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国家缺失

从第一个农业社会兴起于美索不达米亚开始，国家作为一个古老的人类制度，距今已经有约六千年的历史了。在中国，训练有素的官僚政府已经延续了数千年。在欧洲，可以部署大规模军队、有权力收税、有中央集权的官僚体系、在幅员辽阔的领土行使主权的现代国家的出现，则是更近的事情，距今不过四五百年，譬如法国、西班牙和瑞典君主制的巩固。这些国家的崛起，以及它们可以保障秩序、安全、法律、财产权利，都源于现代世界经济的崛起。

国家有多种多样的功能，既可为善，也能作恶。同样的强制权力可以用于保护产权和维护公共安全，也可以没收私有财产和侵犯公民权利。国家所垄断行使的合法性权力，在一国之内使个体从霍布斯（Hobbes）所谓的“人人相互为敌的战争”中解放出来，但在国际层面上又成为冲突和战争的基础。现代政治的任务一直是驯服国家权力，使其朝着其服务的人民认为合法的方向发展，并通过法律规范权力的行使。

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国家绝无普遍性可言。在欧洲殖民主义到来之前，在譬如撒哈拉以南非洲等世界大部分地区，现代国家根本不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去殖民化使得各个发展中国家纷纷开始了国家构建的过程，在印度和中国这一过程获得了成功，但在非洲、亚洲和中东等许多其他地区，这一过程只是停留在名义上。最新一个欧洲帝国（即苏联）的崩溃，也导致了类似的过程，新出各国的结果虽有不同，往往都是陷入困境。

因此，国家软弱的问题以及对于国家构建的需求已经存在多年，但9·11袭击事件使这些问题更加突显。贫穷不是导致恐怖主义的直接原因：9·11袭击世界贸易中心和五角大楼的组织者来自中产阶级，而他们的激进化并不发生在其母国，而是在西欧。然而，此次袭击给西方带来的核心问题是：现代国家为世界提供了一个极具吸引力的方案，它将市场经济的物质繁荣和自由民主的政治文化结合起来；这样的方案在世界上有很多人想要，欠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流动的移民和难民在很大程度上就证明了这一点。

但对于世界各地的许多社会来说，要实现自由西方的现代性是非常困难的。虽然一些东亚国家在过去两代成功地完成了这种转变，其他发展中国家在此期间要么发展停滞，要么实际上已经出现倒退。目前的问题是，自由西方的制度和价值观是否真的是普世的，还是如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 1996）所说，它所代表的仅仅是北欧世界某一部分文化习俗的延伸。西方各国政府和多边发展机构一直没能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些有用的建议或帮助，这一事实阻碍了它们追求更高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