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聪明的大脑

冯·诺依曼的杰出成就说明了他在学术上的洞察力和对公众的洞察力。对于许多在普林斯顿大学、五角大楼、兰德公司等与他合作过的人来说，冯·诺依曼是一个活生生的传奇人物，他由于无数逸事（其中有些出现在报刊上）而声名远播。有杂志载文说他有“世界上最好的大脑”。在普林斯顿大学有一则玩笑，说冯·诺依曼不是人而是“半神”，他对人类已经研究透了，所以能够惟妙惟肖地模仿。为了弄清这种打趣的话的全部含义，请记住冯·诺依曼不是普林斯顿大学唯一的天才，在普林斯顿大学还有爱因斯坦和哥德尔！

要想把关于冯·诺依曼的事实和传说分清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是一个天才，但是喜欢恶作剧，同时又是讲故事的高手——所有这些糅合在一起，就会产生许许多多故事，听起来过于凑巧、很像逸事，不容易让人当真。出于怀疑，我对冯·诺依曼的几个仍健在的同事告诉我的几则逸事追查了一下，发现所有的人都听过这些故事，但很少有人能提供任何细节，他们倒是能告诉你一些新的逸事。一般而言，真正了解冯·诺依曼的人较少怀疑这些故事的真实性。好了，不管这些故事在反复传播过程中是否被一次又一次地加工、改造过，我们都能看出在别人的眼里（也许也在他自己心中）冯·诺依曼到底是怎样一个人。

在冯·诺依曼的传说中，有关他的记忆力的故事占了大部分。当然，在茶会或鸡尾酒派对上表现天才是很困难的，但记忆力是另一回事。真正有“记忆增强症”的人（即有“相机般”记忆力这种天赋的人）是极少的。真有这种能力的人都没有什么太好的结果。心理学家鲁利亚最出名的一个病人“S.”的记忆力导致了其神话般的悲剧。由于S．关于过去的记忆实在太清晰了，以致他无法区别出现在眼前的到底是现实还是对过去的回忆，他的最后几年是在精神病院里度过的。幸好冯·诺依曼的记忆力有更多的选择性。克拉拉宣称，她的丈夫记不得他晚餐吃了什么，但是会回忆起15年前看过的书的每一句话。

赫尔曼·哥尔斯廷在《计算机从帕斯卡到冯·诺依曼》一书中证实了上述看起来似乎极端夸张的说法：“我真的可以告诉你，冯·诺依曼一旦读过一本书或一篇文章，他就能够逐字逐句地把它默写出来，他甚至可以在若干年后仍然毫不迟疑地做到这一点。他还会把它从原来的语言翻译为英语，而且速度一点儿也不会放慢。有一次我为了试试他的这一能力，让他告诉我《双城记》是怎样开头的。我的话刚一说完，他立刻没有任何停顿地开始背诵《双城记》的第一章，背完第一章继续背第二章……直到

多年来，冯·诺依曼读遍了绝大多数著名的百科全书式历史书，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到《剑桥古代史》和《剑桥中世纪史》。《生活》杂志援引一名未留姓名的冯·诺依曼的朋友的话说：“他是欧洲所有皇室族谱的大专家。他可以告诉你谁爱上了谁，为什么会爱上，这个或那个皇帝的一个微贱的远亲是怎样结婚的，他有几个私生子，如此等等。”有一次，冯·诺依曼和乌拉姆在美国南部旅行，每经过一个南北战争时的战场，冯·诺依曼都能说出当时的历史细节，这使乌拉姆惊诧不已。值得强调的是，对待冯·诺依曼的军事和政治观点，你不能不像对待物理学家发表有关该领域的意见那样不予理睬。看来，冯·诺依曼的历史知识至少和该领域的专业人员不相上下。

冯·诺依曼有一则逸事就说明了这一点。一次，一位拜占庭历史的著名专家参加在普林斯顿大学冯·诺依曼家举行的派对。冯·诺依曼和这位专家讨论起历史问题来，并在一个日期上发生了分歧。于是他们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来查对，结果冯·诺依曼是正确的。几周以后，这位历史学家又一次收到冯·诺依曼家的邀请，他打电话给克拉拉说：“如果冯·诺依曼答应不讨论拜占庭历史，我就来。因为大家都认为我是世界上最权威的拜占庭历史专家，我希望他们继续保持这种印象。”

但冯·诺依曼的记忆力也是有限度的。在生命接近终点的时候，他抱怨说，纯数学之花已经绽开到这种程度，使得任何人都不可能熟悉该领域1/4以上的内容。言外之意是他也只能凭经验谈论数学了。事实上，他正是懂得数学那1/4的人中的一个。在一些教授式的粗心大意的故事中，冯·诺依曼是最为突出的一个。克拉拉说，有一次冯·诺依曼离家到纽约去赴一个约会，中途他从新泽西州的新布朗斯维克打电话回来问她：“我为什么要去纽约？”

冯·诺依曼也是一个计算的奇才。他能毫不费劲地心算两个8位数的除法。IBM公司的卡思伯特·赫德告诉笔者，冯·诺依曼具有在大脑中编制和修改计算机程序（长达50行的汇编语言代码！）的不可思议的能力。他的大脑中保存着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物理和数学常数。这同他的计算能力相结合，使他的心算能力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也就不难理解了。

许多有关冯·诺依曼的逸事不单单把他描绘成一个杰出人物，而且他还是一个通过长期艰苦努力并能解决突然出现的难题的高手，这类问题是其他受过教育的出色人物解决不了的。他解决别人的问题的能力使他得以涉足许多工业和军事部门，而且就像事先安排好了似的，同他事业的方向结合起来。

哥尔斯廷告诉海姆斯：“如果他致力于某个问题但解决不了，他会把它放在一边。然后，也许在两年以后，你会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天知道半夜两点是从哪里打来的，原来是冯·诺依曼，他说：‘我现在知道该如何去做了！’”

1954年，为西海岸一家宇航公司的ICBM项目（即洲际弹道导弹项目）工作的一个物理学家带着该项目某一部分的详细规划去请教冯·诺依曼。这份计划有好几百页厚，是他们经过8个多月努力才制定出来的。冯·诺依曼开始翻阅，看到中间，他翻到最后一页，然后从后往前草草地又看了一遍，并在纸上记下几个数字。最后他说：“这计划不行。”这个物理学家很失望，但没有被吓住。他精疲力竭地在这个项目上又干了两个月，最终承认这个计划确实是行不通的。

冯·诺依曼也难免犯错误，成为他人恶作剧的对象，只不过很少被人提起。下面这则故事是人们津津乐道的，但有很多不同的版本。一个版本是这样的：有一次，阿巴丁试验场的一个年轻科学家预先准备了一道数学题，他详细地解了一遍，然后在一个派对上把它拿给冯·诺依曼，假装自己不会解。冯·诺依曼凝神注视前方，沉思了一会，然后开始计算。每当他将要获得一个中间结果时，这个年轻人就打断他，抢先说：“这里该得多少多少，不是吗？”当然他每次都是对的。最后，这位年轻科学家打败了冯·诺依曼，因为他比冯·诺依曼抢先给出了最后结果。冯·诺依曼这才如梦初醒，发现这是一个预先做好的圈套。

最后一个故事涉及年轻的劳尔·博特（现在他是著名的哈佛大学教授）。在1984年的一次演讲中，博特谈到，他由于问冯·诺依曼（当时双方都处于醉酒状态）做一个大人物有什么感觉而成为研究所一则传奇中的主角之一。博特的回忆以一种忧伤的情调结束，这种忧伤对于一个将要成为20世纪最知名的悲观主义者之一的人而言似乎没有什么不协调的。

那次鸡尾酒派对的许多细节我现在已记不太清了——无疑是由于派对持续得太长，但是我清楚地记得我们几个人坐在蒙哥马利的地毯上玩弹子游戏。冯·诺依曼也参加了那个派对，在游戏中我不知怎么偶然问起他作为一个“伟大的数学家”是什么感觉，他习惯性地静静沉思了一会儿，显然很重视我这个问题并严肃起来——虽然他刚才还在给我们讲一个比较粗俗的故事（这样的故事在他肚子里数不胜数）。他怎么回答的呢？说真的，他说，他只知道一个“伟大的数学家”——戴维·希尔伯特。至于他自己，虽然被称为“神童”，但他从来也没有感觉到自己长大以后达到了人们对他所期望的那种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