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觉身体被掏空

我累得像只狗

十八天没有卸妆

月抛带了两年半

——彩虹室内合唱团，《感觉身体被掏空》

 

很多中国网民知道特朗普这个人，是因为在视频网站上看过一档叫《学徒》（The Apprentice）的节目。真人秀模式刚刚引入中国的时候，《学徒》是一个常常被提及的求职类案例。

特朗普是这档真人秀节目的投资人，同时也是唯一的主角。节目组在全美招12位年轻人，到纽约跟特朗普当学徒，他们被分成两组，每集由特朗普安排一个经营项目。两队中输了的一方，由特朗普裁决谁负主要责任，然后解雇之，最后获胜者可以赢得担任特朗普集团一个公司经理一年的机会。

“You are fired.”（你被解雇了。）——这是每集节目的最后片尾语，据说，因节目的火爆，它在当年成了一句流行北美的口头语。

在《学徒》中，特朗普就是一个夸夸其谈的商人，炫富，张扬，好色，满嘴跑火车。如果在几年前，有人悄悄告诉你，他就是以后的美国总统，你一定会认为他吃错药了。

不过，在2016年11月，这个没有任何从政阅历的地产商真的当上了总统，被“解雇”掉的，是教科书般的女政客希拉里·克林顿。

在竞选期间，特朗普扮演了一个偏执的民粹主义者角色，他宣布当选后签署的第一个法令将是宣布中国为汇率操纵国，他威胁要在美国与墨西哥之间砌一道隔离墙并遣返数以百万计的非法移民，他的执政口号是“美国利益优先”（America First），在产业政策上，他发誓要让更多制造工厂重新回到美国。

特朗普的当选是一个典型的“黑天鹅”事件，《新闻周刊》甚至早早做好了以希拉里的照片为封面的特刊，选举结果公布后，不得不尴尬地赶紧撤版。

今年发生的另外一起令人大跌眼镜的国际事件是英国脱欧。

6月24日，不顾经济学家、盟友与本国政府的不断提醒和警告，英国民众通过公投的方式，选择抛弃其已拥有40多年的欧盟成员身份。一时之间，英镑暴跌，美元和黄金大涨，亚洲股市剧烈震荡，英国首相卡梅伦宣布辞职。《经济学人》哀伤地写道：“一年之前，几乎没有几个人能够想到这个事情真的能发生。尽管许多英国人对欧盟充满了抱怨，抱怨其愚蠢的规章制度、不断膨胀的预算以及华而不实的官僚体系，但欧盟毕竟是过半英国外贸出口的目的地。然而，就在今天，一切都无可挽回了。”

“黑天鹅”的出现，固然令人意外，但是并非无迹可寻。自从2008年之后，全球化浪潮日渐式微，随着通货紧缩的蔓延，各个国家的保守主义和民粹势力纷纷抬头，俄罗斯的普京、日本的安倍晋三无一不是靠着本国利益第一的强硬策略赢得了民意。而在欧洲的其他国家，譬如德国、法国及意大利，右翼力量日趋强大。发生在今年夏天的两起“黑天鹅事件”，无非是这一趋势的极端化呈现。

在各个经济大国之中，中国显得十分另类，它似乎成了唯一一个全球化战略的拥趸国。在今年的9月，中国政府承办了本年度的G20峰会，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格最高的国际政治会议，峰会的主题为“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路透社在评论中认为，“2016年的G20，将使中国成为全球治理进程的主要协调者”。

 

如果说，特朗普是政治世界里的“黑天鹅”，那么，在科技世界里也出现了一只让人瞠目结舌的“黑天鹅”，它的名字叫阿尔法狗（AlphaGo）。今年3月，谷歌的这个智能机器人毫无悬念地击败了围棋世界冠军李世石。

机器大脑对人脑的挑战，早在20年前就开始了。1996年，IBM的超级电脑“深蓝”在一场载入史册的人机大战中，以2胜1负3平的战绩击败排名第一的国际象棋高手卡斯帕罗夫。2005年，科技学者库兹韦尔出版《奇点临近》，大胆预测到2027年电脑将在意识上超过人脑，2045年左右，“严格定义上的生物学上”的人类将不存在。他激情地预告道，“我们的未来不是再经历进化，而是要经历爆炸”。

库兹韦尔近乎疯狂的猜想，正在一步步地走向真实。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人工智能AI的发展速度超出所有科学家的预计，而它对人类工作的替代效应也开始清晰地呈现出来。在去年的4月，苹果公司发布2015财年第一季度财报。没过几分钟，美联社的报道《苹果第一季度营收超华尔街预测》出炉，这篇行文流畅的报道是由“机器人记者”完成的，它每个季度能写出3000篇这样的报道，同时对美联社的写作风格了如指掌。

比新闻记者更担心自己未来饭碗的，还大有人在。摩根大通利用AI开发了一款金融合同解析软件，经测试，原先律师和贷款人员每年需要36万小时才能完成的工作，这款软件只需几秒就能干完，它的错误率非常之低，更重要的是，它还从不放假。另外一家金融机构高盛在人工智能上的试验同样令人吃惊，在2000年的时候，高盛在纽约总部的美国现金股票交易柜台雇用了600名交易员。但到去年，这里只剩下两名交易员“留守空房”。高盛宣称，自己其实是一家“科技公司”。

如同特朗普的当选是反全球化浪潮的极端呈现一样，阿尔法狗与李世石的对弈，也是人工智能进步的一次公众意义上的引爆，它以不动声色的方式挑战——甚至在某些人看来是“侮辱”了人类的智力。“人会有心理上的摇摆，即使知道准确的答案，在下子那一刻还是有可能会选择另一条路，考虑其他的选择。但阿尔法狗不会有任何的动摇，这就是我所面对的最大困难。面对毫无感情的对手是非常难受的事情，这让我有种再也不想跟它比赛的感觉。”李世石的这番话道出了人类面对一个自己创造出来的，却比自己更聪明的机器时的内心恐惧，他在第二局落败时黯然落泪的镜头，让所有目睹者惊心而忐忑不安。

当然，这些属于人类的柔软的情感波动，在科技进步面前都不堪一击。在几乎所有的商业观察家看来，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将在不远的将来颠覆几乎所有的行业。问题仅仅在于，你是颠覆者还是被颠覆者。

今年9月，李彦宏在一次演讲中认定“互联网的下一幕，就是人工智能”。在过去的几年里，这家搜索公司在移动互联网的冲击下一直找不到北，股价低迷，人心涣散。就在去年的6月，李彦宏还发誓要砸200亿元在O2O市场，全力扶持百度外卖和百度糯米。然而仅仅一年多后，他似乎突然抓到了真正的“王牌”。李彦宏宣称，百度在三年前就启动了百度大脑计划，现在它已经具备了大概三岁孩子的智力水平。在这位计算机科学硕士出身的企业家看来，“中国人可能天生就适合干这个事”，在人工智能方面，很多学术论文，都是中国人写的。在他的力邀之下，微软全球执行副总裁、人工智能顶级专家陆奇加入百度，出任首席运营官。

百度的战略转向，在企业界不是孤立的现象。在2015年年初，中国的机器人公司约有260家，到2016年年底，已经超过了2600家。科大讯飞在智能人工语音和超级大脑领域，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董事长刘庆峰宣布该公司正在研发一款“人形应答机器人”，“我们的目标是在不久的将来让它去参加高考，被重点大学录取”。深圳的大疆无人机在2016年实现了100亿元的营业收入，在无人机领域的技术水平领先全球。富士康在它的郑州、成都和昆山基地新增了四万台机器人，郭台铭的“百万机器人”计划看来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中。

在今年，最令人振奋的新闻是，广东的美的公司以292亿元的代价收购德国库卡，后者是全球领先的机器人及自动化生产设备和解决方案的供应商，在汽车工业机器人行业位列全球市场前三、欧洲第一。《纽约时报》在一篇报道中警告说：“中国在人工智能的军备竞赛上正在赶超美国。”

中国人的雄心引起了欧美列国的不安。

今年10月1日，人民币加入国际货币组织的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成为继美元、欧元和日元之后的第四种储备货币，这意味着人民币国际化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也就在过去的一年多里，中国资本成为全球产业领域最凶猛的收购者，有媒体惊呼，“中国人正在用人民币的泡沫淹没全世界”。

在今年，有超过200家德国公司被中资收购，其中很多是有数十年乃至百年历史的“隐形冠军”，德国政经界对此惊恐不已，经济部长公开反对库卡收购案，他认为，库卡的自动化技术需要“远离中国之手”。默克尔内阁出台新规，限制非欧盟企业对德国公司的收购，其中，主要针对的就是中国资本。

 

到2016年1月底，中国有25461支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可投资规模4.29万亿元。这数万亿资金像饿狼一样地四处觅食，嗷嗷待哺。随着O2O狂潮的落幕，他们相继盯上了大数据、无人机、虚拟现实、人工智能、区块链、生物医疗及新材料等，但是这些领域的技术变革都尚处在黎明阶段，变现并不容易，于是，任何能够带来用户流量和现金流的项目都被认为是性感的，遭到疯狂的追捧。

在今年，这样的赛道有两个，一个是网络直播，一个是共享单车。

第一个让直播在中国火起来的是争议人物王思聪。这位出生于1988年的年轻人是首富王健林的独子，2010年从英国读书归国后，他开通了自己的新浪微博，很快以挑衅名人、辣嘴评点娱乐明星而名声大噪，成为微博世界里最受“欢迎”的博主。他从不避讳自己对女生的追求，因而落下一个“国民老公”的痞号。而实际上，首富之子是一个颇精明的生意人。2015年6月，他借鉴美国新冒出来的两款移动直播社交产品Meerkat和Periscope，投资了直播平台17，用户在线直播视频内容，与平台广告分成——平均一千人观看收入有一元钱，达到100美元可以提现。这款应用上线三月，就登顶中国区苹果商店免费榜的榜首，在这期间，17直播了男生吸毒、女生洗澡，甚至做爱的全过程，9月30日，17被强行下架。

王思聪的被禁，不但没有遏制直播，反倒迅速催热了这个产业。在接下来的一年，全国先后出现了200多家直播公司，一时间“全民直播”“不直播无网红”。到今年的4月，直播注册用户超过两亿，大型直播平台每日高峰时段同时在线人数接近400万，同时进行直播的房间量过万。除了创业公司，几乎所有的大型互联网公司都迫不及待地推出了自己的直播产品，腾讯更是一口气开通及投资了9个直播平台。阿里巴巴推出淘宝直播和天猫直播，试图尝试“边看边买”的新购物模式。

平台林立的背后，当然涌动着无数的风险投资人。到11月，已经有31家公司宣称自己拿到了天使轮或A轮投资，累计融资额达108亿元，映客、花椒等更被认为是下一个“独角兽”或百亿级企业。其实，在今年3月，直播鼻祖美国的Meerkat已经轰然倒下，Periscope在去年被推特收购，直播衍变为一类插件型工具，红利转向大型平台级公司，而在中国，在投资人的鞭策下，独立的直播公司仍然希望通过烧钱杀出一片天地。

在这一过程中，直播公司之间互挖墙脚，大打口水战，用机器刷票、自己给自己撒花打赏等行为，更是成为行业公开的秘密。位居行业之首的映客在今年的1月，三次被苹果应用商店下架，原因是“刷榜”，而映客投资人的解释是，“映客很委屈，其实是竞争对手在帮映客刷排名。中国互联网市场环境很恶劣，竞争不择手段”。《中国企业家》在一篇报道中，颇为讽刺地评论说：“这里有运营资本的上层大鳄，有追名逐利的直播平台和经纪公司，也有‘被现实×翻了的’草根民众，直播间的争斗、狂欢、自我催眠，俨然搭建起一个‘第三空间’。”

 

如果说资本在直播行业杀得人仰马翻、底线全无，那么在共享单车领域，他们已经像贾跃亭所形容的那样，只知道蒙眼狂奔了。

最早提出“共享单车”这个概念的是戴威，一个出生于1991年的北京大学前学生会主席。2015年6月17日，戴威写了一篇《这2000名北大人要干一票大的！》的网文，呼吁2000名北大师生贡献出自己的单车，“通过ofo公众号，可以注册消费、获取单车密码”，随后1天内，ofo收到了400多份申请。三个月后，ofo共收上来1000多辆车，他们为这些车上了车牌、刷了漆、装了机械锁，不需要钥匙，根据密码就能打开。到2016年1月，ofo走出了北大校门，在人大、北航、北师大等15所高校同时运营，获得40余万注册用户，服务近100万高校师生，日订单量达到1万。

金沙江是第一家找到戴威的风险投资机构，在1月底，它以一亿元的估值拿到了10%的股份。投资人快速替戴威算了一笔账：如果每天每辆车的使用频率是8次，每辆车成本200元，骑一次0.5元，两个月就回本，更有意思的是，用户要支付99元的押金，因此，现金流非常之好。

这样的计算公式告诉戴威，为了增加投放量，单车未必需要来自共享，而应该自己生产。也就是说，在戴威提出“共享单车”这个概念的半年后，ofo的商业模式已经与共享无关，而衍变为分时租赁模式。这个名词一直被使用下去，大概是因为它与朗朗上口的共享经济有关。

正当ofo在北京高校流行起来的时候，在南方的上海，一位女记者出身的创业者推出了摩拜单车。

“80后”胡玮炜曾在《每日经济新闻》、《新京报》和极客公园做了将近十年的汽车记者，当她把共享单车的构想告诉她的前老板、极客公园的创始人时，后者的第一个反应是“疯了吧，这个坑太大了”。胡玮炜说：“不是你教我说要相信‘相信’的力量吗？”她的前导师回答说：“姑娘，我其实还有一句话没有跟你说，除了要相信‘相信’的力量，你还要学会计算的力量，摩拜单车的自行车肯定会全部被偷光。”

把桀骜不驯的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视为人生偶像的胡玮炜有着不认命的个性，她决定照自己的想法走下去。跟ofo不同的是，从第一天起，摩拜就着手自己造车，而从第一天起，它就在四处谋求资本的支持。

2016年年初，胡玮炜造出了她的第一辆车。与众不同的是，它使用了带有定位功能的智能锁和免充气轮胎，在摩拜团队看来，一辆扔在马路上的单车起码得能使用50个月，因此摩拜单车重达48斤，比普通单车重出一倍多，造价更是高达2000元左右。

摩拜的第一家投资机构是愉悦资本，当胡玮炜还在闭门造车的时候，它就投入了近300万美元。当第200辆车试用上路的时候，熊猫资本、创新工场和祥峰中国基金入局。2016年4月，摩拜单车正式上线，并在上海投入运营，它的押金是299元。很快，资本如猎犬一样地蜂拥而至。

共享单车之所以在2016年成为投资界最大的热点，除了金沙江算的那笔账之外，还有两个重要的原因。其一，自滴滴一统江湖之后，出行市场只剩下“最后一公里”的难题，而共享单车无疑及时地填补了这个空白。其二，公共自行车早在2009年就进入了中国，但一直是一项非营利性公共配套服务，而且推行的是划定区域、有桩停放的制度，ofo和摩拜不但发明了分时租赁的商业模式，更是以无桩停放、随停随骑，为使用者提供了空前的便利性。政府机构面对这一便民的新生物种，无从判断，便任由其野蛮发展。

于是，天时地利似乎都站在共享单车这一边。一辆单车投放市场，如果能够绑定10个用户，押金收入就是1000～3000元，如同投放了一台流动的吸储机。很快，北京、上海等大中城市的各条人行道都被小黄车（ofo）和小橘车（摩拜）一一占领，甚至在地铁口和闹市区，密密麻麻的单车侵占了所有的公共空间，它引发了一场关于“公地悲剧”的争议。

2016年9月底，滴滴宣布战略投资ofo，“市场迅速沸腾了，仅仅一个星期时间，如果你人不在北京，基本上就投不进去了”。尽管并不是所有的投资人都看懂了共享单车的模式，可是在一派沸腾的氛围中，人人都担心自己错过了这辆正在飞驰起来的小小单车。《财经》记录了一个小细节：红杉资本的沈南鹏为了投资摩拜，给相关人打了40分钟电话：“就为了一点点份额，他不断跟你说，咱这关系，咱关系这么好为什么还不给我这份额？”

到今年年底，摩拜和ofo各自完成了五轮融资，它们的身后分别站着几乎所有重量级的风险投资机构，一边是高瓴资本、华平投资、腾讯、红杉资本，另一边是滴滴、经纬和金沙江等。与创业者戴威、胡玮炜相比，投资人显然更焦急地希望看到战争的结局，10月，金沙江的朱啸虎高调预言，“90天内结束战斗”。

战斗当然不可能这么快就结束，相反，有越来越多的参战者加入混战。小蓝车、小白车、小绿车相继上街，人们先是调侃“集齐七种颜色是不是可以召唤神龙”，紧接着第八种、第九种颜色出现，到年底，市场上冒出来30多家共享单车公司，人们的感慨变成“颜色好像不够用了”。

与风险投资领域的泡沫相呼应的是，深沪两市也在经历了不堪回首的暗黑一年后，渐渐放出了一丝明亮的曙光。去年闯下大祸的证监会主席肖钢于2月20日被调离岗位，此后再无任用。在离任之前，他还弄出了一个“熔断”闹剧。

熔断制源于美国，指在交易过程中，当价格波动幅度达到某一限定目标时，交易将暂停一段时间。这类似于保险丝在过量电流通过时会熔断，以保护电器不受到损伤。今年1月4日，上交所、深交所正式发布指数“熔断”规定：当沪深300指数涨跌超过5%时，将暂停交易15分钟，全天任何时段涨跌超过7%，将暂停交易至收市。

谁料，这一匆匆出台的舶来政策完全不适用于中国。股市一开盘，很快跌至“熔断点”，仅仅4个交易日，股民就损失了5.6万亿。到1月7日，两市紧急叫停“熔断”，它也因此成为中国证券史上最短命的股市政策。

接替肖钢的，是长期在央行工作、曾主政中国农业银行的刘士余。他一改前任政策，先是明确中止上交所战略新兴版的计划，接着暂停注册制，从而化解了股民的扩容担忧。到4月底，很多股评人士认为股市的下行态势企稳，已经进入安全区间，一些激进的股评家开始鼓吹乐观情绪，在2014年年底提出“国家牛市”的任泽平高喊“举着党章冲进A股”。

后来发生的事实是，在整个2016年度，股指仍然处在微度下滑的通道中，而个股行情则变得极其活跃。刘士余做出的最坚决的决定是，贯彻中央意志，在维持股指相对稳定的前提下，加快直接融资的力度，以吸引更多的民间资本投资于实体企业。暂停于去年4月的IPO从6月开始提速，全年共核准275家企业的首发申请，其中第四季度约占全年的一半，筹资总额1817亿元。

市场情绪的稳定及个股活跃，终于让亿万股民平复了焦虑的情绪。

与此同时，监管当局一改躲闪态度，对资本市场的投机势力，予以了明确的打击。去年闹得满城风雨的宝万事件，在今年秋冬，突然出现戏剧性的情节反转。

为了遏阻宝能的入主，王石一边停牌，一边在焦急地寻找结盟者，他得到了深圳市政府的支持。3月12日，万科董事会宣布以定向增发的方式，引入深圳地铁集团为战略投资人，涉及金额约300亿元。第一和第二大股东宝能系、华润立即发表声明，认定此举违规。双方矛盾再度激化。

6月26日下午，宝能系公开发起罢免王石案，理由是“长期游学脱岗仍领酬5000万”，而万科已成为被内部人实际控制的上市公司，言下之意，接着将“血洗”管理层。

按照常规的公司治理逻辑，大股东的意志几乎就代表了最后的决定。就当大家都等着王石发表辞职感言的时候，他却在微信朋友圈里发了两条意味深长的消息，一条是表达对华润的不满：“当你曾经依靠、信任的央企华润毫无遮掩地公开和你阻击的恶意收购者联手，彻底否定万科管理层时，遮羞布全撕去了。好吧，天要下雨，娘要改嫁。还能说什么？”另一条是回应姚振华的“逼宫”：“人生就是一个大舞台，出场了，就有谢幕的一天。但还不到时候，着啥子鸡（急）嘛。”

7月20日，证监会终于出手干预，一个处理宝万事件的领导小组成立，深交所同时对万科和宝能系发出监管函，批评前者向非指定媒体透露了未公开重大信息，对后者则严厉警告“经多次督促，仍未按要求上交股份权益变动书”。孰轻孰重，明眼人一看便知。

此时的宝万风波已经引起了最高决策层的密切关注，它成了实体经济与资本力量博弈的标杆性事件。

《南方都市报》在6月底刊出一则调查报道，详尽描述了宝能系对深圳另一家上市公司南玻集团的“血洗案”。同样也是在2015年，宝能在二级市场大量买进南玻A股份，经过前后5次举牌，合计拥有了21.8%的股份，成为第一大股东。紧接着管理层与资本方的矛盾空前激化，导致多名高管相继辞职，而在今年1月的董事会改选中，补选的四位董事中有三位为宝能系干部。据记者的调查，“宝能系的资本运作具有一定的套路，从资金上看，基本上都通过质押前期买入的股份再融资再扫货”。

宝能对南玻的进击基本上是宝万事件的预演版。在今年的年中，阳光人寿举牌吉林敖东，安邦人寿举牌中国建筑，险资的频频出击引起实体界巨大的恐慌。

11月中，姚振华继续故伎重演，此次的狙击对象换成了铁娘子董明珠的格力电器。在短短的8个交易日内，宝能系“暴力”买入格力股票，由第六大股东升至第三大股东。董明珠勃然大怒，12月12日，在中央电视台举办的一次财经论坛上，她以“大国重器，智造未来”为题发表演讲，怒斥：“你们还是中国人吗？很多人用经济杠杆来发财，那是对实体经济的犯罪！”

实体企业家的集体愤怒，显然构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12月3日，刘士余在一次公开活动中，罕见的情绪激动，他用前所未见的严厉口吻警告说：“我希望资产管理人，不当奢淫无度的土豪、不做兴风作浪的妖精、不做坑民害民的害人精……你用来路不当的钱从事杠杆收购，行为上从门口的陌生人变成野蛮人，最后变成行业的强盗，这是不可以的。这是在挑战国家金融法律法规的底线，也是挑战职业操守的底线，这是人性和商业道德的倒退和沦丧，根本不是金融创新。”

在证监会公开亮明立场的同时，一直态度暧昧的保监会也立即表态“保险业姓保，保监会姓监”，12月5日，保监会叫停前海人寿、恒大人寿等6家公司的互联网渠道保险业务。2017年2月，保监会发布处罚公告，判定前海人寿存在编制提供虚假资料和违规运用保险资金等6项具体违规行为，姚振华10年内不得进入保险业。

2017年1月，华润宣布将所持有的15.31%万科股份全数转让于深圳地铁，套现372亿元，告别了这段长达16年的别扭婚姻。6月，恒大也宣布将所持14.07%的股份转让于深圳地铁，对价292亿元，以浮亏70亿元灰头土脸地离场。至此，深铁一跃而成为万科第一大股东，套在王石和郁亮头上的“姚氏紧箍咒”应声跌落。

无论从任何角度看，宝万事件的发生及结局，都带有浓烈的中国特色。

因牌照制的普遍存在，以及金融混业改革对现有监管体系的政策冲撞，使得任何原教旨式的市场化立场，都无法适用于渐进改革的中国商业世界。行政干预的正当性、必要性及其边界，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从来没有在理论或实操的层面上被设定清楚，这一景象在下一年，仍将出现在民营企业跨国投资的风波中。

在这个意义上，姚振华有他无处诉说的委屈，而王石、董明珠们的惨胜，则既是他们的侥幸，也是他们的悲哀。

 

从2012年之后，能源产业已经低迷了四年多，全国的港口堆满了铁矿石，原材料价格持续低迷。

在区域经济层面，情况最糟糕的应该是东北地区。在刚刚过去的2015年，吉林、黑龙江、辽宁GDP增速分别为6.5%、5.7%和3%，在全国各省市的排名榜上，东北三省与山西包揽最后四席。

2015年8月3日，中国一重董事长吴生富自杀身亡。这家企业始建于1954年，是中央管理的涉及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53户国有重要骨干企业之一。当年度，中国一重亏损17.5亿元，一位熟识吴生富的人士对《中国企业家》记者说：“在他去世前不久我们还聊过，他对于中国一重在他的带领下陷入现在的困境感到十分焦虑，而且他还说未来看不到前景。”

记者在东北走访时，看到的景象是“重工产业一片哀鸿。在工业重镇辽宁省沈阳市，位于经济开发区开发大路两侧的大型重工企业几乎无一幸免”。

比工厂萧条更揪心的是，年轻人的出走和资本的不肯进入。在过去的10年里，东北的人口一直呈现净流出的态势，在黑龙江农垦系统，每年考上重点大学的近2000人，但这些学生在毕业后几乎都不会回来。在近几年，投资界出现“投资不过山海关”的说法，对东北的政策环境表达了极大的不信任。

从5月20日起，国务院派出9个督查组赴北京、河北、山西、辽宁等18个省（区、市），对促进民间投资健康发展情况开展专项督查。据新华社报道，分赴各地的督查组主要发现了四大类问题，包括：屡遭“白眼”频“碰壁”，公平待遇未落地；抽贷、断贷现象突出，融资难仍普遍存在；“门好进、脸好看、事不办”，审批烦琐依然突出；成本高、负担重，影响企业投资意愿等等。

其中，最令人担忧的正是民间投资乏力。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只增长了3.9%，相较于去年年底民间投资10.1%的增速，可谓断崖式下跌。作为民营经济大省的浙江，上半年民间投资增速呈现出罕见的低位，从9.2%骤降至4.5%。

 

70岁的曹德旺没有想到会在晚年突然出了一回名，原因是他对媒体讲了一句“大实话”：“在中国办工厂的成本，除了人便宜，什么都比美国贵。”

曹德旺的福耀玻璃是中国最大的玻璃生产商，10月26日，《华盛顿邮报》在头版刊登了他在美国俄亥俄州投巨资办厂的新闻。“这间庞大的工厂大到足以装下41个橄榄球场，它是福耀的最大单笔投资，满负荷运行时将有2500人在此工作。此前，福耀已经在伊利诺伊州开设了一座生产原片玻璃的工厂，并在密歇根州设立了一座装配工厂。总投资额将达到约10亿美元。”

“曹德旺跑了”，这个新闻在国内引起了不小的争论，人们拿他与“跑路的李嘉诚”相提并论，质疑他为什么要跑去帮助特朗普发展美国经济。而曹德旺则对《第一财经》的记者算了一笔账，“中国制造业的综合税务跟美国比的话，比它高35%”。

具体的账是这样的：“美国没有增值税，我们有增值税。他只有所得税，你赚到钱，他的所得税35%，加地方税、保险费其他的这些5个百分点，就是40%，因此在美国做工厂的利润比中国高。在工业用地上，美国的土地基本不要钱。能源，电价是中国一半，天然气只有中国的五分之一。运输成本，美国的运输成本算下来，一公里还不到一元钱人民币，我们这里过路费比较高。便宜的只有劳动力成本，蓝领是中国的8倍，白领是中国的2倍多，白领便宜，蓝领贵。即便这样，中国制造业的劳工成本上升得很快，在过去的四年里，福耀工厂的工人工资涨了三倍。”

再具体到一块玻璃上，“做一片夹层玻璃，在中国要1.2元，在美国要5.5元。我们出口美国，出口是先征后退，在这基础上还要交4%，这样，一块玻璃出口需要交1元多税钱，这就省去了1元多。那么在美国还有电价便宜，气价便宜，还有很多优惠条件，总的来说，算起来它那里比这里，总利润会差10%”。

曹德旺的这个账算得很精细，让人无从反驳。这位心直口快的老企业家说：“整天讲明年会好，明天会好，谁不想明天好。不切实际地去做那明天会好吗？我不这样认为。我认为我们应该改变这个方式。”

似乎为了应和曹德旺的算账，在11月初举行的“大梅沙中国创新论坛”上，天津财经大学教授李炜光提出了“死亡税率”这个新名词。根据统计，在2015年，我国企业的大口径宏观税负约为37%——最高的年份曾达到40%左右。在李炜光看来，如果企业的总体税负达到30%～40%之间，就有可能导致企业留利过低，失去投资和创新的能力，税费征到这个份儿上，就属于“死亡税率”了。

 

中国实体产业的困局与转机，还可以从一包方便面里读出来。

在2016年，你随便跑到小区的便利店买回一包康师傅“香爆脆”干脆面，袋包装，100克，零售价为1.5元，它被老板堆放在后架一个不起眼的角落，显然是一个早已被冷落的廉价食品。

如果时光倒流到1986年，在各个城市的便利店里，这包方便面一定被摆放在最为显眼的前柜，它的标价是0.35元。

三十年以来，中国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增加了41倍。在1986年，一位上海应届大学毕业生的月薪为76元，2016年的平均月薪为4990元，而方便面的价格却只涨了四倍。也就是说，方便面肯定是当今中国涨价幅度最小的食品，也是性价比最高的食品。

可是，在过去的2015年，方便面产业陷入了空前的危机之中。全行业销售下滑12.5%，这个行业里最大的企业康师傅净利润下降41.9%，几乎是断崖式的坠落，22家龙头企业中，已经有6家宣布退出市场。

作为一种最便捷的食品，方便面由华裔的日本人吴百福发明于1958年，当时正值日本战后重建的繁忙时代，方便面大大提高了人们进食的速度，从而有更多的时间投入于生产劳动。它进入中国的时间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与20世纪50年代的日本几乎处在非常类似的经济重建期，所以很快就受到了市场的欢迎。

从数据上看，方便面的巅峰时间出现在2012年，那一年，全球方便面销售突破1000亿包，其中，中国大陆市场占到了440亿包，相当于每人每年平均吃掉34包。也就是从这一年之后，方便面的销量掉头下滑，几年之后，终于沦落为一个夕阳级品类。

一袋方便面里，藏着中国消费和产业转型的两个大秘密。

第一个秘密是消费升级。

在过去的几年里，对食品饮料行业影响最大的，不是互联网模式，而是人们的健康理念的迭代。中产阶层的崛起以及公共健康意识的觉醒，使得人们越来越关注添加剂、转基因、纯天然等概念，相对应的，以方便面为代表的强加工型、含有大量添加物的食品或油炸类食品，被一概视为了“垃圾食品”。

这一趋势是不可逆的，它直接导致了整个快消品市场的势力版图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

今年一季度，康师傅除了方便面业务持续下滑之外，其饮料产品线也出现滑坡，收入同比下跌5.4%，净利润更是大跌36%，旗下的茶、果汁、水的销量悉数下跌。另外一家大型企业娃哈哈，也已经连续三年业绩下跌，特别是它的明星级产品营养快线的销量几乎腰斩。

甚至连可口可乐这样的公司都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7月底，可口可乐发布了2016年上半年财报，全球利润增长5.7%，但营业收入却下跌了4.57%。中国市场成为拖累可口可乐营收增长的一大原因。

相映成对照的景象则是，带有健康概念的品类及企业却处在高速成长的通道里，去年，全国酸奶类产品的销售额猛增20.6%，功能型饮料增长6%。牛奶公司伊利在2015年实现营业总收入603亿元，同比增长10.88%，今年一季度净利润同步增长19.26%，并进入了全球乳业的八强。

第二个秘密是“农民工红利”的消失。

作为独特的“中国优势”，数以亿计的农民工群体一直以来是中国制造低成本的核心能力之一，而他们也正是方便面最大的消费人群。

2011年以来，农民工总量增速持续回落。从2012年到2015年，农民工总量增速分别比上年回落0.5、1.5、0.5和0.6个百分点。2016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8171万人，比上年增加424万人，增长速度仅为1.5%。

如果把方便面的销量下滑曲线与农民工增速的回落曲线做一个对照，就可以看到一个惊人的事实：它们几乎都是在2012年前后达到历史的峰值，然后呈现同步下滑的一致性态势。

也许没有什么理论比“曹德旺算账”和“方便面经济学”更为直观。如果把中国的产业经济转型称为“下半场改革”，那么，消费升级、劳动力优势再造和合理减税，无疑是其中最为核心的几个大主题。

 

自去年初，李克强总理提出“互联网+”之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制造业者一直在争论，到底是“+互联网”还是“互联网+”。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个主次和体用的关系，乃至关乎自尊。不过渐渐的，他们发现，这是一个无解且很无趣的话题，关键还在于，新的模式到底能不能被创新出来。

出生于1964年的李连柱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机械系，在学校教了七年的书。90年代初，他跟两个伙伴下海，在佛山创办了一家机械软件设计公司。佛山是中国最大的建材和家具制造集散地，他们的生意渐渐地就聚焦在这一行业，为制造工厂提供“室内设计系统”服务。

到2006年，李连柱手痒了，决定从软件服务直接跳进产销领域，做定制橱柜和衣柜。他的团队收集了数千个楼盘、数万种房型的数据建立“房型库”，随后拓展到“产品库”和“空间解决方案”。花了两年多的时间，他创立的尚品宅配开发出了能满足全屋家具需求的第一套“元产品”系统。

就这样，李连柱以个性化定制的方式，重构了传统家具业的全部流程。尚品宅配并没有像其他工厂那样，把成千上万的家具生产出来，铺进各地的家具市场，而是派出设计师小组，为每个家庭入户测量，设计个性化的家具组合，在签下订单后，把图纸传回工厂，进行生产。这是一个没有铺货、没有库存、完全以销定产的全新商业模式。

进入2012年之后，随着机器人、虚拟现实云计算以及移动互联云设计技术的广泛应用，尚品宅配的生产线柔性化程度大大提高，公司进入快速成长通道。在同行陷入成本高涨和消费乏力困境的时候，尚品宅配一枝独秀，连年取得60%的复合增长，成为家具业转型升级的标杆性公司。在它的示范效应之下，个性化的“全屋定制”成为全行业的转型方向。

在青岛，一家叫红领的西装制造企业也完成了类似的定制化试验。

西装与家具业一样，多年以来也是大规模标准化生产的典范模式，一件西装的渠道成本占到了售价的四成以上。出生于1979年的张蕴蓝从加拿大留学归国后，进入父亲的企业接班。从2013年开始，服装行业库存滞销、门店关闭、电商冲击等消息不绝于耳，张蕴蓝创办一家“魔幻工厂”，用定制化的思路再造西装业。

红领建立了一套完善的大数据信息系统，整个定制生产流程，包含20多个子系统，全部以数据驱动运营。一件西装，整个量体过程只需要5分钟，采集19个部位的数据，然后顾客对面料、花型、刺绣等几十项设计细节进行选择，细节敲定后，订单传输到数据平台后，系统自动完成版型匹配，并传输到生产部门。顾客从量体到穿上一件定制西装，只需一周时间。“魔幻工厂”每天可以生产数千件不同款式的定制西装。依靠这套新的制造流程，过去的两年里，红领在零库存的情况下实现150%的业绩增长。

“南有尚品，北有红领”，这两家中型企业在最传统的家具和服装行业蹚出了一条新路，成为今年“互联网+”潮流里的新星。在这个意义上，世上本无夕阳的产业，而只有夕阳的企业和夕阳的人。

 

梁建章有两个微博号，一个是“梁建章-关注人口问题”，有80多万的粉丝数，另一个是“携程梁建章”，粉丝数不到10万。他觉得这样挺好的。在过去的几年里，有两个梁建章，一个是企业界的“携程董事局主席”，另一个是学术界的“知名人口学者”。

从今年1月开始，中国废止了严厉执行长达35年的计划生育，转而推行“全面二孩”政策，这其中有梁建章的一份推动之功。

他是一个上海人，从小被视为“天才少年”，13岁在第一届全国中学生计算机竞赛上获奖，15岁进入复旦“少年班”，20岁获得佐治亚理工学院计算机硕士学位。1999年，30岁那年，与沈南鹏、季琦和范敏创办携程旅行网，他出任首席执行官兼董事长，2003年12月，携程在纳斯达克上市，成为百亿市值的公司。2007年，梁建章“百战归来再读书”，卸去全部职务，远赴斯坦福大学读经济学博士。

也就在求学时期，他关注到了人口问题，“分析了许多国家的数据后，我发现，创新、创业与人口结构有很大关系”。20世纪90年代，中国每年还有大约2000万新生人口，到21世纪，这个数字已经降到了1500万，“如此剧烈的人口结构的变化，是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

开始于1980年的计划生育，一度被视为“基本国策”。根据计算，如果多生一亿人口，就必须多生产八百亿斤粮食，这对于陷入短缺经济困境的中国而言，确乎是巨大的包袱。因此，计划生育的执行十分严厉，号称“天下第一难”。

然而，三十多年之后，情况发生了微妙而转折性的变化。到2010年，中国的生育率下降到了1.5以下，在梁建章的家乡上海，生育率已经降到了世界最低的0.7，这意味着一代人比上一代人起码要少30%，中国人口将进入一个长期负增长的通道。根据教育部的统计，2009年全国的小学数量比上年减少了整整2万所。

博士毕业之后，梁建章继续留校从事研究工作，师从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人口问题权威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通过大量的理论和数据模型研究，他取得了几个令人吃惊的结论：中国人口将在2017年前后停止增加；如果现行政策不变，到21世纪末，中国人口将减少三分之二，剩下4.6亿；再过一百年到2200年，只剩下6800万人；取消计划生育，不可能发生生育率的大幅度反弹，相反，鼓励生育会是一个绝不轻松的工作。

梁建章变得非常焦虑，他自费拍摄了一部介绍中国人口问题的纪录片，也开通了博客和微博，呼吁更多的人关注人口政策。然而，在很长的时间里，反对计划生育——特别是在媒体上公开讨论，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行为，国内响应者寥寥无几。

2012年4月，梁建章和北大社会学系李建新教授共同出版《中国人太多了吗？》，这是中国大陆第一本正面批评计划生育政策的图书。他把这本书想方设法送给那些可能影响政策的官员、学者和媒体人。他还与茅于轼等四位知名学者联名发起了一份题为“停止计划生育政策的紧急呼吁”的建议函，向全国人大提交了“尽快启动《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全面修改的公民建议书”。

2013年2月，携程发生严重的经营性危机，梁建章临危归国，重掌帅印。然而，他仍然没有放弃对“基本国策”的质疑。2014年8月28日，在他的推动下，斯坦福大学经济政策研究院和人文经济学会举办“2014人口与城市化发展论坛”，其中，中国的人口问题是讨论焦点。

在梁建章等人的努力下，对人口政策的讨论终于不再是一个禁区。2015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正式宣布，推行“全面二孩”政策。如果说，三十多年前的中国害怕新生人口把国家吃穷，而今天，这笔账则换了一种算法，政策放宽后，未来每年平均新增的儿童规模预计在250万左右，这将直接产生750亿元的育儿费用，再加上对房屋、教育和基础设施等投资的拉动，每年总计可能增加3000亿元的消费力，这相当于中国GDP额外增长0.5%左右的水平。

在放开计划生育的同时，户籍制度的改革也在快速地推进。

2016年9月19日，北京市出台《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并建立与统一城乡户口登记制度相适应的教育、卫生、就业、社保、住房、土地及人口统计制度。至此，全国31个省份均已出台各自的户改方案，且全部取消农业户口，在我国存在了半个多世纪的“城里人”和“乡下人”二元户籍制度退出历史舞台。

 

到今年年底，那幢在2012年的大暴雨后打桩开建的中国尊终于主体封顶了，它的建筑总高528米，即将成为北京城的第一高楼。也就在这段时间，关于中国尊的高度突然发生了讨论，原因是有人算了一下，它居然比纽约的新世贸中心矮了13米。

纽约是摩天大楼的标版城市。1931年建造的帝国大厦，以381米的高度，在很长时间里是世界最高楼，1976年，411米的世贸中心取而代之，25年后，它作为西方文明的标志遭到宗教极端分子的攻击。

到2015年，新世贸中心建成，原本设计的主楼高度为417米，为了超过芝加哥的两栋大楼，继续保持美国第一高楼的纪录，营造者硬生生地在楼顶竖了一根408英尺（约124米）高的桅杆，把大楼高度拉抬到541米。这种做法遭到芝加哥人的抗议，但最后还是得到了美国高层建筑与城市住宅委员会的认定。

“纽约人会‘作弊’，我们北京人为什么那么傻？难道我们不能众筹一根15米的桅杆吗？”很多北京人在这么半开玩笑地议论着。

北京人暗暗与纽约人斗气，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

7月初，有一家中介机构算了一笔账，经历最近几年的地价和房价暴涨之后，中国前二十大城市的房屋总值之和，居然已经超过了美国国土面积上所有房屋的总值，其中，北京的房屋总值是纽约的五倍，西城区金融街的写字楼租金也早已超过了著名的曼哈顿。

另外两个赶超数据，是世界500强的总部数和超级富豪人数。

在《财富》公布的2016年度世界500强榜单上，中国上榜企业共计110家，再次刷新纪录，总部位于北京的企业有58家，远远超过了纽约的25家。

赶来凑热闹的还有胡润。根据百富榜的最新调查数据显示，目前居住在北京的、身价在10亿美元之上的超级富豪人数大概有94位，而纽约只有86位。“我想这两个数字会越拉越大。”已经在中国居住了20年的胡润对记者说，相比北京，他更喜欢上海，但他每年的百富榜都会在北京发布。

摩天大楼和财富，也许能证明一些什么，但一定不能证明全部。

新华社记者王军写过一本《城记》，详尽地记录了老北京城“死亡”的过程。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大量的明清城墙被拆毁，梁思成咬牙切齿地诅咒说，“今天，你们拆了旧的，明天你们会后悔，会再去建假的”。

今天的北京城里，不但有假的永定门城楼、假的西单牌楼、假的前门大街和五牌楼，同时更有奇装异服般的大型建筑，它们与锣鼓巷胡同等一起，不可逆转地混搭成新北京的全部特征。

就如同当今的中国社会和中国经济一样，北京充满了一言难尽的泡沫化气质，它绚丽、快速变化而显得不太真实。在经济学的意义上，北京无疑正处在进步状态，哪怕是与公认的“世界都市之王”纽约相比。而这种进步到底意味着什么，却会引起很大的争议，甚至焦虑。

对于北京的出租车司机来说，这种进步好像与他们并没有太大的关系。

在1986年前后，北京是一座被“面的”统治的城市，混乱的交通，无序的胡同，在二环边上偶尔还能看到驴车在奋蹄。一位出租车司机的月收入约为3000元，是一个相当体面和让人骄傲的职业，在当时，西城区的房价大概在每平方米3500元左右。

三十年后的今天，北京出租车司机的平均月收入为5000元，而西城区的房价没有低于5万元/平方米的。

在2013年，北京市发布限购令，宣布本市户籍成年单身人士限购一套住房，对已拥有一套及以上住房的，暂停向其出售住房。在后来的几年里，很多北京人用假离婚的方式“绕开”这条政策——这也许是人类婚姻史上最奇葩的一幕，特别是在2015年以后，随着房价的新一轮暴涨，各区民政局的门口更是人满为患。

在2016年，北京市的离婚人数达到97626对，比2014年上涨73%，同时，复婚数比2014年上涨131%。一位房地产中介算了一笔账，同样是300万元贷款30年等额本息还清的情况下，首套住房比二套住房少出80万元。而2016年度北京职工年均工资为85038元，也就是说，一次“假离婚”，单是利息的差距就相当于一个平均工资水平的职工“不吃不喝干10年”。

“如果你爱他，请送他去纽约，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他，请送他去纽约，因为那里是地狱……”很多北京人记得这句台词。

1994年，一部名为《北京人在纽约》的电视连续剧热播全中国，大提琴家王起明和妻子郭燕逃离北京，宁可从贫民窟的地下室重新开始他们的人生。在那里他们学习端盘子、开工厂、尔虞我诈和咀嚼金钱的甘苦，在故事的最后，扮演王起明的姜文用他的大舌头狠命吼道——

“你说清楚谁是失败者。我不是失败者，我是厌倦，我讨厌，我讨厌他妈的纽约，我讨厌他妈的美国，我讨厌这儿的一切。”

其实，当王起明讨厌这一切的时候，他已经成为纽约的一部分。就如同在今天的北京，三环之内的居民，绝大多数是近二十年间冲进来的新北京人，他们讨厌北京的空气，讨厌北京的交通，讨厌北京的势利，讨厌这儿的一切，但是，他们就是北京的一部分。

在这一点上，北京与纽约非常相似，它们所有的荣耀都与摩天大楼和金钱有关，而它们的忧伤，或许也就是权势和财富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