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建设
社会资本：影响贵州民族地区农村治理的重要变量
——关于贵州省荔波县水族村寨治理实践的思考
王红梅 韦芝珊
【摘要】民族地区农村治理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独具特色的“草根民主”，在民族地区的基层民主建设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以贵州水族村寨的治理实践为切入点，探讨在贵州民族地区治理过程中，社会资本作为影响农村治理的重要变量，必须将传统习俗与现代治理理念相结合，合理利用社会资本，才能发挥其对贵州民族地区农村治理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农村治理 贵州民族地区 社会资本
农村治理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在组织中，通过多元的治理主体进行利益的相互协调，并采取有效的合作行动实现整体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其中包括正式的与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十八大报告指出：“加强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建设，增强城乡社区服务功能，充分发挥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中也明确提出：“创新社会治理，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在新常态下，做好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工作，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必须加强与领导干部的血肉联系，以服务群众为根本出发点和归宿点，增加村民对基本政府的信任度，通过多元治理主体相互合作的方式，增强整个群体的互惠、互利，进而实现利益的最大化。
“社会资本是以规范、信任和网络化为核心，由各种社会机构、社会成员互动作用产生和发展的具有生产性特征的一种社会网络，具体表现为处于一个共同体之内的个人或组织，通过与内部、外部的对象长期联系、合作互利而逐渐形成的一系列认同关系，以及在这些关系背后沉淀下来的历史传统、价值观念、信仰和行为范式等”。在研究贵州民族地区的农村治理时应当考虑引入新的变量，而社会资本正是以合作、互惠、关系网络、规范、社会信任为核心构成要素，“这就使得我们发现民族地区的农村治理本质与社会资本的构成要素之间具有天然的契合性，农村治理的发展暗含着一个基本的前提，那就是需要丰富的社会资本作为基础”，来实现多方治理主体之间的相互合作。基于此，本文试图以贵州省荔波县典型水族村寨的治理中引入社会资本为切入点，就贵州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创新做一些思考。
一、贵州民族地区农村治理的特殊性
我国改革开放进入攻坚期和深水期，也是问题的多发期，如何进行多方的利益的协调，实现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已成为了一个重大问题，社会治理作为协调各方矛盾发挥着巨大作用。贵州作为我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多民族”是贵州的标签，也是贵州的一大有利因素，但也给贵州民族地区农村治理增添了许多的可变性、复杂性因素，贵州民族地区农村治理中具有多方面的特殊性。
（一）贫穷落后，与全国的经济差距较大
贵州省地处云贵高原，是全国唯一没有平原支撑的省份，素有“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之说。由于自然环境恶劣，交通发展较缓慢，土地较为贫瘠，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用水极为困难，特别是边远村组靠天然降水，农田灌溉主要依靠望天水解决，农产品的产量较低。一方面，多数民族几经波折迁移于此（如苗族、水族、瑶族等），初到该地受到汉族等强大的民族的压迫与排挤。在自然条件和历史过程双重因素的作用下，导致白裤瑶先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还是以狩猎和采集为生，甚至大部分人住山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当地政府开始实行生态移民政策，并把居住在洞穴的瑶族先民接下山，并引导瑶族群众修建房屋，学习种粮食。至今，贵州民族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区仍然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中的“短板”，“全省小康建设落后全国8年，落后西部4年”，是全国贫困问题较为突出的省份之一。
（二）宗族势力渗透较为明显
“中国是建立在血缘和亲族关系基础上的低信任度国家，是一种特殊性的信任，对家族以外的人信任度极低”，中国政治大多具有通过这种特性而内化于表的“关系”网络特征，每个人都有一张以自己为中心并按照自己的“关系”精心编织的网（政治网络），各个网络交织构成了纷繁复杂的大网，即一种“熟人政治”。贵州民族地区的村落出现连同同姓，排斥异性的现象。在村委会换届选举过程中，庞大姓氏具有明显优势，村干部几乎无“外姓”，通过多方求证也发现多数村民认为：“选自己家族的，以后好办事”。在村里也流行一种说法，“里面有人好办事，无人办事难”。这里说的“有人”就是“熟人”这种关系网，“无人”即“生人社会”，这已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
（三）服务意识弱，干群关系出现“断层”
“民族地区要重视基层党组织建设，加强干部作风建设”。基层是执行党方针政策的最底部，是国家政权的地基，加强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处理好群众与基层干部关系，显得十分重要。在过去，瑶山乡政府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服务不到位，脱离群众的问题。一方面，基层干部漠视群众、高高在上，甚至以损害群众利益来换取自己更大的利益。特别是部分干部虽身处群众第一线，但作风不正，趾高气扬，“官”气十足，使得群众对基层干部缺乏互信，甚至产生仇视心理，导致群众与干部越走越远。另一方面，由于贵州民族地区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加上言语上的障碍，导致一些瑶族群众性格较为封闭，不愿意与人交流、沟通，基层干部在做群众工作时出现“一头热”现象，使部分干部对群众失去信心。
（四）多元治理主体的利益冲突
乡政府、村民委员会、村党支部、广大村民是水丰村治理的主要主体，三者相互之间都存在矛盾，较为突出的矛盾表现在村委会陷入了尴尬处境里。村委会由村民民主选举产生，受村民监督，对村民负责，是村民利益代表。村干部必须通过为村民谋利益、谋福利来获取广大村民的信任和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有关规定，乡镇政府与村委会不是隶属关系。但在实际操作中，贵州民族地区的村委会与乡政府还是传统的政府上下级的关系。村委会受乡政府的领导，成为乡政府的“代理”。因此，村委会扮演着村民的“代表”和乡政府的“代理”双重角色，无论是“代表”还是“代理”其目的和利益应该是一致的。但在现实中，许多因素（收取基础建设费、征收劳动力等）致使村民的意愿与乡政府的意志相左，这就导致了一些隐性的矛盾和问题。
（五）基层干部办事效率较低
贵州民族地区基层工作人员与我国多数乡镇的工作人员一样，一旦被政府机关录用，加上晋升机会较为单一，考核机制形式化，便会对工作产生消极懈怠的情绪，养成了散懒的工作作风，缺乏工作热情，把工作当成了“铁饭碗”，出现互相推诿责任，敷衍了事的现象。甚至对自己的工作业务不熟悉，工作效率低下，得过且过。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部分工作人员滋生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不良作风等问题，奢侈腐败现象频发，种种问题的不断凸显，造成与党和政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工作宗旨格格不入的局面。在新常态下，党和政府加大反腐倡廉的力度，拓展群众路线的学习范围，加之“八项规定”的颁布，转变工作作风，提高政府工作人员的办事效率势在必行。
综上所述，贵州民族地区农村治理是一项任务艰巨、较为复杂、可变性因素较大的工程，这为社会资本的介入提供了有利条件，它有利于破解投资成本过大、干群关系“断层”、多方利益冲突、提高办事效率低等困境。
二、水丰村治理：引入社会资本的可行性分析
本研究以2015年8月入村调研的资料为基础展开分析。水丰村是贵州省的一个典型民族村寨，位于荔波县西南部，距荔波县9千米，全村共1所小学，总耕地面积3517.4亩。该村下辖10个自然组。全村共有382户，吴、韦、蒙、胡、陆、莫、姚、易、欧、刘等10个姓氏（其中，吴姓氏249户；韦姓氏40户；胡姓氏36户；刘姓氏13户；蒙姓氏11户；陆姓氏10户；莫姓氏8户；姚姓氏7户；易姓氏5户；欧姓氏3户）（如下图所示）。该村共有1507人，少数民族人口1423人，水族为主体民族，大专以上文化程度75人，外出打工人数516人。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于种植、养殖业及外出打工，2015年人均年收入为5800元，2013年全部实现村村通公路。
由下图可看出，该村“吴”姓氏，占了较大的比例，通过调查和多方求证，该村存在了在浓厚的宗族势力捆绑的利益团体，这给当地的社会治理带来了较大挑战。
图1 水丰村姓氏比例图
（一）民族心理
何谓民族心理？民族心理是一个民族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形成和积累起来的对一切物质关系、人们生存的社会条件的反应。民族心理具有保守性、稳定性、唯一性等特性，包括了民族气质、民族性格、需要、兴趣等内容。民族心理的形成，与该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生活方式、社会关系等息息相关，它是一种无形的、内在的、深层的无意识结构。此外，民族心理可以体现一个民族的处事原则、对事态度、活动方式等。水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学界普遍认为水族源于古代越人，根据水族口头文学，由于战争原因，往今贵州、广西等地迁移并定居于此。主要分布在贵州省黔南、黔东南地区的三都、荔波、榕江、从江、麻江等地，经过社会发展的长期沉淀、积累水族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心理，具体表现在民族气质、性格、情感、兴趣、需要上。多种因素共同的作用形成了水族人民安静与活泼同在的民族气质，水族人民活泼、富有生气同时也安静、勤于思考，质朴、随和、勤劳、勇敢、大方、内敛、保守、节制、谨慎的性格是水族人民的标签，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些独特的“标签”，是水族村寨社会治理宝贵的社会资本，在农村治理中要求村民团结，协调多方治理主体，形成合力实现合作，与民族的心理特性有着天然的契合性。
（二）寨老权威
水族村寨的寨老（也称“头人”）是自然形成的，是一村寨之长。一般是辈分较高，年纪大的；或能说会道，办事公平，为人正直，热心村里公益事业，并在村民中有一定威信的中年人充当，不能世袭。寨老拥有的权威和信任都是长期在村寨实际工作中积累、沉淀的结果，这种寨老取得信任、权威后，如果办事没有较大差错，人们就会一直保持这种信任和权威。水族中没有世袭寨老，也很少有终身的寨老。寨老没有特定的报酬、和特殊的权力，平时也要参加劳动生产，仍然依靠自己耕种土地生活，他们的经济生活条件也没有超出本寨同等家庭的标准。寨中的各种公益事物由寨老主持，此外，负责调解纠纷，组织生产活动，召集村民议事，执行惩罚等。寨老为村寨办事，只不过是一种公益性的行为，有时因为事务处理得当，当事人会送小礼物以作答谢。相当长一段时间当地流传着“一个村寨管理的好坏，全靠寨老头人的能耐”的说法。寨老在实际生活中取得村民信任、获得了权威，寨老的工作是一种成就感的体现，希望的是村寨人们的信任和认可。虽然水丰村“寨老管理”不复存在，但是，“寨老管理”遗留下来的尊重老人或“头人”权威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水族村寨农村治理的重要社会资本。
（三）村规民约
“村规民约”，顾名思义是村庄赋予其成员资格享有者的一种约定规则及权利界定。在水丰村的村规民约通过开会讨论，由村民委员会制定，经过签署生效。村规民约也是水族农村治理的重要社会资本，村规民约的规定的许多方面都有利于农村治理。水丰村的村规民约里规定了以下几个方面有利于社会治理。①发展经济。“鼓励村民发展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和其他经济”等。②法律宣传。“宣传宪法和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维护村民合法权益”等。③社会治安。如规定“邻里之间和睦相处，相互尊重；设治安保卫、人民调解委员”等。④生态保护。如“植树造林、保护植被、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等。⑤文化教育。如“普及科技卫生知识，重视教育”。⑥精神文明。“尊师重教，尊老爱幼，文明礼貌，不得偷盗”等。上述六个部分的规定，潜移默化的存在于村民的脑海之中，并形成道德规范和为人处事准则，这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农村治理的困境。
三、社会资本对贵州民族地区农村治理的促进作用
（一）提高村民的参与意识，增强治理活力
在民族地区的多数农村中由于受到经济发展、生活条件的制约，村民与生俱来带有盲从性、私立性使得村民的“自我管理”意识较为薄弱，社会参与率较低。由于我国经历了几千年漫长的封建社会，在这期间，封建等级等观念与民族宗教已经深深地植根在少数民族农村社会之中。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使我国的政治体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是民族地区的农民民主意识匮乏现象还较为普遍。受教育程度也是对村民的参与意识有巨大的影响。俗话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书使人聪慧，使人眼界开阔。据调查，水丰村大专学历以上的人口只占到了总人口的5.013%。可见，受教育程度较低与村民的眼光狭隘在某种程度上呈正相关。社会资本中的互惠机制、信任规范的产生，增加了集体共同行动的能力，提高了整个集体的士气和活力。处于整个村寨的组织当中，认同所处社会关系网络，通过合作互惠的形式形成某种利益的链条，在利益链条上尽可能实现收益的最大化，从而是最后的成果涉及每个参与者，这样有了较好自治、求发展意识的社会资本环境，会自然而然地带动当地村民参与村内事务程度意识的增加。
（二）增加信任，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
何谓信任？纽顿认为“信任就是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其他人不会故意损害你，而在最好的情况下，其他人将站在你的利益的角度采取行动”。福山认为信任是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内容，更是前提和基础。可见，随着时间的推移具有积累倾向，带有一定生产性的社会信任，对提高农村治理的工作效率具有重大作用。此外，卢曼从一种新功能主义的理论角度来界定信任，认为信任是用来减少社会交往复杂性的机制。社会信任之所能减少复杂性的过程，为管理决策获得了更多资源，是因为它能预测到将来有可能或即将要发生的一些情况，避免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从而使即将处理的事物简单化。社会信任具有简化处理事物的周期性功能，因而它可以防范或降低风险意识，缩小治理成本，提高工作效率。此外，社会信任的依赖、可靠性和预见性，可以形成巨大的集体凝聚力或合力，从而提高工作人员的工作士气，并工作人员获得一种满足感或成就感，进而保障整个集体目标的有效实现。在农村治理中缺乏社会信任，就必须花费大量资源建设检查、防范机制，以防止整体利益受到侵害。最后，“信任是社会关系的黏合剂，它能够使原本处于原子化状态的个人建立起合作互利的关系，从而提高社会行动的效率”。
（三）发展农村的合作互惠，促进农村经济提升
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曾说过，民主水平与经济水平存在着一定的相关性，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民主水平也较发达。同时，发达的经济可以降低农村治理的物质成本和人力成本。当前，制约贵州民族地区农村治理的重要因素是经济落后，因此，必须大力发展贵州民族地区的经济，为农村治理提供重要物质基础。在民族地区的农村，存在着一种建立在共同价值观念基础上的社会纽带，产生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这种关系从正式和非正式的组织中获得，具体表现为一个人对本村庄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认同感和归属感有利于促进村民进行合作。如：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多数村民被迫背井离乡挤进“打工潮”的队伍，但村民从内心深处是不情愿离开家乡，这是被形式所迫，但凡有一丁点机会，他们更愿意留在家乡。因此，在农村治理过程中，应该考虑创造这“一丁点”机会，生活在村庄里的村民更愿意通过合作达到互惠。“比起一次性交换，互惠机制强调‘交换’行为的多次、重复和预期性”。这样一种互惠关系经过长期的重复博弈，最终会通过惯例、习俗、礼仪传统等非理性形式固化为文化的形态而延续下来，潜移默化为人们的内心习惯和日常行为之中，从而形成一种高度生产性的社会资本，提高整个村族的团结互助水平，从而促进了民族地区农村中的乡风文明。由此观之，社会资本对于贵州民族地区农村治理创新有较大作用。
总之，贵州民族地区农村治理具有的特殊性，在研究贵州民族地区的农村治理中应当考虑社会资本这个变量，它与农村治理的本质有着天然的契合性，社会资本中的信任、关系网络、规范、互惠的核心要素社会资本具有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社会资本提高了投资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收益”。因此，在贵州省贵族地区这个特定的区域、特定的民族中也具有特定的社会资本，引入社会资本理论研究该区域的社会治理具有较大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它有利于提高贵州民族地区农村治理投资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增强基层政府的办事效率，实现该区域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增多当地的和谐因素，适度丰富民族地区的社会资本可以为民族地区农村治理创新提供了一条新途径、新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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