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朝贡体制，是用来描述中国传统的应对外部世界的制度及在这一制度下形成的朝贡关系体系的概念。美国学者费正清在《论清代的朝贡制度》《中国：传统与变革》《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等论著中，都对中国朝贡制度进行了研究与论述。费正清建立了“冲击—反应”模式，将该模式作为研究近代中国的基本框架。他认为中国处理与周边民族的关系时，通过朝贡制度成功实现了对“化外的蛮夷之邦”的控制，使中国产生了一种“优越感”，进而形成了“中国中心主义”。经济理性和伴随经济理性的发展建立起来的法律体系，是近代社会的两个基本特征，这两方面在中国不会自发产生。中国文化传统是抗拒变革的，以儒家学说为基础构筑的政治体制，非但不能完成社会形态的自我更新，相反还会产生强大的抗拒变革的力量。只有“西方的冲击”才能打碎中国固有的社会秩序，从而推动中国进入近代社会。费正清对朝贡体制所作的结论性判断，即认为朝贡体制是阻碍中国进入近代社会的巨大力量这一观点，对中外学者的思想意识有着深远影响，以至于中外学界会认为，朝贡体制是中国传统的外交制度，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中国遭遇惨败，朝鲜为日本占领，标志了朝贡体制的终结。这样的结论对于身浸中国传统之染的中国学者而言，需要冷静思考和仔细斟辨。

本书对朝贡体制的研究，侧重于对朝贡体制本身的运作机理作分析和论述，尝试提出一个描述中外关系的具有统一性和连续性的叙述框架。这一框架不仅叙述中国古代中外关系，也叙述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体现中国古代和近现代历史之间的连续性。本书认为朝贡体制本身有两种实践走向，道光皇帝的话可以作为这一思想最充分的注解：“于怀柔外夷之中，仍不失天朝体制，方为至善。”道光朝是朝贡体制受到外来冲击非常激烈的时候，此时国家最高统治者的思想，无疑触及了朝贡体制的边界，呈现了朝贡体制最坚不可摧的本质。道光皇帝的话指出了朝贡制度的两种实践走向：第一，“怀柔外夷”原则得以充分彰显的实践。这样的实践意味着“自我”这个边界不受威胁，“自我”被充分地认可和尊重。在这个前提下，“怀柔”以各种方式具体体现，比如表现为对他者的包容、给予及帮助等。所谓“怀柔”，强调的是德性魅力，即以自己的德性力量追求他者对自己的慕化从而赢得世界，实现自己对天下秩序的理解。这个时候，自己作为天下秩序的制定者存在。这是中国文化理解的强者为强和上者为上之含义。第二，“不失天朝体制”的实践，即“保持自主性”的实践。“保持自主性”这样的实践，意味着朝贡体制的边界受到威胁，这时候需要处理的问题是如何怀柔以保证不丧失自我。面临被挑战，遭遇毁灭的考验，对曾经的大国、曾经的强者、曾经的秩序制定者而言，这样的实践要求是内在的，是大国情结之所致。且第一种实践经历的时间越久，取得的成果越丰厚，积淀的强者心态或大国情结就越浓郁，一旦遭遇挑战，导致第二种实践的动力就越强劲，实践时间也将会持续得越长久。

“不失天朝体制”包含两个实践层次：第一，维持原有制度和秩序不变；第二，超越自我，超越挑战者，追求自己作为秩序制定者的地位和角色不变。前者意味着挑战者的力量最终不如自己而被自己彻底消解掉了。后者则意味着遭遇了强劲的挑战者，要想保持自己为强和为上的地位不变，只有重新锻造自我。这里需要强调的是重新塑造自我性，而不是成为他者，成为对手。重新塑造自我意味着既超越了原来的自我又超越了对手，最终还是要极具智慧地消解对手提出的问题和对手的力量，而不是拒斥。这是一项艰巨的事业，属于强者经营的事业，它极具历史魅力。

本书认为，16世纪欧洲人东来之前，中国朝贡体制一直实践着“怀柔外夷”的第一种实践，在东亚地区逐渐形成的“华夷秩序”证明其实现了自己的追求。明清之际，欧洲人东来，拉开了朝贡体制第二种实践的序幕。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近现代历程，则是第二种实践真正实践着的过程，并且朝贡体制的“保持自主性”这一历史张力一直持续到了今天，而且还会继续持续下去。中国近现代化历程中交织着“西化论”和“中化论”两种力量的斗争，“西化论”思潮反映了对“自我性边界”进行挑战的力量，而“中化论”思潮正是传统体制内在的第二种实践“保持自主性”这一张力的体现。曾经的大国和强者在历史的积淀下具有的大国情结和大国风范，在遭遇挑战时，不会突然哑然无声，或者被消解得无影无踪，其也不会束手就范，摇身一变，以全新的他者（挑战者）的面貌出现。当强者遭遇强劲的挑战，自我性受到威胁时，下一步历史叙述的首先是强者如何保持自我，如何消解对手的历史，而不是强者如何成为他者的历史，这是强者的行为逻辑规定了的。因此，“保持自主性”的确切含义是指，遭遇威胁时，超越自己，也超越他者，重新锻造自我，保持自己为强的精神气质不变，而不是拒绝改变。这样的实践是艰辛的，但这也正是强者为强的内容和魅力所在。中国的近现代化历史使命其实是承担了这样的实践主题与内容的。今天的中国人，熟知中国的近现代化历程，对其中的艰辛困苦可谓感喟在心，然而又怎能轻易抛弃得了这样内在的使命呢？

朝贡体制是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制度。从16世纪开始，欧洲近代文明向世界包括中国提出了全新的问题，力图将中国纳入它制定的世界秩序。在这样的背景下，对待传统的态度是一个重要的命题。我们正视西方文明的价值和意义，但我们也无法断然抹杀自己的传统，将其视作阻碍进步的力量而选择放弃自主性。本书的研究意在开掘对传统制度中积极因素的认识，那就是强者精神。强者遭遇挑战时，可以隐忍，需要超越，但不是放弃自我，也不是拒绝学习和改变，而是锻造全新的自我。这应该成为艰辛的现代化之路上中国人拥有的清晰理念和精神气质。

石元蒙

2014年11月于京师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