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纸马的历史轮廓

从类型学上看，内丘神码属于我国民间纸马的大范畴。在此意义上，神码的历史应容纳进纸马的历史讨论中。因此，我们在回溯神码历史的时候，自然应将关注点放在更具普遍意义的纸马上。

勾勒一条明晰的纸马历史轮廓无疑是进入地方性的神码、甲马等子类型研究的基础和起点。而在此之外，历史轮廓的勾勒远不止于基础性意义，由于纸马自古以来是民间信仰的重要媒介，它在历史中形式与形态上的发生、稳定与消散，都直接反映了文化的演进、国人的信仰嬗变以及民族的集体心理特征。因此，纸马的历史梳理与建构同样可以成为文化史的有机组成部分。

虽然纸马的历史在相关研究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但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尚未有一条明晰的历史被勾画完成，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多半是受困于纸马文献资料与实物留存的匮乏。在此，笔者试用有限资料对纸马的历史做一粗疏的勾勒。

明代万历年间的宋焘在《泰山纪事·地集·纸马》中曾言：

古者，飨祀神祇，有用马以祭者，故汉沉马、璧玉，为《瓠子之歌》。又，祭河用御龙御马，皆以木为之，盖一渐而入于假矣。后人以纸画马，焚之以祭，犹是其遗意。今则禖施彩绘，图写神像，非其质矣。然号曰‘纸马’，盖犹存其名云。

这段记述应是古人给出的最为可信的线索。通过文中所言旧时“禖施彩绘，图写神像”的描述与今天纸马原物的比对，可以推断至迟在明代，纸马的形态与形式便已经稳定。文中同时也暗示，在明代之前，有一条与“马”相关的信仰线支撑起宋焘对这条嬗变历程言之凿凿的论断，如果忽视了“马”在纸马信仰中的意义，那么这一研究势必无法切近它的历史真实。总之，这段有待揭示的历史将以宋焘提供的线索为起点。

第一节 纸马生发的信仰基础

一、中国历史中的崇马信仰

按照宋焘的线索，“纸马古者，飨祀神祇，有用马以祭者，故曰沉马、璧玉”。可见，用活马祭祀神祇是上古人们信仰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后世之所以有“纸马”，也是起因于自古以来马被用作祭品而沟通人神的独特属性。

古时由于生产力水平的限制，自然界的万物是人们生产生活的主要依赖，马在其中扮演着交通、战争、农事等最重要的角色。马对于国人的重要意义早见于商代，甲骨文中所见从马之字有二十余个。至迟在周代，国人已掌握驯马的技巧，周人“六艺”中的“御”即是此意。在此同时，马不仅可御，更为人们所喜爱，《拾遗记》载：“周穆王即位，巡行天下，驭八龙之骏。名曰绝地、翻羽、奔霄、越影、逾晖、超光、腾雾、挟翼。”《史记·秦本纪》载：“造父以善御幸于周缪王，得骊骥、温骊、骅骝、耳之驷，西巡狩，乐而忘归。”类似有关统治者爱马之情的记述不一而足，民间对马的趋之若鹜也可见一斑。

统治者的爱马之情也归因于马对旧时家国统治的贡献，汉代大将军马援曾言：“夫行天莫如龙，行地莫如马。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安宁则以别尊卑之序，有变则以济远近之难。”以其迅疾、耐久、温良而长于他物的马，在一个自然信仰心理发达的年代，自然会被人们赋予神性而加以崇拜。

周人的时代已经将马附加了神性，《周礼》有“春祭马祖，执驹。夏祭先牧，颁马，攻特。秋祭马社，臧仆。冬祭马步，献马，讲驭夫”。郑玄注“马祖，天驷也”, “先牧，始养马者”, “马社，始乘马者”, “马步，神为灾害马者”。《左传》载：“凡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马的神性功能被逐步放大。与此同时，马也由于其通神的神性被人用以佐生送死，安阳殷墟的车马殉葬坑证实了商代已有以马陪葬的传统。

马不仅为人殉葬，“王行所过山川，设祭礼之，然后去则杀黄驹以祭之”，时人还将马用来充当祭祀山河的圣物，而这也成为马的神性价值彰显的主要方式。可以说，先秦的崇马信仰是后世与马相关的信仰以及相关文学艺术的基础。也由此故，“纸马古者，飨祀神祇”的记述应是合理的。

汉代被认为是历代崇马最盛的时期，这一时期出现像“白马寺”这样为铭记驮经之功而以马命名的佛教寺院，马的地位可见一斑。《淮南子·天文训》中有“日出于旸谷，浴于咸池……爰息其马，是谓悬车。至于虞渊，是谓黄昏”，记述了太阳一天的行程轨迹，“爰息其马”便是太阳让御手卸车息马。可见，时人心目中的太阳是由马拉动的。对人们来说，生活中的马在陆地上驰骋，而信仰中的马在天空中飞翔，“由于马能上下天地，连接阴阳，交通鬼神，以利天下，所以被人们用来邀神送神”。对于周代以降“绝地天通”的政教制度来说，马的这种连通天地的神性让其成为了沟通人间与天堂最好的象征媒介。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与马匹数量的增多，汉代人创造了高于尘世的“天马”：

天马徕，从西极，涉流沙，九夷服。

天马徕，出泉水，虎脊两，化若鬼。

天马徕，历无草，径千里，循东道。

天马徕，执徐时。将摇举，谁与期？

天马徕，开远门，竦予身，逝昆仑。

天马徕，龙之媒，游闯阖，观玉台。

他们赋予天马仅次于龙的地位，将二者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尔雅·释》中有郭璞注：“龙为天马，故房四星谓之天驷。”到汉代这一说法被引申，应劭曰：“言天马者乃神龙之类，今天马已来，此龙必至之效也。”龙与马的密不可分在后世影响愈发深远。

崇马信仰在汉代的盛行还得益于汉武帝的诸多与马有关的事迹。武帝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笃信鬼神的君王，《汉书·武帝纪》载：“夏四月，还祠泰山。至瓠子，临决河，命从臣将军以下皆负薪塞河堤，作《瓠子之歌》。”武帝曾去东莱山求长生不老的方术，途中遇到瓠子河的水患，在田蚡“江河之决皆天事，未易以人力为强塞。塞之未必应天”的建议下，其亲自祭祀河伯，仿昔时穆天子 “授河宗璧，河宗柏夭受璧，西向沉于河”，又以“祝沉牛马豕羊”的方式行使仪礼。又作《瓠子之歌》以向上天昭告，辞曰：

瓠子决兮将奈何，皓皓旰旰兮闾殚为河！

殚为河兮地不得宁，功无已时兮吾山平。

吾山平兮巨野溢，鱼沸郁兮柏冬日。

延道驰兮离常流，蛟龙驰兮方远游。

归旧川兮神哉沛，不封禅兮安知外！

为我谓河伯兮何不仁，泛滥不止兮愁吾人！

啮桑浮兮淮泗满，久不反兮水维缓。

这正与宋焘所言的“故汉沉马、璧玉，为《瓠子之歌》”所述相吻合。此后，汉代祭河所使用的祀品发生了改变，“用御龙、御马，皆以木为之”。武帝的这种神祇信仰与其开疆拓土的事迹一并流传于后世，“沉马、璧玉”用来通神谢神的行为无疑既巩固了古来崇马信仰基础，又强化了马在世人心中的沟通天地的神力。

武帝对于中国崇马信仰的深化影响还表现在其他方面，史载其曾将一匹大宛贡马命为“天马”，并作《太一之歌》以咏之：

太一贡兮天马下，

沾赤汗兮沫流赭。

骋容与兮跇万里，

今安匹兮龙为友。

“天马”是幻想中的神物，武帝深信“天马”是“太一神”对自己的赠予，有了“天马”，自己便可以驾着它去到“太一神”的处所，常居仙境。《汉书》据此赋记载，“太一况，天马下，沾赤汗，沫流赭”。武帝赞咏天马对于马的神性渲染影响较大，一直到宋代，司马光还引用了“天马歌”的母题创作诗歌，虽然其寓意已经改变，但天马的信仰内容依然完整地保留着。

唐人李贺曾借武帝的这则故事创作了一首《马诗》，这首马诗是一个系列二十三首中的最后一首，其中借武帝讽喻了时风的同时也隐证了马在“绝地天通”的信仰背景下所起的作用。诗中言：

武帝爱神仙，烧金得紫烟。

厩中皆肉马，不解上青天。

此间讲述汉武帝笃好鬼神，养马意欲利用马来请神的传说。虽然是唐代人所述，但从中一方面可见武帝的崇神活动对后来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可知整个民族对马的信仰所保持的历久性。除此之外，李贺的诗中透露了武帝所希求的马绝非是普通的“肉马”，肉马是无论如何也“不解上青天”的。真正能够沟通人神的，必须是可以行空的“天马”——那种可以在意象里飞翔在昊天之上的马。李白曾作与武帝《天马歌》同名的杂言诗，本为表达怀才不遇之情，但其吟咏天马的诗句也相当具有说服力：

天马来出月支窟，背为虎文龙翼骨。

嘶青云，振绿发，兰筋权奇走灭没。

腾昆仑，历西极，四足无一蹶。

鸡鸣刷燕晡秣越，神行电迈蹑慌惚。

天马呼，飞龙趋，目明长庚臆双凫。

尾如流星首渴乌，口喷红光汗沟朱。

曾陪时龙蹑天衢，羁金络月照皇都。

逸气棱棱凌九区，白璧如山谁敢沽。

回头笑紫燕，但觉尔辈愚。

天马奔，恋君轩，駷跃惊矫浮云翻……

无疑，这种能够上通苍天下接黄土的神物已经在国人心中定位为“天马”。与此同时，天马也因其神性，有了“神马”一称。唐代《初学记》引《符瑞图》云：“腾黄者，神马也。其色黄，一名乘黄。其状如狐，背上有两角，出白民之国，乘之寿可三千岁。”《洞冥记》中有：“东方朔游吉云之地，得神马一匹，高九尺。”由此可见，唐人崇马之风与对马的神化既承接了汉代的传统，又有了新的延伸。

总体上，对于世人的信仰而言，汉唐之间是民间信仰剧烈变化的时期，长年的灾祸与战乱加剧了民间信仰对彼岸世界的希求。在此期间，马对于人而言更是一种能够托付生死以逃离战乱和此世的信仰对象。

二、古代图像系统中的马

与崇马信仰相辅相成，马的图像自先秦起就多被赋予神性。《礼记·礼运》载：“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车，河出马图。”从中可以看出，与马相关的图像从中国文明的早期就已经与祥瑞的政治、文化意义联系紧密。

约自春秋时期开始，俑逐渐取代牲殉，至汉代以前，人们“死后世界的最高的理想形式归根到底是死前生活的镜像”，马俑成为供亡灵驾驭的物质性乘骑，因此马的形象常以俑的形式见于出土的墓葬之中。战国的一件漆画作品《车马人物出行图》值得关注，此画作出土于荆门包山楚墓，从其飘摇的树冠揣测，画作既有可能是贵族的生活场景，也不排除由马将墓主人引向另外世界的可能。对于生者世界来说，在汉代以前主要的视觉创造如礼器上，马的图像反倒并不常见。

时至汉代，马在艺术中的激增反映了这一时代崇马的事实，马的图像出现在绝大部分已出土的视觉作品中。它们多是一种理念化的图像创作，所刻绘之马皆形神兼备。

在雕塑领域，西汉“马踏匈奴”石雕是汉代气魄深沉雄大的杰出代表，元帝渭陵附近出土的“羽人骑天马”玉雕技艺精湛，其内容更是凸显了天马沟通天地的神性（图一）；画像领域，东汉的画像石所见马匹图像浩繁，大多祠堂遗迹的画像石遗存都可见到良马图案（图二）。从东汉画像石上看，其所刻马匹多为供人骑乘，而在神仙世界的图景中，马的出现却相对鲜见，不知是否与东方朔乘马的故事有关。

建于公元4世纪或5世纪早期的甘肃酒泉丁家闸五号墓中，前室的壁画出现了一匹飞马和一头奔鹿，它们出现在两位主神——东王公和西王母的邻比。我们虽然不能排除信仰在地域上的差异所造成的不同，但天马在东汉以后确实又有了重新回到天界的案例。唐代元稹《郊天日五色祥云赋》中就有“羽盖凝而轩皇暂驻，风马驾而王母欲前”，可见此时天马与西王母的关系十分紧密。

天马图像的出现实际上源于西汉，包括崇马在内的祥瑞文化信仰在这一时期开始发端，表明祥瑞征兆的图像被广泛的描绘。在出土于河北定县的一件车饰上，镂刻有大象、猛虎、有翼的仙人等一百二十五个人物和动物的形象（图三）。其中最上层有一匹展翅的天马。这一作品约制作于公元前110至前90年之间，这个时间恰好是汉武帝在位的时期（前140—前87年），可见一个时代信仰与文化的特征总是体现在这个时代的方方面面。

事实上，这种祥瑞图像的信仰系统也正是在武帝时期才开始真正确立的。据载公元前109年，甘泉宫齐房内生一玉芝，武帝感此祥瑞之状，赋辞一首：

齐房产草，九茎连叶。宫童效异，披图案谍。

玄气之精，回复此都。蔓蔓日茂，芝成灵华。

以祥瑞图谶判断上天征兆自武帝时代开始成为新的信仰倾向，这种倾向在东汉士族中已经蔚为风气。班固《白雉诗》中有“启灵篇兮披瑞图，获白雉兮效素乌”。更为重要的是，祥瑞信仰被民间大众所广泛接受。应劭的《风俗通义》中记载了东汉民间大众对这种祥瑞图像的热衷，“七日名为人日，家家剪彩或镂金薄为人，以帖屏风，亦戴之头鬓，今世多刻为花胜，象《瑞图》金胜之形”。这不仅意味着“瑞图”在东汉民间已经成为信仰的参照物，更意味着至迟在东汉时期，我国以祥瑞图像填充生活的信仰活动已经成为了稳定的民间风俗。

南北朝时期基本承续了汉魏对马的形象塑造，在敦煌壁画中的尘世与天界中出现。与前代有所不同的是，马逐渐成为了一种审美表达的对象，顾恺之曾言：“画人最难，次山水，次狗马，其阁一定器耳，差易为也。”画马此时已经成为古代绘画中的一个类别。有学者将唐代以前包括马在内的图像创造称为“理念风格”，并对此给予阐释：“由于艺术家关心的是事物的本质，其结果是表意的图像而非描述性的形似。这种视觉表现的心理学基础乃是人们试图把理念形象化时都会体验到的。就像在脑海里唤起任何一件东西，比如一匹马，那个东西立刻会以平面形象出现在我们的‘心眼’前……形状自身足以使人们确定客体的概念。”也就是说，公认的看法是自先唐起，包括马在内的图像早就以一种平面化的造型手法来表达了。

经历了南北朝将近二百年的动荡，隋唐建立了空前繁荣的社会，文化、技术、工艺等都在中西交流的基础上发展到较高水平。唐代崇马信仰略输汉代，这主要缘于人们传统升仙或长生的信仰观已经从南北朝时期逐渐转变为以现世的报偿为追求。这时期马匹的视觉创造较往代更为写实，雕塑上，最著名的是陕西醴泉唐太宗陵墓昭陵北祭坛东西两侧的六块骏马青石浮雕石刻，名曰“昭陵六骏”注1。传为李世民为纪念为他打下江山立下功劳的六匹战马，其为当世名手画家阎立本绘形，其兄阎立德雕刻而成。除此之外，隋唐三彩陶俑多有栩栩如生的各式良驹，皆为仿照现实生活的陪葬明器。唐代绘马大家迭出，曹霸、陈闳、韩幹皆以画马名传千载。《太平广记》载韩幹“写渥洼之状，不在水中；移騕袅之形，出于天上”。其画马被视为神品。此外，书中所载其另一则故事更值得注意：

注1：六骏为：“拳毛”“什伐赤”“白蹄乌”“特勒骠”“青骓”“飒露紫”。

幹闲居之际，忽有人朱衣玄冠而至。幹问云：“何得及此？”对曰：“我鬼使也，闻君善图良马，愿赐一匹。”幹立画焚之。数日因出，有人揖而谢曰：“蒙君惠骏足，免为山川跋涉之劳，亦有酬效。”明日，有人送缣百匹，不知其来，幹收而用之。

此说虽是一则轶闻，但其故事发生的背景却耐人寻味。回想宋焘曾说“后人以纸画马，焚之以祭”，韩幹的故事与此相合。结合清代王棠《知新录》所载“唐明皇渎于鬼神，王玙以楮为币，用纸马以祀鬼神”,而韩幹所处年代也正是玄宗在位期间，因此可见这则故事首先吻合了纸马出现的历史叙述；同时也暗示了唐明皇时期鬼神信仰在当时与后来社会影响的深远。

对于在图像中存在的马而言，唐代以后，其形象逐渐向写实化与自然化发展，宋代的李公麟、金代的赵霖、元代的赵孟頫等都是善图良马的大家。其画风上的变化也能够从侧面反映出马在不断向世俗生活靠近的趋势。

总体而言，马的神性光环在唐以后逐渐减弱，虽然在后来的农耕社会中人们还一直保持着对马的若即若离的信仰，但它还是不免逐渐向世俗化、向其本有的交通与农事的天职回归。此后，随着焚烧纸张来交流人神这一方式的普及，马那种自古以来便被认为沟通天地的功能便与之重合，加之马作为神仙乘骑的符号化意义，纸马之名多半由此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