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革命洪流(2)

1924年7月，在外国人集中居住的广州沙面租界，数千名中国工人举行政治大罢工，斗争持续一个多月，取得了胜利。这次罢工，是工人阶级从“二七”大罢工的挫折中奋起的先声。同样是在1924年7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运动讲习所在广州开班了。

这所农讲所是经共产党人提议而创办的，先后办了六期，分别由共产党人彭湃、罗绮园、阮啸仙、谭植棠、毛泽东等主持，培养了一批农民运动的骨干。他们从这里奔赴各地，在广大农村点燃革命的火种。千万农民从沉睡中被唤醒，集合在国民革命的旗帜下，投入轰轰烈烈的农村大革命中。

有了焕然一新的革命政党，有了朝气蓬勃的革命武装，有了从挫折中奋起的工人，有了从沉睡中觉醒的农民，革命的洪流呈现出不可阻挡之势。于是，在中国南部，逐渐汇成了一股向着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势力猛烈冲击的汹涌澎湃的革命大潮。

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的共同努力下，国民革命的思想由南向北，在全国范围内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广泛传播着。1924年10月，北方的进步将领冯玉祥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发动政变，推翻了直系军阀首领曹锟、吴佩孚控制的北京政府，一时控制了北京、天津一带，并把所部改编为国民军。他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冯玉祥发动政变后，内外处境仍很困难，又请北洋军阀元老段祺瑞出山主持大计。段祺瑞和准备从东北入关的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也分别致电孙中山，欢迎他北上。11月，孙中山离广州北上，沿途宣传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主张，形成了广泛的政治宣传运动。

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也逐渐暴露出来。国民党右派分子邓泽如等于1924年6月提出《弹劾共产党案》，冯自由也写信给孙中山，指责他偏袒共产党人，遭到孙中山的严厉斥责。由于孙中山享有的崇高威望和维护国共合作的坚决态度，使得国民党右派的反共活动有所收敛。这场斗争虽然暂时平息了，但国民党内部的左右派进一步分化，国共关系逐步复杂化，给中国共产党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

为回答面临的新问题，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20人，代表党员994人。这次大会的历史功绩在于：一是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二是提出了工农联盟问题；三是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内容作了更加完整的规定，指出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同时，还要反对封建的军阀政治和经济关系。这表明，党已经把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要点提出来了。但这次大会对如何争夺和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特别是如何正确处理在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中的种种复杂问题，并没有作出具体的回答，对政权和武装问题的极端重要性仍缺乏认识。这些弱点在以后革命运动发展中明显地表现出来。

四大选出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彭述之、蔡和森、瞿秋白组成中央局，选举陈独秀为总书记。

党的四大结束后不到两个月，3月12日，孙中山因肝病在北京逝世。他在遗嘱中写道：“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19]

这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和革命家在总结自己毕生的政治经验之后得出的根本结论。孙中山的去世，在全国人民中引起巨大的悲痛。国共两党组织各界人民举行哀悼活动，广泛传播孙中山的遗嘱和革命精神，形成了一次声势浩大的革命宣传活动。国民革命的呼声在全国各地更加高涨起来。一场大规模的革命风暴就要来临了。

■五卅风暴

1925年2月，因抗议日本工头殴打12岁童工，4万华工举行抗议罢工并取得胜利。5月15日，日本厂主撕毁“二月罢工”时与工人签订的协议，宣布停工。进厂交涉的该厂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惨遭日方枪杀，激起全市人民愤怒。5月24日，上海工、学、商各界人士万余人参加顾正红烈士追悼大会。5月28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有陈独秀、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等参加的紧急会议，通过《扩大反帝运动和组织“五卅”大示威游行》的决议，决定发动学生和工人与5月30日到租界内举行示威活动。

5月30日，上海工人和学生举行街头宣传和示威游行，公共租界的英国巡捕在南京路上突然开枪，打死13人，伤者不计其数。繁华的马路顿时一片腥风血雨，中国人的鲜血染红了大街小巷。此后几天，在上海和其他地方又连续发生英、日等国军警枪杀中国民众的事件。五卅运动由此爆发。五卅反帝斗争震惊全国，形成了全国性声势浩大的五卅运动，揭开了大革命高潮的序幕。

五卅惨案震惊了上海，震惊了全中国。外国军警竟然在中国的土地上恣意屠杀中国民众，这不能不使每个有良心的中国人感到蒙受极大的耻辱。上海人民率先奋起，从6月1日起开始了声势浩大的总罢工、总罢课、总罢市。6月4日，由瞿秋白主编的《热血日报》出版。瞿秋白主笔的发刊词写道：“创造世界文化的是热的血和冷的铁，现世界强者占有冷的铁，而我们弱者只有热的血；然而我们心中果然有热的血，不愁将来手中没有冷的铁，热的血一旦得着冷的铁，便是强者之末运。”

这充满激情的呐喊，鼓舞着人民投身反对帝国主义的洪流。人们长期郁积心中的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仇恨和愤怒，经过五卅惨案的触发，像火山一样迸发出来，决心以热的血向冷的铁挑战。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的抗议狂飙迅速席卷全国。近一两个星期里，各地就有600多个城镇、约1700万群众直接参加了运动，从通商都市到穷乡僻壤，到处响起“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怒吼。近百个国家和地区的华侨和国际友人纷纷举行集会，发起募捐，给国内的五卅运动以有力的支援。

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南方，形成了规模宏大、持续很久的省港大罢工。6月19日，香港工人罢工开始，15天内参加罢工的工人达到25万人，其中10多万人离开香港回到广州。6月23日，罢工工人和广州各界群众10万人举行大会和示威游行，突遭沙面租界英国军警的射击，造成死52人、重伤170多人的沙基惨案。惨案发生后，广州革命政府宣布同英国经济绝交，并封锁出海口。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决定成立省港罢工委员会，由共产党员苏兆征担任委员长，处理罢工事宜，对香港实行封锁。在广州革命政府的支持下，省港大罢工坚持了16个月之久。10多万有组织的罢工工人，成为广州革命政府的有力支柱。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五卅运动的过程中得到很大发展，一年内党员人数增加了10倍，1925年底达到1万人。一些原来没有党组织的地方也建立了党组织。

在五卅运动蓬勃发展的有利形势下，国共两党合作完成了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工作。1925年4月，东征军取得了讨伐盘踞东江地区的军阀陈炯明的胜利。5月，平息了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在广州发动的叛乱。随后，进行了改组广州政府和改编军队的工作。7月1日，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汪精卫当选为国民政府主席，鲍罗廷被聘为高等顾问。国民政府成立后，将黄埔军校校军和驻在广东的粤军、湘军、滇军先后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六个军，共8.5万人。共产党员周恩来、林伯渠、李富春、朱克靖、罗汉等担负起国民革命军中的政治工作。9月，国民政府再次举行东征，11月底取得全歼陈炯明余部的胜利。同时举行南征，消灭了盘踞广东南路和海南岛的地方军阀邓本殷部。至此，广东全省获得统一，为举行北伐战争准备了比较可靠的后方基地。国民革命终于发出向着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进军的号角。

伴随着滚滚向前的革命洪流，一股由国民党新老右派掀起的反共逆流也迎头而来了。两股力量交汇，国共两党关系处在一个个历史的漩涡之中。

1925年六七月间，国民党新右派戴季陶先后出版《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等小册子，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反对国共合作。同年11月，国民党老右派邹鲁、谢持等在北京西山碧云寺自行召开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非法宣布取消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党籍，解除鲍罗廷的顾问职务，形成“西山会议派”。更为严重的是，通过主持黄埔军校和在两次东征、平定杨刘叛乱中壮大起来，在革命阵营内部已有举足轻重力量的蒋介石，这时越来越暴露出他的反共真面目，利用国民党新右派所控制的群众组织孙文主义学会，进行反共活动。

这种状况，在中国共产党面前尖锐地提出了新的问题。维护国共合作的大局自然是极其重要的。但面对国民党内部新老右派变本加厉的分裂活动，应该怎么办？不少共产党人认为，既然国民党右派（特别是新右派）已在公开进行分裂活动，那就必须进行恰当而有力的反击，遏制这种活动，维护国共合作。毛泽东在1925年12月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首先强调分清敌友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接着逐一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着重指出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是农民，从而解决了中国革命中最主要的同盟军问题。他还提醒人们注意：民族资产阶级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是动摇不定的，他们既需要革命，又怀疑革命，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

可是，中共中央必须贯彻共产国际的指示。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共产党如果同国民党新右派进行斗争，必导致国共关系破裂，因而主张妥协退让，企图用这种方法使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得到缓和。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也坚持这种意见。中共中央领导人陈独秀在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的联合进攻面前，总感到自己力量不足，唯恐同国民党新右派进行斗争会导致国共关系的破坏，使广东革命局面陷于孤立以至失败，因而主张单方面的退让，企图用这种方法使国民革命阵营内的矛盾得到缓和。这样，这种意见在党内就占了上风。

1926年1月1日至19日，中国国民党在广州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各地选出的代表中，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占多数。因此，这次大会继续坚持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的主张，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并对参加西山会议的国民党老右派分子分别给予党纪处分。这是国民党二大的积极方面。大会召开时，广东共产党组织的领导者主张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的政策，并计划给蒋介石以回击。但是，在陈独秀和张国焘的影响下，对国民党新右派却没有触动。这次大会选出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内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处于次要地位，中央监察委员会内右派占了绝对优势。蒋介石在这次大会上第一次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随后又被选为常务委员。这时，他还担任了国民革命军总监。这样，他在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内的地位都大大提高了。

共产党在国民党二大上的妥协退让，换来的是国民党新右派的得寸进尺。1926年3月，日益走向反共的蒋介石突然采取了旨在打击共产党的行动。3月18日，海军局代理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接到命令，要他速派有战斗力的军舰到黄埔听候调遣。当李之龙派中山舰开到黄埔后，立刻谣言蜂起，说是要劫持蒋介石。3月20日，蒋介石以此为借口，在广州实行戒严，逮捕李之龙，软禁共产党人，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和苏联顾问办事处，监视苏联顾问。这就是所谓“中山舰事件”。

中国共产党对这个突发事件毫无精神准备，也缺乏应付的经验。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主张妥协退让的结果，使得共产党员被迫退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这一严重的反共事件，还迫使汪精卫称病去职，从而为蒋介石取得最高权力扫清了道路。

在5月15日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又提出所谓《整理党务决议案》。由于陈独秀等继续退让，决议案获得通过，使得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共产党人全部辞去职务。于是，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变得毫无地位，而蒋介石却担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兼军人部长，随后又当上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成为掌握最高权力的人物。

中山舰事件发生后，蒋介石的立场已转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方面，但他那时的实力依然有限，还需要继续得到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支持，因此并没有立刻同共产党公开分裂。这时已到了北伐战争的前夜。北伐的军事指挥权主要掌握在蒋介石手中这个事实，表明革命形势虽然在迅速发展，但已经埋伏着严重的危机。

■北伐凯歌

1926年5月，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叶挺独立团和第七军一部作为北伐的先头部队，先行出兵湖南。北伐先锋，锐不可当，拉开了气势如虹的北伐战争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