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是极平常的事
这一回谈写作。写作就是说话,为了生活上的种种需要,把自己要说的话说出来;不过不是口头说话,而是笔头说话。各人有他要说的话,我写作是我说我的话,你写作是你说你的话。并没有话而勉强要说话,或者把别人的话拿来当作自己的话,都是和写作的本意相违反的。写成的文字平凡一点,浅近一点,都不妨事;胸中只有这么些平凡的经验和浅近的情思,如果硬要求其奇特深远,便是勉强了。最要问清楚的是:这经验和情思是不是自己胸中的?把它写出来是不是适应生活上的需要?如果是的,那就做到了一个“诚”字了。写作和说话一样,“立诚”是最要紧的。
咱们小时候不会说话,学习又学习,渐渐地会说话了,其经过自己往往记不清楚。但是只要看小孩们学习说话的经过,就知道这是一串很自然,可是很辛苦的工作。小孩要想吃东西的时候,就学着大人说“饭”或“吃”;要得到大人的爱抚的时候,就学着大人说“抱”或“欢喜”:这岂不是很自然的?但是,若把语音发错了,或者该说“吃”的却说了“抱”了,就不能满足他的欲望。他为要满足他的欲望,必须随时努力矫正,使说出来的刚好表白他的意念:这岂不是很辛苦的?从简单的一词一语起,直到能够说连续的一串话,能够讲一个故事,情形都如此。再进一步,他就要用笔说话了。想把教师的话记下来,就有写笔记的需要;想把自己的情意告诉许多同学,就有写一篇文字的需要;离开了家庭或朋友,就有写信的需要:因有需要,才拿起笔来说话,这正同他孩子时代说“吃”和“抱”一样的自然。但是,笔记记得不成样子,查看时候就弄不明白;情意说得不畅达,同学看了就莫名其妙;信写得糊里糊涂,接信的对方就摸不着头脑。在初动笔的时候,写不好几乎是必然的。从写不好到写得像个样子,这其间也要经过一段辛苦的学习过程。学习无非依傍人家,但消化的工夫还在自己。人家的笔记怎样记的?人家的情意怎样达的?人家的信是怎样写的?把人家的“怎样”看出来是一层,把自己的不“怎样”看出来是一层,把人家的“怎样”矫正自己的不“怎样”,使它成为自己的习惯,又是一层。到习惯养成了的时候,他才算学习及格,能够用笔说话了,用来应付生活上的种种需要,可得许多便利,和能够用嘴说话一个样。
我说以上的话,意在表明写作是极平常的可是极需要认真的一件事情。这个观念很关重要,非在学习写作的时候认清不可。从前科举时代,学生在书塾里学习写作,那是有一个特殊的目标的,就是写成投合考官眼光的文章,希望在仕宦的阶梯上一步步爬上去。现在虽然仍旧有考试,但考试的性质和科举时代不同了;你若认为学习写作的目标只在应付几回升学考试、毕业考试或其他考试,你就根本没有弄明白写作对于你有什么意义;从前书塾里也有一些高明的先生,不仅要学生去应考试,他们对学生期望得更高,要学生成为著作家或文章家,写作的教学就以此为目标。这样的目标显然也是特殊的;现在的国文教师不自觉地承袭着这个传统的,似乎还有,如在“批语”中发挥“立言”或“著作”的大道理的,以及迫着学生揣摩“神气”“阴阳”等抽象理法的,就是了。试想自古到今,成功的著作家或文章家有多少?即不说成功,想做著作家或文章家的又有多少?如果写作的目标只在做著作家或文章家,那么,让想做的人去学习好了,何必人人都学习?现在人人要学习写作,就因为把从前那种特殊目标丢开了,看出了它的平常,虽说平常,却又是人生所必需的缘故。说得具体一点,现在学习写作,并不为应考试,也不为要做著作家或文章家:只因为要记笔记,要把情意告诉别人,要写信给家庭或朋友,诸如此类。这些事都是极平常的,但做不来便是人生的缺陷。咱们不愿意有这种缺陷,所以非学习写作不可。
从前科举时代,作经义题目,是“代圣贤立言”,作策论题目,是“代帝王划策”。一个人对于经籍,如果确有所得,而所得又正与圣贤的见解相合,诚实地发挥出来,就迹象说,便是“代圣贤立言”,这并没有什么可议之处;一个人对于政治,如果确有真知灼见,或可以救一时之弊,或可以开万世之利,详尽地表示出来,就迹象说,便是“代帝王划策”,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事儿;然而读经籍而能有所得,研究政治而能有真知灼见,只有极少数的人才办得到。科举制度却把文章的作用规定了,一般士子既要去应考试,学习写作就得顺着那方向走;你即使对于经籍毫无所得,也须代圣贤立言,你即使对于政治一窍不通,也须代帝王划策;只有极少数人办得到的事情,硬要多数人也勉强去做。试想其结果怎样?必然是言不由衷,语不切实,把人家的现成话抄袭一番,搬弄一番而已。这样的工夫做得到家,对于应付考试是有益的,可以蒙考官录取;然而对于整个生活却是有害的,因为无论说话作文,最要不得的是言不由衷,语不切实,而那些人偏偏落在这个陷阱里。做不到家的更不必说了,一辈子学习写作,既不能取得功名,又没有在生活上得到什么便利,真是被笔砚误了一辈子。
现在并不是科举时代了,我为什么要说那时代写作教学的弊病呢?因为现在的教师、家长乃至青年自己,对于写作这回事,还有抱着科举时代的精神的。这种精神必须根本革除,否则写作便是生话上的赘瘤,说得过火一点,竟可以不必学习,学习比不学习更坏。抱着科举时代的精神,从什么地方可以看出来呢?教师出一些超过学生能力的题目给学生作,迫着学生写一些自己也不甚了了的话在本子上,这和从前硬要代圣贤立言、代帝王划策没有两样,是科举时代的精神。认学习写作专为应付考试;升学考试毕业考试要出什么样的题目,平时便作什么样的题目,教师对学生说“作文要用功,考试才可以及格”;家长对子弟说“你的文字这么坏,考试怎么能及格”:这是科举时代的精神。把写作看作与生活无关的事儿;不写自己的经验和情思,临到动笔,便勉强找一些不相干的话来说;或是以青年人的身份学说老年人的话,或是以现代人的身份学说古代人的话:这是科举时代的精神。请读者诸君想想,这些现象是不是有的?如果有的,咱们非改变观念,消灭这些现象不可。观念改变了,这些现象消灭了,咱们才可以认真的学习写作。
认真的学习写作也不是什么艰难的事情。简单的说,自己有什么就写什么,就是认真。一件事物,你知道得清楚的,一个道理,你明白得透彻的,一个意思,你思索得周到的,一种情感,你感受得真切的,这些都是你自己的东西。如果为了需要须动手写作,你就以这些为范围。反过来说,自己没有什么而勉强要写什么,就是不认真。所以,没有弄清楚孔子的学术思想而论孔子之道,没有某种经验和想象而作某种小说,自己一毛钱也不捐而作劝人献金的传单,平时从不想到国家民族而作爱国家爱民族的诗歌,都是不认真。其次,写什么定要竭尽自己的能力把它写出来,就是认真。你心里知道得清楚,明白得透彻,是一回事。把它写出来,大半是为了给人家看,人家看了你的文字,能不能知道得清楚,明白得透彻,又是一回事。两回事必须合而为一,你的写作才不是白费心力。理想的目标当然是写出来的刚好和你心里所有的一模一样,不多不少。但是把意念化为文字,要做到这般地步,事实上几乎不大可能;唯有竭尽你当时所有的能力,使写出来的差不多贴合你心里所有的,使人家看了你写出来的差不多看见了你的心。我说“所有的能力”,为什么在前边加一个“当时”?因为能力是逐渐长进的,在甲阶段不会有乙阶段的能力,要求躐等,实际上固然办不到,但本阶段的能力不可不尽;各阶段都有它的“当时”,每一阶段的“当时”都竭尽能力,你的写作就一辈子认真了。反过来说,写什么而马马虎虎,草率了事,就是不认真。所以,用一个词儿,不审察它的意义和用例,造一句句子,不体会它的句式和情调,以及提笔就写,不先把通体想一想,写完就算,不再把全文念几遍,以及不肯就自己的观点问一声“这写出来的是不是差不多贴合我心里所有的”,又不肯就读者的观点问一声“读者读了这文字是不是差不多看见了我的心”,都是不认真。认真的项目不过如上面所说的两个,普通人能如此,写作对于他是生活上非常有益的技能,终身受用不尽;就是著作家或文章家,也出不了这个范围,不如此而能成为著作家或文章家,那是不能想象的事情。
以上都是理论,现在要谈到方法了。学习写作的方法,大家知道,该从阅读和习作两项入手。就学习写作的观点说,阅读不仅在明白书中说些什么,更须明白它对于那些“什么”是怎么说的。譬如读一篇记述东西的文字,假定是韩愈的《画记》,要看出它是把画面的许多人和物分类记述的;更要看出像他这样记述,人和物的类别和姿态是说明白了,但人和物在画面的位置并没有顾到;更要明白分类记述和记明位置是不能兼顾的,这便是文字效力的限制,一篇文字不比一张照片。又如读一篇抒写情绪的文字,假定是朱自清的《背影》,要看出它叙述车站上的离别全在引到父亲的背影,父亲的背影是感动作者最深的一个印象,所以凡与此无关的都不叙述;更要看出篇中所记父亲的话都与父亲的爱子之心有关,也就是与背影有关,事实上离别时候父亲决不止说这些话,而文中仅记这些,这便是选择的工夫;更要看出这一篇抒写爱慕父亲的情绪全从叙事着手,若不叙事,而仅说父亲怎么怎么可以爱慕,虽然说上一大堆,其效果决不及这一篇,因为太空泛太不着边际了,抒情须寄托在叙事中间,这是个重要的原则。阅读时候看出了这些,对于写作是有用的。不是说凡作记述东西的文字都可以用《画记》的方法,凡作抒写情绪的文字都可以用《背影》的方法;但如果你所要写的正与《画记》或《背影》情形相类,你就可以采用它的方法;或者有一部分相类,你就可以酌取它的方法;或者完全不相类,你就可以断言决不该仿效它的方法。
《画记》和《背影》都是合式的成品的文字。阅读时候假如用心的话,即使遇到不合式不成品的文字,也可以在写作方面得到益处。那益处在看出它的毛病,自己看得出人家的毛病,当然可以随时检查自己,不犯同样的毛病。譬如,我近来收到一本杂志。中间有一篇小说,开头一节只有一句话:“是零星点点的晨曦。”“曦”是“日色”“日光”,“晨曦”是朝晨的阳光,朝晨的阳光怎么能用“零星点点的”来形容它呢?我想了一想,明白了,作者把“晨曦”误认作“朝晨”了;他的意思是那时间是清早,天上的星还没有完全隐没,所以说“是零星点点的晨曦”。他的毛病是用错词儿。我得了这个经验,写作时候便可以随时检查自己,看文字中有没有用错词儿,把甲义的词儿误认作乙义的。那篇小说的第二节是以下的话:“在某战区某司令部的会议室中,集合着一群雄赳赳气昂昂的男女青年,他们都是不怕牺牲,忠勇爱国的英雄。”看了这一节,我就想:一篇表白欢情的文字,也许找不到一个“欢喜”或“快乐”,一篇表白悲感的文字,不一定把“悲伤”“哀痛”等词儿写上一大堆;只要用了叙述和描写,把引起欢情或悲感的经过曲曲达出,在作者便是抒写了他的情绪;读者读了,便起了共鸣,也感到可喜或可悲。同样的情形,一群男女青年是“雄赳赳气昂昂的”,是“不怕牺牲,忠勇爱国的英雄”,只要用叙述和描写,把他们的思想、言语、姿态、行动曲曲达出,让人家读了,自己感到他们是“雄赳赳气昂昂的”,是“不怕牺牲,忠勇爱国的英雄”,就是了。何必预先来一个说明呢?倘若后文的叙述和描写没有达出这些,虽经预先说明,人家还是感觉不到。倘若后文的叙述和描写果能达出这些,这预先说明也是多事,不但不增加什么效果,反而是全篇的一个小小斑点。作者的毛病是误认说明可以代替表现,我得了这个经验,写作时候便可以随时检查自己,看文字中有没有该用表现的地方而用了说明的,有没有写了一大堆却不能使人家感觉到什么的。阅读若能这样随时留一心,不但不合式不成品的文字对于咱们写作方面有益处,就是一张广告(如某种肥皂的广告上写道:“完全国产,冠于洋货”),一个牌示(如某浮桥旁边县政府的牌示道:“通过时不得互相拥挤以免发生危险”),也是咱们研摩的好资料。
至于习作,最好在实用方面下工夫。说清楚一点,就是为适应生活上的需要而写作,所以要认真的学习写作。如有信要写,有笔记要记,有可叙的事情要叙出来,有可说的情意要达出来,那时候千万不要放过,必须准备动笔。动笔以前,又必须仔细料量,这信该怎么写,这笔记该怎么记,这事情该怎么叙,这情意该怎么达;料量停当,然后下笔。完篇以后,又必须自己考核,这信是不是正是你所要写的,这笔记是不是正是你所要记的,这文字是不是正叙出了你所要叙的事情,这文字是不是正达出了你所要达的情意:考核下来,若是正是的,就实用说,你便写成了适应需要的文字;就学习说,你便增多了一回认真的历练。咱们当需要说话的时候,就能开口说话,因为咱们从小养成了这个习惯。若是从小受到禁遏,习惯没有养成,说话就没有这么便当了,甚而至于要不会说话。咱们学习写作,也要像说话一样养成习惯,凡遇到需要写作的时候,就提笔写作。错过需要写作的机会,便是自己对自己的禁遏。一回错过,两回错过,禁遏终于成功;于是你觉得一支笔有千斤般重,搜尽肚肠好像没有一点东西可以写的,你不会写作了。提笔真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吗?你胸中真个没有一点东西可以写的吗?并不。你所以不会写作,只因为你没有养成写作的习惯。养成习惯的方法并不难,不过是要写就写,不要错过机会而已。你如果抱定宗旨,要写就写,那你的写作机会一定不少,几乎每天可以遇到。读一本书,得到了一点意思,经历一件事情,悟出了一个道理,与朋友谈话,自己或朋友说了有意义的话,参加一个集会,那景况给予自己一种深刻的印象,参观一处地方,那地方的种种对自己都是新鲜的有兴味的,这些时候,不都是你的写作机会吗?若把这些并在一起,通通写下来,便是日记。有些人常常劝人写日记,其一部分的理由,就在写日记便不致错过写作的机会;并不是叫人写那什么时候起身什么时候睡觉的刻板账。若把这些分开来,或单写读书得到的意思,或单写从事情中悟出的道理,便是或长或短的单篇文字。那时候你提起笔来,一定觉得你所要写的就在意念之中,而不在遥远不可知的地方;所以你不必沉入虚浮的幻想,也不致陷入惶惑的迷阵,只须脚踏实地,一步步走去就是。这样成了习惯,别的成就且不说,至少你的文字不会有空洞、浮夸、糊涂、诞妄等等毛病了。
现在再说由教师命题,咱们按题习作。咱们如果能不错过写作的机会,就得每天动笔写作;这样,练习已经很够了,教师命题可以说是多余的。教师所以要命题,就恐怕咱们错过机会,不肯要写就写,或是一星期不动一回笔,或是一个月不动一回笔;出了题,便逼得咱们非动笔不可。咱们对于命题习作,应该作这样看法。贤明的国文教师当然作这样看法。所以他们所命的题,往往是指定一个范围,那范围包含在咱们的经验和意念的大范围之内,叫咱们就那范围写些出来。这样,虽然是教师命的题,实际上与咱们自己要写就写并无两样。举例来说,咱们各人有个家庭,对于家庭各人有种种的知识、情绪和感想:教师出一个《我的家庭》的题叫咱们作,岂不是和咱们自己要就“我的家庭”写篇文字一个样子?又如咱们去参加“月会”,各人具有一种奋发的严肃的心情,听了演讲人的话,各人有所触发,有所警惕,或有所评判;教师出一个《月会》的题叫咱们作,岂不是和咱们自己要就“月会”写篇文字一个样子?遇到这样的题,咱们自然如自己本来要写似的,径把胸中所有的写出来。不幸的是咱们有时遇见不甚贤明的教师,他们所命的题越出了咱们的经验和意念的范围,使咱们无从下手。如出了《师严而后道尊说》的题。咱们平时既没有想到“师”该怎样“严”的问题,又没有思索过什么叫作“道”,实在想胡说也无从说起。胡说是不应该的,何况胡说也办不到;那只有请求教师换过一个题了(因此交白卷闹风潮是不必的,教师虽不甚贤明,总该有一点贤明之处,可以帮助咱们的)。万一第二回出的题与《师严而后道尊说》不相上下,乃至第三回第四回还是如此,那咱们须特别警觉了:教师对于命题习作的看法和咱们全不一样,咱们要在写作方面求长进,更非随时要写就写,不错过机会不可了。
写作虽说就是说话,究竟与寻常口头说话有所不同。咱们寻常口头说话,想到一事说一句,看到一事又说一句;和人家谈话,问询这个是一句,回答那个又是一句。不要说一天工夫,就是把一点钟内的说话集拢来,便是噜噜苏苏不相连续的一大堆。写作决不是写下这么噜噜苏苏不相连续的一大堆。咱们要写作,必然有个主旨;前面所说读书得到的意思,从事情中悟出的道理,这些都是主旨。写作的时候,有关主旨的话才说,而且要说得正确,说得妥帖,说得没有遗漏;无关主旨的话却一句也不容多说,多说一句就是累赘,就是废话,就是全篇文字的一个疵点。这情形和当众讲话或演说倒有些相像;咱们站起来当众讲话或演说,也不能像平时一样杂七杂八的说,必须抓住一个主旨,让一切的话都集中在那主旨上头才行。有些人写作,写了一大堆,自己不知道说了些什么;拿给别人看,别人也不知道他说了些什么。这就是忘记了写作必然有个主旨的毛病。主旨是很容易认定的,只要问自己为什么要写作这篇文字,那答案便是主旨。认定了主旨,还得自始至终不放松它;写一段,要说得出这一段与主旨有什么关系;写一句,要说得出这一句对主旨有什么作用。要做到这地步,最好先开列一个纲要,第一段是什么,第二段是什么,然后动手写第一段的第一句。这个办法,现在有许多国文教师教学生照做了。其实无论哪一个写作,都得如此;即使不把纲要写在纸面上,也必须预先想定纲要,写在自己的心上。有些人提笔就写,写来很像个样子,好像是不假思索的天才;实则也不是什么天才,他们只因太纯熟了,预先想定纲要的阶段仅需一会儿工夫,而且准不会有错儿,从外表看,便好像是不假思索了。
一段文字由许多句子合成,句有句式;一句句子由许多词儿合成,词有词义。句式要用得妥帖,词儿要用得得当,全在平时说话和阅读仔细留心。留心的结果,熟悉了某种句式某个词儿用在什么场合才合适,写作的时候就拿来应用,那准不会有错儿。消极的办法,凡是不熟悉的句式和词儿,绝对不要乱用。一些所谓不通的文字,就是从不懂得这个消极办法而来的。不熟悉,用错了,那就不通了。如果在写下去的时候,先问问自己:这个句式这个词儿该是怎么用法?用在这里合式不合式?待解答清楚了再写,不通的地方即使还有,也不会太多了。一篇文字不能必须求其有特别长处,但必须求其没有不通之处;因为特别长处往往由于咱们的经验和意念有长处,这是平时的积聚,不能临时强求;而不通之处却是写作当时可以避免的,可以避免而不避免,就应用上说,便是不得其用,就态度上说,便是太不认真。
关于写作的话还有很多,这一次说得太长了,余下的留到以后再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