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特兰·罗素

原子弹改变了战争的面目。很少有人比英国数学家兼哲学家——神秘的伯特兰·罗素对此认识得更为深刻。在许多方面，冯·诺依曼和罗素是平行的，虽然两人之间也有许多明显的不同。两人都是他们那个时代最受尊敬的思想家，在事业的关键阶段，他们都关心数学的公理化。在他们生命的后半段，冯·诺依曼和罗素又都部分地放弃了数学而把大部分时间花在战争与和平的事务上。罗素不是博弈方面的理论家，但他发明的“胆小鬼困境”是博弈论中被分析得最多的一种博弈。

罗素生于一个贵族家庭。8岁时他听他哥哥说，几何学的公理是不能被证明的，这使他大为失望。后来他进入剑桥的三一学院，开创在数理逻辑方面的事业。

罗素有一种强烈的神秘色彩——在数学家中显得非同寻常的某种性格。1901年，当他28岁时，一段神秘的经历使他变为和平主义者。罗素在他的自传中写道：“突然，我脚下的地面沉没了，我发现自己处于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5分钟后，我变成了完全不同的一个人。在一段时间内，一种神秘的光芒笼罩着我。在这5分钟里，我从一个帝制拥护者变成了一个和平主义者和亲布尔派。”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罗素仍然是坚定的和平主义者。他由于宣传反战的观点而被处以罚金，后来又被投入监狱6个月。由于倡导和平主义，他失去了在剑桥大学的地位。

1920年，罗素访问了新生的苏维埃联盟，但是他不喜欢在那里见到的一切。他写了《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和实践》一书，谴责布尔什维克的极权主义统治。这是出自政治自由主义者对共产主义的第一波批评。

中年时，罗素已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哲学家兼数学家，相对论、婚姻和教育理论方面一些流行书籍的作者。他常在公众前抛头露面，报章杂志也常引用他的话。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罗素旅居美国。他被纽约城市学院任命为教授，但被法院的一纸命令撤销，部分是由于他在性方面的自由主义观点——罗素认为婚外性行为没有什么错。当他面临失业的困境时，费城的百万富翁阿尔伯特·巴恩斯救了他，并为他提供了一份在巴恩斯基金会属下的一个极具“试验性”的艺术学校和博物馆讲课的合同。但是，两人后来发生冲突。1944年罗素回到英国，在剑桥大学谋到了一个职位。

日本投降以后，罗素同冯·诺依曼一样，相信同苏联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广岛原子弹爆炸之后没有几天，罗素在《格拉斯哥先驱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

苏联肯定能学会如何制造它（指原子弹）。我认为斯大林已经继承了希特勒统治世界的野心。人们必须期望在美国和苏联之间发生一场战争，这场战争将从伦敦被完全毁灭开始。我认为这场战争将持续30年，届时世界上将没有有文化的人，一切都将从头开始，其过程将需要500年……只有一件事——只有这件事可以挽救世界，但我不应该梦想它会实现，那就是美国在今后两年内对苏联宣战，利用原子弹建立世界帝国。这是不可能发生的。

1945年11月28日，罗素在英国上议院发表演讲，提出了同样的观点。他说：“当我走在街上看见圣保罗大教堂、大英博物馆、议会大厦以及代表人类文明的其他建筑时，我透过心灵的眼睛看见这些建筑物梦魇般的景象：它们变成了一堆破砖碎瓦，周围堆满了废弃物。”

罗素预测原子弹将会越来越便宜，而且会扩散，他甚至预测热核弹总有一天也会被做出来。这些预言在我们回顾历史时也许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但在当时，许多真正在为热核弹工作的人说的正相反——氢弹实在是太贵了，在可预见的未来是做不出来的；苏联要想拥有自己的原子弹恐怕得等上10年、20年，苏联人也许永远都造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