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谜团重重的女王和皇后

伊丽莎白一世的木头牙齿

这位16世纪的童贞女王（Virgin Queen）因喜好甜食而出名。所以，女王伊丽莎白一世（Queen Elizabeth I）晚年时牙齿几乎全部脱落。

与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同时代的德国律师保罗·亨茨纳（Paul Hentzner）就曾说英国人易有蛀牙，因为“他们喜欢吃大量甜食”，艾莉森·普洛登（Alison Plowden）在其著作《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I）一书中也引用了这一说法。此外，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期，口腔护理尚未出现。伊丽莎白·詹金斯（Elizabeth Jenkins）在其书《伟大的伊丽莎白女王》（Elizabeth the Great）中写道，“当时人们用一块布擦拭牙齿表面和里面”，她还写道，“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新年礼物有来自荷兰的银黑双色绲边的牙齿清洁布”。

可以说，尽管中年时期的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看起来君威凛凛，但却开始饱受龋齿之苦。法国大使安德烈·于贺·德·迈斯（Andre Hurault de Maisse）在其1597年写成的《日记》（Journal）中描述了1596年时，“与之前人们所说女王的牙齿状况相比，此时女王的牙齿很黄，大小不一，左边的牙齿颗数少于右边的牙齿颗数，还掉了许多牙”。据迈斯所说，因为女王牙齿不全，所以“当她说话很快时，人们总是很难理解她的意思”。

口齿不清这个问题还不是最糟的。女王伊丽莎白一世还饱受要命的牙痛之苦。在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期，人们认为虫子是引发牙痛的原因，同时也是治疗牙痛的药方。托马斯·西尔（Thomas Hill）在其1568年的作品《可赚钱的园艺艺术》（The Proftable Art of Gardening）一书中认为，“燃烧过的迷迭香木粉可以‘美白牙齿，驱逐虫牙’”。莉莎·皮卡德（Liza Picard）在其作品《伊丽莎白的伦敦》（Elizabeth's London）中就引用了这一说法。皮卡德同时也参考了约翰·霍利布什（John Hollybush）在其1561年的作品《家用最佳药剂》（A Most Excellent and Perfect Homish Apothecary）中提出的独特建议，即治疗牙痛“需用刺针将灰色虫子……穿在一起”。

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有一次牙疼了两个月。历史学家、传记作家约翰·斯特莱普（John Strype）在其1701年的作品《约翰·艾尔默的一生及所为》（Life and Acts of the John Aylmer）中就写道，“女王因为牙痛，整夜都无法休息”。女王因为“害怕拔牙的剧痛”而拒绝拔牙。艾尔默主教很有风度地主动请缨，在女王面前让别人拔出自己的一颗牙齿，在看到“拔牙并不痛，而且丝毫不用恐惧”后，女王才同意拔牙。

根据普洛登转引的亨茨纳的描述，女王快60岁的时候，剩余的牙齿颜色“乌黑”。詹姆斯·温布兰特（James Wynbrandt）在其作品《牙科发展艰辛史》（The Excruciating History of Dentistry）中引用了一名目击者的话，这位目击者于1602年见到过女王，那时女王已近70岁，处于统治阶段的末期。这位目击者说女王“仍然……天真欢快，只有牙齿有点儿不好”。从这番话中我们大概看出，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此时仍有着一口很明显的龋齿，而且她绝对没有要求戴上为皇室特制的木制假牙。

假牙直到18世纪假牙固定剂发明后才出现，不过大家戴假牙纯粹是为了个人形象，吃东西的时候就把假牙摘掉了。16世纪时，人们一般把布卷成团，以掩盖齿缝。温布兰特写到的目击者也说，当“女王出席公众场合时……她会把许多精美的布料放入嘴里，不让自己的脸颊塌陷下去”。被卷成一团团的布料被用来堵住牙齿掉后的齿缝，看起来就像是装了木头假牙一般，因此就有了女王伊丽莎白一世装了木头牙齿这一谬传。

考虑到一口牙齿的健康，定期前往牙医处检查看起来也不是一个糟糕的选择。

驾驶卷镰战车的布狄卡女王

布狄卡（Boadicea）是家喻户晓的公元1世纪的战斗女王。她是英国古时爱西尼（Iceni）部落的女王，爱西尼位于如今的东安格利亚（East Anglia）地区。在罗马统治者霸占部落财产、鞭笞布狄卡并奸污她的两位女儿后，她向罗马统治者宣战。

首先，我们来说说她的名字。安东尼娅·弗雷泽（Antania Fraser）在其著作《女王战士》（The Warrior Queens）一书中写道，公元1世纪的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将这位与其同时代的女王的名字翻译为“Boudicca”。但是，弗雷泽认为“塔西佗……把这个名字翻译错了”，正确的拼写应为“Boudica”。有趣的是，弗雷泽指出古威尔士语中有“bouda”一词，词义为“胜利”。这表明“布狄卡女王（Queen Boudica）”和“维多利亚女王（Queen Victoria）”两个名字之间有很强的关联性。

托马斯·桑尼克罗夫特（Thomas Thornycroft）曾雕刻名为“布狄卡与其女儿（Boadicea and her Daughters）”的青铜雕像。该雕像于1902年在伦敦威斯敏斯特堤岸竖立起来。只见女王手拿长矛，朝向敌人猛冲过去，十分引人注目。（在这一雕像中，两位女儿在受到凌辱后虽仍赤裸上身，但是却目标坚定，不受影响。）著名考古学家格雷厄姆·韦伯斯特（Graham Webster）在《布狄卡》一书中指出这一雕像中的战车“车身由重金属制成，车轮坚固，即便是由……精神高昂的骏马牵引，也很难在泥地里远行”。他还补充说，“最让公众神往的是固定在车轴上的卷曲的大刀，看起来十分凶猛”。

但是，弗雷泽指出布狄卡乘坐的战车“实际上并没有大刀（或镰刀）固定在车轮上”，并继续说道，“尽管布狄卡女王充满着神秘色彩，这一点却是少数几个毫无疑问的事实”。韦伯斯特认为对布狄卡女王的战车的这一番描述只不过是“浪漫小说中写得十分精彩的一部分”。《凯尔特世界》（The Celtic World）一书的作者米兰达·格林（Miranda Green）指出，“卷镰战车的存在没能消除大众对凯尔特人的误解，反而使得传说代代相传，神秘色彩有增无减”。韦伯斯特认为“人们喜欢这种恐怖色彩，毫无疑问，这种神秘会继续深植大众脑海之中，每每说到英国人和布狄卡，就会出现这一形象”。

桑尼克罗夫特有可能在古代亚洲的卷镰战车上获得了雕刻这一青铜像的灵感。4世纪作家维盖提乌斯（Vegetius）在其作品《兵法简述》（Epitome of Military Science）一书中指出，在1世纪，“叙利亚的安条克国王（King Antiochus of Syria）和本都国的米特里达特国王（Mithridates，King of Pontus）都会在作战时使用卷镰战车”。维盖提乌斯也吐露说，“卷镰战车刚出现时，大家都十分警觉，但是很快这种车就成了笑柄”，因为“在战场上使用这种战车时，罗马人会突然朝战场上投掷蒺藜（一种四角尖尖的武器）”。飞奔之中的战车一遇到蒺藜就被毁掉了，其效果就好比如今警察在恶棍的四轮驱动汽车前抛出的“钉刺”一样。

公元前3世纪的波斯人在对抗亚历山大大帝时也使用了卷镰战车，但是并没有取得更好的效果。瓦尔德马·赫克尔（Waldemar Heckel）在《亚历山大大帝之战》（The Wars of Alexander the Great）一书中说，亚历山大大帝的“标枪手”在遇到卷镰战车时，是不会让自己的双腿被卷镰砍断的，他们会“分开队列，朝驾驶战车的人投掷标枪”。

至于英国古时战车到底长什么样，韦伯斯特说，恺撒就喜欢讲奔驰中的“英国战车”的故事来娱乐自己的部下，而通过这些故事，我们可以了解英国战车真正的用法，“战车驾驶者驾驶战车进行训练……因此他们可以在完全控制马匹的情况下，熟练地驾马冲下最陡的陡坡”。这些技艺娴熟的战车驾驶者可以“快速勒马掉头，沿着辕杆奔跑，还可以站在马轭之上，然后驾马飞奔回战车旁”。看起来，1世纪的英国战车驾驶者更多的是依靠自己的灵活性，而不是花里胡哨的装备。这些装备也许看起来十分威风，但到头来却是毫无用处。

埃及艳后：帝国女王的魅力

埃及艳后克丽奥佩特拉（Cleopatra）是公元前1世纪的埃及皇后，是马其顿人的后裔。她因先后用姿色蛊惑恺撒大帝和马克·安东尼（恺撒的将军）而出名。最后她与安东尼成婚。从铸有她头像的硬币上来看，她的鼻子较长，而且下巴前凸，与我们印象中的绝色美人相差甚远。人们一般也会用这个例子来解释审美是会变化的。有人认为长鼻子、凸下巴有可能在埃及艳后的时代十分流行，但是现在却不流行了。尽管公元1世纪的罗马帝国时期希腊传记学家普鲁塔克（Plutarch）从未见过埃及艳后，他仍然在其著作《希腊罗马名人传》（The Lives of the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s）一书中详细描述了埃及艳后的外貌，这也是我们有的唯一一个关于她外貌的详细描述。在认真读了他的描述之后，我们有了关于埃及艳后外貌的真实答案：普鲁塔克认为“克丽奥佩特拉并没有沉鱼落雁的容貌，更谈不上倾国倾城的体态，但是她有一种无可抗拒的魅力，与她相处如沐春风”[1]。

让很多当代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埃及艳后之美实为智慧之美。普鲁塔克指出，人们之所以觉得埃及艳后姿色美艳，不是因为她的外貌，而是因为她“说话机敏精妙”。他补充道，克丽奥佩特拉见到安东尼时，“女性之美到达光辉灿烂的阶段，智慧完全成熟更能善体人意”[2]，这样说来，普鲁塔克应该是认为心智越成熟的女性，其姿色越美。普鲁塔克写道，克丽奥佩特拉“俏丽的仪容配上动人的谈吐，言语和行为之间流露出一种特有的气质，的确能够颠倒众生。单单听她那甜美的声音，就令人感到心情愉悦。她的口齿宛如最精巧的弦乐器，可以随时转化不同的语言”[3]。的确是很高的赞美。

但不是每个人都会拜倒在克丽奥佩特拉的石榴裙下。科尼尔斯·米德尔顿（Conyers Middleton）在其作品《马库斯·图留斯·西塞罗传》（The History of the Life of Marcus Tullius Cicero）一书中写道，西塞罗（居住在埃及艳后对面）说克丽奥佩特拉曾派人赠送给他几本颇合他心意且“有文学品味”的书籍，但是却无法原谅她在花园里闲逛时对他“不理不睬”。西塞罗宣称，每每想到此事，就“十分愤怒”，决定“自此再也不和这类人有任何瓜葛”，因为这群人显然认为他“是无感觉之人”。

不过看起来西塞罗才是笑到最后的人，因为从最新出土、铸有埃及艳后头像的硬币来看，有些人说她并不是什么绝色美女，反而更像已去世的伟大的喜剧演员莱斯·道森（Les Dawson）。

长有六指（和三个乳房）的皇后安妮·博林

16世纪时，人们认为长有多余乳头、乳房或手指的女性是女巫，那么亨利八世大概会首先承认，封一个女巫为英格兰皇后会给社稷带来极大的不幸吧。但是，亨利八世和安妮·博林仍于1533年成婚了。

瑞莎·M.魏尼凯（Retha M.Warnicke）在其著作《安妮·博林沉浮史》（The Rise and Fall of Anne Boleyn）一书中说道，任何认为安妮·博林身体畸形的说法都是“大错特错”的。她认为16世纪天主教活动家尼古拉斯·桑德（Nicholas Sander）是这一说法的始作俑者。桑德在其1585年的作品《英国教会分裂的起源与发展》（The Origin and Progress of the English Schism）一书中写到安妮“右手长有六指”。他同时吹嘘说，“安妮下巴下长着一个巨型粉瘤，所以为了掩盖这个瘤子，安妮会穿衣领高过自己喉咙的裙子”。他宣称安妮的母亲是亨利八世的情妇，亨利迎娶了自己的女儿。魏尼凯说，与桑德同时代的历史学家就曾公开反对过桑德的说法，其中包括爱德华·赫伯特（Edward Herbert）和索尔兹伯里主教（Bishop of Salisbury）吉尔伯特·伯内特（Gilbert Burnet）。

根据埃里克·艾夫斯（Eric Ives）所写的《安妮·博林的生与死》（The Life and Death of Anne Boleyn）一书，我们发现了这样的描述：1533年，安妮参加封后大典，一个旁观者颇有敌意地说，“安妮·博林身着紫色天鹅绒外套，为了掩盖颈部的凸起，衣服领口饰有高高的飞边，她估计得了甲状腺肿大”。艾夫斯则认为这极有可能是“恶意的歪曲”。

如果安妮的身体真的有什么异样，那也最多只是她的小拇指指尖有点儿轻微畸形，身上长了一两颗痣而已。传记作家乔治·怀亚特（George Wyatt）在其成书于16世纪末期的著作《安妮·博林皇后生活中的二三事》（Some Particulars of the Life of Queen Anne Boleigne）中写道，“人们发现在她的一个手指指甲旁确实有长出另一个指甲的迹象”。

他还说，“每一个见过她的人都说这个新的指甲十分小，就好像是造物主在造物时留给她右手的恩典”，而且安妮·博林“经常把它给藏起来”。至于安妮·博林身上的痣，怀亚特说“同样，也有人说安妮·博林身上长有痣，但是同安妮的明眸善睐相比，这些痣算不上什么”。

至于三个乳房的说法，艾夫斯说与安妮同时代的威尼斯使节弗朗西斯科·桑努托（Francesco Sanuto）曾记录安妮有“一个没有怎么发育的乳房”。要是安妮有第三只乳房的话，桑努托在刻苦研究安妮的身体构造时肯定不会避而不谈。亨利八世与安妮新婚不久后，就写信给安妮表达自己的思念之情：“愿我自己能躺在爱人的怀里（特别是在晚上），相信我马上就可以亲吻你美丽的宝贝们……”要是安妮真的有三个美丽的宝贝，亨利八世一定会注意到吧？

因此，事情有可能是这样的：据一些评注者所说，安妮的脖子或胸脯上长有一颗比较小的痣。这颗痣先是长成了一个巨型的粉瘤，随后又变成了甲状腺肿。之后，像变戏法一般——多亏了有珀西先生（Monsieur Percy）所编的《医学词典》（Dictionaire des Science Medical）——甲状腺肿变成了第三个乳房。要是你能成功，那真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了。

维多利亚女王芳名维多利亚

历史上，这位伟大女王的名字频频出现，因此我们耳熟能详，认为维多利亚就是女王的芳名。但是，事实几乎恰恰相反，这要从女王的伯父摄政王的一次心血来潮说起。汉克斯（Hanks）、哈德卡斯尔（Hardcastle）和霍奇斯（Hodges）在《命名字典》（A Dictionary of First Names）中证实维多利亚女王的芳名其实是“亚历山德里娜（Alexandrina）”。

伊丽莎白·朗福德（Elizabeth Longford）在其传记作品《维多利亚女王》（Victoria，R.I.）一书中写道，维多利亚出生后，成为王位第五顺位继承人，并将在受洗仪式上得名“乔治娜·夏洛特·奥古斯塔·亚历山德里娜·维多利亚（Georgiana Charlotte Augusta Alexandrina Victoria）”。朗福德在阅读过维多利亚的母亲肯特公爵夫人的一封信件后，描述了维多利亚女王受洗时的情景。

摄政王乔治王子（Prince George）是女王的第一位教父，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Alexander I）是女王的第二位教父，由约克公爵（Duke of York）代为出席受洗仪式。

但是，乔治王子痛恨亚历山大一世，在受洗仪式的前一夜，乔治王子给女王的父母发去一封言简意赅的电报，上面写道“将不会使用乔治娜这个名字”[4]，因为“他的名字不能放在俄国沙皇的名字之前”。他补充说，“他不允许这两个名字一同出现”。至于其他的名字，他会和孩子的父母讨论一下。

朗福德写道，受洗仪式那一日，“坎特伯雷大主教怀抱女婴，站着等待摄政王宣布女婴的名字”。一阵沉默。终于，摄政王生硬地说道，“亚历山德里娜”。肯特公爵提示摄政王再给出一个名字，并建议使用“夏洛特”这个名字。约翰·范·德·基斯特（John Van der Kiste）在其著作《皇宫中的童年：1819—1914年》（Childhood at Court 1819 to 1914）一书中写道，夏洛特是摄政王“早夭的独女的名字”。范·德·基斯特推测，摄政王看到肯特公爵的女儿健康强壮，心里有可能会感到一丝“痛苦和怨恨”。因此，夏洛特这个名字被否决了。

肯特公爵提示摄政王给出“奥古斯塔”这个名字，但是根据朗福德的描述，因为这个名字“暗含君威之意”，这个名字也被否决了。最终，摄政王大声说道：“就用她母亲的名字吧。”不过，根据范·德·基斯特的描述，摄政王补充说维多利亚这个名字“不能放在亚历山德里娜”之前，令人十分恼火。这样一来，本是意气风发、欢欣雀跃的肯特公爵及其夫人最后只有“亚历山德里娜·维多利亚”这一个选择了。范·德·基斯特补充说，此时，女婴的母亲“啜泣起来”。

朗福德证实，这位小公主在10岁之前，人们都用外国名字亚历山德里娜的昵称“德里娜”来叫她。11岁的时候，肯特公爵及其夫人再一次试着将她的名字改为夏洛特或者伊丽莎白，因为“公主现在的两个外国名字不符本国民族感情”。但是，一些人也接受了亚历山德里娜这个名字。《简明世界地名词典》（Concise Dictionary of World Place-Names）显示，南澳大利亚的一个湖泊的名字就以小公主的“亚历山德里娜”这个名字命名的。

维多利亚本人对此也有自己的看法。传记作家克利斯托夫·赫伯特（Christopher Hibbert）在《维多利亚女王》（Queen Victoria）一书中说，尽管官方对外称维多利亚为“大英唯一合法且正统的君主亚历山德里娜·维多利亚女王”，但是她“从未想过自己被称呼为亚历山德里娜女王”。的确，赫伯特说维多利亚女王“在需要自己签署的所有文件上都略去了亚历山德里娜这个名字”。E.卢埃林·伍德沃（E.Llewellyn Woodward）在其作品《改革年代：1815—1870年》（The Age of Reform 1815-70）一书中也证实，尽管对外公布的文件均将女王称呼为“亚历山德里娜·维多利亚”，但是女王第一次前往枢密院议事时，“签到时仍只用维多利亚这个名字”。

朗福德透露说，彼时，墨尔本勋爵（Lord Melbourne）告诉维多利亚女王，她随沙皇的名字会公开惹恼摄政王，因为摄政王“极为讨厌他。愿上帝诅咒他！”于是，亚历山德里娜时代成了维多利亚时代。

注释：

[1]这句话出自《希腊罗马名人传》，普鲁塔克著，席代岳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第1658页。

[2]这句话出自《希腊罗马名人传》，普鲁塔克著，席代岳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第1657页。

[3]同上，第1658页。

[4]乔治娜（Georgiana）是乔治（George）的变体，亚历山德里娜（Alexandrina）是亚历山大（Alexander）的变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