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文化地图:沪东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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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古刹太平教寺

上海人最熟悉的三座佛教寺庙,从北到南一字排列,北面是普陀区的玉佛寺,中间是静安区的静安寺,南面是徐汇区的龙华寺。但是在杨浦区,却鲜有佛家寺院。在改革开放后,杨浦区为人所知的几处宗教场所,有基督教的沪东堂、天主教的傅家玫瑰堂、和平之后堂,以及由新中国成立前通北路、保定路、杨树浦路几处“苏北回教堂”演变而来的景星路清真寺。在杨浦区几乎看不到一座像样的佛家寺院的影子。

民国杨浦的寺庙

大概到了2004年的时候,杨浦区兰州路附近忽然出现了一块重建千年古刹“太平报恩寺”的筹备基地。原因是上海静安寺住持——慧明法师,在原兰州路第九煤球厂的废弃仓库内,发现了一块石碑,根据碑文记载,此处原是“太平教寺”,始建于北宋太平兴国年间(976—983年),至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于是,这座湮没于民居和废仓库内的杨浦千年古刹,再次出现于公众视角。

佛教何时流传到上海?最早的记载是在三国时期。几本地方志,称嘉定的菩提教寺是“吴赤乌二年建”,(清)乾隆《嘉定具志》卷三十一“杂志上·寺观·西境”。静安寺是“吴大帝赤乌中建,号沪渎重玄寺”,(南宋)杨潜:绍熙《云间志》“寺观·静安寺”。《龙华志》云:“后汉吴赤乌五年,有神僧自康居国来,卓锡于此,吴主权命致佛牙舍利,为建塔寺,赐额龙华寺以居。”(清)张宸:《龙华志》卷二“建置志·龙华寺”。20世纪中叶,考古队在今松江、嘉定南翔发现了三座唐代的经幢,证明了佛教在唐代上海的传播已达到一定规模。到了宋代,由于上海沿海滩涂的不断开垦,农业发展,人口增加,对外贸易发达,经济的繁荣促使佛教在上海有了更大的发展,建立的大小寺院多达120余座。由此,佐证了煤球厂内碑文所刻太平教寺的创建历史与之相符。

重新筹建的太平报恩寺

太平教寺的由来,据明弘治《上海县志》载:宋太平兴国年间,僧及操舟云游,夜泊范家滨,闻芦苇间有钟鼓音,疑出梵宇。访之,无有;后夜复然。又见白光烛天,发地得铁佛一,因以建寺。于是,这所寺庙便以宋太宗年号命名,属禅宗临济宗(临济宗为禅宗一派,由禅宗十三世传人临济义玄开创)。“夜闻钟鼓,佛光满天,掘地得佛”的说法和许多庙宇的创建故事一样,充满了神迹和奇幻色彩,但印证了太平教寺的建立时间大致可信。

该寺全盛时,地域宽广,寺院范围约在今兰州路、齐齐哈尔路、丹阳路、龙江路。全盛时,史料载“山门宽敞,旗斗交耸,殿宇巍峨,黄墙环抱”。施叔华:《上海市区志系列丛刊 杨浦区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殿宇分天王殿、大雄宝殿、观音殿,供奉铁佛、十八罗汉、观音、西方三圣。另有阎王殿,殿后为僧寮,寺后有马厩,寺旁有僧田和僧墓地,墓地上有一座僧人骨灰砖塔。寺内多植银杏,大者需三人合抱。

太平教寺是杨浦区最早和最大的寺院之一,它几乎成为杨浦区的原点坐标。光绪《松江府续志》载:“杨树浦纳浦潮,北流通引翔港,西流通下海浦,会三洪之水,过太平寺,北达虬江”,该寺正好东濒杨树浦,三条支流皆绕寺而过,与上海的另一座消失的名寺——浦东的庆宁寺隔着黄浦江遥遥相望。当时的情景可谓是“七级宝塔,铃风摇汉,叠嶂宾列,云气袭人……寺观宏修……巍巍乎雄绝海滨”,(清)乾隆《南翔镇志》卷十“杂志·寺观”。两寺似浦江两边的两颗明珠,成为古上海一景。

日本下村观山 绘 临济宗高僧顶相图

太平教寺从北宋建寺到“文革”前彻底荒废,期间经历了四次重建。明朝时毁于兵灾,后重建,清代乾隆、嘉庆、光绪年间又经历三次荒废和重建,可谓生命力顽强。直到1932年,太平教寺仍是杨浦的大寺。据当地老居民回忆,直到抗战前,每逢初一、十五,寺内还香客云集,灯笼高挂,旗斗飘扬。暮春三月,寺前聚集乡民庙会看灯,各种民间杂耍,集于寺侧,城乡民众,纷至沓来,绵延数里,热闹非凡。老居民回忆,庙会时,男男女女化装成社会上的各式各样的人游行,有荡湖船的,掉马灯的,担花篮的,还有扮成大头鬼的、小头鬼的。连上海市中心的人都来看,庙的四周都是人,走路都很困难。

但之后,杨浦区成了抗日战场,附近殷行镇和引翔镇化为废墟,加之战后经济凋敝,太平教寺也衰败了。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1960年,寺内山门、前殿都已废弃,仅留大殿空架一座,及全寺最后一任住持——启增和尚。

这个启增和尚,倒是吸收了禅宗嬉笑怒骂、无拘无束的个性,吃肉、喝酒、讨老婆、吸鸦片、打康乐棋。他又是出租庙屋,又是典卖土地,好好一座庙,弄得不成样。启增和尚死后,剩余庙宇被第九煤球厂使用,附近地区被用于搭建民居,香炉、菩萨被市佛教协会搬走。没带走的东西,“大跃进”和“文革”期间,要么被“破四旧”敲掉,要么被煤球厂工人扔进食堂当柴烧,大院中的几棵百年银杏,也因无人养护而枯死。于是,太平教寺,这座千年古刹,就成了2004年慧明法师发现的一块残存石碑和一栋破屋。当然,太平教寺也因此再次有机会获得新生和重建,生命力何其顽强。

(李晓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