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滩：上海近代城市的起点

在1843年开埠前，上海就已不是落后的小渔村了。作为海运和江运的重要港口，上海繁荣得比较早，明清时期发展更迅速，有“江南之通津，东南之都会”的美誉。不过，直到鸦片战争开放“五口通商”，中国第一个租界出现，上海始终停留于传统的内向型经济，最繁华的地方是远离港口的老城厢及城外的东南。

而毗邻港口的地方，还是大片荒芜的浅滩，沿滩仅有一条曲折、狭窄的泥路，那是几百年来船夫拉纤踩出来的纤道。第一艘抵达上海的外国商船，就在此下锚。

这纤道，便是外滩最早的路。

为什么叫外滩呢？上海地名的用词中，习惯把河流的上游叫作“里”，河流的下游叫作“外”。以陆家嘴为界，黄浦江上游称为“里黄浦”，下游称为“外黄浦”。里黄浦的河滩叫作“里黄浦滩”，简称“里滩”；外黄浦的滩地就叫作“外黄浦滩”，简称“外滩”。另一种说法：因置身于城厢之外，当时的上海人不屑地称之为“外滩”，几乎等同于“乡下”。不管怎么说，外滩，即白渡桥至金陵东路的这一段黄浦滩，是上海都市的最初轮廓线。

上海开埠，首任英国领事巴富尔抵达后，先是租上海人家的私房办公。不想，招来没见过外国人的远近邻居围观，房东甚至售票让人参观洋房客，他只好集资向上海道台买地建领署。宫慕久道台就把那片荒滩及附近小渔村李家场一带百余亩土地给了他。

1845年，上海道台与英国领事签署开辟上海租界的条约——《上海租地章程》，把外滩以西的830亩土地划为英租界，双方按章程“商定地价”。次年，上海第一幢欧式建筑——英国领事馆落成。

1848年，临黄浦江的纤道被改造成18米宽的马路，马路东侧建有码头、堆栈、本行和船厂。外资银行、商行、总会、报社则在西侧开始云集，外滩（The Bund）迅速成为全国乃至远东的金融、贸易中心。在这“东方华尔街”拥有一小块土地，是财富的标志，更是荣誉的象征。

以外滩为起点，上海近代城市发展起来。

城市化的进程，从外滩到南京路，从九江路以北到九江路以南，俗称“夷场”的英租界让中国人惊叹。看不尽的洋楼高耸云霄，门窗铜环铁栏，玻璃五光十色，街巷四通八达……“沪上风光尽足夸，门开新北更繁华。出城便判华夷界，一抹平沙大道斜。”（《竹枝词》）

1868年，工部局在苏州河与黄浦江交界处填滩建起公共花园（Public Garden）。园内有草坪、灌木丛、乔木、木制长椅，后来又陆续有了音乐亭、煤气灯、电灯、假山、喷水池、雕塑等，成为在沪外侨重要的社交场所。每年夏秋之交，工部局管弦乐队在音乐亭举行露天音乐晚会。花园东侧还建了黄浦江水位观测亭。建园的资金，来自公共娱乐场（即跑马厅）基金会。鉴于公共花园是非营利性的公众游憩场所，上海道台准予发给道契并免除押租，但每年须收土地税。这年8月8日，公园正式对外国人开放。

此后，经常有华人抗议外滩公园只对外国人开放。1886年5月4日起，公园总算让华人凭券入场。但不久，洋人就抱怨中国人入园人数太多了，而且还有人在入园券上做手脚。这时，工部局正准备再次填滩扩展公园，遭上海道反对。最后，经谈判，将苏州河边一片河滩改建为华人可以随便进的公园。1890年12月，华人公园正式开放，但比起外滩公园差多了。直到1928年6月1日，工部局才宣布：外滩公园向所有华人开放。

有一段公案至今未决：几代中国人从小被历史教科书告知，这座上海最早的欧式花园门口曾挂有“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

1994年，上海史研究者薛理勇在《世纪》杂志撰文披露，50年代上海市历史与建设博物馆为配合上海史展览，制作了中英文对照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牌子展出，引起社会轰动，牌子的故事广为流传。他认为，一些老人亲眼见过的不是外滩公园门口的牌子，而是博物馆里的牌子。后来，作家陈丹燕、上海史学者熊月之以各自的研究，“证伪”了牌子的存在。目前能看到的租界公园游园须知中，有“仅对外国社群开放”“狗与自行车不得入内”“华人不得入内”等，是否有人据此演绎出了那块牌子呢？

可是，《上海园林志》却记录了曹聚仁、桂祖良、苏步青、周而复、陈岱孙等名家的证言，都说亲眼见过那块牌子。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