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深度工作是少见的(3)
然而，从客观角度来看，这种理念已经过时了。知识工作并非生产线，从信息中提取价值的行为往往并不忙碌，也并非靠忙碌支撑。
比如我们在上一章中提到的沃顿商学院最年轻的正教授亚当·格兰特就常常与外界隔绝，专注于写作。此类行为与外在忙碌恰好相悖。如果格兰特为雅虎工作，玛丽莎·梅耶尔或许就会辞退他。但是这种深度策略却能创造出巨大的价值。
如果我们能够证明这种刻意忙碌的过时做法会对底线带来负面影响，当然就可以摒弃之，但是度量的黑洞却在此时出现，使我们无法得到如此明晰的结果。工作含糊，加之评价不同策略有效性的度量缺失，二者相互作用使一些从客观角度看来滑稽可笑的行为，得以在日常工作之难以捉摸的精神领地长盛不衰。
然而在下文中，我们会发现，即使是那些在知识工作任务中对于何为成功有明确定义的，还是有可能失掉深度。这一切只需要一种有足够诱惑力的理念，说服你丢掉常识。
对互联网的顶礼膜拜
我们来看一下艾丽萨·鲁宾（Alissa Rubin）的例子。她是《纽约时报》巴黎分部的主管。在此之前她是阿富汗喀布尔分部的主管，当时她在前线报道那里的战后重建工作。大约在我写作本章的时候，她发表了一系列言辞激烈的文章，深入窥探了法国政府在卢旺达大屠杀期间的合谋之罪。换言之，鲁宾是一位拥有卓越职业技能的严肃记者。她也会发推文，但是我认定她的这种做法是在雇主的不断强烈要求下才做的。
鲁宾的推特账户每隔2～4天定时发布一些零散消息，好似收到了《纽约时报》社交媒体办公室（真有这么一个部门）的定时通知，提醒她要安抚粉丝。除少数个例，这些推特消息大多只是简单地提及她最近阅读、喜欢的一些文章。
鲁宾是一名记者，而非社交名人。她对报社的价值在于培育重要新闻源头、综合事实、写出引人注目之文章的能力。正是全球各地如艾丽萨·鲁宾一样的记者为《纽约时报》带来了声誉，而这种声誉恰恰是这份报纸在鼠标阅读风行的年代取得商业成功的基础。那么为什么要劝说艾丽萨·鲁宾时时打断这种必要的深度工作，为一家总部都不在硅谷的无关媒体公司提供免费、肤浅的内容？或许更为重要的是，为什么这种行为在大多数人的眼中看似很正常？如果我们能够回答这些问题，就能够更好地理解我希望探讨的最后一种潮流，为什么深度工作如此罕有？
我们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从已故传播学理论学者、纽约大学教授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提出的一个警告中找到基础。20世纪90年代初期，个人电脑革命首次进入快车道，波兹曼在文章中辩称我们的社会与科技的关系愈发令人不安。他写道，我们不再权衡新科技的利弊，不再平衡新增效益和新引入的问题之间的关系。我们开始自以为是地认定，只要是高科技就是好的，而不用再做探讨。
他将这种文化称作技术垄断（Technopoly），在提出警醒时也没有拐弯抹角：“技术垄断阻断了其他选择，恰如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在《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中概括的一样。”他在1993年出版的一本同主题著作中写道，“技术垄断并不会使其违法，也不会令其不道德，甚至不会使其不受欢迎。只不过会使它们隐形，因此变得无关紧要。”
波兹曼于2003年去世，但是如果他活到今天，恐怕也会惊讶于他在90年代的担忧如此快地成为现实。所幸，在网络时代，波兹曼有其继承人继续宣扬他的观点：著名社会批评家叶夫根尼·莫洛佐夫（Evgeny Morozov）。莫洛佐夫在2013年的著作《拯救一切，点击此处：技术解决方案主义的愚行》（To Save Everything， Click Here）中尝试揭开我们对“网络”（他刻意加引号，以此强调其在意识形态中起到的作用）的技术垄断式迷恋，他说：“恰恰是将‘网络’作为智慧和政策建议来源的倾向，使其从相当无趣的电缆和网络路由器转变为具有魅力且令人兴奋的意识形态，或者说是当今的优步-意识形态（Uber-Ideology）。”
莫洛佐夫在评论中称，我们将“网络”当作商业和政府革命性未来的同义词。使公司更像“网络”就意味着与时俱进，忽略这种潮流就是远远落后于时代的老古董。我们不再将网络工具看作一种由逐利的公司推出，由希望获得回报的投资者提供资金，由二十几个人经营，经营过程中时不时编排出一些噱头的产品。相反，我们急于将这些小玩意儿奉为至宝，作为进步的象征和（容我说，勇敢）新世界的先声。
这种网络中心主义（盗用莫洛佐夫的又一说法）恰是当今技术垄断的真实模样。认清这一事实对我们很重要，因为这恰恰解释了我们本节开头提出的问题。《纽约时报》一直有一个社交媒体办公室，并给艾丽莎·鲁宾之类的记者施加压力，要求他们做一些分散精力的工作，因为在以网络为中心的技术垄断时代，此类举动容不得半点讨价还价。不积极拥抱网络产物的其他选择则如波兹曼所说的“隐形了，也因此变得无关紧要”。
此等隐形也解释了此前我们提及乔纳森·弗兰岑敢于宣扬小说家不应发推特时引起的轩然大波。人们之所以因此心怀怒气并不是因为他们深谙图书市场，也并非不同意弗兰岑的结论，而是因为他们惊讶于一个严肃的人会认为社交媒体无关紧要。在以网络为中心的技术垄断时代，此种宣言无异于焚烧国旗——是一种亵渎，而非争辩。
这种思维方式在现实中或许可以通过我最近一次通勤到我工作的乔治城校园时的经历来体现。我在红灯后面等着通过康涅狄格大道时，在一辆冷链运输公司的卡车后面闲来无事。冷链运输是一种复杂且竞争性很高的行业，要求同时具备管理交易方和线路设计的技能。这是为数不多的传统行业，从很多方面都与当前引人注目的面向客户的科技创业公司恰恰背道而驰。然而，在我排在这辆卡车后面等红灯时，令我吃惊的不是这家公司的复杂性和规模，而是一张定制的图片，花费想来一定不菲，图片张贴在整个卡车队的后箱上——上面写着：“在脸谱网上关注我们。”
在技术垄断的时代，深度工作有很大的劣势，因为它所创建的品质、匠心和通达等价值都是传统的，与技术垄断无关的。更糟糕的是支持深度工作往往要抵制新的高科技。深度工作已经让位于分散精力的高科技行为，比如专业人员会使用社交媒体，但个中原因并非前者在实践中劣于后者。其实，如果我们有切实的衡量标准判断两类行为对底线的影响，当前的技术垄断现象可能就会崩溃。但是度量黑洞阻碍了这种清晰的判定，使我们将所有与网络相关的事物都提升到莫洛佐夫所担忧的“优步-意识形态”。在这种文化中，我们就不应讶异于深度工作不受重视，而炫酷花哨的推文、点赞、贴图、上墙、发贴和其他很多类似行为大行其道了。
对生意来讲是坏事，对个人来讲是好事
深度工作在当今的商业气候下应该成为优先考虑的事情，但现实却并非如此。我们在上文中总结了出现这种矛盾现象的各种原因。包括深度工作很难，浮浅工作更简单；当工作中没有明确目标时，围绕浮浅工作的表面忙碌会成为一种本能；还有在我们的文化中已经形成了一种信念，认为与“网络”相关的行为都是好的，不论其对我们创造有价值事物之能力有何影响。由于深度工作价值以及忽略深度工作所造成的损失很难直接衡量，这些潮流才会大行其道。
如果你相信深度工作的价值，那么对商业整体而言将是一个坏消息，因为这种信念会他们失去价值产出的巨大增长潜力。但对你个人而言，这却是好消息。同伴和雇主的短视，使你获得了巨大的个人优势。假定上文列出的潮流继续下去，深度工作将变得愈发罕有，其价值也因此会愈来愈高。我们刚在上文中论证了深度工作并无本质缺陷，妨碍深度工作的令人分神的行为也并非必须，由此你便可满怀信心地继续本书的终极目标：系统地培养个人进行深度工作的能力，并由此获得丰富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