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徐爱录(5)
先生说：“那些书有流传下来的，也会因人世的变化而跟不上时代的步伐。风气日益开化，文采日愈讲究，到了周朝末年，想再恢复夏、商的民风，已不可能，唐、虞时的民风就提也不要提了，更何况是还早的伏羲、黄帝时的习俗？各朝代治世的表现不同，但遵循的仍是一个道。孔子祖述尧、舜，效法文、武。周文王、周武王的治世方法正是尧、舜的道，然而他们都因时施政，他们各自的政令制度互不相同。因此，就是夏、商的政令在周代实施，也有不适宜之处。所以，周公对大禹、商汤、文王的制度兼收并取，碰到不合适的地方，会夜以继日地仰天而思。更何况远古的治世方法，又怎能直接沿用呢？这正是圣人删略的原因。”
先生接着说：“只求无为而治，不能像禹、汤、文王那样因时施政，却非要实行远古的风俗，这是佛教、老庄两个学派的主张。根据时代的变化对社会进行治理，却不能像禹、汤、文王那样一切均以道治天下，而是以功利的目的行事，这正是五霸以后治世的情形。后世许多儒生讲来讲去，都只讲了一个霸术。”
先生又说：“尧、舜之前的治世方法，后世不可能恢复，可以把它删除。夏、商、周三代之后的治世方法，后世不可仿效，可以把它删除。只有三代的治世方法是可以推行的，然而，世上议论三代的人，却不了解三代治理天下的根本，只注意到一些细枝末节。所以，三代治理天下的方法也不可恢复了。”
评析
这里徐爱对上古时候的文献没有遗留下来向老师提出了质疑。王阳明说，之所以没有流传，是因为年代太久远了，而且当时的人不事浮华，对于词章并不重视，所以没有流传下来是很自然的事情。不过徐爱不能理解为什么流传下来的《三坟》还是被删除了，王阳明因此提出了治世需要因时施政，上古时候的无为政治已经不能恢复了，而三代以后的功利政治也不可效法，所以孔子才保留了现今《春秋》的体制。三代和三代以前的政治体制虽有不同，但大道还是一致的，孔子删除了很多不合时宜的体制，留下的是政治的大道。但即便如此，后世一直效法的还是霸术政治，想要恢复三代的王道政治是几乎不可能了。
原文
爱曰：“先儒论六经，以《春秋》为史，史专记事，恐与五经事体终或稍异。”
先生曰：“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易》是包牺氏之史，《书》是尧、舜以下史，《礼》《乐》是三代史。其事同，其道同。安有所谓异？”
又曰：“五经亦只是史。史以明善恶，示训戒。善可为训者，特存其迹以示法；恶可为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
爱曰：“存其迹以示法，亦是存天理之本然。削其事以杜奸，亦是遏人欲于将萌否？”
先生曰：“圣人作经，固无非是此意。然又不必泥着文句。”
爱又问：“恶可为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何独于《诗》而不删郑、卫？先儒谓‘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然否？”
先生曰：“《诗》非孔门之旧本矣。孔子云：‘放郑声，郑声淫。’又曰：‘恶郑声之乱雅乐也。’‘郑卫之音，亡国之音也。’此是孔门家法。孔子所定三百篇，皆所谓雅乐，皆可奏之郊庙，奏之乡党，皆所以宣畅和平，涵泳德性，移风易俗，安得有此？是长淫导奸矣。此必秦火之后，世儒附会，以足三百篇之数。盖淫泆之词，世俗多所喜传，如今闾巷皆然。‘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是求其说而不得，从而为之辞。”
译文
徐爱说：“先儒讨论六经，把《春秋》归入史列。而史书只记载历史事件，这恐怕与五经的体例、宗旨稍有不同。”
先生说：“从记事方面讲叫史，从载道方面讲叫经。事是道的表现，道表现出来就是事。《春秋》是经，五经也是史。《易经》是伏羲氏时的历史，《尚书》是尧舜之后的历史，《礼》《乐》是三代的历史。它们记载的事是相同的，所遵循的道也相同，什么地方有不同呢？”
先生接着说：“五经也是史。历史就是用来辨明善恶，以示训戒的。善可以用来教化，因而特别保存善的事迹让人仿效。恶能够让人引以为戒，所以留下一些戒条而略去事情发展经过细节，以杜绝奸邪（的模仿行为）。”
徐爱问：“保存善的事迹让后人仿效，是为了保存天理的原本面目。省略恶事的经过以绝后世模仿，是为了将私欲遏制在萌芽的状态吗？”先生答道：“圣人著经，确实含有这种意思。但是也不必拘泥于文句。”
徐爱又问：“恶可以引以为戒，保留戒条而省去事情经过以绝后市效仿。然而，在《诗经》中为什么不将郑风和卫风省略呢？先儒认为是‘记录以前发生的丑事可以惩戒人安逸的思想’，这种理解正确吗？”
先生说：“现存的《诗经》已不再是孔子所修订的原貌了。孔子说：‘不听（放弃）郑国的音乐，郑国的音乐淫靡放荡。’又说：‘讨厌郑国的音乐扰乱了高雅的音乐’，‘郑国、卫国的音乐，都是亡国之音。’这就是孔门家法。孔子修订的《诗经》三百篇，都是雅乐，可以在拜祭天地和祖先时演奏，还可以在乡村郊庙中演奏，并且有助于陶冶性情，涵养德操，移风易俗，怎么会有郑风和卫风之类的诗呢？这种诗只会滋生淫乱，助长奸邪。郑风、卫风肯定是秦始皇焚书之后，世俗儒生为凑齐三百篇的数目而硬套上去的。而淫邪之辞，民间有许多人喜欢传播，现在街头巷尾并不少见。朱熹所谓的‘记录恶事可以惩戒人们安逸的思想’，正是欲解释而又不能解释，才为这种现象做文辞辨解。”
评析
本节前面对经史的问题做了一番讨论，认为经史可以互通，经文载道，史书记事。记事的目的就是为了使道彰显，而道也是作为史书价值判断的依据。而后对经史为何省略恶事、弘扬善事的风格做了一番探讨，这也是值得我们后世引以为鉴的。当今的很多文艺作品在着力描述人性的丑陋，将人犯罪的心理及过程巨细无遗地表现出来，这是有违教化之旨的。正如王阳明说朱熹对诗经里出现郑风、卫风的作品欲解释而不得，只好为其辩解的作风一般，现在人也喜欢把这类文艺作品强辩为对人有警惕的作用。不过这类作品只会把人导向奸邪，并引起人们对其的模仿行为。
原文
爱因旧说汨没，始闻先生之教，实是骇愕不定，无人头处。其后闻之既久，渐知反身实践。然后始信先生之学，为孔门嫡传。舍是皆傍蹊小径，断港绝河矣。如说“格物”是“诚意”的工夫，“明善”是“诚身”的工夫，“穷理”是“尽性”的工夫，“道问学”是“尊德性”的工夫，“博文”是“约礼”的工夫，“惟精”是“惟一”的工夫。诸如此类，始皆落落难合。其后思之既久，不觉手舞足蹈。
译文
徐爱因为受到旧的学说影响，刚听到先生的教诲时，实在感到诧异，觉得无从下手。听的时间长了，才渐渐知道躬身践行，然后才相信先生的学问确是孔门真传。除此而外皆为歪门邪道，异端邪说。像“格物”是“诚意”的功夫，“明善”是“诚身”的功夫，“穷理”是“尽性”的功夫，“道问学”是“尊德性”的功夫，“博文”是“约礼”的功夫，“惟精”是“惟一”的功夫，诸如此类，开始我怎么也想不通，经过长时间的琢磨思考，会不自觉地手舞足蹈起来。
评析
此段是徐爱对这些谈话的的总结。作者态度鲜明地指出了除了阳明心学外，其它对‘道’做出的学问皆是歪门邪说。不过作者也隐约指出了要躬身践行的前提，人学道理，却行不出来，就不会对道理产生深入的正确的理解。如此，也就无从辨别正邪，在人生的大道上似是而非。这也警惕后世学者，一定要注意在现实中对正确的道理身体力行，切实体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