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刘颂上疏：任意解释法律是对法律权威的亵渎

在《资治通鉴》卷八十四中记载着这样一件事。

公元299年8月，三公尚书刘颂上疏曰：

“自近世以来，法渐多门，令甚不一，吏不知所守，下不知所避，奸伪者因以售其情，居上者难以检其下，事同议异，狱犴不平。夫君臣之分，各有所司。法欲必奉，故令主者守文；理有穷塞，故使大臣释滞；事有时宜，故人主权断。主者守文，若释之执犯跸之平也；大臣释滞，若公孙弘断郭解之狱也；人主权断，若汉祖戮丁公之为也。天下万事，自非此类，不得出意妄议，皆以律令从事；然后法信于下，人听不惑，吏不容奸，可以言政矣。”

刘颂是当时的三公尚书。这个上疏的背景是：在晋王朝时期，由于刑法条文有限，涉及面广，且一般为原则性规定，于是在处理具体案件时，常常要组织会议进行讨论，然后制定法令、法规及司法解释，但由于各级各部门都可以对法律进行解释，所以法令规章十分繁多，造成执行困难，操作不便，由于解释者考虑的角度不同，所代表的利益群体不同，解释常常相互矛盾，往往会造成轻重不均的判决，也就是“同案不同判”现象十分严重。

于是刘颂就上书认为，法令解释互相冲突矛盾，法官无所适从，人民无法全面了解，无法遵守法律（吏不知所守，下不知所避），事情相同，往往判决不同，司法诉讼，不能公平（事同议异，狱犴不平）。这主要是法律的任意被解释的缘故。他提出：法官执行法律，只有涉及圣驾，就像当年张释之执行犯跸的案件；大臣执行法律，无法解释，像当年公孙弘审理郭解的案件；国君自己亲自裁决案件，就像当年汉祖戮丁公亲自办理案件这三种情况（主者守文；大臣释滞；人主权断），才可以会议制度讨论，其他都不应该随便发表议论，都应当依照法律行事，这样法律才能树立起权威，人民才不再困惑，官员才不能玩弄法律。

在专制社会，能有这样的主张，真是切中要害，怪不得能记入史册。

法律不应当任意解释，是法律保持权威的一个基本条件。

法律因确定而权威，这是一句真理！朝令夕改，修来补去，甚至以解释来修改或制定法律，都是对法律权威的亵渎。

道理很简单！法律不可能对每一个个体的案件都规定得十分具体，因此，在具体处理案件的时候，难免涉及法官、上级对某一个法律问题有不同看法，假如都有解释权，那么，法律就会变成任人打扮的小丑，与此同时，由于对法律解释的不一致，也会使法律后果变得神秘莫测而不确定。

一个不确定的后果，如何能得到老百姓的认可，因此也无法指望老百姓去遵守。

当然，法律并不是不能解释，但要有度，早在1700多年前，刘颂就提出法律必须实施，所以要求法官严格执行，而执行有违背常理之处，要求大臣解释疑难；而疑难有政治的或社会的因素，才由国君做最后裁决（法欲必奉，故令主者守文；理有穷塞，故使大臣释滞；事有时宜，故人主权断）。虽然里面的“法官”“大臣”和“国君”，具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但我以为，这种主张，对现在仍应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遗憾的是，尽管当时的皇帝曾下诏，不允许超出法律范围解释和批驳案件，但收效甚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