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国地缘政治面临的风险

一方面，中国通过领陆、领海、领空、海峡、能源等因素，将政治、经济与法律活动更多地融入国际社会，与各国的地缘政治力量相互策应、彼此制约，同时亦将古老的中华文明传递至地球的每一角落。另一方面，中国的地理位置决定了自身亦面临四大地缘政治风险：领土争端、岛链封锁、区域竞争和能源危机。

一、领土争端

中国领土的中心位于陕西省泾阳县永乐镇石际寺村，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孕育着古老的中华文明，这里是中国地缘政治的心脏地带，亦是中国的农业区。众所周知，中国以全世界七分之一的土地养活着全球四分之一的人口。人多地少的沉重包袱决定了中国对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高度的依赖性。领土最南端在南海南沙群岛中的立地暗沙，南海是中国通往外界重要的海上通道，从马六甲海峡到日本、从新加坡到中国香港、从中国广东到菲律宾马尼拉，甚至从东亚到西亚、非洲和欧洲的多数海上通道，构筑了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的海上走廊。加之南海岛礁附近海域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加剧了与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等国在这一地区激烈的利益纷争。领土最东端位于黑龙江省黑瞎子岛，黑瞎子岛扼守着黑龙江一乌苏里江通航咽喉，隔江与俄罗斯的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城）相望。中国领土的最西端在帕米尔高原上的新疆乌恰县，在中国、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三国边界交点西南方约25千米处，有一座海拔5000米以上的雪峰。这里曾是中国古代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今日依旧作为中国与欧亚大陆的主要通道。领土最北端在黑龙江省漠河乌苏里浅滩黑龙江主航道中心线上，漠河距离北极圈大约1492千米，距离北极约4070千米，素有“中国的北极村”之称。毋庸赘述，中国在地理上仍属于近北极的国家。

史海钩沉。自古以来，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险象环生，与周边国家的领土纠纷从未偃旗息鼓。中国与陆地接壤的越南、朝鲜、俄罗斯、印度、蒙古、巴基斯坦、阿富汗、尼泊尔等国都曾有过疆界纠纷。脆弱的海岸线引发的海疆纷争以南海诸岛主权和钓鱼岛之争最具典型。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文莱、印度尼西亚均声称拥有中国南海诸岛的主权。丰厚的石油利益，重要的地理咽喉，借助南沙、台湾、钓鱼岛第一岛链的天然屏障，从而扼制中国，是美国干预南海的真实缘由。冷战结束以后，领土问题曾一度被搁置或缓解，随着中国不断崛起，从欧亚大陆地缘战略区的核心地带脱颖而出，极大地改变了这一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与邻国的关系变得更加错综复杂。从越南抗议南海钻井平台，打砸抢中资企业，在黄岩岛与菲律宾对峙、仁爱礁冲突，到愈演愈烈的钓鱼岛争端，中国近年来似乎与邻国摩擦不断。菲律宾政府在指控中国持续在南海岛屿进行大规模工事之际，于2014年10月4日宣布暂停南沙群岛所占岛屿上的一切维修工事，以免影响“南海仲裁案”裁决结果。菲律宾在2013年1月单方面将争议提交国际仲裁，指控中国在至少5座南海岛屿进行填海造陆工程。2014年3月，又向仲裁庭呈交多达4000页的陈情书，挑战中国南海九段线效力，中国则多次重申，不接受也不参与仲裁。美国皮尤研究中心便在这多事之秋展开了亚洲国家对中、美好感度的调查。皮尤调查称，亚洲大多数国家都担心中国因领土问题与其发生武装冲突，《华尔街日报》报道该调查更是站在了菲律宾、越南等与中国有领土争端国家那边，指责中国对弱国欺凌，认为美国在亚洲受到普遍欢迎（图1-1）。

二、岛链封锁

中日甲午战争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而告终，留下中国人民无法磨灭的切肤之痛——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和钓鱼岛纷争。百年之后海上的硝烟仍旧弥漫，中国最大的军事威胁来自美国岛链的封锁。所谓“岛链”是“岛屿锁链”的简称，具有深厚的地缘政治色彩。“最初是冷战时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根据西太平洋海域中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岛群的地理位置而提出的，其目的在于围堵亚洲大陆，封锁和扼杀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基地圈。”1951年1月美国国务院顾问杜勒斯提出：“美国在太平洋地区防务范围应是日本——琉球群岛——台湾——菲律宾——澳大利亚这条近海岛屿链。”1955年2月，杜勒斯在参议院外委会的证词中又特别强调：“（台湾岛）构成了太平洋西边缘上所谓‘岛屿锁链’中的重要的环节”。经过数十年苦心经营，美国完成包围中国的三大岛链。第一岛链：北起靠近北极的阿留申群岛，中接日本列岛、台湾岛，南至菲律宾的链形岛屿带。台湾位于极其特殊的战略地位，掌握了台湾岛就能有效地扼控东海与南海间的咽喉战略通道，也有了通往“第二岛链”内海域的有利航道及走向远洋的便捷之路。第二岛链：以关岛为中心，由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在内的一系列岛屿和大陆组成。第三岛链：以夏威夷群岛为中心，涵盖广阔的西太平洋区域。它既是支援亚太美军的战略后方，又是美国本土的防御前哨。有学者早就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建立岛链封锁的目的就是要将中国的影响力限制在自身领土范围内，甚至不允许中国崛起为地区性主导国家。”进而言之，我国需要畅通、安全的出海口，不仅是基于国防战略的高度，更源于出口导向性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突破三大岛链的防线迫在眉睫。

三、区域竞争

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3—2014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在金砖国家中，中国的竞争力最强（第29位），领先于南非（第53位）、巴西（第56位）、印度（第60位）和俄罗斯（第64位）。其中，中国和印度之间的竞争力差距从2006年的8位扩大到了目前的31位。

（一）全球区域集团化对我国竞争力的挑战

世界地缘政治最主要演变的规律就是区域主义。从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到东盟，在具有共同地缘性特征的区域实现区域一体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明显标志基于建立在相邻或相近的地理关系基础之上的区域集团。早在20世纪90年代，世界区域集团化就在全球每一角落暗流涌动、层出不穷，逐渐取代国家成为世界经济的主体。从初期的贸易实体——欧洲共同体市场（European Communities），过渡到更加紧密的政治联盟——欧洲联盟（European Union,EU），从相对松散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APEC），到多边贸易组织——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TPP）的酝酿，无不彰显着地缘政治力量的博弈。尽管中国与东盟曾经是友好亲密的近邻，地缘政治关系根深蒂固，但亚洲幅员辽阔，国家众多，在经济发展、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等方面无法与欧盟的地缘政治环境媲美，加之南沙群岛等领土恩怨的历史隔阂，东亚的政治经济一体化进程长期滞后于北美和欧洲。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多米诺骨牌效应”促使各国深刻地醒悟到建立东亚区域一体化、同舟共济对抗金融风险的紧迫性。近几十年来，中国更与东盟开展了广泛、密切的经济贸易合作关系，2009年8月15日，中国与东盟10国共同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国政府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投资协议》（以下简称《中国——东盟投资协议》）是借鉴NAFT区域一体化的一大进步。该协议致力于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下建立一个自由、便利、透明及公平的投资体制，通过双方相互给予投资者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和投资公平公正待遇，提高投资相关法律法规的透明度，为双方创造更为有利的投资条件和良好的投资环境，并为双方的投资者提供充分的法律保护，从而进一步促进双方投资便利化和逐步自由化，双方开始开放投资市场。2015年由美国主导的TPP谈判已经尘埃落定，TPP协议达成。TPP达成协议之前就被认为将是美国的重大得分，而且一些较为激进且乐观的美国分析人士认为，该协定将成为美国主导世界贸易规则的新里程碑，中国将被重新逼入困境。尽管奥巴马说过，“如果我们不书写世界贸易规则，中国将会为我们书写”。任何事物自身就是一个矛盾体，其发展具有两面性，TPP亦如此。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来说，TPP谈判的推进一方面会阻碍中国发展进程，造成不利影响；另一方面会激发中国发展潜力，突破现有发展领域。

（二）我国主导的区域竞争的问题——以丝绸之路经济带为视角

作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始终不渝地支持和推动区域一体化的进程。签署的区域贸易协定（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RTA）与日俱增。目前，中国在建自贸区18个，涉及31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已签署自贸协定12个，涉及20个国家和地区，分别是中国与东盟、新加坡、巴基斯坦、新西兰、智利、秘鲁、哥斯达黎加、冰岛和瑞士的自贸协定，中国内地与中国香港、中国澳门的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以及中国大陆与中国台湾的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除了与冰岛和瑞士的自贸协定还未生效外，其余均已实施；正在谈判的自贸协定6个，涉及22个国家，分别是中国与韩国、海湾合作委员会（GCC）、澳大利亚和挪威的自贸谈判，以及中日韩自贸区和《区域全面经济合作伙伴关系》（RCEP）协定谈判。此外，中国完成了与印度的区域贸易安排（RTA）联合研究；正与哥伦比亚等开展自贸区联合可行性研究；还加入了《亚太贸易协定》。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倡导的上海合作组织在推动中亚区域一体化的积极作用。上海合作组织是第一个以中国城市命名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自2001年6月15日，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在上海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正式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非传统安全视角下开展反恐、贸易和投资等方面的区域合作。同年9月14日，六国总理在阿拉木图签署《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间关于区域经济合作的基本目标和方向及启动贸易和投资便利化进程的备忘录》，确立成员国经贸部长会晤机制，以便实施区域经济合作和启动贸易投资便利化的谈判。次年5月29日，六国部长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间关于区域经济合作的基本目标和方向及启动贸易和投资便利化进程的备忘录〉的议定书》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经贸部长首次会晤联合声明》两份文件。据此，成员国共同制定区域经济合作研究报告，交流法律法规信息和逐步开展投资合作。2003年9月，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在北京通过《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多边经贸合作纲要》，就2020年前成员国开展经贸合作的方向、目的、任务、途径和方式形成原则框架。预计2020年组建新型的经济一体化区域，为贸易和投资创造良好的条件，逐步实现区域内商品、资本、服务和技术的自由流通，最终在区内建立自由贸易区。归功于不懈的努力，上合组织于2004年9月结出了硕果。我国与哈萨克斯坦国正式签订协议，在中哈边境霍尔果斯口岸共同建设5.28平方公里的全世界唯一跨国界的、由两个国家的国土构成的边境合作中心。该中心沿中哈界河横跨中国与哈萨克斯坦两个国家，经由专门通道连为一体，其主要功能是贸易洽谈、商品展示和销售、仓储运输、宾馆饭店、商业服务设施、金融服务、举办各类区域性国际经贸洽谈会等。霍尔果斯的地缘优势毋庸置疑，位于亚欧经济板块的中心位置，是中国向西开放，连接中国与中亚五国，并通往西亚、南亚、欧洲的西大门。霍尔果斯经济特区距离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首府伊宁市仅90公里，距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首府乌鲁木齐670公里，向西与哈萨克斯坦最大的城市阿拉木图市仅相距378公里。从霍尔果斯经济特区出境，途经阿拉木图、比什凯克、塔什干，这几个地区正好是中亚国家最为繁华的地区，是中亚五国的经济与政治中心，该区域也是我国轻工业产品消费、集散的最主要区域。

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出访中亚国家期间就提出了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构想。此前，李克强总理在出席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和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期间，提出续写“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辉煌。在新时期，沿着陆上和海上“古丝绸之路”构建经济走廊，将给中国及沿线国家和地区带来更加紧密的经济联系和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将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临海港口城市串联起来，通过海上互联互通、港口城市合作机制及海洋经济合作等途径，最终形成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不仅造福中国与东盟，而且能够辐射南亚、中东和全球。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一致支持中国倡导的新丝绸之路，打通一条从波罗的海到太平洋、从中亚到印度洋和波斯湾的交通运输走廊，缩短货物运送期限，签署《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间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协定》，各成员国境内的有关公路将对成员国开放，在此基础上消除贸易障碍，以此推动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协定和区域经济合作，加强金融领域合作，成立上合组织开发银行和上海合作组织专门账户，增加用各国货币相互结算账目，成立能源俱乐部等。由此引发以下问题：丝绸之路经济带与上合组织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的多边法制之间存在何种关联；上合组织的多边合作规则是否实质有效，足以抗衡欧亚经济共同体和上合组织成员国及观察员国存在的诸多关税、非关税的贸易和投资壁垒；此外面临哪些缘于美国新丝绸之路战略的挑战，将在第二章“地缘政治因素对于中国海外投资的影响”详细论述之。

四、能源危机

毋庸置疑，能源与地缘政治的关系休戚与共，其中以工业的血液——石油最具说服力。美国剑桥能源研究协会（Cambridge Energy Research Associates, CERA）主席丹尼尔·耶金（Daniel Yergin）曾指出：“石油，10％是经济，90％是政治。”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提出：“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国家。”一语道破石油是地缘政治博弈的重要载体。有学者更加精辟地阐示油权是石油地缘政治的核心问题：“石油的地缘、商品、金融和政治四大属性决定了各国围绕争夺石油资源、通道和市场的权力形成了敌对、结盟、控制、反控制等一系列政治经济关系，并充分反映着国际秩序中的大国意志。特别是其政治属性，使石油有了作为地缘政治权力之源的意义。石油成为一种权力，我们称为‘油权’。油权的内涵包括石油资源控制权、石油通道控制权和石油市场控制权。”还有学者指出：“当今国际石油地缘政治存在三大突出问题：一是叙利亚内战、伊朗核问题及巴以冲突威胁着中东石油地缘政治的稳定；二是美国重返亚太及中日关系紧张使亚太石油地缘政治冲突加剧；三是石油主要生产国较强的价格操控能力严重影响着世界石油价格的合理调整。”除此之外，乌克兰危机引发的对俄制裁不可小觑。引爆乌克兰危机的导火索是亲俄的总统亚努科维奇暂缓与欧盟签署政治和自由贸易协议，亲欧派趁机蛊惑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导致亚努科维奇被迫下台。俄罗斯被指控操纵克里米亚举行公投、脱乌入俄，甚至乌克兰东南部顿涅茨克州和卢甘斯克州相继宣告独立，以及马来西亚航空公司MH17航班被导弹击落，冲突地区战火此起彼伏，均摆脱不了干系。这场危机的背后折射出美欧与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地缘政治博弈，俄罗斯因而遭遇了以美欧日等国涉及贸易、金融和投资多种制裁。投资制裁包括冻结克里米亚天然气公司在美国管辖区的所有资产，禁止任何美国公民与该公司进行交易，阻止对俄罗斯能源行业相关的技术转让和融资等。

我国属于资源匮乏型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于2011年8月2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达55.2％，已超越美国。中国的石油来源大多是一些政治上不稳定的地区，中国对这些地区缺乏控制能力。中东、北非产油区发生的动荡，已对中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果这些地区的石油供需基础遭到破坏，发生石油供应渠道受阻，中国的石油危机就会发生。

事实上，中国对石油等能源的需求持续上升。2014年8月的原油进口量环比有所上升。海关总署数据显示，8月，我国原油进口2519万吨，同比增长17.5％，环比增长6.0％。1—8月，原油累计进口量20092万吨，同比增长8.4％，增速比1—7月上升1.2个百分点（表1-1）。

2013年，中国企业境外矿业投资中，并购金额24.1亿美元，勘查金额4.8亿美元，矿山开发金额18.5亿美元，其他金额4.4亿美元。投资涉及中国企业128家，资金流向全球46个国家。中国企业境外矿业投资中并购金额同比减少59.4％，矿山开发金额同比减少43.8％，并购金额下降幅度大于开发金额下降幅度，显示资金倾向于投入已并购成功的项目，境外投资正从并购阶段向后续开发阶段发展。事实上，中国企业通过境外投资已获得大量的权益资源储量，截至2013年，中国企业已在境外获得的权益资源储量达260亿吨，投资铜矿境外矿产权益资源储量约为6890万吨，铁矿全部建成后，权益矿年产能将达到2.8亿吨，铜矿境外设计权益产能为255万吨/年。但其中仅非常小部分已形成产能，后续开发需要大量的投入。2013年全球矿业领域并购总金额360亿美元，比上年减少35％，而中国的境外投资中并购金额同比减少59.4％，降幅明显高于全球并购降幅，显示中国企业在国际并购中的避险意识增强。2013年，中国企业境外矿业投资的主要目的地依次为澳大利亚（13.1亿美元）、南部非洲（10.9亿美元）、加拿大（6.1亿美元）、拉美（5.5亿美元）、西非（5亿美元）、东盟（3.7亿美元）、东北亚（2.8亿美元）等（图1-2）。与上年相比，对南部非洲投资降幅较小，而对澳大利亚、西非、加拿大、东盟的投资减少幅度较大。东道国政策调整和国际矿产市场价格下行是影响投资变化的主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