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汉语汉字的产生及其神圣化(2)
再如，与皋陶族关系密切的伯益族曾在夏禹之后短暂地担任过华夏族的盟主，由于夏禹之子夏启“更得民望”，遂不得不“禅位”于夏启，并退出华夏联盟，继续作为东夷的一部分而存在。到了商代，伯益族中以中潏为首领的一支部落远迁西北地区与氐羌系的西戎杂居，虽然一直依附于中原王朝，但并未融入。其中以非子为首领的一支在西周中期定居秦邑，形成秦族，仅受封为“附庸”，但仍然不属于“诸夏”。直到东周平王时，才提升为侯爵，并建立了以秦族为核心的西戎联盟，自身也加快了融入华夏族的进程，直到最后由秦始皇亲手完成汉民族的政治统一。
五帝之后建立夏朝的夏族可能是由黄帝族留在北方草原的一支后裔，在中原的西北边境与氐羌系的一个分支相融合而产生，即“禹兴于西羌”（《史记·六国年表》），故而他们的夏语应该与黄帝时代的华夏语比较类似。当夏人入主中原以后，应该会很容易地接受中原的华夏语，但更突出氐羌语和胡狄语的特征。
大约与夏朝的建立同时，东夷中以商契为首领的一个分支北上幽燕地区，与当地胡狄系的一支融合，形成了商族。因此他们的商语应该是以夷越语为基础而掺入了胡狄语成分。当商人入主中原以后，必然会又一次改变中原华夏语的面貌，使之更突出夷越语的特征。
另外，在夏代末期，中原地区北部氐羌系中以后稷为首领的一个分支由于夏朝的动乱而北上“窜于戎狄之间”，与黄帝族留在北方草原的一支后裔融合而形成周族。由此推测，他们的周语应该与夏族的夏语较为接近。当周人入主中原之后，所形成的华夏语应该是以周语为基础，带有少量夷越语的成分，并最终凝固成汉语。
通过上述华夏族和华夏语的融合过程，我们可以发现，华夏族虽然是由三大族系融合而来，但在融合过程中，胡狄系始终起着主导作用。无论是氐羌系还是夷越系往往是先与胡狄系融合，再相互发生接触和融合。从炎黄融合成最初的华夏族开始，到夏族、商族、周族的形成，无不如此。从地理位置上看，一般是南北融合较多，而东西融合较少。这与三大族系不同的生存方式有关。即胡狄系属于游牧民族，居处不定，可以在辽阔的北方草原东西来回迁徙，而以农耕为主要生存方式的氐羌系和夷越系在黄河中下游的位置则是一西一东而相对固定。
另一方面，华夏语虽然是由三大语系融合而来，但在融合过程中，胡狄语的影响相对较小，氐羌语和夷越语始终起着主导作用。从五帝时代的华夏语，到三代的华夏语，莫不如此。这是因为氐羌系和夷越系的文明程度大大高于胡狄系，因而始终保持了其语言的强势地位，确保了华夏语在语言结构上没有阿尔泰化。
同时，语言的融合程度又与民族的融合程度密切相关。从黄帝以来华夏族不断融合的走向来看，必然是从较低的融合度走向较高的融合度，直至周代的彻底融合而形成统一的汉民族。仍以三代为例。相比周代而言，夏商两代的各民族融合程度仍然较低，这与两朝的统治方式有关。也就是说，当时位居中原的统治民族与周边的被统治民族之间各有各的地盘，双方形成奴役与被奴役或者“高度自治”的册封与朝贡关系，而且统治民族主要是以强大的军事力量来维持这种关系，较少向被统治民族进行语言文化渗透。在夷夏关系方面，中原王朝也往往是只要“东夷来宾”就算太平盛世了。由于“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因而被统治民族的依附性往往取决于统治民族的兴衰，结果就是“兴则万国来朝，衰则诸侯不至”。
我们知道，语言是由人使用的，也是跟着人的脚步移动的。人走到哪里，语言也传播到哪里。不同语言之间的融合，需以民族的迁移造成的相互融合和杂居为前提。在联盟制的社会中，不同民族各安所居，就有利于保持自己的语言。在民族交往过程中，由于语言的接触而产生相互的影响是可能的，尤其文化较为发达的民族语言会对其他民族的语言产生较大的影响，但不可能改变其基本面貌。举一个晚近的例子，即朝鲜半岛长期作为中国封建时代的一个藩属国，历史上几乎是全盘接受了汉文化，甚至在高丽时代和朝鲜时代还以“小中华”自居，而且汉语以书面语的形式大规模渗透到朝鲜王朝的高层，也使朝鲜语吸收了大量的汉语词汇。然而，朝鲜语仍然是朝鲜语，并没有融入汉语而消失，也没有成为汉语的一个方言而存在。原因很简单，因为朝鲜民族世居朝鲜半岛，与汉民族之间从未发生过大规模的融合。同样，越南语和日语的情况也是如此。反之，中国历史上比较晚近的大规模语言融合情况，则屡屡发生在北方游牧民族历次入主中原之后。
因此，联盟制在客观上有利于保持各民族之间语言文化上的独特性，而从另一方面来看，统一的汉民族和统一的汉语的形成则无从谈起。
到了周代，情况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周代是汉民族形成的关键时期，也是汉语最终形成的关键时期。
（3）汉语的最终形成
建立周朝的周人兴起于西部的渭水流域（今陕西一带），在先周时期，周国曾先后是夏商两朝的一个联盟成员。经过不断发展而壮大，最终以“小邦周”推翻了“大邑商”。在周朝建立时，它并没有像夏商两朝那样将本民族整体迁往中原（河洛）地区（今河南一带）建立王朝，采用以河洛地区为中心的统治模式，而是在整个中原地区采用了封建联邦制，将王室宗亲派往中原各地建立诸侯国，称为“诸夏”。这些诸侯国在西起陕西、东达海边的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形成一张巨大的网络，几乎将当地的其他民族“一网打尽”，实现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而且，这一制度也以向西和向东两个方向大大扩展了夏商两代仅限于河洛地区的“中原”的范围。在西部，周人的根据地作为王畿而首次被纳入中原范围。而在东部，即黄河下游的东部沿海一带，在商代仍然属于并未直接统治的东夷联盟，但周朝一下子在那里建立了燕、齐、鲁等高级别的诸侯国，将该地区改造为“诸夏”，使历史上地域广大的东夷缩小到仅剩下燕国外围的东北一带和朝鲜半岛。
这样一个制度，在政治上十分有利于巩固周朝对这一广大地区的实际统治。由于“诸夏”都是“自家人”，不存在“非我族类”的问题，一心“尊王攘夷”，抵御外来侵略，因而有效地避免了“衰则诸侯不至”。这使得周朝奇迹般地成为中国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的王朝（共790年）。
对于南方的“蛮夷”之国，包括楚、吴、越等，由于周朝力所不及，故仍然保留类似前朝的联盟制，一方面在政治上笼络他们，将他们纳入诸侯分封体系，以安定边疆，消除边患。另一方面又奉行“夷夏之辨”政策，以“非我族类”而加以歧视，并不承认他们是“中国之人”。这也是南蛮地区的华夏化大大滞后于中原地区的根本原因。
同时，在文化层面，相对落后的周人继承了商人高度发达的文化成果，又将它们改造为适合自身发展的文化形态，即经过更新的周代华夏文化，由“自家人”散播到中原各地，使散居于各地的各土著民族加速了与主导民族互相融合的进程，文化向心力快速增强，终于在黄河中下游的诸夏地区形成了认同同一个文化形态——汉文化的混血民族，即汉民族。
然而，一个民族的形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一种文化形态的形成需要经过长期的浸润与磨合。我们以周代为汉民族的形成时期，并不意味着周朝一建立，汉民族就形成了。尽管周朝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建设加速了中原地区各民族的融合进程，但它仍然需要一个过渡时期。而这个过渡时期，大体与西周时期（前1046-前771）相当。而西周末年犬戎攻陷周朝首都镐京、杀死周幽王并迫使平王东迁而建立东周（前770-前256）事件，可以看作是促使汉民族脱胎而出的外来动力。
平王东迁之后，王室威望大大降低，王权大为削弱，代之以齐桓公、晋文公等强大诸侯的轮番称霸。这些霸主以周天子的代理人自居，通过“尊王攘夷”而促进了民族意识的觉醒。同时，周朝从地理位置偏西的镐京迁都于洛邑（今洛阳），即中原的中心河洛地区，客观上也便于华夏文化和华夏语在中原地区的进一步传播。事实上，以五经为代表的经典著作正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因此，失去实权的周王仍然是汉民族的精神象征，其结果是衰弱的东周反而比强大的西周延续了更长的时间，前者（514年）差不多是后者（275年）的两倍。
与此相应，从周语到汉语的演变，也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周语（先周时期）、周代华夏语（西周时期）、汉语（东周时期起）。
在周人隶属于商朝的先周时期，虽然周人仰慕商文化并积极吸收商文化，但由于尚未发生周人与商人的长期融合，因而以氐羌语为基础的周语与商代华夏语的融合程度不会太高，周语基本保持着原有的特征。
到了周人建立周朝之后，面对地域广大的中原各民族，以周语为基础的周代华夏语才开始形成。西周时期的周代华夏语可以看作是从“华夏语”这个概念到真正的“汉语”概念的过渡形态，它既是历代华夏语在功能上的延续，也是汉语的直接前身。因此，它实质上已经是胚胎期的汉语。到了东周时期，周代华夏语终于脱胎为汉语，从此奠定了汉语在汉藏语系中的最后归属。
由此看来，汉语从形成伊始，就是一种混合而成的“杂交”语言。在它的身上，既有汉藏语言的“底子”（基础），也有南岛语言和阿尔泰语言的“影子”（即“底层”）。
此后，在秦汉以来大约2000年的发展中，汉语先是受到佛经的影响，又不断地“南染吴越，北杂夷虏”。到了最近的一百年前，又大量吸收西方和日本的语言成分，包括借词和欧化句式。因此，现代汉语的混杂程度，可能更甚于古代汉语。
3）汉语的变体
我们知道，在语言的长期发展过程中，会随着功能和环境的变化出现不同的变体。语言的系统性变体一般可分为两大类，一是风格变体，二是地域变体。
风格变体就是书面变体（书面语）与口头变体（口语）。书面语是在口语的基础上借助文字加以提炼而形成的，由于文字的凝固作用，书面语一经形成就不容易改变，因而具有稳固性。口语是活在人们口头上的语言形式，却容易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环境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因而具有易变性。书面语稳固性和口语易变性的矛盾，会导致两者渐行渐远，差异越来越大，以致严重脱节。于是，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新的书面语就会应运而生。
古汉语的书面语，即后世所称“文言文”，是在先秦时期口头雅言的基础上形成的。当时的书面语，比较接近口语，其实就是最早的“白话文”。有些文献甚至还是直接将口语记录下来而已，连书面语也算不上。人们常以“之乎者也”作为文言文的特征，而这些本来就是当时口语中的虚词。例如《诗经》中的民歌就难以看作是书面语，还有《论语》中所记录的孔子语录，基本上就是当时的“大白话”。
唐宋以来，在一些通俗文学作品中出现了主要以北方方言为基础的早期白话文。这样就产生了文言文和白话文这两种书面变体并行的局面。当然，文言文仍然居于正统地位，白话文则“不登大雅之堂”，仅流行于民间。
五四以来的白话文运动促使汉语又形成了现代白话文，并取代了文言文的正统地位。
口语的变化可以表现在历时层面和地域层面。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的变化属于历时层面的变化，并形成时代变体，又称“时代方言”。例如我们在同一个时期的社会中，可以发现老中青三代人使用的语言往往有所不同。社会语言学常采用共时的调查对比方法来研究语言的发展演变情况。从古汉语到现代汉语的巨大差异，就是这种历时变体的差异经过2000多年的不断累积而产生的结果。
随着地域的不同而形成的变体就是地域变体。这又可以分为两个层面，即标准语变体和口语变体。标准语的地域变体，即标准语在不同地域的规范性差异，一般是由民族的分裂以及大量移民外迁造成的。当然这种差异不会太大，一般不会形成沟通障碍。例如英国英语和美国英语就是这样。汉语也有类似的情况，即目前形成的大陆普通话和台湾“国语”，以及海外华人的“华语”，各自规范不同，却又不能称之为“方言”，就是汉语标准语的地域变体。我国社会语言学一般称之为“跨境变体”（“国语”）和“域外变体”（华语）。
口语的地域变体，就是一般所说的“方言”，如现代汉语的七大方言及其下属的次方言和土语。汉语的方言早在东周时期就已经形成了。也就是说，在汉语形成的同时，其内部就开始产生方言了。以春秋晚期的孔子为例，“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论语·述而》），说明当时的汉语已有雅言（官话）和非雅言（方言）的区分。具体而言，孔子平日说的是鲁方言，只有在正规场合才用雅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