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战略战术——水上要塞与强大入侵者的直面交锋
我们必须在不同环境和性质的形势下，去分析和探索战争原理的共通性。决定战争成败的因素有很多，但无论如何，这些因素都必须同影响战略的因素紧密结合。
无论是陆战还是海战，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都无法离开位置、内线和交通线三个基本要素。这三个要素在战略布局和战争中分别扮演不同的角色、发挥不同的作用，但又相互作用和影响，对战争具有决定性意义，所有的战略战术也都围绕它们而展开。我始终相信，一个人如果能够将其中的原理领悟透彻，并能在诸如舰船设计、舰队组建和部署、作战计划等方面加以运用，那么他一定能从中获益匪浅。
1.自然优势：天然险隘对战争的决定作用
无论一个战区或战场是实际存在还是可能的预设，我们都要先考虑这一战区或战场是否具备天然的条件，使其在战争打响时就占据制高点。而一个战略研究者应该具备基本的战场控制分析能力，只有这样，他才能具备正确的战略思想，将经验传授于人。
奥地利帝国皇子、著名军事理论家查理大公，在研究日耳曼及莱茵河广大战区时指出，两千年以来，无论战争形式和武器样式发生过怎样的变化，乌尔姆到雷根斯堡这个多瑙河流经的路段都是兵家必争的军事要地。对于交战双方而言，谁占领了这片区域，谁就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谁就能左右战争形势的走向。
查理大公指出，在这一区域，能对战争起决定作用的自然条件是多瑙河两岸陡峭的峡谷。两道峡谷成为天然的屏障，渡越难度极大，尤其是乌尔姆和雷根斯堡之间这片区域，不仅位于多瑙河中段，还是整个战区、两军阵地的中心。两军对垒时，越过这道天然障碍的一方就能获得绝对优势。
除了两岸陡峭的悬崖，多瑙河流域还建有许多坚固的桥梁。这些桥梁结构独特，担负着连接河道、汇集奥利地交通路线的重任。在过去的三百年里，法国和奥地利为了各自的利益而在此处兵戎相见，双方都期望自己成为日耳曼地区的唯一控制者，于是，政治的角逐演变成军事战争，这个战区也成了双方军事战略的实验场。
查理大公作为拿破仑时代的杰出军事将领，虽然在1809年因败给拿破仑而光荣隐退，但其不朽功勋却因多瑙河流经乌尔姆到雷根斯堡这一战区的天然优势而建立。1796年，查理大公在此击败了两支法国军队。当时，两支法国军队都由出色将领率领，无论是规模还是实力都远超奥地利军队，但是查理大公凭借自身占据的自然优势，创造了以弱胜强的奇迹。
法国军队的布局计划是这样的：多瑙河以北，由将领儒尔当率领一支军队开进；多瑙河以南，由将领莫罗率另一支军队开进。于是，横贯南北的河流成为一道屏障，将法军一分为二。不过法军布局时，查理大公并未发起进攻，而是引兵后退，扼守险隘。法军分开后，他先是利用天险快速出击，击败了儒尔当率领的北路法军，将其逼退至莱茵河，然后转而应对南路法军。莫罗看到气势汹汹的奥利地军队，自知力量悬殊，不战而退。
19世纪后，法国又在这片区域挑起了两次著名战役，一次是由莫罗指挥的霍恩林登战役，另一次是由拿破仑指挥的奥斯特里茨战役。两次战役都是以法国胜利而结束，而这片区域也成为左右奥地利甚至整个欧洲局势的关键。
我之所以对查理大公如此重视，不仅仅是因为他在战场上的卓越功勋，还因为他杰出的军事能力。多瑙河战区对他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在指挥战争的过程中，他不断积累经验，以战场为依据，对自我和他人的成功与失误做出公正客观的评价，形成了为后世推崇的真知灼见。
在1796年那次战役中，查理大公击退北路法军，而当时的南路法军并不知道儒尔当已经撤退，所以莫罗继续率军前进。后来，莫罗觉察了查理大公的诱敌之计，这才停止前进。但查理大公的军队已经近在眼前，紧急撤退为时已晚，莫罗只能从南部的布赖萨赫渡河撤退。
在这类战场中，战争双方一定要注意四点：集中、集中的方法、军队运动内线和交通线。而为了详细阐释这四点的重要性和价值，接下来我会从一百多年以来的著名战争中引取实例，加以详细说明。这些例子兼具陆军和海军特色，相当于陆海两军联合作战。这些战役分别为：日耳曼境内陆战（1792年）；法国及其同盟国对抗奥地利西班牙同盟的陆海混战（1635-1648年）；英荷海战（1652-1654年）。
在介绍这些战争之前，我首先要感谢《英国与地中海》的作者科贝特，他在这本书中，为法国及其同盟国对抗奥地利西班牙同盟的陆海混战和英荷海战两场战役，提供了大量可供参考的详细资料和建议。科贝特还详细介绍了英国与地中海的相互影响，向读者呈现出一个地中海强国的同时，也说明了英国在地中海的优势海军为海军历史提供了翔实而有价值的篇章。
2.战略艺术：17世纪西欧海防分析
17世纪至18世纪，欧洲局势由明朗转向复杂。截至1640年，国王同议会之间的斗争致使英国国力被削弱，同时，法国同奥地利之间近百年的斗争开始萌芽。其中，1618年至1648年的三十年，是波旁王朝和奥地利皇室斗争的一部分，这一时期的战争已经波及整个欧洲大陆。
除去信仰的因素，两个皇室的斗争还源于当时奥地利控制下的日耳曼，在皇帝的支持下不断加强诸邦联合。为了应对这种联合，法国国王亨利四世制定了阻止奥地利扩张的国策，得到宰相西塞留的支持。为了有效实施这一国策，法国联合瑞典、荷兰以及众多独立于日耳曼的新教诸邦成立同盟。因为特殊的利益关系，这些国家的结合也标志着欧洲国家向政治联合的转变。
这一时期，法国因处于依附奥地利国家的中间位置，而且在国力上具有明显优势，所以采取了隔离的方式，让双方无法相互增援。对于军事研究者来说，这种策略司空见惯，但也有足够的吸引力。
法国当时的处境与1796年查理大公面对两支法军的情形极其相似，而类似的所有实例虽然呈现出的样式不同，但万变不离其宗，原理都是一样的。法国就好比多瑙河这样的天险，横亘在西班牙和奥属日耳曼之间，一旦开战，西班牙的物资想要运送至日耳曼，就只能走海路。
如果对比海上战略布局，那么法国的优势就远逊于西班牙。以莱茵河为界，以西是法国东部边境，以东是西班牙控制下的荷兰、意大利控制下的米兰。法国想要到达米兰，就必须经过由西班牙控制下的热那亚。由此可见，以西班牙为首的联盟左右了16世纪到18世纪的政治局势。
在海路畅通的前提下，西班牙可以凭借海路直接抵达荷兰或者热那亚，而热那亚可以通往日耳曼境内的任何一个地方，西班牙也确实是这么做的。当然，西班牙能够顺利从热那亚进入日耳曼，还是因为当时的英国陷于内乱，自顾不暇，并且政策明显倾向于西班牙。西班牙的军队无法通过荷兰进入日耳曼，是因为荷兰海军强大的实力切断了大西洋和英吉利海峡的交通。
但地中海不同，法国在地中海并不具备荷兰在北海一样的军事实力，所以西班牙轻而易举地获取了从这里通往热那亚的海上交通线，然后取道米兰和蒂罗尔，顺利进入日耳曼。这条交通线路的特别之处还在于，它可以被调整，从而适应实际情况：如果法国不设防，西班牙只需取道热那亚和米兰，穿过阿尔卑斯山关隘；如果法国设防，西班牙依旧可以从较远的外线进入日耳曼。
地中海水域对西班牙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同样，多瑙河流经地域广，毗邻西班牙、比利时、日耳曼，又靠近意大利，所以也成为西班牙必须控制的范围。而作为日耳曼同盟最大的对手，法国需要设法将西班牙赶出多瑙河流域。横贯南北两地的多瑙河成为连接二者的桥梁，奥地利占有了这一水域，就能在战争中快速占据局部优势。
这也是当时进行军事联合的原因，对法国而言，一旦掌握了这些要点，就能借助天然条件的便利，集中部分兵力对抗敌军。同样，英国也多次提出攻打热那亚，但由于某种原因，最后并未付诸实施。试想一下，如果英国人能够成功控制热那亚，那么西班牙进入日耳曼的主要交通线也就被切断，这又将是另一种结果。
3.兵家必知的战略三要素
法奥百年斗争期间，奥地利和西班牙从最初的合作渐渐走向对立，而二者的对立局面恰恰成为我即将提及的战略三要素的例证。这里，我先解释一下这三个要素的定义和名称，然后再举例说明。
（1）中央位置
但凡对军事布局有所了解的人，都明白中央位置的重要性。以法国为例，它的领土处于西班牙和奥地利之间，天然地理优势决定了法国只要有一支规模相当的海军，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切入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各个港口。此外，自然条件如果占据中央位置，就会成为被争夺的军事要地。
（2）内线
内线可理解为中央位置的辐射和延伸，正如一条直线是由无数的点构成一样。内线起到串联的作用，它的特征是以中央位置为中心，向四周串联或辐射，有利于在敌人力量分散的时候深入其中，从而在实施针对性击破的同时，牵制对方的兵力。
具体来讲，内线是从中央位置出发，以远远超过敌人的速度，选取反方向的两条战线上的任何一点，集合自身兵力，使其发挥最大的作用。比如，好望角下的苏伊士运河、麦哲伦海峡内的巴拿马运河，这些都属于内线。内线可以看作三角形之内，从一点出发通向两个角的直线。与三角形的任何一条边相比，这两条直线都要短很多。例如，法国进入比利时或比利牛斯山的路线距离要远远小于西班牙，这样一来，作为内线的法国就能占据时间优势。
（3）交通线
交通线是一个总称，包括军事集团、陆海军舰队同国家保持联系的所有路线。交通线和内线的不同在于，交通线属于守势作战线，而内线则可以在面对敌人军队的时候，依靠交通线所占据的优势先发制人，所以它的性质更倾向于进攻战线。
1639年，西班牙经过英吉利海峡，试图借助科鲁尼亚通过多佛尔海峡运送兵力，但以失败告终。莱茵河流域被法国控制是西班牙行动失败的主要原因。当时，莱茵河流域是西班牙进入米兰的要道，法国的盟国瑞典在另一面切断了米兰通往日耳曼的路线，所以，西班牙想要进入荷兰，唯一的交通线就是作为外线的英吉利海峡，而从速度上看，即使西班牙成功输送援兵，最终也是无能为力。
与日耳曼同西班牙的相对位置相比，法国地处中央，具有攻守兼备的有利条件。这就让它具备了可以出击的内线，法国陆军可以借助交通线通往任何据点。同地方所能采取的路线相比，法国的内线不仅距离更近，而且防御能力更强。此外，法国还可以通过交通线和内线到达英吉利海峡或大西洋港口，对西班牙的海上交通线进行干预和打击。当时，一些同盟国相互对抗，占据优势的一方也是得益于集中的中央位置。
4.在战争中分守要津的中央位置
让我们将目光转向硝烟不断的多瑙河战场，这里活跃的国家有西班牙、日耳曼和法国。1634年，以西班牙为主的南日耳曼邦和以瑞典为主的北日耳曼邦在讷德林根开战，而当时，法国的海军主要集中在大西洋港口。所以，西班牙的胜利使其拥有了通行热那亚和米兰的海上交通线。
我说过，法国同奥地利一旦开战，控制多瑙河中央位置的一方就能拥有绝对优势，向南、向北进攻都轻而易举，而敌方想要集结南北兵力集中则难度极大。对垒的一方若是占据了内线的优势，另一方就很容易暴露自己的交通线。以美国南北战争时期，杰克逊指挥的昌斯劳斯威尔战役为例，杰克逊实行了非常冒险的运动，但最终获得了成功。当时，杰克逊的部队已经一分为二，联军只要集中兵力，就能各个击破，但是联军司令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具体来说，特遣部队如果从北方开始运动，那么它与主队之间就会形成一条交通线，这条交通线的长短由特遣部队同主力部队的距离决定。在交通线延长的情况下，即使拥有足够的补给，增援也会变得困难重重，这时，交通线暴露的可能性也会增大，所以只能自保。同时，在行进过程中，整个军队会分为三部分，而特遣部队作为运动的一方力量最弱，既没有可以依托的堡垒，也没有足够的优势兵力。
这样，中央位置的重要性就显现出来，至少在运动过程中，它不存在暴露的隐患。当然，敌人可能随时发起攻击，但中央位置的运动可以保持隐蔽，处于中央位置的军队一方面可以依循固定的内线行动，保障自身的有序和安全；另一方面可以配置兵力、相互支援。
这就是中央位置的强大防御优势，它能保障各部队之间交通线的安全，同时消除薄弱环节，借助内线发动进攻。对于南北方向的任意一方，中央位置与它们的距离都是最短的，所以，在敌方军队分配兵力的过程中，中央位置的军队完全可以趁敌方军队一分为三的机会，对其中的任意一部分进行攻击。
1877年，俄国与土耳其开战，普列文被土耳其占领。为了保护君士坦丁堡，土耳其军队在普列文坚守了5个月。普列文作为保加利亚北部的一座城市，为什么会成为土耳其军队的驻点？就是因为这座城市处在中央位置。如果俄军继续前进，那么，普列文不仅会成为俄国军队的交通线，还会变成俄国前、后方部队的中央位置。所以，土耳其当时的战略是：若敌军强势深入，坚守普列文的军队就会前往位于西斯托瓦的多瑙河，将那里唯一的桥梁销毁。普列文这座城市具备通往关键据点的内线，它能够对俄国军队的运动进行牵制，从而影响战局走向。日俄战争中，旅顺口舰队的作用也是如此。
拿破仑说：“所谓的战争，就是对位置的处置。”而我们所做的讨论，也都围绕着位置展开。无论是南方、北方，还是常规位置、半永久性位置，一场战争所展现出来的就是借助这种优势控制而展开的争夺。
大量战争事实都向我们表明位置的绝对优势作用，但是它的重要性还远远不止于此，要想更加深入地了解位置的重要性，一方面要牢牢记住拿破仑的名言、了解战略三要素，即中央位置、内线和交通线的作用和定义；另一方面要对海军和陆军的历史进行深入研究。虽然各种战争环境不尽相同，但是中央位置所发挥的作用和影响都是一样的，而通过对不同战争的解读，大家会对中央位置的重要作用产生更深刻的认识。
5.攻伐之下举足轻重的交通线
我们再来看日耳曼、西班牙和奥地利的交通线。如果西班牙期望通过意大利向多瑙河或者莱茵河输送军力或辎重，那么，它只要满足掌握海路、奥地利的前提就可以。对于西班牙来说，这种掌控等同于控制了一条安全线，只有控制了海洋，才能免遭失败。
从整体上说，西班牙能占据优势还是因为法国海军力量薄弱。法国的海军但凡有一点儿局部优势，西班牙也不会拥有如此畅通的海路，甚至还可能面临毁灭的危险。因为法国海军会对西班牙交通线翼侧形成巨大威胁，而法国的土伦就相当于日俄战争的旅顺口。
一些城市的位置非常重要，而它们的价值有时候不单是位置，更在于布局者对这一位置的有效利用。假设西班牙海军占有绝对的先决优势，那么土伦对于法国的重要性就会大大降低，甚至消失——它虽然还是一处重要位置，但是性质已经发生改变，等同于一笔闲置的财产。
普列文也是如此，如果土耳其守备军兵力不足，连基本的战争都无法进行，那么这一区域就会被占领，俄国的军队也就不会有任何后顾之忧。土伦的价值与普列文一样，因为靠近交通线而对敌人构成威胁，如果以土伦为中心，开辟一条航线通往交通线，就可以形成内线来进行奇袭或者进攻。20世纪初期，直布罗陀、牙买加等地都曾具有这样的作用。
当然，这是在西班牙取道最短路线的前提下来说的，如果西班牙舍近求远，从撒丁岛以南绕道北上输送援兵，那么土伦就会丧失一半以上的价值。也就是说，只有在西班牙靠近热那亚的运输航线上，土伦才能在部分范围内控制交通线，才具备地理优势。
迂回航线在历史战争中曾被多次运用，尤其是弱小的一方，往往能够借助这一方式出奇制胜。拿破仑将迂回航线称为“隐蔽航向”，能够在战略上取得显著成效，1798年，拿破仑就是从克里特岛转向埃及，而不是直接驶达。也正是因为拿破仑采取了迂回战略，按照常规航线航行追击他的纳尔逊才没有成功。
在大西洋沿岸，西班牙如果能够形成对贸易的威胁，诱导法国将全部或大部分海军在此布防，它就能最大限度地削弱土伦的兵力，获得完全有利于自己的效果，这也是迂回路线的保护作用。
1634年，西班牙发兵支援日耳曼，并在讷德林根打败了法国军队，致使法国将海军舰队全部调往地中海，对西班牙宣战。同样的情形还出现在了1898年的美国，当时，美国国民不安的情绪促使汉普顿锚地设立了一支机动分遣舰队。这支舰队只是驻扎，不会向任何一个战场靠拢。然而，这支因恐惧而部署的舰队正中敌人下怀，最终，美国的整个舰队陷入瘫痪。由此可见，集中兵力在战争中是多么重要。
在与西班牙的战争中，美国海军重蹈覆辙。而历史上很多战争都是相似的，即使过去的经验足以警醒后人，但还是有人愿意做无畏的尝试和牺牲，将海军舰队分散在大西洋和太平洋。而一旦美国和欧洲或者日本发生战争，敌人就能轻易获取两支舰队的中间位置，击破它们的防守。
1630年到1660年是法国与西班牙、日耳曼对抗的斗争阶段，当时，西班牙通过热那亚进入日耳曼，致使这条交通线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也让法国不得不扩充海军，改变海军的部署。
对于后人来说，这是一条需要谨记的经验。其中，黎塞留这个法国海军奠基者，曾经对法国海军进行了改组和强化。他依据大西洋的形势制定战略，分别在大西洋的英吉利海峡和比斯开海湾部署了三支分舰队，又在地中海的利翁湾部署了一支分舰队。其实，他改变海军布置并非为了战争，而是期望对贸易和海湾进行保护。随着奥地利王国对法国的威胁越来越大，西班牙、日耳曼也与法国对立，这些舰队的部署才体现了军事性质，法国也开始封锁西班牙与日耳曼之间的海上交通线。
到了1635年，法国进入三十年战争时期，而在此之前的一段时间，法国仅仅是对奥地利的敌对国家进行间接资助。1634年8月27日，在讷德林根战役中，瑞典和北日耳曼遭遇惨败，作为盟国的法国才开始采取直接措施。
讷德林根战役对西班牙具有决定性意义，借助这次战役的胜利，西班牙得以沿着莱茵河畅通无阻地进入尼德兰，而后续援军的大批进驻，也使得西班牙在尼德兰的兵力大增，让它在此后数年的战争中捷报频频，甚至威胁巴黎。
而黎塞留在最初有着非常伟大的政治构想，在他的计划里，莱茵河应该是法国东部的边界。当然，这是最终的目标，当时法国亟须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切断西班牙经意大利和日耳曼到达尼德兰的交通线。
为此，黎塞留计划攻下尼德兰，将其作为进攻西班牙的据点，然后联合其他国家瓜分尼德兰。而为了达到这一目的，1633年，黎塞留夺取了莱茵河西岸的洛林，然后从洛林出发，对同样位于莱茵河畔的阿尔萨斯发起攻击。法国的进攻成功地切断了西班牙的这条交通线，但是，讷德林根战役却在无形中为西班牙通往莱茵河流域开辟了另一条内线。
以当时的局势来看，西班牙这条深入日耳曼境内的内线是法国难以触及的，因为这条路线较长，其中一部分还涉及西班牙到热那亚漫长的海上交通线。对此，黎塞留重新部署法国海军舰队，于1636年将大西洋的分遣舰队调往土伦。
近代历史学家加德纳指出，黎塞留对法国海军进行重新部署，可能不仅仅是为了切断西班牙的海上交通线。他推测，黎塞留将大西洋的海军调往土伦，还有可能是为了避免同英国舰队接触。
英格兰国王查理一世虽然对外宣称中立，但他在英吉利海峡对西班牙进行暗中支持、援助。满载财物、补给和兵员的西班牙船队经过英吉利海峡时，英国舰队会对其进行护送，直至船队抵达尼德兰军港克尔顿。
同一时期，英法的关系变得微妙，黎塞留不愿同英国决裂。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将法国在大西洋的分遣舰队调走。今天看来，黎塞留的做法再合适不过，因为当时英国对法国创建海军充满敌视和忧虑，法国调走大西洋的舰队未必不是最佳选择。
后来，德国创建海军时，英国再次表现出敌对的态度。或许有人会问，为何英国能够对西班牙海军如此容忍？这主要是因为，西班牙海军创建较早，英国对其作战方式了如指掌，而且西班牙距离英国较远，不会形成威胁。但是法国不同，当时法国海军初建，生机勃勃，而且法国与英国只隔着英吉利海峡和多佛海峡，所以对英国而言，法国海军是实实在在的威胁。
当然，无论出于何种原因，1636年，法国海军全部撤离了大西洋，在土伦重新集结。那时的土伦已经出现了一些兵工厂，而西班牙为了保护自身的海上交通线，攻占了地处土伦和热那亚之间的勒兰群岛，并布兵设防。
勒兰群岛的特殊地理位置让西班牙可进可退、可攻可守，依托这片岛屿，西班牙既可以对法国的海上贸易进行阻挠，也可以继续把控通往热那亚的海上交通线。科贝特认为，西班牙夺取勒兰群岛，也是处于法国在土伦集结海军的原因。
如果真是如此，黎塞留对法国海军的重新部署就仅仅是因为受形势所迫，而非军事远见。只是后来，西班牙人在勒兰群岛的所作所为令人无比失望，他们竟然对这里的兵力进行削减，致使法国在1637年举兵占领了勒兰群岛。
6.集中原理对战争的意义
为了反对奥地利皇室，黎塞留对战争进行全程指挥，但是过程并不顺利。他遭遇的挫折，表面上看都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即他没有将全部的精力投诸特定的区域，以获取兵力集中的绝对优势，而是期望一箭双雕，同时获取多个目标。
黎塞留忽视了法国优越的地理位置，如果他能借助法国的中央位置和内线，集中兵力，就不会多次错失取胜的良机，更可以对尼德兰、西班牙或意大利进行实力对抗。法国的地理位置让它具备天然的集中优势，对抗两个以上国土不相连的国家都绰绰有余。
当时，联盟国最大的弱点就在于分布过于分散。或许各国的兵力集合起来会很强，但是分散于不同的位置，兵力就会大打折扣。
另外，各个联盟国面对的问题不同，其目的也不尽相同，这导致了它们无法形成统一的行动，而是依照自己的判断各行其是。可现实是，任何军队或组织看到一个作战计划，首先都要问一问自己：这样的计划是否符合集中的要求？在自身实力不足以支持双管齐下的时候，还是不要一心二用为好。
海军中善于用兵的典范当属纳尔逊，他的勇于进取也值得我们瞻仰和学习。一次，派遣巡洋舰远征的时候，纳尔逊曾经对舰长说过这样一段值得我们时刻铭记在心的话：
“面对两艘敌舰，最佳的战略是集中。千万不要分开各自对付，我们要联合起来攻击其中的一个，将它彻底解决之后再攻打另一艘。不论最终第二艘敌舰是被击毁还是逃走，我们都能保证获得一次胜利、俘获一艘敌舰。”
在军舰的设计上，纳尔逊同样有一番独到见解。他指出，任何事物和人都无法面面俱到，如果事事都考虑周全，那么最终只能一事无成。同样，军舰也不可能具备人们所希望的全部性能，在一定的吨位和规模之内，军舰的速度、火力、装甲和续航能力不可能都是最完美的，只能实现其中一个目标的完善。
如果要求军舰的每一项性能都达到完美，无异于重蹈黎塞留的覆辙。黎塞留曾经尝试在四条战线上作战，希望同时达成征服西班牙并控制西班牙的交通线、击败尼德兰、切断意大利的交通线、协助西班牙国内叛乱军进入法国四个目标。这个想法整整持续了七年，直到黎塞留离世。
而法国海军之所以能够占领和控制地中海，一部分原因在于当时英国国王与议会的矛盾日益加深，英国舰队因此受到束缚；另一部分原因则在于尼德兰同法国结盟。尼德兰舰队已经具备一定实力，不需要法国的额外援助，而且尼德兰舰队在英吉利海峡也成功阻止了西班牙舰船。而犹豫不定的英国国王却对尼德兰采取了容忍的态度，他担心过于激烈的反对会引发战争。
在军事上，我一直赞同并热衷运用恰当的比拟。这样做的好处在于，可以通过一种简单形象的方法，在看似错综复杂的情势中，将其中起绝对作用的唯一潜在原理揭示出来。
就以法国军队的漫长战线为例，这条战线不仅包括尼德兰、意大利的阿尔卑斯山，而且包括从土伦到热那亚的地中海中央海岸、西班牙。据此就能知道，这并不是明智的作战方针。
在战争中，最佳的选择是尽量避免四面出击，而是想方设法隐蔽，并迅速将兵力集中于一个方面作为攻击主力，其他方面则采取守势。这一过程中，要深刻运用兵不厌诈之原理，用佯装攻击的方式去迷惑敌人，让他们无法获知我们的真实意图。
如今，不仅是短线战争可以运用集中的原则，这一原理也适用于更为广泛的战场。在战争双方实力相当的前提下，双方中的任一一方都会将优势兵力集中起来，采取重点突击的策略，而不是全面出击。
避战防守在军事上是极为必要的策略，其目的在于保存实力。不过，避战防守的前期是佯攻，这种烟幕弹在表现上要做到认真而有力，如此才能迷惑敌人。
在陆战中，地形的重要作用会更加凸显。有时候，对敌人的攻击选择也要依据地形条件来确定。而结合地形条件和集中兵力，能够在一定时期内创造局部优势，位置上的优势能极大地增强作战方的实力。例如，敌军的一翼靠近一条难以渡越的河流，而且河上也没有足以支撑军队的桥梁，那么，对其另一翼进行攻击，就会将敌人逼近背水之地。如果背水的一方失败，那就会导致全军覆灭；如果将敌军靠河的一翼击退，那么对方的整个战线就会被压为直角，最终，他们会被迫从补给交通线撤离。滑铁卢战役就是一个最生动的例子。当时，威灵顿公爵准确推断出拿破仑为切断英国海路所要采取的办法，最终联合布吕歇尔击败了拿破仑。
有时候，地形优势也可以让军队实现突破，突破成功之后，再凭借地理位置优势，用少部分兵力牵制敌人的一部分兵力，用优势兵力击败另一部分敌军。在意大利，拿破仑就曾运用中央位置这一地形优势，成功地击败了数量远远超过自己的敌军。当时，敌军犯的致命错误同当年儒尔当和莫罗一样，他们在进军方向上选择了加尔达湖两侧的外线，使得加尔达湖连同它的出口一起成为这场战役的中央位置。
敌军指挥官这种看似理想的分兵方法让其优势尽失，他亲自率领优势兵力向东行驶，准备从正面攻击，击退拿破仑的军队；同时又派遣西部部队，活动于后方，切断拿破仑与米兰、热那亚的交通线。而当时，拿破仑正在攻击漫图亚和维罗纳，获知对方的军事布局后，他马上放弃了这两处地点，引兵后退，牢牢守住明乔河西岸。最终，拿破仑凭借河流的优势，只用了少量兵力就牵制住了敌军，从而成功地将优势兵力集中起来，击败了位于洛纳托的西路敌军。
若米尼在《法国革命战争》一书中，详细介绍了1796年拿破仑在意大利战争中有效利用地形集中兵力的战略。因为这次战役拿破仑在兵力上并不占优势，所以对地形的运用就成为制胜的关键。
一般情况下，陆战的战略往往都是对敌军靠近战线的一翼进行攻击，只有在自然地理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才会采取其他方式。在我看来，这种作战倾向形成的原因主要是军队两翼之间的距离比其中任何一翼到中央的距离都远，所以相互支援的困难就远远大于支援中央。
简单来讲，这是距离和时间的问题。观察当年黎塞留的战线就能发现，如果他对尼德兰进行强势进攻，那么西班牙对尼德兰派兵援助所花费的时间要超过增援莱茵河的时间。
海军战术同陆战一样，同样需要考虑距离和时间，并以此确定攻击的性质。当然，这些都是一般情况，而战场的变幻莫测也导致了例外的情况出现。在圣维森特角战役中，英国的海军将领在知晓敌人中央非常薄弱的前提之下，率领军队对敌人中央展开进攻。而这种插入敌军两翼中间，并且只同其中的一翼进行正面交锋的策略，与拿破仑在奥斯特里茨所采取的中央突破战术有异曲同工之妙。
海军战斗队形一般采取战列线式，即战舰与战舰连接，排成一条纵队。这种形式同火炮的排列类似，在敌人面前以“一”字形展开。而规范的海战中已经形成了一种战争定律，即攻击纵队的一翼。
因为敌人的舰船以“一”字形纵队呈现展开，所以不论是对前队进行攻击，还是对后队进攻，实质都是一样的，都属于对敌人侧翼的进攻。而且一旦选定了进攻对象，也就意味着放弃敌人另一翼，因为数量有限，只能完成对一翼的攻击。
特拉法尔加海战就是帆船时代最经典、完全依照纵列队形进攻的海战。当时，纳尔逊集中舰队主力，以最优势的兵力对敌人的左翼进行攻击，同时派遣少量舰队牵制敌人的右翼。当时，攻击敌人右翼的非主力部队并没有接到纳尔逊的具体命令，只是在他的带领下，依敌情随机应变。最终，敌人的中央和左翼在纳尔逊的进攻下遭到重创。在这场海战中，纳尔逊制胜的关键就是做好准备，攻击一翼时对另一翼进行牵制，以免被干扰。主力部队突破敌人的中央之后，立即对左翼实行攻击，同时牵制右翼。这时候，敌人纵列的舰队被一分为二，救援计划也无法实施。
作为一名果决勇敢、深谋远虑的战术战略专家，纳尔逊就特拉法尔加海战中敌我双方的情况，分析了为什么把敌军的左翼作为攻击对象。他指出，在一般的海战中，对敌人舰队进行攻击时，选择后队要更为有利（当时对方舰队的后队是左翼），因为选择攻击后队能够有效阻止前队的支援。退一步讲，即使前队勉强能够支援，转向支援所花费的时间也要多于后队支援前队的时间。这其中包括了转向的时间，还有指挥官下达转向命令前的思考决定时间，而且很少会有指挥官有决心下达这样的命令。此外，英国舰队在攻击后队的同时对转向的前队进行拦截，要比攻击前队时拦截敌人的后队更容易。
虽然纳尔逊有足够充分的理由选择攻击敌人的后队，但在特殊情况下，选择敌舰的前队作为攻击对象也有一定道理。1801年，纳尔逊说过，如果他率领的英国舰队同俄国舰队相遇，他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攻击对方的前队。因为俄国人对运动队形的恢复明显不擅长，而攻击前队就必然会造成他们队形的混乱。
当然，这只是特殊条件下的战略，而不是通用的准则。纳尔逊有这样的见解和说法，也完全是基于特殊形势下的选择，就好比陆战将领对地理地形的运用一样。
日本海的海战也是一则典型的特殊事例，而当时战术的选择出于何种原因，是日本人预先设定好的目的，还是当时的实际情况，我们并不知晓。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那就是双方都以引发敌人内部混乱为目的展开攻击。
在这里，我不想再谈论战术的问题，而是想将重点转向战略。对于战术的举例，我只想说明一个问题，即在战争中，无论对战双方所处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如何，都应该从事物最基本的本质和原理出发，都必须突出集中这一原则。在部署兵力的时候，应该形成一处明显的优势兵力来对抗敌人，同时尽可能对敌人形成长时间的牵制，这样就能获得主动权。当然，在这里所说的“时间”应是相对的，因为战争不同，时间也有长有短，有时候，一个地方的战争可能只需要几十分钟就能结束，而另一个地方则可能是几天或者数月。
7.边境防守要面对的战略问题
接下来，我会通过实例说明陆地和海战中的原理和方法也同样适用于海岸的防御进攻。每个国家都会面临边境防守问题，而一个处于战火之下的国家，它与敌国的边界线会成为最容易攻击的对象之一。
国家的边境往往具有双重身份，它既可以是本国发动攻击的地点，也可能成为敌人攻打的对象。而对于本国而言，边境的重要性就是作为进攻起点而存在，也就是边境的进攻问题。
1870年，法国和德国在陆地上展开争夺，这次战争与黎塞留指挥的战役一样，都有交战双方国界毗邻的特点。历史上的战役还有一些是交战双方国界不相邻，而战场的选择也不在双方中的任意一国。例如，日俄战争的战场是在中国；比利时也曾多次成为著名战场，但交战双方却和比利时无任何利害关系。
这就涉及了另一种情况，即两条正面战线之间可能存在一条军事边境，军事边境不属于任何一国，而是双方共同所有。
这是对陆战中边界问题的解释，海战中的边境问题与陆战完全不同。在海战中，尽管海洋属于两国共有，但是依旧存在一条政治边境，而且两国之间的海洋的作用就相当于多瑙河。
由此可以看出海洋对一个国家的巨大作用，一旦某个国家真正控制了海洋，就相当于拥有了多瑙河一样的优势自然条件。所以，英国可以借助自身四面环海的优势位置，任意布置兵力，或进攻，或防守。
1812年，两种边境条例在英美两国的战争中诞生，其中包括美国和加拿大的陆地边境和美国的海洋边境，而英国因为历史上对海洋的控制和使用而占据了英美的中央位置。这些我在《1812年战争》中有具体论述，除了单纯的解释之外，我还分析了两种边境所具备的特殊条件，从而指出美国可攻可守的具体地点。显然，并不是所有的位置都可以作为战争进攻的起点，更何况当时的美国刚刚兴起，社会基础和条件不允许它进行大范围作战。
我讲述这些观点，都是为了通过实例向大家解释证明：在任何一条边境线上，兵力都应该在一个位置上进行重点集中布防，全线布置并不是明智的选择。这样的结论不仅仅适用于海战，在其他任何正面战略作战或战线上也适用。
对此，若米尼用简洁的语言概括说：“某种态势可以被视作一条线，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际上，这条线都可以分为两翼和中央三个部分。”而无论是对战略的正面还是战斗中的队形，抑或边境，这一概括都能够适用的。
需要强调，从军事概念的角度来看，切不可将这三个部分想象成相等的部分。以美国为例，美国的海岸线漫长，而墨西哥成功阻断了它，就如同比利牛斯山阻断法国的海岸线一样。美国和法国的海岸线有一定的相似性，即它们都具备海洋连贯性，因此，舰船可以从一端通向另一端。另外，缅因州海岸到奥格兰德河形成的一条紧密而连贯的水路边境，也成为美国特有的自然条件。
概括来讲，美国的边境可以分为大西洋、墨西哥湾及佛罗里达海峡三个部分，为了方便研究，我们还可以继续细分。单单从这三个大的方面来看，它们拥有不同的长度，在军事上也具有不一样的地位和重要性。
其中，佛罗里达半岛在经济上虽然对美国没有太大的贡献，但在军事上却是占据中央位置的重地。敌军如果控制了这里，就能有效地控制海峡两翼的交通线，将美国海军分割。在这样的情势下，敌人只要对美国海军任何一翼形成绝对优势即可。但如果美国海军集中起来，驻扎在佛罗里达海峡，那么敌人的进攻就会困难重重，除非它能以绝对的优势超过全部美国海军。
也正是得益于如此特殊的地理条件，从美国建国以来，古巴就在国际关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古巴所处的位置，恰好是美国贸易交通线和军事交通线的一侧。对于古巴地理位置对美国的影响局势，美国国内一些具有先见之明的人士只是简单地主张将舰队一分为二，然后分列于两边的海洋上进行设防。而这种做法没有集中，自然不会有任何效果。
对美国国防至关重要的边境还有太平洋和大西洋海岸线，由于美国边境线的连贯性，大西洋海岸线和太平洋海岸线就由二者之间的航线连接起来。而这样一条边境线为美国舰队从一端通向另一端提供了保障，同时也保证了美国兵力的调动，对敌军起到阻碍作用。
除了佛罗里达海峡和大西洋海岸线、太平洋海岸线三部分边境线之外，巴拿马地峡也有中央位置的作用，而且，相比于麦哲伦海峡，它更具备内线优势。
需要重申的是，中央位置在战争中如此重要，并不是因为它固若金汤，而是取决于它的掌控者如何使用。而且在作战中，中央位置也只是众多影响战争态势的因素之一，如果被分裂两侧的敌人，任何一方都比自己强大，那么即使牢牢占据中央位置，也无法避免失败。简言之，只有占据位置和力量的优势，才能战胜敌人。
对于交战的双方而言，真正的实力永远是力量和位置的共同结合，因此，双方要通过力量和位置的相互作用和弥补，让自身的优势全部发挥出来。
无论是陆战军队还是海战军队，只要一方的兵力足够强大，它就可以在任何地点立足，这样也就无所谓是否拥有中央位置的自然优势了。美国的军舰如果能依靠自身实力穿梭于两个对立的海岸之间，那么占据中央位置也会变得轻而易举。若美国舰队能够在巴拿马运河设防，那么力量与位置结合的优势就会显现出来。
简单来说，只要一方的实力强大到能够战胜任何方对手，那么获取中央位置的优势条件也就变得轻而易举，整条交通线的安全也自然不在话下。
所以，如果军队驻扎在中央位置的两侧，就必须有足够的防御能力，除了必要的军队驻守，更需要准备好军备装置，如火炮、鱼雷等。一旦位置的安全得到保障，兵力方面的比例问题也会很容易解决，有时候，一处较好的位置可能只需要少数兵力就可以驻守。
不过大多时候，驻守的兵力要足够强大。如果美国在太平洋和大西洋同时面临威胁，那么美国军队无论处于多么有利的位置，都要保证这一位置的驻守军队的实力比任何一个对手都强大。这是美国海军的实力标准，也是它兵力的底线。
1909年7月，《全国评论》刊载了一篇名为《海军与帝国》的文章，其中提到：“两支舰队中，其中一支舰队无论是实力还是武器装备，都要高于力量和顺序次一位的外国舰队，而另外一支则必须在实力和武器装备上高于对手再次一位的舰队。”
这并不是说两支舰队一定要采取同样的标准，而是向众人说明这一方式的可行性。从欧洲的局势以及海军早期的规划来说，依照这一标准，英国就必须在英吉利海峡和地中海分别部署一支强于德国和奥意联合的舰队。
综合来讲，内线的优势是帮助军队在最短时间内达到战场，对兵力并不会起作用；而中央位置不等于增援部队前进的战场，它只是对交通线、补给站起到隐蔽和防卫作用。当然，如果一个国家同时面临两处敌人，而且它自身的实力只能同一方对抗，无法应付两处敌人的联合，那么中央位置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了——它能提供与一方敌人决战的机会，并能有效阻止两处敌人的会合。
8.无法忽视的“但是”和“假如”
在战略布局和战术选择上，人们经常犯的错误就是提出太多的“假如”和“但是”。我们总会发现，每次处理一个具体的问题的时候，指挥官们就要面临各种各样的“假如”和“但是”，这给他们带来太多困难。不过，困难一旦被解决，指挥官们的荣誉也如期而至。
奥斯特里茨战役开始之前，拿破仑就面临着诸多“假如”和“但是”的困扰。同样，日俄战争伊始，面对来势汹汹的俄国海军，东乡平八郎占据着旅顺口这样绝佳的中央位置，还拥有一支强于对方力量的海军舰队，这是他取胜的关键之一。但是，假如分列于东乡平八郎两侧的舰队联合起来，那么他或许连最基本的迎战都无法做到——即使能迎战，那也是他个人的出色指挥，而非日本海军的实力。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在战争打响之前的数个月内，会存在着多少“假如”和“但是”。
据了解，日本舰队的数量一开始就处于劣势。当时，旅顺口内的俄国军队的坚守完全超出了日本的意料，同时也引发了日本军队的恐慌。确实，如果俄国援助舰队提前数月到达，并控制住旅顺口，那么整个战争的结局就会截然不同，但是，当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率领的援兵赶到时，俄国旅顺口的分舰队早已损失殆尽。
这期间，东乡平八郎也遭受着太多的“假如”和“但是”的困扰。当时，一名参战的日本参谋记录了俄军到来之前的情况：
“站前两三天，是我们感到不安最严重的时刻。我们预测，最晚5月25日，我们的侦查舰队就能发现俄国舰队。但是，我们并没有接到报告。敌人现在在哪里？是否已经进入了太平洋？有没有绕道津轻海峡或者宗谷海峡？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让每一个人都感到焦虑不安。因为对敌人的航线没有一点头绪和消息，这是对我们最大的考验，甚至一直坚信敌人一定会取道对马海峡的东乡大将也变得犹疑不安。”
而除了东乡平八郎，1796年的查理大公也经历了无数的“假如”和“但是”。当时恰好是拿破仑在意大利取得绝对性胜利的时候，因而，查理大公所取得的胜利和功绩就自然而然地变成了“假如”。假如儒尔当和莫罗采取联合战略，那么查理大公所面临的劣势就会变成各种“但是”。
然而，事实是无法更改的，查理大公成功克服了自身面临的劣势条件，将法国军队分散开来，并集中优势兵力予以打击。他凭借着占据多瑙河这一中央位置的优势地理条件，巧妙地通过内线采取行动，这一策略同当时拿破仑在乔明河的行动一模一样。
后来，回忆起这场战役，查理大公强调了集中的重要性，包括精神的集中和力量的集中。这也是拿破仑所强调和推崇的专一性。所有伟大的指挥官都是如此，他们总会面临诸多“假如”和“但是”，而他们所要做的就是抓住目的。真理是唯一的，正如查理大公所言：“只要我能击败儒尔当，那么同莫罗在哪里交战都无所谓。”
既然如此，我们是否能用查理大公的决心来批判和驳斥那些将作战的舰队一分为二，并分别部署在大西洋和太平洋的人呢？如果当时面对儒尔当和莫罗的军队，查理大公采取分兵对抗的战术，那么一旦莫罗打到维也纳，查理大公就会面临极为不利的形势。因为查理大公率领的军队一旦被分开，儒尔当的军队就会占据优势地位，奥地利军队只能不断向后撤退，这样一来，儒尔当和莫罗就可以会合。
幸运的是，查理大公具有英明的判断，他首先击退了儒尔当，并将其逼至莱茵河畔。这样既阻止了敌人的截击，也保护了交通线。
那么，这次战役的态势与结局，同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当时所面临的局面有哪些不同呢？有些战争，即使出现了额外的“假如”，结局也不会改变。1812年，莫斯科陷落，而最后的结局又是如何呢？当时，拿破仑成为欧洲中央的实际控制者，他曾尝试着同时对俄国和西班牙发动进攻，但是，即使具备强大的实力，拿破仑还是深深地感受到力不从心。
所以，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在大西洋或者太平洋上进行作战舰队的部署，但没有理由将舰队一分为二，将它们分别部署于两个大洋。同时，在部署上，我们还要保证舰队的一翼能够成为作战时进攻的依托，而另一翼则要保持守势、避战。用查理大公的话说就是，“在舰队能够击败对手的前提下，保持守势的一翼不论面临何种情况，都不会对战争结局产生影响。”当然，这种说法并不等于高枕无忧，就如同莫罗真的打到维也纳，虽然一样会失败，但还是会给奥地利人造成很大的麻烦一样。
1898年，为了保障北部海岸的安全，美国机动舰队前往汉普顿锚地。任何人都无法做到让战争不伤害任何人，如果一处海岸遭到袭击或占领，攻击者首先做的就是将驻守这一海岸的舰队摧毁。而如果最终的结局是占领者被打败，那么，这处海岸的损失对于国家整体的安全和胜利来说就是无关紧要的。或者说，只要最终的胜利属于我们，那么在胜利之前所遭受的损失和伤害就都会得到补偿。一个国家即使没有做好战争的有效准备，也能通过切断敌人交通线和退路的方式获得最终的胜利，只要它愿意承担最初的损失。
同样，一支部队即使离开自己的国土，在海外执行任务，也同样可以在这种情况下获得胜利。当然，进入一个国家或许是容易的，但是从一个国家的本土撤离就困难很多。威灵顿和东乡平八郎都曾借助海洋来保障自身安全，而汉尼拔则因为失去海洋而失败。
由此可见，只拥有中央位置、内线和集中兵力三者中的一个，是不能像东乡平八郎一样高枕无忧的。即使三者兼备，实际上也只是具备了比敌人更为明显的有利条件而已。而如果想要抵消敌人所具备的这些有利条件，有效的办法就是对自身的实力予以提升。
在日俄战争中，俄国海军的实力如果高出日本海军的四分之一，并集中起来，就会形成对抗日本的绝对优势；而如果一分为二，那么每支舰队的实力就只会占日本海军实力的62%左右。这样一来，日本就占据了中央位置，可以通过较短的航线，向自己的任意一侧发动攻击，而两侧的俄国军队想要汇集，就必须经过更长的鹅咀里。所以，俄国的劣势舰队和日本舰队正面交锋时，要想获得胜利，就必须重创日本的兵力，使其下降到62%以下，否则就只能失败。
日本的优势是它所占据的中央位置和内线，虽然第一次交锋之后，日本在兵力上已经失去了优势，但是第二次迎击俄国军队的时候，它却拥有了俄国军队所不具有的士气。正是这种精神，让日本军队的战斗力持续猛增。拿破仑曾经说过，士气对战争具有支配作用，就在于它能把人对胜利的向往化作必胜的信念和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