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中国地缘政治理论辨析

一、对传统地缘政治本体论的反思

传统的地缘政治本体论强调“一种从地理中心论的观点对国际局势背景进行的研究及整体认识”。此学说反映了地理与政治孰重孰轻的问题，其狭隘性在于以海洋、天空、海峡、能源等地理因素为地缘政治学的基本特征。已有学者予以校正：地缘政治的研究对象在于地理环境与人类政治行为之间的互动关系，而非单纯的地理现象。在历史发展中，存在于一定地理空间中的自然景观与文化、民族性等精神景观早已结合成为一个整体，因此地缘政治的研究对象既是物质性的，也是表述性的，或者主要是表述性的。批判学者强调，地缘政治研究不应再简单地局限于物质领土、空间地域状况和世界政治地图的狭隘范围，相反更应集中关注人的主观因素（如文化差异、政治认同、民族性等）在地缘政治思想塑造和实践中的突出作用。在这样一种批判主义视阈下，地缘政治的本体论由物质因素扩展到精神领域，政治、信仰和民族文化的迥异日趋影响其理论发展和变迁。诚如某些学者剖析的那样：“地缘政治上的远近决不能仅仅理解成客观距离上的远近，而是与地理因素的价值、国家投射影响力的能力有关，更与国家发展战略的取向有关。当一个具有战略价值的地理要素能被行动者所控制时，它就是切近的，即使在客观距离上很远。”

二、对传统地缘政治认识论的评判

地缘政治认识论探讨地缘政治的本质、结构，认识与客观实在的关系，认识的前提和基础，认识发生、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等问题。有学者认为传统地缘政治认识论同样不堪一击：作为本体论的必然延伸，传统地缘政治认识论认定，基于地缘政治的“自然科学”（即地理研究）基础，学者通过超然中立的客观观察与描述，可以作出“科学”的理论诠释。安格纽就尖锐地指出：“（在地缘政治研究中）并没有纯洁的、无意向的、非时间性、非地点性的研究者存在，没有纯粹的理性，也没有绝对的知识或绝对的信息，人的所有认知都是人基于其预设的观念对世界的一种反映。”既然国家利益是地缘政治的起点和终点，那么中国现代地缘政治认识论就应聚焦地缘政治的国家利益本质、结构，认识与地缘政治的关系，认识的前提和基础，认识发生、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等问题。

首先，中国国家利益是决定地缘政治走向的基本动因，影响中国对外交往的核心因素，其重要性、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毋庸讳言。包括中国的国际经济利益、中国的安全利益、中国的政治利益和中国的文化利益。中国的国际经济利益涵盖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国际技术转让领域的重大利益。中国的安全利益既有战略安全，如避免军事冲突、建立集体安全保障机制、维护周边地区稳定、保持核力量与防止核扩散、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等；又有维护国家统一的安全。至于经济安全方面，分为反垄断、反倾销和反补贴、打击国际经济犯罪和保护知识产权中的重大利益。中国的政治利益维护主权完整、维护中国的人权利益和建立合理的世界秩序。

其次，再造新地缘政治的结构。有学者指出：“传统地缘政治坚信的海陆两极对峙及毗邻国家为敌的理论结构不符合全球化的时代特征，所以新的地缘政治体系结构应该是海陆联合的全球结构与合作性区域结构。而这样的结构需要新的更积极的功能定位，这种新结构所赋予的功能既不能是霍布斯主义的冲突与竞争，也不能是世界主义的超国家合作，而是力求实现以主权国家为主体的格劳秀斯主义的国际合作。”也就是说，新的地缘政治说宣扬的是和平与合作。

再次，人类对地缘政治的认识是动态的、循序递进的。被誉为“地缘政治学之父”的弗里德里希·拉采尔（Friedfich Ratzel）是德国慕尼黑工业学校教授和莱比锡大学地理学教授，他于1897年出版的《政治地理学》一书奠定了地缘政治学的基石，受社会达尔文主义和英国学者斯宾塞关于人类社会与生物有机体间在三个方面具有相似性主张的启迪，拉采尔提出的最有影响力的观点是关于国家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有机体的论述。他的第二个重要观点是关于不同的社会政治集团所占据的“空间”的理论。在拉采尔的影响下，1916年，瑞典政治科学家鲁道夫·哲伦出版了专著《国家是有机体》。他采用拉采尔的类比方法，把国家看成个有机体。哲伦不仅给地缘政治学命名，而且还极力鼓吹后来被纳粹采纳的生存空间理论。1918—1945年是地缘政治学的辉煌时期，思想更加璀璨，呈现旷世深远的经典理论，包括海权论、陆权论、空权论等。以保罗·维达尔·德拉·布拉什（Pau l V ida l de La B lache）、阿尔伯特·德芒戎（A lbert Demangeon）、雅克·昂赛尔（Jacques Ancel）为主要代表的法国学者，通过对德国地缘政治传统（特别是它的一些主要假定，如“国家有机体”“生存空间”理论等）的剖析，反驳了后者蕴涵的物质决定论倾向、宿命论色彩及沙文主义的倾向，强调人类精神力量、能动性对全球地缘政治进程的影响，鼓吹以“国际合作”取代“权势争夺”、以“边界开放”取代“领土对抗”，为地缘政治思想的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1945—1976年是地缘政治学的低迷期，在慕尼黑大学讲授地理学和军事学的德国教授K．豪斯霍弗（Karl Haush-ofer）创办《地缘政治学杂志》，将地缘政治学发展为一种从地理学到政治学、军事战略学、心理学的大杂烩，是一种理论的混合物、行动的纲领和宣传手腕。豪斯霍弗地缘政治学“空间”理论主要有五个内容：自给自足、生存空间、大区说、海权与陆权、关于边界的理论。边界问题被看作惯常的、随手拈来的战争借口，与欧洲历史上为领土争端而进行的一系战争不谋而合。实际上就是鼓吹侵略。导致在“二战”后长达30年时间地缘政治学受到正直反战人士的鄙夷。特别是在蒙受深重战争灾难的法国，地缘政治研究连同原先一度兴盛的政治地理学很快便销声匿迹，成了一种知识上的禁忌。1976年《希罗多德杂志》（Hrodote）在法国巴黎出版，该杂志的编辑——法国地理学教授Y．拉考斯特（Yves Lacoste）将杂志的副标题定为“战略、地理与意识形态（stratgies, gographies, idologies），暗示战后法国地缘政治研究的目的不在于传统的、从地理视角考察国家权力的增减，而在于揭露地理知识在国家战略与意识形态中的应用与后果”。随着冷战时期终结，国际关系变得更加相互依存，世界已经形成一个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和地缘文化相互交融的文明体系。全球经济一体化取代了苏美两极对峙的格局。

最后，中国的地缘政治学起步较晚。自近代以来，中国学界开始零星接触和引进地缘政治学，但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1900年的《亚东时报》刊载了从日文版海权论转译的《海上权力要素论》的个别章节。抗日战争爆发后，学界日渐关注地缘政治学。1938年，李长傅等人翻译了阿部市五郎的《地理政治学》，该书详尽地介绍了法西斯地缘政治理论。冷战时期中国对世界影响力最大的地缘政治理论，莫过于毛泽东的三个世界思想。西方学者沿着麦金德开创的“地理对抗”思路，逐渐形成了“分裂带理论”。1946年，凯南率先提出了世界政治地图中的分裂带。他认为东方与西方之间存在多条分裂带。1950年，尼兹将分裂带归于一条，即自由世界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存在的分裂带；对此，1974年毛泽东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第一世界是超级大国、第二世界是发达国家、第三世界是发展中国家与之抗衡。虽然上述理论中并不含地缘政治的概念，但是它们为认识冷战时期的地缘政治现象提供了理论支撑。进入后冷战时期以来，中国地缘政治学仍未摆脱分布主义地理学的窠臼，亦鲜有创新。我国学者对于世界地缘政治总过程的认识并没有超出中国政府对外政策的框架体系，学者在事实上充当了国家对外政策解说者的角色，具有前瞻性的政策建议并不多见。

三、地缘政治学研究领域的拓展

在传统地缘政治学研究中，国家利益被视为至高无上的地缘政治精髓。在批判学者眼中，“地缘政治”已经被扩大成为对地理知识、政治权力、社会机构和普通大众之间相互关系和反馈过程的描述与评价。在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奔涌大潮迭起的时代，如果继续追随这种狭窄视野的理论，必然阻碍世界各国彼此相互开放、相互联系、相互依赖，消除国别之间阻碍经济贸易发展的障碍，实现区域内互利互惠、协调发展和资源优化配置，最终形成政治经济高度协调统一的有机体的历史进程。

四、中国共产党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法制化的进程及其地缘政治学研究领域的拓展

第一，中国共产党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法制化的进程首先表现在推动反法西斯联盟的建立与巩固。被各国学者推崇为“国际法之父”与“自然法之父”的荷兰法学家格劳秀斯在其经典名著——《战争与和平的权利》（1625年）中主张，国际法存在的前提是国家主权。国家主权这项原则历经两次世界大战战火蹂躏，如今得到各国人民公认，并且具有普遍意义，构成国际法的基础，具有强行法的性质。中国共产党与国际法的密切关系可谓由来已久。早在1919年7月25日建党萌芽时期，苏俄政府发布了第一次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沙俄政府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放弃一切在华掠夺取得的权利；1920年9月27日，苏俄再次发表对华宣言，宣布以前俄国历届政府同中国订立的一切条约无效，放弃以前夺取的中国一切领土和中国境内的一切俄国租界，并将沙皇政府和俄国资本主义从中国掠夺的一切权利无偿、永久地归还中国。尽管苏俄的上述举动发生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但对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加速中国共产党建党进程，无疑具有深刻而又深远的意义。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参加共产国际，成为其旗下的一个支部，接受其实际领导并获取援助。共产国际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同盟，主要的使命是捍卫马克思主义，推动国际工人运动和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为反对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1935年6月14日，在共产国际七大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库西宁明确指出，国际形势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它向各国党提出了新的任务，现在是各国党对本党策略作重大修订的时候了。在上述精神指导下，7月，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借鉴欧洲国家联合阵线和总结参与领导东北抗日斗争经验的基础上，起草了著名的《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八一宣言。这一宣言为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众所周知，在全民族抗日武装斗争中，中国共产党直接创建和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民族解放事业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抒写了光辉的历史篇章。毛泽东同志于1941年6月23日曾发表对党内的指示，强调中国共产党在全中国的任务之一是“在外交上，同英美及其他国家一切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统治者的人们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

第二，致力于联合国的基本大法——《联合国宪章》的制定。毋庸讳言，《联合国宪章》对于现代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形成和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作为多边性质的国际条约，其确立的联合国的宗旨、原则和组织机构设置，成员国的责任、权利与义务，以及处理国际关系、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全面夯实了现代国际法的基石。1944年至1945年春，欧洲反法西斯战争初步告捷，德国法西斯宣布投降，日本帝国主义陷入更加孤立和被动的局面。由中、苏、美、英四国提议在美国旧金山召开创立联合国及《联合国宪章》的制宪会议，中国应邀参加了旧金山会议，亲临并见证了联合国成立的历史时刻。令人瞩目的是，中国共产党挫败了蒋介石企图排挤中国共产党人选的阴谋，选派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以及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与中国社会主义法制的奠基者——董必武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解放区人民参加了中国政府代表团，提出了许多中肯而又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为旧金山会议的圆满结束和《联合国宪章》的制定建立了杰出的功勋。1945年6月26日，来自50个国家的代表在美国旧金山签署了《联合国宪章》。“大会指导委员会以中国抵抗侵略最先，特准为签署《联合国宪章》的第一签字国。董必武同志以中国代表之五的身份，在宪章上签字。董老的毛笔字潇洒飘逸，别具一格，这一珍贵历史记录至今还保存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当晚，董必武同志和中国代表团其他代表一起出席了旧金山会议的闭幕式。”

第三，积极倡导平等互利的国际法准则。早在陕北苏区时期，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集体领导人就英明地预见到新中国建立政权后加强国际合作的重要性，必须借助外国的先进技术开展国际合作与引进外资，并首先在解放区付诸实施，为未来的新中国遵守国际合作国际法准则进行了最初的探索。

1936年5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请求采访红色中国的一份问题清单，摆在了中共中央负责人张闻天的案头。这份清单涉及11个问题，包括苏维埃政府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总方针，对不平等条约、外债、外资、外国牧师财产的政策，对日本、英美、苏联的估计和政策。3月15日会议在瓦窑堡张闻天的住处召开，张闻天同志主持会议，博古、王稼祥、凯丰，以及罗迈、林伯渠、杨尚昆、吴亮平、陆定一等党中央领导同志出席。张闻天同志强调建立国际反日统一战线的关键是要使美、英各国认清它们与中国有共同的利益关系，中国要处理好同美、英各国的利益关系，顾及这些国家及其人民的在华利益。张闻天还对斯诺的其他问题作了回答。关于是否欢迎外国资本在中国的投资表示：“外国人投资我们欢迎，只要是不侵略中国的。”毛泽东同志与美国作家斯诺的谈话中则明确指出，“当中国真正获得了独立时，那末，外国正当贸易利益就可享有比从前更多的机会。四亿五千万人民生产和消费的力量，不是一件能完全由中国人来管的事情，而必须要许多国家来参加”“苏维埃政府欢迎外国资本的投资”。1941年5月1日，经毛泽东修改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规定：“在尊重中国主权与遵守政府法令的原则下，允许任何外国人到边区游历、参加抗日工作或在边区进行实业等。”1944年7月，毛泽东同志在会见福尔曼时指出：“在互利的协议下，我们要准许并且欢迎在我们控制区域中的一些外国投资。”显而易见，发展平等互利的国际合作是中国共产党尊崇的国际法准则。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基础上，发展睦邻友好、平等互利的合作关系，保障世界与地区和平和促进经济发展。另外，毛泽东思想更加强调在吸引外资的同时提升独立创新的能力。鉴于党中央对于当时国际局势及香港问题作出正确估计，毛泽东同志和苏共中央的代表米高扬于1949年2月会谈时强调“利用这两地的原来的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些”。“暂时不动香港”这一政策对于突破西方阵营的封锁和香港日后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桥头堡”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四，创立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新中国成立后，国际国内政治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新政权采取政治上敌视、军事上包围、政治上孤立和经济上封锁的策略，而国内更是百废待兴，急于医治战争创伤。中国共产党顺应历史潮流，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法制化思想有了新的发展，在实践中亦实施了新的探索。由毛泽东亲自主持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实际上起着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将“内外交流”列为新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由于两大阵营的对立，我国的对外交往关系被迫局限于社会主义阵营。毛泽东同志于1949年12月赴苏联访问。1950年2月，中苏两国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是新中国最初缔结的双边条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和红色政权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捍卫国家的独立、主权和尊严；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一直将对外援助当作中国一项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尽己所能支持被压迫民族独立与发展事业，促进了南南合作，为人类社会共同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1953年12月，中国政府代表团和印度政府代表团就中印两国在中国西藏地区的关系问题在北京举行谈判，由周恩来总理首次提出了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五项原则虽然由周总理阐述，事实上，是中国共产党长期积累的外交理论的集体智慧。1955年4月18日至24日，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有29个国家和地区参加的亚非会议（又称万隆会议）发表了著名的《关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宣言》，宣言提出的十项国际关系原则包括了五项原则的全部内容。1957年11月6日，毛泽东同志出席了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大会，并发表了讲话，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坚决主张一切国家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63年年底至1964年年初，周恩来总理出访亚洲、非洲和欧洲的14个国家，提出了我国经济援助的八项原则，将五项原则扩展到经济领域。1974年4月邓小平同志参加联合国大会第6届特别会议，主要议题是为发展中国家争取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邓小平同志再次强调国家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均应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之上。1988年12月21日，邓小平同志会见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时，重申了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尽管国际政治风云始终变幻莫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逐步为世界大多数国家所接受，不仅在各国大量的双边条约中得到体现，而且被许多国际多边条约和国际文献所援引。1970年第25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的国际法原则宣言》和1974年联合国大会第6届特别会议《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均明确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纳入国际法的基本原则。

第五，重视联合国的作用与改革。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一直被蒋介石政权占据，联合国在美国的操纵下，极力阻挠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英明领导下，依靠广大发展中国、特别是非洲国家的大力支持，联合国否决了美国的“双重代表权”提案，以压倒多数通过了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第2758号决议。这一胜利为新中国全面融入国际社会，以及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应邀访华，中美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铺平了道路。

安理会是联合国中唯一有权针对国际和平与安全采取行动的机构，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并支持联合国以《联合国宪章》为宗旨和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以及中国政府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弘扬尊重法制、民主等与时俱进的精神，积极而稳妥地推进联合国安理会实现公平、公正和提高效率这一政治目标的改革。中国第一位国际法院大法官的当选，不仅打破了中国同国际司法体系脱节的局面，也标志着中国全面投身联合国各领域的事务。归咎于国际仲裁与国际法院自身缺陷，以邓小平为首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人创造性地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战略思想，反对将涉及国家主权和领土等方面的争端提交上述机构，避免争议的国际化、多边化和扩大化，为和平解决领土争端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

第六，构建和谐世界理念下的国际法制。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谋求新的国际社会增信释疑的途径，为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开启了门户。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领导的党中央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的对外开放的思想，将对外开放作为一项不可动摇的基本国策。党的十四大又将对外开放、吸收和利用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国家所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来发展社会主义，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在祖国和平统一问题上，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一国两制”思想，指导了香港和澳门的回归实践。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新安全观、“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和“睦邻、安邻、富邻”的外交政策。

进入21世纪以来，党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更加明确的人本外交、新发展观、新文明观及和谐世界的地缘政治思想。2005年9月15日，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胡锦涛同志发表题为《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重要演讲，首次提出了“和谐世界”的理念。2006年6月15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六次会议在上海举行，胡锦涛同志发表题为《共创上海合作组织更加美好的明天》的重要演讲，提出建立“和谐地区”的主张。此后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宣告：“各国人民携手努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为此，应该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恪守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在国际关系中弘扬民主、和睦、协作、共赢精神。”和谐世界，已经成为中国对外政策的最新发展和全球战略的核心内涵，对于加速国际关系民主化法制化的进程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论语·子路》日：“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谐世界的智慧萌芽于古老东方的儒家思想，这一追求与人类和谐相处的理想目标不谋而合。从国际法的角度认识所谓“不同”，既要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社会制度和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以及各国的不同法律差异这一现实，又要阐明分歧，构建和平、稳定的国际社会；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提倡通过对话、协商和谈判的方式解决争端和冲突，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倡导互利、互信，促进共赢和实现共同安全；倡导开放包容，呼吁对话合作，努力消除不同文化理念与法系之间的猜疑与隔阂；不同社会制度、发展模式与法律体系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实现共同进步。所谓“和”，则秉承优秀的一切立法传统，改革各国的法律冲突体系以及加剧统一化进程。国家无论大小强弱，均应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各国可以不受歧视、平等地参与国际事务；以《联合国宪章》为指导，改革和创新国际法律体系、国际和地区机制，促使平等、公正的国际关系获得强有力的司法保障。自和谐世界的理念问世五年以来，已经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果，改变了全球政治力量的对比，催生了“金砖国家”崛起的世界经济新秩序，各国在政治互信、经济互利、文化交流、科技协作以及建立全球灾难应急机制和太空开发规则，以及节能减排等方面形成了很大程度的共识。第22届世界法律大会的主题即“法治与国际和谐社会”。综上所述，和谐世界理念是实现民主化与法制化的国际关系的理论基石，与中国共产党追求和谐社会构想的价值与逻辑相似，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2014年10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七）加强涉外法律工作”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国际法理论的淬炼与阐释。基于此，当务之急在于完善国内涉外立法和扩大国际规则的话语权。此种话语权的正当性能否得到国际社会普遍认可，中国是否应当拥有自身的话语权体系，以及这种话语权体系如何形成，是学者们最为关心的焦点。不仅关系到国际地缘政治格局的稳定，运用国际法维护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还涉及维护我国海外投资者的正当权益。“深化司法领域国际合作，完善我国司法协助体制，扩大国际司法协助覆盖面”的论述更是解决国际投资争端的有效路径。2015年7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新的国家安全法。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第29号主席令予以公布。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文化安全、科技安全等11个领域的国家安全被列为法律保障的客体，自2015年7月1日起施行。该部法律首次从法律的层面肯定了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效力——“第四节审查监管”第59条规定：“国家建立国家安全审查和监管的制度和机制，对影响或者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外商投资、特定物项和关键技术、网络信息技术产品和服务、涉及国家安全事项的建设项目，以及其他重大事项和活动，进行国家安全审查，有效预防和化解国家安全风险。”同时，该部法律第33条又明确“国家依法采取必要措施，保护海外中国公民、组织和机构的安全和正当权益，保护国家的海外利益不受威胁和侵害”，通过扩展式的解读，我们可以径自领悟其既扩大外商投资，又便于海外投资的深远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