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革命洪流(1)
■国共携手
1924年至1927年，一场旨在推翻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统治的革命运动，似洪流席卷中国大地，人们通常把它称为中国的“大革命”或“国民革命”。这场大革命是当时的两大革命政党——国民党和共产党携手合作结出的硕果。
为什么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会出现这样一场空前的反帝反封建的人民大革命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看一看此时中国的境况。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资本主义进入相对稳定阶段。在远东地区，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卷土重来，各国列强增加了对华的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这就严重打击了中国的民族工业。战后，整个中国民族工业由大战时期的“繁荣”景况转为萧条惨境。中国社会大多数人都直接感受到了来自列强的压力，各界的反帝情绪普遍高涨起来。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中的工人斗争，有许多是针对帝国主义的。1924年7月，北京成立反帝国主义大同盟。同年底，孙中山发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号召，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等主张，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响应。
帝国主义列强为在中国攫取更多的利益，既互相勾结，又彼此争斗。它们各自扶持和豢养着中国的一派政治势力和军阀。在这种背景下，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争斗，就演化成军阀之间愈演愈烈的割据和连绵不断的混战。尤其是直系、皖系、奉系三大军阀派系之间的战争连绵不断，导致军费激增。1920年至1924年间，大规模的军阀战争就有直皖战争、直奉战争、第二次直奉战争，小规模的战争更是不计其数。同时，总统贿选、内阁政变等丑闻迭出。这一切，导致普通百姓家破人亡、颠沛流离、灾难深重。中国人民强烈地期望扫除军阀，实现国家的和平与统一。在这种经济、政治形势下，大革命的爆发，便成为势所必然了。
一场革命运动的兴起，仅有客观的革命形势是不够的，还需要有足以领导人们投身革命的力量和鼓舞人们前进的希望。而这种条件，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已经具备了。其中最重要的是这时的中国有了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力量虽然还很小，但它提出了明确的民族民主革命纲领，并为之进行了英勇的斗争。
然而，这时的各种革命力量，远不如统治着中国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强大。如何集合全国的革命力量，向着强大的敌人作斗争，便成为以反帝反封建为己任的两大政党——共产党和国民党所要解决的问题。
共产党和国民党虽是性质不同的两个政党，但都是民主革命的政党。它们所以能实现合作，从根本上说，是因为这时所面临的敌人是相同的，现阶段艰巨的革命任务也是基本相同的，在反对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推翻军阀统治、实现民族平等、使平民享有民主权利等方面的目标也是共同的。国共两党从各自的斗争实践中得出教训，只有少数人孤军奋斗或分散的各自为战，是不可能完成中国革命任务的，因而都产生了联合起来的要求。
对于建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来说，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目标是异常艰难的。“二七”惨案的教训告诉共产党人，工人阶级必须联合一切民主力量，建立各革命阶级、党派和革命力量的联合战线，尤其要唤醒工农群众，才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因此，中国共产党决定采取积极步骤去联合在中国南方从事革命活动的中国国民党，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共产国际也赞成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
早在1922年党的二大之后，按照大会确定的民主革命纲领和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中共中央就开始酝酿同国民党进行合作的问题。在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采取何种方式问题上，党的二大提出的是实行“党外合作”，即组成“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而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提出共产党员、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把国民党改造成为各革命阶级的联盟，实行“党内合作”。这年8月，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举行会议，经过争论，最后接受马林的建议，决定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条件下，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
这时的国民党大体上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它在几经挫折后，并没有多少实力，而且成分复杂，严重地脱离群众。国民党虽然有种种弱点，但也有几个不容忽视的优点：第一，它在社会上是有威信的。它的领导人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创建中华民国，在人们心目中是民族民主革命的象征，是一面斗争的旗帜。第二，它在广东已经有了一块革命根据地。1923年2月，拥护孙中山的一部分军事力量将背叛孙中山的陈炯明逐出广州，孙中山重新回到广东，建立陆海军大元帅府，控制了富饶的珠江三角洲和广东中部地区，并且拥有一支数万人的军队。尽管这些军队多半是地方军阀的力量，但在孙中山的政府所控制的地区还是举着国民革命的大旗，允许各种革命力量公开地进行活动，工农运动可以合法地展开。这在全国范围内是仅有的。第三，它的内部有一批忠实于民族民主革命的人士。他们从挫折中深感要革命必须改弦易辙，愿意同共产党合作。国民党的领袖孙中山在几经挫折，特别是经过1922年陈炯明叛变的惨痛教训后，深感国民党内许多人已经日趋腐败，下定同共产党合作和联合苏俄的决心。
西湖会议前后，李大钊、陈独秀同孙中山等国民党领导人会晤，商谈合作事宜。与此同时，共产国际和苏俄政府也做了许多工作，努力促成国共两党的合作。1923年1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根据马林的提议作出《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孙中山也真诚地欢迎共产党同国民党合作，欢迎苏联援助中国革命，决定邀请共产党人帮助改组国民党。孙中山亲自主盟，介绍李大钊加入国民党。李大钊告诉他，自己是共产党员。孙中山回答说：“这不打紧，你尽管一面作第三国际党员，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
孙中山这位辛亥革命的风云人物，能够邀请一个人数如此之少、历史只有一年多的共产党帮助改组国民党，这一事实充分表明：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共产党已显示出自己的生命力和影响力。
国共合作是经过两个重要会议得以实现的。
第一个会议是1923年6月12日至20日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30多人，代表党员420人。
党的三大正确地估计了孙中山的革命立场和国民党改组的可能性，决定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三大还规定，国共合作后，党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可是，三大没有提出无产阶级应当努力争取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问题。大会认为：“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16]大会对国民党内的复杂情况和日后可能发生的变化估计不足，多少种下了后来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根子。这反映了党还处在缺乏经验的幼年时期。
三大选出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陈独秀、蔡和森、谭平山、毛泽东、罗章龙组成中央局，选举陈独秀为委员长。
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对于国共两党的发展，对于中国革命的前进，都是有利的。因为这样做，使共产党有可能更有力地影响国民党的政策，推动国民党的革新，推动在它影响下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群众投入革命；这样做还有利于通过国民党的组织去发动工农群众，从而使国民党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获得新的生命；这样做也有利于共产党从比较狭小的圈子里走出来，在更广阔的革命斗争的天地中接受锻炼，迎接大革命高潮的到来。所以党的三大的决策是正确的。
三大确定的以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方式实现国共合作，是孙中山和国民党所能接受的合作形式。当宋庆龄问“为什么需要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时，孙中山回答说：“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17]1923年10月初，应孙中山的邀请，苏联代表鲍罗廷到达广州，被聘担任国民党组织教练员（后来又聘为政治顾问）。不久，孙中山在给蒋介石的信中说：“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在共产党人和苏联代表的帮助下，国民党的改组很快进入实行阶段。
第二个会议是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在广州举行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孙中山主持了大会。出席开幕式的165名代表中，有共产党员20多人。李大钊被孙中山指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
大会通过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对三民主义作出适应时代潮流的新解释。民族主义突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内容；民权主义强调民主应为“一般平民所共有”；民生主义则以“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为两大原则。会后不久，孙中山又提出“耕者有其田”的口号。由于国民党一大的政治纲领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是基本一致的，因而成为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
经过同国民党右派的斗争，国民党一大在事实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大会选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林伯渠、瞿秋白等10人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或候补执行委员，约占委员总数的四分之一。会后，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担任要职的共产党员有组织部长谭平山、农民部长林伯渠、宣传部代理部长毛泽东等。虽然国民党内部情况相当复杂，但它已开始成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
国民党一大的成功，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南粤烽火
1924年的广州，到处是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国共合作的实现，为革命运动的发展注入了活力，国民革命的影响从中国南部扩大到中部和北部，扩大到工人、农民、士兵、青年学生和中小商人中。各种革命力量从四面八方汇集起来，很快开创出一个以广州为中心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新局面。
国民党一大后，各地的共产党员加入了国民党。对于两党合作，共产党人是真诚的。他们满腔热情，积极帮助国民党在很多省市建立了地方组织。到1926年国民党二大时，除新疆、云南、贵州等少数地区外，都已建立了国民党的地方组织。李大钊、董必武、林伯渠、何叔衡、宣中华、侯绍裘等共产党员还担任了国民党省市党部的负责人。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在许多处在军阀统治下的地区，对群众进行艰苦的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把他们吸引到拥护国民革命的旗帜下来。
革命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建立一支可靠的革命军队。于是，就有了黄埔军校，这所对今天的人来说也并不陌生的陆军军官学校。创办一所军校是共产国际代表提议的。一贯重视军事工作的孙中山，从长期依靠旧军队进行革命而屡遭失败的痛苦教训中，也深感建立自己的革命军队的重要。在国民党一大上，正式决定创办陆军军官学校。1924年5月，黄埔军校开学，孙中山亲自兼任总理，任命曾被派往苏联考察的粤军参谋长蒋介石为校长，著名的国民党左派廖仲恺为党代表，先后聘请布留赫尔（在中国化名加伦）等苏联红军将领为军事顾问。苏联还给了200万元现款作为开办费，并运来了8000支步枪和500万发子弹。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
1924年6月16日，是孙中山没齿不忘的日子。两年前的这一天，他所依靠的军阀陈炯明炮击大元帅府，叛变革命。两年后，孙中山选择这个日子举行黄埔军校的开学典礼，其用意正如他在演说中所说：“我们今天开这个学校，是有什么希望呢？就是要从今天起，把革命的事业重新来创造，要用这个学校内的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今天在这块开这个军官学校，独一无二的希望，就是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18]
黄埔军校与旧式军校的最大不同，在于它把政治教育提到和军事训练同等重要的地位，注重培养学生的爱国思想和革命精神。1924年11月，刚从欧洲归国不久的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周恩来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这种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制度，以后逐步推广到广州革命政府统辖的其他军队中去。
中国共产党还从各地选派大批党、团员到黄埔军校学习。在第一期的学员中，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有56人，占学生总数的十分之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中的许多将领就是从这里开始其军事生涯的。像赫赫有名的徐向前、陈赓、左权、蔡申熙、许继慎、蒋先云等都是第一期的学员。
国民党改组后，成立了工人部和农民部。工人部部长廖仲恺因兼职很多无暇顾及，实际工作由工人部秘书、共产党员冯菊坡负责。农民部部长林伯渠、秘书彭湃，也都是共产党员。他们的工作，促进了工农运动的恢复和发展。1925年5月，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成立以共产党员林伟民、刘少奇为正副委员长的中华全国总工会。从此，中国工人阶级有了全国性的统一的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