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版序言

国家构建是指建立新的政府制度以及加强现有政府。我在这本书中的观点是，国家构建是国际社会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因为软弱或失败的国家是世界上很多最严重问题的根源，从贫穷到艾滋病，从毒品到恐怖主义，不一而足。我还认为，虽然我们对于国家构建已经有所了解，但还有很多东西我们知之甚少，特别是如何将强有力的制度移植到发展中国家去。我们知道如何跨越国际边界转移资源，但有效运转的公共制度却需要某些思维习惯的支持，并且它的运行方式很复杂，因此难以移植。对于这个领域，我们需要更多的思考、关注和研究。

如果说跟限制或削弱国家相反，国家构建应该成为我们最重要的议程，这样的观点可能会让一些人觉得荒谬。毕竟，在过去的一代人时间里，世界政治中的主导趋势一直是对“大政府”的批判，以及尝试将各类事务从国有部门转移到私人市场或民间社会。但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软弱、无能或根本缺失的政府是各种严重问题的根源所在。

例如在非洲，艾滋病（AIDS）疫情已经感染了2500多万人，并将夺走相当多的生命。在发达国家，已经通过抗逆转录病毒药物实现了对艾滋病的控制。人们强烈要求为艾滋病治疗提供公共资金，或施加压力让制药公司在非洲和第三世界出售廉价版本的药品。而艾滋病问题的一方面是资源的问题，另一重要的方面是政府管理健康项目的能力。抗逆转录病毒药物不仅价格昂贵，而且怎么使用也相当复杂。这些药物和普通注射疫苗不同，必须在很长一段时间进行复杂的剂量注射；不遵守该方案可能使疫情更加恶化，因为人类免疫缺陷病毒会发生变异，并发展出耐药性。有效的治疗需要强大的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公共教育，以及疾病在特定地区的流行病学知识。在撒哈拉以南的许多非洲国家，即使不缺资源，也没有治疗疾病的制度能力（尽管像乌干达这些国家比其他国家做得要好一些）。因此应对这一流行病，需要帮助受灾国发展制度能力，让它们可以运用所获得的资源。

贫穷国家缺乏国家能力的问题已然更直接影响到发达世界。冷战结束后，留下了一群失败、软弱的国家，从巴尔干半岛一直到高加索地区、中东、中亚和南亚。20世纪90年代，国家崩溃或软弱无力已经在索马里、海地、柬埔寨、波斯尼亚、科索沃和东帝汶导致了重大的人道主义和人权灾难。在一段时间内，美国和其他国家还可以假装这些只是局部区域的问题，但9·11袭击证明，国家软弱已经成了巨大的战略性挑战。恐怖主义加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供给，这成了治理不力造成的问题之中又一重大的安全隐患。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军事行动之后，美国不得不担起这些地区国家构建这个重大的新任务。一夜之间，支持或从零开始创建国家能力和制度已经上升到全球议程的首要位置，也极可能成为世界重要区域安全的主要条件。因此，国家软弱既是首要的国内问题，也是首要的国际问题。

这本书分为三个主要部分。第一部分勾勒了一个分析框架，用以理解“国家”（stateness）的多个维度，即政府的功能、能力以及合法性依据。这一框架将解释为什么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国家并非太强，而是太弱。第二部分着眼于国家软弱的原因，特别是为什么至今没有公共行政科学，尽管最近经济学家一直企图建立这一学科。这一科学的缺失大大限制了外人帮助各国提高其国家能力。最后一部分讨论了国家软弱如何导致了不稳定，国家软弱如何在国际体系中侵蚀主权原则，以及在国际上，民主合法性何以主导了美国在国际体系中与欧洲和其他发达国家之间的纠纷。

这本书是基于2003年2月18日至21日我在纽约州伊萨卡的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所作的“梅辛杰讲座”（Messenger Lectures）。我非常感谢康奈尔大学，我的本科母校，以及前任校长亨特·罗林斯（Hunter Rawlings）邀请我回访母校，让我有幸在这个著名讲座上宣讲。我尤其感谢康奈尔大学社会学系的倪志伟（Victor Nee）协助我准备这一系列讲座，并在新成立的经济和社会研究中心招待我。我也要感谢该中心副主任理查德·斯韦德伯格（Richard Swedberg）的帮助。

第三章的一部分内容来自我在澳大利亚墨尔本所做的约翰·伯尼森讲座（John Bonython Lecture），以及我在新西兰惠灵顿所做的罗纳德·特罗特爵士讲座（Sir Ronald Trotter Lecture），这两个讲座都是在2002年8月。我非常感谢独立研究中心及其主管格雷格·林赛（Greg Lindsey），以及新西兰商业圆桌会议的罗杰·克尔（Roger Kerr）、凯瑟琳·贾德（Catherine Judd），他们把我的家人和我带到了他们所在的那部分世界。《国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前主编欧文·哈里斯（Owen Harries）也对我的演讲提供了宝贵的意见。

这本书中很多的想法来自我和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教授（Seymour Martin Lipset）在乔治·梅森大学（George Mason University）公共政策学院所教的一个比较政治学的研究生课程。多年来，我从马丁·李普塞特那里受益匪浅，我谨以本书献给他。

我从一些朋友和同事那里收获了许多有益的意见和建议，包括罗杰·利兹（Roger Leeds），杰西卡·艾因霍恩（Jessica Einhorn），弗雷德·斯塔尔（Fred Starr），恩佐·格里尼（Enzo Grilli），迈克尔·曼德尔鲍姆（Michael Mandelbaum），罗伯特·克里特格德（Robert Klitgaard），约翰·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Michael Ignatieff），彼得·博伊特克（Peter Boettke），罗布·切斯（Rob Chase），马丁·谢夫特（Martin Shefter），杰里米·拉布金（Jeremy Rabkin），布莱恩·利维（Brian Levy），加里·哈默尔（Gary Hamel），莉萨·韦利坎加斯（Liisa Valikangas），理查德·帕斯卡尔（Richard Pascale），切特·克罗克（Chet Crocker），格雷斯·古德尔（Grace Goodell），马克·普拉特纳（Marc Plattner）和凯伦·莫科尔斯（Karen Macours）。

本书所基于的讲座，有一部分我在美洲开发银行和美国国际开发署的讲座中也用到。为此，我要感谢美洲开发银行总裁恩里克·伊格莱西亚斯（Enrique Iglesias），美国国际开发署的政策方案协调促进局的安·菲利普斯（Ann Phillips）协助安排这些讲座。第三章的部分也用于我在以下各处的演讲，包括弗吉尼亚大学的米勒中心（Miller Center），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卡尔中心（Carr Center），SAIS的跨大西洋中心（Transatlantic Center），希拉丘斯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的麦克斯韦尔学院（Maxwell School），以及德国马歇尔基金会（German Marshall Fund）。

我的研究助理马蒂亚斯·马修斯（Matthias Matthews），克里斯蒂娜·科斯基（Krisztina Csiki），马特·米勒（Matt Miller），特别是比约恩·德雷斯尔（Bjorn Dressel）为本书的材料收集提供了极大的帮助。我的助手，辛西娅·多罗加齐（Cynthia Doroghazi）在项目的许多不同阶段为我提供帮助。

我一如既往地感谢我的家人，谢谢他们在我这本书写作过程中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