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可在当时，这完全是一场灾难。他们要怎么生活？她面色苍白、眉头紧锁地去找妇科医生。那天晚上她带着这个消息回家时，诺姆正在准备一场重要的考试。一天的工作、舟车劳顿，在医生办公室漫长的等候，已经令她疲惫不堪。从汽车站走过两个街区回来的路上，她想象着，也许诺姆已经准备好晚餐了。可是进门之后，他仍在学习，在吃着奶酪和饼干。尽管他知道她去了哪里，也知道她干什么去了，他还是因为她回家晚了而生气。她走进房间，看着屋子里的他，他也无言地与她对视。三个星期以来，他们很少讨论什么别的事。无话可说。

突然，他把手里的书从房间那一头丢过来。

“你毁了我的人生，你知道吗？”

她在一把摇椅边上坐下来：“我，毁了你的人生？”

“现在，我不得不退学了，要不然我们怎么生活？”他紧张地点燃一支烟，“你回来告诉我这些，我还怎么准备考试？如果我考不及格，就会被退学。你知道吗？”

她靠在椅背上，半闭着眼睛，一派超然。她想指出他最后一句话的逻辑错误。她想指出，他这番抨击多么不公平。可他觉得这么说没错，觉得他有合法的权利像对待调皮的孩子般对待她，这让她不知所措。那股力量让她无法抵抗，因为他的合法权利是整个外界所支持的。这她是知道的。她试图说服他，于是探身过去说：

“我在床上逼你了吗？你说你的方法是安全的。是你说的，学医的先生！”

“是我说的！”

“对啊。就是因为这样我才怀孕了。”

“就是安全的，我告诉你。”

她看着他。他脸庞发青，嘴唇紧紧抿成一条线，似在狠狠地谴责。

她声音颤抖地说：“你的意思是说，你不是这孩子的父亲？你的意思是这孩子的父亲另有其人？”

他愤恨地瞪着她：“我怎么知道？你说除了我你没和别人上过床，可谁知道是不是真的呢？我听过不少关于你和兰尼的事。大家都在谈论你。那时候你自由惯了，难道现在就会改了？”

她又跌坐回椅子上。她和诺姆说起过她对性的恐惧、对男人的恐惧，以及对她所不了解的那部分世界的胆怯。当时他温柔地听着，充满爱意地抚着她的脸，紧紧抱着她。她曾以为他能理解，因为尽管他在军队时有过一些冒险经历，但他和她有一些共同之处——害羞、恐惧和胆怯。她以为自己已经逃脱了，但她所做的一切只是引敌入室，让他进入她的身体。它就在那里生长。他和他们的思考方式一样；他，和他们一样，认为他对她有与生俱来的权利，因为他是男的，她是女的；他也像他们一样，相信他们用于形容女人的，称之为贞操和纯洁，或是婊子和荡妇的东西。但他很绅士，值得尊重，他已经是男性中出类拔萃的人之一。如果他也和他们一样，那就没有希望了，就一点儿都不值得活在这样一个世界上了。她又向后靠了一点儿，然后闭上眼睛，轻轻摇晃着椅子。她的意识进入了一片安静而黑暗的领域。死亡的方式有很多种，但此刻她不必想这些。她所要做的，只是找到一条出路，而她已经找到了。她终究会死，这一切终会结束，都会过去的。她再也不会有现在这种感觉，多少年来，她一直都有这样的感觉，只是现在更为强烈，仿佛火箭在她的全身炸开。她的胃，她的头，比心更痛。身体里迸出火与泪，那泪水如愤怒之火一般灼热、刺痛。没什么可说的。他就是不明白。这种伤痛太深了，好像她是孤身一人，好像她是唯一有此感受的人。一定是她错了，尽管她丝毫不觉得。没关系，什么都无所谓了。

过了很久，诺姆走近她。他跪在椅子旁，“亲爱的，”他温柔地唤着，“亲爱的？”

她仍然摇着椅子。

他把手放在她肩头。她颤抖了一下，躲开了。

“走开，”她有气无力，无精打采地说，“让我一个人待会儿。”

他拉过一个脚凳，坐在她旁边，抱住她的腿，头靠在她膝盖上：“亲爱的，对不起。我只是不知道要怎么完成学业。或许家里人可以帮帮我们。”

她知道他说得没错。她知道他只是害怕，和她一样害怕。但他觉得他有权利责怪她。她得知消息的时候也很心烦，但她并没有责怪他。她只把它看作两人的共患难。她把手放在他头上。那不是他的错，只是诸事不顺。没关系，她终会死去，会远离这一切。她碰到他的时候，他哭了。他的确和她一样害怕，或许比她更害怕。他把她的腿抱得更紧了，他啜泣着，道着歉。他不是有意的，他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幼稚得可笑，他很抱歉。他紧紧地抱着她，哭泣着，她缓缓抚摸他的头。他振作起来，看着她，抚摸她的脸颊，他讲笑话逗她，擦去她脸上的泪水，把头靠在她胸口。这时，大颗大颗的泪珠扑簌簌地从她眼眶中落下来，惊吓之余，他一把拥她入怀，不住地说：“对不起，亲爱的，天哪！对不起。”她想，他以为她是因为忠诚遭到怀疑而哭吧，他不知道的，永远不会知道，永远不会明白。终于，当她不再泪如泉涌时，他对她笑了笑，问她饿不饿。她明白了，起身去做晚饭。一月，孩子出生了。过了一年半，她又生了一个。诺姆的父母借钱给他们，还写了借据：借八千美元，于工作后还。这之后，她又买了一个子宫帽。可是从那时起，她已经完全变成另一个人了。

16

我崇拜的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反感阿诺德·贝内特[36]的写作方式。她在一篇文学宣言中抨击了他的写作方式。她觉得他太过于强调现实和数字，以及肮脏的英镑和便士等与人物出场不相关的外在因素。她觉得，小说人物的个性，能够通过人物的口音、穿了十年的冬衣和装满蔬菜与通心粉的网袋表现出来，借助一个眼神、一声叹息，艰难走下火车台阶，消失在利物浦的昏暗灯光里来刻画，而不需要通过个人银行账单来看清他们的性格。我不太关注贝内特，我喜欢伍尔夫，但我觉得，这肮脏的英镑和便士在塑造罗达和伯纳德[37]这两个人物形象上，起到的作用比她想象中大。哦，她是知道的。她明白需要五百英镑度过一年的感受，知道需要有一间自己的房间的感受。她可以想象莎士比亚有个妹妹的。她明白需要五百英镑度过一年的感受，知道需要有一间自己的房间的感受。她可以想象莎士比亚有个妹妹[38]，却为她构想了一个暴力的、末日般的结局，然而，我知道事实并非如此。你也看到了，没那个必要。我还知道，有许多中国女人，因为嫁给她们憎恶的人，过着自己都鄙夷的生活，后来投井自杀。我不是说这样的事不会发生。我的意思是，这并不经常发生。如果这种事常有，那我们也不用担心人口问题了。要毁掉一个女人，比这简单的方法多了去了。你根本用不着强奸她或杀了她，你甚至不用打她。你只需要把她娶回家。你甚至都不必这么做，你只需要让她在你的办公室做一份周薪三十五美元的工作。正如伍尔夫所想，莎士比亚的妹妹跟着哥哥去了伦敦，但她并没有到达那里。出门在外的第一晚，她被强奸了，身体流着血，内心也遭受重创。她踉踉跄跄地走到下一个村庄，找个地方躲了起来。不久后，她发现自己怀孕了，为保护自己和孩子，她想出了一个办法。她找到一个对她迷恋不已的男人，意识到她说什么他都会相信，于是和他睡了。几个月后，她把怀孕的消息告诉他，他负责地娶了她。提早出生的婴儿让他生疑，于是他们吵架，他打了她，但最后他还是忍下了这口气。因为这种局面对他有利：他在家里要多舒服有多舒服，还能享受到一些连母亲也给不了的东西。如果他不得不忍受这个可能不是自己亲生的哭叫的孩子，那么，现在他觉得，乡村小酒馆里那么多的男孩，没有谁就一定是他父亲的孩子或者他孩子的父亲。可是，莎士比亚的妹妹吸取了全天下女人都该吸取的教训：男人才是我们的终极敌人。同时，她也知道，如果不找一个男人，她就无法独自在这个世界立身。所以，她用上了她的才能，她把本用来创作戏剧和诗歌的才能用于话术，而非写作。她用言语对付男人：她苛求、哄骗、逗弄、引诱、算计和控制这种上帝认为有权掌控她的生物，他很愚钝，所以她对这粗笨的白痴不屑一顾；他又令人生畏，因为他能对她造成伤害。

两性之间的天然联系就这么多。

可是你看，他不必经常打她，他也不必杀了她，如果这样，他就没有女仆了。英镑和便士本身就是强大的武器。当然，它们对男人来说很重要，但对女人来说，更加重要，尽管她们的劳动大多是免费的。因为女人，甚至包括未婚的女人，都被要求进行同样的劳动，不管她们是否接受过训练，也不管她们是否喜欢，若没有那些闪闪发光的英镑和便士，她们就无法摆脱这些。多少年来，她们用厨刀刮下尿布上的屎，她们四处寻找便宜两美分的四季豆，她们学会听到咳嗽声就醒来，她们伤透脑筋去计算最有效、费时最少的方法为男人们熨烫白衬衫，清洗厨房地板并打蜡，一边照顾家里和孩子一边工作，或者把去酒馆的钱存起来，供孩子上大学——这些不仅需要精力、勇气和头脑，而且构成了生活的真正核心。

你也只能无可奈何地说，是啊，可谁又感兴趣呢？你可以去读那些有关鲸类、堆料场和铆钉的文章，或者《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39]。说实话，我对这些肮脏细节的厌恶并不比你少。我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会提到这些细节，却不过多描写。它们往往蕴含在背景当中，如同不可见的飞逝的时间。可是，肮脏的细节并非大多数女人生活的背景，而是她们生活的全部。

米拉已经沉下去两次，而且，她还会再沉下去。然后，她就会被淹没。多年的成长与准备后，她成熟了——生过孩子，不就成熟了吗？然后开始堕落。伍尔夫是知道的，她常常注意到女人们在婚后是如何堕落的。而米拉的下沉，甚至沉溺，也算是明智之举，以接受无力改变、不可避免的事实。可是，当她哭着步入婚姻的殿堂时，她是对的；当她哭着坐在摇椅上，想要选择死亡时，也是对的。

我们的文化理念认为，强大的个体能超越他们所处的环境。就我而言，我不太喜欢哈代、德莱塞或华顿的书，他们把外部世界描绘得太过强大、不可抗拒，让个体毫无机会。我开始变得不耐烦了，我不断感觉到这纸牌游戏的不公平。不公平就对了，可是，如果真是这样，我就不玩了。我宁愿换一台赌桌，在那里，我可以保留我的幻觉，我只是在与概率对抗，我还有赢的机会。然后，如果你输了，你可以怪自己的技术不好。那是一种悲剧性的缺陷，就像罪过一样，这种解释令人欣慰。你还是可以继续相信，正确方法是有的，只是你还没有找到。

我最尊敬的人，比如卡西雷尔[40]，那个美丽的灵魂，坚持不让内心被外界触碰。真能做到吗，你怎么看？我从毕生所读中明白，精神生活是卓越的，它能超越一切身体的堕落。但我却没能体验到这点。如果你的身体一天到晚都在处理屎和四季豆之类的事，你的精神世界就免不了充斥着这些。

17

诺姆认为怀孕全是米拉的责任，这使她大受影响。尽管她认为这不合情理，诺姆的行为却比任何理性的争论更加有力——他为妻子的叛逆行为向父母道歉，因为她确实做了他们警告她不要做的事。他对米拉多么亲切宽容，承认第一学年的成绩不好确实不是米拉的错。这意味着，现在的一切都是她自作自受了。那东西在她的体内生长。她开始想吐，像一滴油被一只靴子踩散。她所在的屋顶修理公司不欢迎孕妇。怀孕是污秽的事情，应该像用过的卫生棉一样被藏起来。米拉把所剩无几的骄傲尘封起来，去公司乞求老板。她解释说，她的丈夫还是个学生——一个医学生。那是一个神奇的词。他们准许她工作到怀孕第八个月，告诫她要保持干净、整洁、精神饱满。

整个孕期，她都很不舒服，不停地恶心、腹痛。她从没想过这是由身体不适引起的。她的肚子一天天鼓起来。到七个月的时候，她感到非常难受。为了不让胃难受，她不停地吃东西，体重增加了十六公斤。在最后两个月，她停止工作后，身体便开始严重失衡，甚至走路都费劲，躺着也不怎么舒服。大部分时间，她坐在昏暗的起居室里，在身体两侧放上靠垫以支撑她的大肚子，脚搭在脚凳上，读着《追忆似水年华》。她要上街买东西、打扫房间、做饭，还要把衣服送去洗衣店洗（她对此还有些许憧憬，因为孩子出生后，这会成为她的一大乐事，她可以独自出门，只有一个不会哭的大白洗衣袋陪着她）。此外，她还要熨烫床单和诺姆的衬衫，缴纳各种费用，阅读报纸上的菜谱，试着寻找一些有趣而别致的方法来烹饪廉价的食材。在这期间，她最不想做的事就是动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