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百年政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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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曾国藩与湘军的崛起

当洪秀全等在金田起兵时,曾国藩还是一个侍郎,在北京朝廷供职;一八五二年太平军向长沙进兵时,曾氏被任为江西乡试正考官,在安徽太湖的途次,闻母丧,丁忧回湘。此时正值太平军围攻长沙,曾氏在家守制。是年十二月,清廷谕湖南巡抚张亮基,谓:“丁忧侍郎曾国藩,籍隶湘乡,于湖南地方人情,自必熟悉,著该抚传旨,令其帮同办理本省团练搜查土匪事宜,伊必尽心不负委任……”这道谕旨,便是曾氏出当大局与洪秀全对抗的出发点。但此时太平军已经攻陷武昌,清廷要曾氏帮办团练,只是要他帮办搜查本省土匪之事,并不是要他越境去打太平军。后来的湘军,虽以团练为起点,而团练的最初目的,并不是要使它成为一种平定大局的正式军队。由团练变为湘军,就是清廷的兵权,移入汉人手中的起点;其经过的情形,不可不分别叙明。

一、团练的由来与本旨 嘉庆时的教乱,是用坚壁清野与团练的方法平定的,在导言中已经说及;在道光朝晚年,两广盗匪蜂起,地方士绅举办团练,洪秀全等在金田起事,也是由于“保良攻匪会”与团练相对抗,前节也已经说及;江忠源在蓑衣渡击破太平军,损去太平军一员大将,也是由一种团练军变成的楚勇;楚勇之名,实先湘军而成立。在曾国藩出任团练事务之先,罗泽南及其弟子王鑫已在湘乡举办团练,为后来湘军的核心。凡此种种事实,皆足表明清廷经制军之无用,早已失去制服汉民族的效能。但各地方举办团练的本旨,纯为保持乡土的安全;就是曾国藩劝湖南各州县绅士举办团练的书,也是以保卫地方为言,书中说:

……团练之道非他,以官卫民,不若使民自卫;以一人自卫,不若与众人相卫:如是而已。其有地势利便、资财丰足者,则或数十家并为一村,或数百人结为一寨,高墙深沟,屹然自保;如其地势不便,资财不足,则不必并村,不必结寨,但数十家联为一气,数百人合为一身,患难相顾,闻声相救,亦自足捍御外侮。农夫、牧童皆为健卒,耰锄、竹木皆为兵器,需费无多,用力无几,特患吾民不肯实心奉行耳。……

曾氏作的《保守平安歌》三首,劝告乡人,第一首题曰《莫逃走》,第二首题曰《要齐心》,第三首题曰《操武艺》,都是劝导乡人齐心讲求自卫方法的话调。就是清廷对于团练的主旨,也只希望各地方,自己保持自己的安全而止,并没有要使他们能供政府调遣的意思。一八五二年(咸丰二年)冬间的上谕说:

……团练乡勇,乃民间自为守御,借以保卫身家,或各村自为一团,其经费应由绅董自行经理,岂可官为抑勒。且以守望相助之俦,辄复纷纷调遣,必至迁地弗良,转滋流弊。……

次年正月的上谕,又说:

嘉庆年间,川楚教匪,蔓延数省,嗣行坚壁清野之法,令民团练保卫,旋就荡平。……著各该督抚,分饬所属,各就地方情形妥筹办理。并出示剀切晓谕,或筑寨浚濠,联村为保;或严守险隘,密拿奸宄;无事则各安生业,有事互卫身家;一切经费,均归绅耆掌管,不假胥吏之手;所有团练壮丁亦不得远行调遣。……

然则团练的本旨很明白,就是饷归地方人民自筹自管,团兵专卫地方,政府并不调出外省。所以当时举办团练的,并不止湖南一省,奉命举办团练的,也不仅曾国藩一人(安徽的吕贤基亦奉旨回籍举办团练,后竟死于舒城)。但事实上,清廷的正式军队既已无用,而太平军又非嘉庆时的白莲教党可比,汉族的人才,不能不由团练军露出头角来了。

二、由团练变为湘军 江忠源在新宁县所办的团练兵,早由赛尚阿从新宁调赴广西,以楚勇的名义,立功于蓑衣渡,大为清廷所赏识;太平军由湘而鄂,直下江南,清廷的经制军,惟向荣所统率的,尚能紧随太平军之后,时与太平军接触;一八五二年,向荣授为钦差大臣(赛尚阿因剿贼无功革职,徐广缙继任钦差大臣,徐又无功革职,乃以向荣继任);太平军攻陷南京后,向荣所统大军,尾追至南京,驻南京城外,号曰江南大营。江忠源因所率楚勇屡立战功,一八五三年,授湖北按察使,令赴江南大营,帮办军务;于是,第一个举办团练的人,变为正式军队的要人了。江忠源授命后,率师东下,行至九江,闻太平军将由湖口进攻江西省城,江氏便先由九江疾趋至南昌拒守;太平军也随即到了南昌,江氏兵少,遂为太平军所困。江氏是曾国藩最赏识的好朋友;曾氏接奉帮办团练的谕旨后,因持母丧不欲出,郭嵩焘力劝,乃赴长沙任事;此时罗泽南、王鑫所练的团兵约千人,已由湘抚张亮基调赴长沙帮助防守;曾国藩见当时正式军队腐败无用,便令罗泽南、王鑫将所募团兵仿明代戚继光的兵法部署操练,作为“异军特起”的柱石。曾氏尝与其友文任吾书,谓:

……鄙意欲练勇万人,呼吸相顾,痛痒相关,赴火同行,蹈汤同往,胜则举杯酒以让功,败则出死力以相救;贼有誓不相弃之死党,吾亦有誓不相弃之死党,庶可血战十二次,渐新民之耳目,而夺逆贼之魂魄。自出省以来,日夜思维,目今之急务,无逾于此。

因为曾氏看定清廷正式军队第一弱点,在“败不相救”四字,故其言如此。及江忠源被困于南昌,驰书向湖南求救,曾国藩便令罗泽南等所部的团练兵,由醴陵等处驰赴南昌,援救江忠源,号曰湘勇;于是湘乡的团练军,由长沙到了江西,变为湘军了;不得“远行征调”的谕旨,已没有人想及了。这就是湘军的起点。

湘军到了南昌,南昌城外的太平军仅有文孝庙营垒数座,湘军屡攻不能下;此时,郭嵩焘在湘军营中襄助军务,探知太平军的主力全在文孝庙后面的舟中水师,文孝庙的营垒不过为翼蔽水师之用,故湘军无如之何。郭嵩焘因向江忠源建议说:“东南各行省州县多阻水;江湖一日遇风可数百里,贼舟瞬息可达;官军由陆路蹑之,其势常不及;长江数千里之险,遂独为贼所有。且贼上犯以舟楫,而官军以营垒御之,求与一战而不可得,宜贼势之日昌也。……”江忠源很同意于此说,立刻奏请清廷饬湖南、湖北等省仿照广东拖罟船式,各造战舰数十,饬广东制备炮位,以供战舰之用,并交曾国藩管带部署。奉旨即如所请办理;于是帮办团练的曾国藩,又要进一步创练长江水师了。

曾国藩在长沙经营团练军时,提督鲍起豹,异常嫉视他,兵与勇时起冲突,曾氏十二分的受气;他接到创办水师的命令后,托言衡永郴桂一带匪徒甚多,请移驻衡州,就近调度各处团兵剿治土匪,实则不欲再在长沙受鲍起豹一班人的压迫,要往衡州去独力经营水师。于一八五三年八月往衡州,得着彭玉麟、杨载福两个经营水师的柱石,便在衡州大造战舰,选将购炮(所用的炮多由广东购入,由陆路运衡)。此时太平军已弃南昌,陷九江,再向湖北进攻,武昌危在旦夕。是年十月,清廷谕曾国藩,说:

曾国藩团练乡勇,甚为得力;剿平土匪,业经著有成效;着酌带练勇驰赴湖北,所需军饷,着骆秉章(时为湖南巡抚)筹拨供支。两湖唇齿相依,自应不分畛域,一体统筹也。……

前此的上谕说团练兵“不得远行征调”,现在说“两湖唇齿相依,自应不分畛域”了。此时曾国藩抱定一个宗旨,就是“非把水师的基础弄巩固,湖南内部的土匪肃清,根据地不受影响时决不出与太平军作战”。清廷屡次下谕要他挑选练勇,酌配炮位、船只,顺流东下,救援湖北安庆,他总是坚决地不动。到了后来,咸丰帝急得无可如何,发起脾气来了,亲用朱墨批答他的奏折,说:

……现在安省(安庆)待援甚急,若必偏执己见,则太觉迟缓。朕知汝尚能激发天良,故特令汝驰援,以济燃眉。今观汝奏,直以数省军务,一身克当;试问汝之才力,能乎否乎?平时漫自矜诩,以为无出己右者,及至临事,果能尽符其言甚好;若稍涉张皇,岂不贻笑天下。着设法赶紧赴援,能早一步,即得一步之益。汝能自担重任,迥非畏葸者可比。言既出诸汝口,必须尽如所言,办与朕看。钦此。……

但是曾氏还是不为所动,奏称:“饷乏兵单,成效不敢必,与其将来毫无功效,受大言欺君之罪,不如此时据实陈明,受畏葸不前之罪。……”咸丰帝又抚慰他,用朱批答他说:“成败利钝,固不可逆睹;然汝之心,可质天日,非独朕知。若甘受畏葸不前之罪,殊属非是。”到了一八五四年春间,太平军再入湖北,两湖总督吴文镕战死于武昌。再太平军并且溯江西上,向岳州进攻了。清廷急如星火,督促曾国藩出兵的上谕如联珠而下,如说:“曾国藩素明大义,谅不至专顾桑梓,置全局于不问,北重于南,皖鄂重于楚南,此不易之局也。”又如说:“此时得力舟师,专恃曾国藩水师一军;倘涉迟滞,致令汉阳大股窜踞武昌,则江路更形阻隔。朕既以剿贼重任畀之曾国藩,一切军情,不为遥制。”又如说:“曾国藩以在籍绅士,专顾湖南,不为通筹大局之计,平日所以自许者何在。”这是表明清廷穷蹙到了万分,完全没有办法,除非汉民族自己出来治兵,才能平定汉民族的内乱。曾国藩经营了几个月,至此基础渐固,于是统率水陆各军,顺流而下;虽在靖港受了一个大挫折,随即在湘潭大获胜仗;乘胜北进,到了是年八月,汉阳、武昌收复。咸丰帝闻捷大喜,向军机大臣说:“不意曾国藩一书生,乃能建此奇功。”当时有一位忌刻曾氏的伴食军机大臣祁雋藻答说:“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一呼崛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之福也。”咸丰帝听到祁氏这么说,便默然变了颜色。但因此便不用曾氏,不用湘军么?其势又不可能;九月的上谕说:“曾国藩既无守土之责,即可专力进剿,但必须统筹全局,毋令逆匪南北分窜。”旋又谕:“曾国藩经朕畀以剿贼重任,事权不可不专;自桂明以下文武各员,均归节制;倘有不遵调遣,迁延畏葸,贻误军机者,即着该侍郎专衔参奏,以肃戎行。”自此,曾国藩的湘军,便成为对抗太平军的中坚柱石,清政府的兵权移入汉民族之手,也成为不可免的事实了。

三、湘军的精神 日人稻叶君山说曾国藩的湘军,并不是勤王之师,其目的全在维持名教,实无异于一种宗教军;此说大概是对的。但说曾氏无一语及于勤王,则非事实。太平军攻下南京后,曾氏与江忠源书,说:“……逆贼在金陵恐不遽去;扼天下之喉,盐漕两事,不复可问;而京师饷项支绌,实有日不能支之势。为人臣子,一筹莫展,清夜自维,能无愧死。……”这不是表示要勤王的意思么?我们须知道:勤王忠君,就是所谓“名教”的一部分;既说他是以维持名教为目的,又说他不是勤王之师,这是稻叶氏未能看清“名教”两字的内容。曾氏讨粤匪的檄文说:

……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自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贱役,皆以兄弟称之,谓惟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而谓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卖以取税,而谓货皆天王之货;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自古生有功德,没则为神,王道治明,神道治幽,虽乱臣贼子,穷凶极恶,亦往往敬畏神祗,李自成至曲阜不犯圣庙;张献忠至梓潼,亦祭文昌。粤匪焚郴州之学官,毁宣圣之木主,十哲两庑,狼藉满地;自是所过郡县,先毁庙宇;即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之凛凛,亦皆污其官室,残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庙不焚,无像不灭,斯又鬼神所共愤怒,欲一雪此耻于冥冥中者也。

稻叶氏因为檄文中没有骂洪秀全反叛皇帝,只骂他破坏名教,破坏旧道德旧宗教,便说他是一种宗教军,而不是勤王军。其实维持名教,便是尊王。故说湘军含有宗教军的精神是不错的,说他不是勤王军则误。当时中国士大夫阶级的大多数,都是笼盖在旧道德旧宗教之下;就是非士大夫阶级的群众,也是一样。再看得深透一点,便是太平军中的名将忠王李秀成,与其说是信服洪氏的天主神权说,毋宁说是全为名教的精神所涵濡;李氏的名教精神在他的供状中随处流露,如说:“天王加封我与陈玉成二人……那时我为合天侯,任副掌率之权,提兵符之令;我是为兵出身,任大责重;见国乱纷纭,主又蒙尘,尽臣心力而奏谏。……”又如说:“主与我母,被困在京,那时我在全邑(即全椒),日夜流涕。”又如说:“我主不问政事,只是教臣认识天情,自有升平之局。……严诏下颁,令我领本部人马,去取苏、常,限我一月回奏。人生斯世,既为其用,不得不从。……”又说:“……天王迷信过深,竟说天父天兄自能佑助,不必将政事办好……后来人心乱了,粮食尽了,还是讲天话,全靠天心,不挽回大局。”李氏攻陷杭州后,清政府的浙抚王有龄死节,李氏优礼送王榇回乡,说:“各扶其主,各有一忠。……生各扶其主,两家为敌,死不与为仇。”这不是李忠王的脑筋里面名教的观念多于神权的观念么?然而李忠王的价值并不因此而有增减。曾国藩既是旧道德中的人物,他所吸引的一班同志也是和他一样,自然都是以维持名教为己任,不容异教的天主神权说来破坏社会的秩序。我们须知人类虽然是进化的动物,进化的程序是有时间性的。我们研究历史,不要忘了这个时间性去下判断。当时多数人既时浸渍在名教的观念之中,所以洪氏的天主神权说不能为社会所容,他们的天国平均制度也不能为人所承认。至于他们的排满主义,仿佛可以鼓动一部分人士,但当鸦片战争失败不久后,一般人痛恨“洋鬼子”的心理尚未全消,用洋鬼子的洋教来排满,反把排满主义的效力打消了;所以,太平军的神权主义,在时间性上是必失败的。曾氏的名教维持主义,还是时间性上的宠儿,就是到了甲午以后,还有许多人以渎乱圣经排挤康、梁,何况在甲午以前数十年的曾国藩,安得不用名教来抵抗洋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