨痛呼声》和《意想集》之类都不辞一读之劳。既是如此先生，因而纵然现在所读之书谈论的是欧洲当代戏曲及演员，也没什么匪夷所思。这是因为，接受先生熏陶的学生之中，不仅有人写斯特林堡、易卜生乃至梅特林克的评论，甚至有人兴致倍增，决心追随这些当代剧作家的足迹，将戏剧创作为毕生事业。
先生每读毕惊世骇俗的一章，便把黄色布皮书置于膝头，往阳台上悬挂的歧阜灯笼[5]漫不经心瞥上一眼。奇怪的是，每当这时先生的思绪便倏然离开斯特林堡，而一起去买这歧阜灯笼的太太随即浮上心头。先生是留学期间在美国结婚的，太太当然是美国人，但对日本和日本人的爱丝毫不在先生之下。日本精致的工艺美术品尤其深合太太的心意。把歧阜灯笼挂在阳台上也是如此——与其说是先生的喜好所使然，莫如视之为太太的日本情趣些许体现更为合适。
先生每次放下书时，都要想到太太和歧阜灯笼，以及由这灯笼代表的日本文明。依先生之见，日本文明近五十年间在物质方面展示了相当显著的进步，而在精神上则几乎看不出有什么进展。在某种意义上毋宁说是在堕落。那么，作为现代思想家的当务之急，应该怎样做才能挽回这种堕落呢？先生断定：除却日本固有的武士道别无他法。武士道这东西，绝不应以岛国之民偏执的道德而视之。相反，其中甚至有同欧美各国基督教精神相一致的东西。倘若能够通过武士道为现代日本思潮找出依归，那么不仅对日本精神文明有所贡献，而且有助于欧美各国民众同日本国民的相互理解。国际间的和平也因此得到促进亦未可知。在这个意义上，先生早就想充当架在东西方之间的桥梁。对这样的先生来说，太太和歧阜灯笼以及由灯笼代表的日本文明以某种谐调性涌上脑海绝非不快之事。
然而几次回味这种惬意时间里，先生渐渐察觉即使阅读当中思绪也同斯特林堡远离开来。于是他不无厌恶地摇了下头，又开始把眼睛盯在小小的铅字上。也巧，所看的地方这样写道：
——当演员发现了对于最为普通感情的恰如其分的表现方法并因此获得成功时，无论是否合于时宜，他都会为之欣喜；同时又因其成功而往往驾轻就熟。而这便是所谓manière（表现手法）……
先生一向同艺术、尤其戏剧风马牛不相及。即便日本的戏剧迄今为止所看次数也屈指可数。一个学生写的小说中曾出现梅幸[6]这一名字。而以博学强记自负的先生唯独对这个名字到底莫名其妙。于是一次趁机把那个学生叫来询问：
——喂，梅幸指的什么？
——梅幸么？梅幸是当时丸之内帝国剧场专职演员，时下正扮演《太阁记》[7]第十幕里的操。
穿小仓裙裤[8]的学生如此毕恭毕敬地回答。所以，对于斯特林堡以简洁有力的笔触加以评论的各种演出法，先生也全然没有自己的见解。只是在能联想起留洋期间所看戏剧某幕场景的范围内产生几分兴致。不妨说，同中学英语老师为找习惯用语而读肖伯纳的剧本没多大区别。兴趣终究只是兴趣。
阳台天花板悬着尚未点亮的歧阜灯笼。下面的藤椅上，长谷川谨造先生仍在阅读斯特林堡的戏剧创作法。我只写到这里，想必读者就不难想象这是个何等悠长的初夏午后。不过，这绝不意味先生百无聊赖。如果有人想这样解释，无非对作者写作的心情故意冷嘲热讽罢了。而现在，就连斯特林堡，先生也不得不中断下来。这是因为，禀报有客人来访的女仆妨碍了先生的雅兴。看来，就算夏日再长，世人也非要忙煞先生不可。
先生放下书，瞥了一眼女仆刚刚递上来的小名片。象牙色纸片上小小写道西山笃子。不像是以前见过的人。出于慎重，交游广的先生还是离开藤椅，将脑海中的人名簿大致翻阅一遍。记忆中还是浮现不出类似的脸庞。于是，他把名片代替书签夹在书里放在藤椅上，以心神不定的样子理好绢丝单衣的前襟，目光再次不经意地落在鼻端前的歧阜灯笼上。在这种情况下，较之等待主人的来客，等待来客的主人往往更为焦急，这恐怕也是人之常情。当然，先生一向严谨，即使来人不是今天这样的女客，他也是这个样子，这点就无须特意交待了。
一会儿，先生算好时刻打开客厅的门。他走进门内，手刚刚离开门拉手，椅子上坐着的四十岁模样的妇人当即起身——二者几乎同时。来客超出先生的估计，身穿高雅的铁灰色单层和服，披一件黑色罗纱外套，唯有胸口细细留出的部位鼓出翡翠衣带扣。衣带扣呈清秀的菱形。头发挽成椭圆形发髻。这点即使对这类细节漠不关心的先生也一目了然。一张日本人特有的圆脸，琥珀色皮肤，俨然贤妻良母。一瞥之下，先生觉得来客长相似乎在哪里见过。
——我是长谷川。
先生热情点头。他想，若是见过，自己这么一说，对方自然提起。
——我是西山宪一郎的母亲。
妇人以清晰的语声说罢，客气地回了一礼。
说起西山宪一郎，先生倒也记得。亦是写易卜生和斯特林堡评论的学生之一，专业好像是德国法律。上大学以后也经常提出思想问题出入先生家门。今年春天患了腹膜炎，由于住在大学附属医院，他也前去看望一两次。依稀记得见过这妇人也并非偶然。那个精力充沛的浓眉小伙子和这个妇人长相惊人地相似，正如那句日本谚语所说：一个瓜分两半。
——啊，是西山君的……？
先生一边独自点头，一边手指小茶几的对面。
——请，请那边坐。
妇人在大体对突然来访道歉之后，再次鞠了一躬，在那把椅子上落座。坐下时从袖口掏出的，想必是手帕。先生见了，马上递过茶几上的朝鲜圆扇，在对面椅子坐下。
——好气派的房子！
妇人不无造作地环视房间。
——哪里，光是宽敞，没什么气派的。
早已习惯这种寒暄的先生把女仆刚端来的冷茶摆在客人面前。随即把话题转向对方。
——西山君如何？病情没什么变化吧？
——啊。
妇人把双手恭谨地叠放在膝部，稍稍停顿一下，然后静静继续下文。语调仍那么镇定和顺畅。
——其实，今天也是为儿子事来的。他到底不行了。生前给先生添了不少麻烦……
以为妇人出于客气而不拿茶杯的先生这时正要把红茶杯端去嘴边。他想，与其一再勉强相劝，莫如自己喝给对方看。不料，茶杯尚未接触柔软的八字胡，妇人的话突然惊动先生的耳朵。喝茶还是不喝茶这一念头完全从青年的死独立开来，刹那间扰乱先生的心。然而毕竟不能把端起的茶杯原样放回。于是先生咕嘟一声断然喝了一口，略略蹙起眉头以仿佛呛住的声音说道“那可真是”。
——住院期间也常有那样的议论。知道您忙，但还是想通知一声，同时表示感谢。
——啊，没什么的。
先生放下茶杯，拿起蓝色蜡染团扇，凄然说道：
——到底没挺过来？正是大有发展的年龄……我也好久没去医院了，本以为差不多康复了。那么，去世多少天了？
——昨天正是头七。
——还是在医院里……
——是的。
——实在没想到啊！
——不管怎么说，能想的办法都已想了，只能顺其自然。毕竟做到那个程度，怨天尤人也是使不得的。
如此交谈时间里，先生注意到一个意外的事实：这位妇人无论态度还是举止，根本不像讲述自己儿子的死。眼睛里没有泪花，声音也平静如常，嘴角甚至漾出微笑。任何人听来都只能认为妇人谈的是家常话。先生对此感到不可思议。
那还是往日先生留学柏林的事。当今德皇的父亲威廉一世驾崩。先生是在常去的咖啡馆里听到这则讣告的，但只有一般性感慨。因此他仍像平时那样喜气洋洋夹着手杖返回寄宿的地方。岂料刚一开门，寄宿处的两个小孩当即从两边搂住他的脖子“哇”一声大哭起来。一个是穿褐色夹克的十二岁女孩儿，一个是穿深蓝色短裤的九岁男孩。喜欢小孩的先生因为不明所以，所以抚摸着两个小孩光亮的头发不断安慰道“怎么了怎么了？”但小孩儿仍哭个不停，一边抹鼻涕一边说出这样的话来：
——陛下爷爷去世了！
先生感到费解：一国元首之死，连小孩都这般悲痛！这不仅仅让他考虑皇室和人民的关系这个问题。自到西方以来屡屡打动先生视听的西方人冲动性感情表露再次使得身为日本人和武士道信徒的先生感到惊诧。当时那惊诧与同情相织一起的心情至今也无法忘记，想忘也忘不掉。现在恰恰相反，他为这位妇人的不哭而觉得不可思议。
有了第一个发现之后，第二个发现也接踵而来。
正当主客的话题由追思去世的青年转到日常生活琐事上来、继而再次回到原来的追思上面的时候，朝鲜团扇因为什么从先生手中滑下，“啪”一声落在马赛克地板上。交谈当然没有紧迫到间不容发的地步，于是先生从椅上往前探出上半身，手伸向地板。团扇落在小茶几下面——套在拖鞋里面的妇人白袜的旁边。
这时，先生的眼睛偶然看见妇人的膝部。膝部有一双拿手帕的手。当然，单单这点谈不上什么发现。但他同时觉察到妇人的手正剧烈颤抖。也许极力克制激动情绪的关系，颤抖的手紧紧攥住膝上的手帕，几乎把手帕撕裂。最后他又察觉，变得皱皱巴巴的丝绸手帕在柔嫩的手指间宛如被微风吹拂一般抖动着刺绣花边——妇人脸上固然带着笑容，但实际上一直用全身哭泣。
拾起团扇抬脸的时候，先生的脸上有了刚才没有的表情。那是一种极其复杂的表情，既有目睹不该目睹场景的敬畏，又有敬畏带来的满足，二者以多少有些做作和夸张的表情呈现出来。
——啊，您的悲痛，即使我这样没有孩子的人也完全感受得到。
先生仿佛看见耀眼物体，一边约略夸张地向后仰头，一边以饱含感情的低沉语声说道。
——谢谢。不管怎么说，事情已无法挽回了……
妇人微微低下头去。晴朗的脸上依然满是微笑。
两小时后。先生洗过澡，吃罢晚饭，捏了一个饭后樱桃，又悠闲地坐在阳台藤椅上。
夏日的傍晚过得很慢。玻璃窗大敞四开的宽大阳台上总是笼罩在若明若暗的夕晖下，夜幕很难降临。在这隐约的天光中，先生一直把左腿架在右腿上，头靠在椅背，怅然注视着歧阜灯笼。那本斯特林堡的书拿倒是拿在手里，但似乎一页也没看。这也难怪，毕竟先生的脑袋仍然满满装着西山笃子夫人那令人敬佩的表现。
吃饭时，先生对太太一五一十讲了一遍，称赞说这就是日本女武士道。热爱日本和日本人的太太听了不可能不同情。先生为发现太太这个热心的听者感到满足。太太、刚才那位妇人以及歧阜灯笼，三者以某种伦理性背景浮现在先生的脑海。
先生不知道自己在这幸福的回想沉溺了多长时间。后来忽然想起一家杂志约稿的事。那家杂志以“致现代青年书”为题，向四方名流征求一般道德上的意见。就以今天发生的事为题材马上写一篇感想寄过去好了——先生这么想着，搔了搔头。
搔头的手就是拿书的手。随即先生意识到被冷落的书，翻开刚才把名片当书签夹的那页。正在这时，女仆走来点亮头上的歧阜灯笼，细小的铅字看起来也不那么吃力了。先生也没什么心思看，只把视线随便落在书页上。斯特林堡说道：
——我年轻的时候，有人讲起海伯格夫人——大概出自巴黎——的手帕的故事。说她虽然面带笑容，但是手把手帕撕成两半。即所谓双重演技。我们现在称之为“做派”……
先生把书放在膝上。书就那样打开着，西山笃子的名片仍在书的正中。但先生心中出现的已不再是那个妇人。却又不是太太，也不是日本文明，而是企图打破这种平稳和谐的某种莫名其妙的东西。它当然不同于斯特林堡指责的演出法以及实践道德上的问题。可是从现在所看之处得到的暗示中，仍有什么扰乱了先生浴后悠然自得的心绪。武士道、及其manière……
先生不悦地摇了两三下头，又抬起眼睛，开始定定注视绘有秋草图案的歧阜灯笼的光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