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西哥特时期

476年，在强悍的日耳曼各部族和大批起义奴隶的夹击下，西罗马帝国彻底坍塌。西哥特人、苏维汇人在今西班牙（包括今葡萄牙和法国南部）建立了西哥特王国，定都托莱多。为便于统治，西哥特人不得不沿用拉丁文并承认基督教的合法性。这为拉丁文化在这一地区的遗存与延续创造了条件。然而，这时的拉丁文学充其量只能算作是一种广义的文学，完全失去了古罗马文学极盛时期的辉煌，更无维吉尔、贺拉斯、奥维德、卢克莱修，乃至出生于今西班牙境内的老小塞内加那样的大师现身。这一点在大批神学家身上表现为明确的去世俗化倾向，从而巩固了西哥特人的统治地位；同时，西哥特王室投桃报李，赐予前者以话语权，以致基督教神学得以发扬光大，并走向极端：文艺复兴运动的世俗学者称之为“黑暗”。同理，罗素（Russell, Bertrand）在《西方哲学史》（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中称公元5世纪是破坏性世纪。随着蛮族入侵和西罗马帝国的衰亡，哲学和文学荡然无存。但他同时认为，这恰恰反过来决定了欧洲此后的发展方向：英吉利人入侵不列颠，使它变为英格兰；法兰克人入侵高卢，使后者变成法兰克；旺达尔人入侵西班牙，将其族名镌刻在伊比利亚——安达卢西亚……粗野的日耳曼人继承了罗马帝国的官僚政治，却各自为政，频仍的战争使道路荒芜、商业废止。与此同时，罗马教廷不断诏告教士、修女，明令禁止其染指世俗生活、世俗文学。

以下是西哥特时期可怜兮兮的作家、文人。他们主要是神学家，而且大都被罗马教廷相继封为圣徒。

一、伊西多尔

伊西多尔，又称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Isidoro de Sevilla），无疑是西哥特时期伊比利亚半岛最重要的百科全书式人物。他生于公元556年（一曰560年），卒于636年。人们大致认为他来自迦太基，童年时期随家人迁至塞维利亚，不久父母双亡，由兄长莱昂德罗（Leandro）扶养成人。主要教育背景来自修道院，公元600年接替哥哥成为塞维利亚主教至卒年。有关他的家世，史学界倒是颇有些记载，谓父亲出身名门，乃西哥特贵族；母亲则同时拥有日耳曼和罗马贵族血统，又曰其为东哥特狄奥多里克大帝（Theodoric）之女。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乃父曾帮助罗马教廷说服西哥特人皈依了天主教。由此可见，1598年伊西多尔被罗马教皇克雷芒八世（Clement Ⅷ）封为圣徒乃实至名归。当然，作为古希腊罗马文明的忠实守望者，伊西多尔的确为西方古代文明的传承做出了非凡的努力和巨大的贡献。他被认为是中世纪最伟大的拉丁学者之一。他博闻强记，有学者将其与格列高利一世（Gregory Ⅰ）并列为“中世纪导师”。由是，但丁（Dante Alighieri）在《神曲·天堂篇》[Paraíso （Divina Comedia）]中提到了他：“看啊，升腾的火焰，那是伊西多尔燃烧的精神。”

伊西多尔在政治上继承了父辈和兄长与西哥特王室的亲密关系。612年，西斯布尔（Sisebur）登上王位，他曾师从伊西多尔，故而对后者可谓言听计从、尊崇有加。这为伊西多尔著书立说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客观条件。

伊西多尔的主要作品有：

（一）《西班牙》（La Hispania），这是一部记述西班牙或伊比利亚半岛宗教经典的著作，属于习作，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为“早期”，第二部分为“前胡利安时期”，第三部分为“《圣经》（Biblia）拉丁化时期”。该著为时人传诵，却并不为后人所关注。

（二）《论事物的本性》（De Natura Rerum）是献给西斯布尔的，并援引后者的诗篇作为题词或绪言。作品记述了希腊化时期以来有关太阳、月亮和日食、月食等方面的天文知识。

（三）《论区别的两卷书》（Libri Duo Differentiarum），包括《论语词的区别》（De Differentiis Verborum）和《论事物的差别》（De Differentiis Rerum）。其中，《论语词的区别》是一部同义词和反义词词典，按字母排序，解释语词（尤其是同义词）之间的区别；《论事物的差别》，顾名思义，则解释了有关事物的区别。

（四）《审判之书》（Sententiarum Libri）是一部神学著作，呼应了格列高利一世的某些著述。作品重在解析神学术语之间的区别，比如“dues”（神）与“dominus”（魔），及其与“populus”（人）和“terrarum”（世界）的关系。该著被认为是仅次于《词源》的重要作品，旨在厘清基督教的一些基本概念，曾广为流布。格列高利一世（约540—604）作为罗马教廷第六十四任教皇（590—604年在位），是继奥古斯丁（Augustinus）之后对中世纪西班牙影响最大的宗教领袖，他对奥古斯丁的继承和修正被一些近代神学家夸大为类似于佛教大乘宗对小乘宗的贡献。他年轻时当过隐修士，590年被选为教皇，595年兼任罗马行政长官，在意大利中部及西西里、撒丁尼亚和科西嘉推行政教合一。他相信信徒可以通过虔心修行洗刷原罪、升入天堂，同时又以敏锐的政治经济嗅觉极大地提高了罗马教廷和教皇的地位，从而相对削弱了君士坦丁堡的影响力。主要著作有《司牧训话》（Regula Pastoralis）、《对话录》（De Vita et Miraculis Patrum Italicorum et de Aeternitate Animarum）、《约伯伦理记》（Moralia in Job）（或《道德论》），并将一些圣歌和赞美诗收集整理成册，凡三千余首，是谓《唱经歌曲》（或《圣咏》）。这些著作在伊西多尔及其同代西哥特僧侣作家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五）《论数》（Liber Numerorum）继承了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的传统，对有关数理问题进行了梳理，但着重点仍在基督教神学，尤其是对《圣经》中有关数字的解析和编排。

（六）《名人传》（De Viris Illustribus）和《西班牙》一样，作者归属存疑，但后人多将其归于伊西多尔。作品按年代编撰了三十位名人传略，其中多为基督教神学家的生平作品。

（七）《创世记》（Chronica Mundi）是关于世界起源及至615年成书的“历史记叙”。其中的神学内容多源自奥古斯丁，而有关西班牙部分的“历史”则遵从了罗马和西哥特王国早期的一些神学和史学资料。纪实或纪事是西哥特时期盛行的文史体裁。“Chronica”或“Chronicon”原是一种编年史，但时人却用以记述人物或重大历史事件，文体和时序均较为自由，故译作“记”或“纪实”“纪事”。这样的“编年史”普遍存在于中世纪天主教王国。

（八）《论西哥特、苏维汇和旺达尔王国史》（Historia Regum Gothorum, Sueuerom et Vandalorum）被后人认为是伊西多尔最富有文学性的著述。作品不仅提供了三个日耳曼部族在半岛建立王国的过程，而且塑造了苏英蒂拉（Suintila）王子的光辉形象。后者作为西斯布尔的继承人之一，不久将与雷卡雷德二世（Reccared Ⅱ）共掌王国江山。他的睿智与仁厚得到了伊西多尔的赞美。

（九）《论教规》（Regula Monachorum）被认为是一部有关基督教教规的集大全之作，但有学者认为它相对温和的姿态改变了早期西哥特教会的严厉与苛刻。这为他稍后的《驳犹太人》奠定了理论基础。

（十）《驳犹太人》（Contra Judaeos）为呼应西斯布尔的犹太政策而作，主要内容为劝诱犹太人改宗并皈依基督教。作品献给了身为女修道院长的胞姐（一曰胞妹）弗罗伦蒂娜（Florentina）。早在古罗马时期，就有大批犹太人集居伊比利亚半岛，西哥特时期犹太人口有增无已。这为犹太人西法底（Sefardí）文化奠定了基础。

（十一）《论异教》（De Haeresibus）是关于古来有关异端邪说的神学著作，其中的主要内容源自奥古斯丁。奥古斯丁无疑是中世纪影响最大的古典基督教神学家。他于公元4世纪中叶出生在塔加斯特（今阿尔及利亚的苏格艾赫拉斯），距《米兰敕令》（Edictum Mediolanense）（313年）颁布约40年。乃父是异教徒，母亲则虔诚地信奉基督。弱冠之年前往迦太基学习，期间与情妇生下一子，而后立志攻读哲学，不久便开始信奉摩尼教。摩尼教是一个叫摩尼（Mani）的波斯僧侣于公元3世纪创立的，意在综合基督教和佛教的精要。但奥古斯丁不久便对摩尼教感到了失望。他随即奔赴罗马，后到米兰。先在米兰的一所哲学院担任教授，并在研修新柏拉图主义哲学的同时对基督教有了新的认识；几年后正式接受洗礼、改信基督教；391年成为河马市助理主教。五年后主教去世，奥古斯丁继任主教之职。他身体孱弱，但在速记员的帮助下创作了大量神学著作。至今尚存布道约500篇，书信200多封。代表作《上帝之城》（De Civitate Dei）和《忏悔录》（Confessiones）影响巨大。奥古斯丁相信原罪说，且认为仅仅通过个人努力是无法赎罪的，要获得拯救必须依赖上帝的恩典。他同时认为信仰的基础之一是放弃性爱，尽管这并不容易。关于后一点，他在《忏悔录》中有所表露。譬如，他认为情欲是腐臭的，性的冲动曾经“从我粪土般的肉欲……吹起阵阵浓雾，笼罩并蒙蔽了我的心，以致分不清什么是晴朗的爱、什么是阴沉的情欲。二者混淆地燃烧着，把我软弱的青春时代拖到私欲的悬崖，推进罪恶的深渊”。他的这一观点强烈地影响了中世纪，天主教僧侣从此将原罪和性欲紧密联系在了一起。《论上帝之城》是针对时人对基督教的指责所创作的重要著述，它否定了罗马等世俗城池的历史地位，认为重要的是精神之城，而非物质世界。这些观点对伊西多尔则不仅是影响，它们甚至可以说是基调。

（十二）《论象征》（Allegoriae）主要描述《圣经》中有关人名、地名的象征意义，后世学者认为路易斯·德·莱昂修士（Fray Luis de León）的有关作品或受其影响。

（十三）《谴责的同义词》（Synonimorum de Lamentatione）实为谴责世俗生活，并主要针对七情六欲，体现了作者虔心神学的坚强意志和坚定信念。神学家作为仅次于王室的社会阶层，享有崇高的声望。同时，由于教会掌握了几乎全部教育资源，神学很大程度上也是贫民子弟跻身上流社会的唯一捷径。因此，该书甫一发表，便广为传抄。

（十四）《论神职》（De ecclesiacis officiis liber）或谓《神职之书》，是伊西多尔献给另一位兄弟富尔亨西奥（Fulgencio）主教的。作品对神职人员和基督徒的信仰进行了等级划分；同时对那些托钵修士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认为他们借此哗众取宠的背后是放浪形骸。这在中世纪后期，尤其是天主教遭新教进攻时颇受争议和诟病，并被四大赤脚修会全盘否定。

（十五）《关于圣父和圣母》（De Ortu et Obitu Patrum）是对《圣经·旧约》有关章节的解析。主要观点遵从了奥古斯丁等前辈神学家。此书的一个重要细节是首次提到圣雅各为西班牙的守护神。

（十六）《〈圣经〉学发凡》（In Libros Veteris et Noui Testamenti Proemia）是对古来《圣经》学的梳理，攫取了大量有关《旧约》和《新约》的注疏，为后人研究《圣经》提供了帮助。然而，有学者认为它是一部伪作，其真正的归属有待钩沉与澄清。

（十七）一些被归入他名下的序言、信笺和诗篇。其中，个别序言和信笺之所以被怀疑，是因为那些作品的某个或某些细节令后世学人感到了诧异；而诗作则因“非他所长”，更易被疑为伪作。

（十八）《词源》（Etimologias）无疑是伊西多尔的代表作，梅嫩德斯·伊·佩拉约（Menéndez y Pelayo）在《西班牙的伟大杂家·西哥特时期的西班牙》（Los grandes polígrafos españoles: España Visigoda）中固然间接地对诗歌“非他所长”这种说法表示赞同，却认为伊西多尔是中世纪西班牙文化的象征，而且除了传承古希腊罗马文化，还对西班牙美学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断言“伊西多尔既是个柏拉图主义者，同时也是个亚里士多德主义者，盖因他认为诗歌是用隐晦而略加修饰的形象摹仿宇宙”。但也有学者对此不以为然。格拉纳达大学罗德里格斯（Miguel Rodríguez）教授撰文表示，伊西多尔只是一座通向古罗马诗坛的桥梁。他因而悉心梳理了伊西多尔援引或称颂的古罗马诗人诗章，其中既有人们耳熟能详的大诗人如卢克莱修（Lucretius）、西塞罗（Cicero）、维吉尔（Virgilius）、贺拉斯（Horatius）、奥维德（Ovidius）等及其诗句，也有人们不太熟悉的马尔提阿利斯（Martialis）、卢卡努斯（Lucanus）、库尔提乌斯（Curtius）、佩尔西乌斯（Persius）等人的作品。

梅嫩德斯·伊·佩拉约说得在理，伊西多尔的确表达了自己的诗学思想，认为诗人的职责在于“以别样的方式或新颖的形象表现世界”。他据此剥夺了卢卡努斯的诗人名位，说后者的诗缺乏诗性，故而只是“历史”叙述。他同时以十分简约的语言概括了悲剧和喜剧，谓它们是“真实的镜子或影子”。

仅止于斯。伊西多尔虽不时地援引古典诗人，然并未为文学单辟一卷，甚至未及让“诗”或“文学”之类的字眼在其目录中出现。这显然与文学的意识形态属性有关，同时也表明作者的旨趣在于穷经皓首的包罗万象。于是，文学似乎只是用来“略加修饰”的装点，因为他需要传递的古典知识实在太多，用汗牛充栋喻之当不为过。而这些知识正在离人们远去。用我们的话说：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乎！

相对于文学，伊西多尔似乎更钟情于音乐。除了音乐在宗教仪式中的作用等相对客观的原因，这也许还得归功于它的非意识形态色彩（尽管传统基督教神学中不乏僧侣对音乐的批判，认为音乐既能净化灵魂，也可使人沉溺于斯，从而腐蚀其心志）。音乐和语言一样，是人类最伟大的创造。伊西多尔在《词源》第三部中辟九章评述音乐，并提到了缪斯、俄耳甫斯等古希腊神话人物。他显然意识到了古典音乐的衰微，认为音乐不仅是一门艺术，它同时也是一门科学，是人类灵性和智性的结合，具有深入人心、触动灵魂的功效。第十五、十六章梳理了音乐的“起源”。古希腊神话将音乐的起源归功于缪斯，但世俗学者却认为它是毕达哥拉斯的创造。同时，希伯来人摩西认为早在“洪水”和挪亚之前，该隐的后人已经发明了音乐。第十七章叙述了音乐的功能。在古典时期，不懂音乐和不识字一样，是野蛮无知的代名词。我族先人也十分重视音乐，有“致乐以治心”之谓。后来，音乐渐渐发达，及至非乐不礼。伊西多尔说，没有音乐，万事不成。战争需要鼓角，以激励斗志；愤怒时需要音乐，以安心宁神；就连动物也会受到音乐的感染（现代科学则连植物也被赋予了感知音乐的能力）。第十八章叙述了音乐的三大要素：和谐、节奏和韵律。第十九章关于音乐种类部分对弦乐、管乐和人声进行了总结。第二十章专论人声，即歌唱，对音准、音频、共鸣、交响等进行了叙说。第二十一章是记叙管乐的，其中包括对风琴、管风琴、号、笛、箫等古典乐器的介绍。第二十二章记述弦乐，同样对竖琴、七弦琴（里拉）、印度琴、腓尼基琴等进行了介绍。伊西多尔认为琴声犹心声；而乐手弹拨琴弦的同时，人们的心房在跳动、血脉在流淌。第三十三章又回到数学，认为数理与乐理是相通的，二者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式揭示万物运动、变化的规律。

然而，音乐只是伊西多尔梳理的众多学科中的一个门类。他的功绩在于蜜蜂采花似的采撷知识、传承知识。众所周知，4世纪末，随着帝国的分裂，东西罗马渐行渐远；及至半个世纪后西罗马帝国被日耳曼人毁灭，双方也就彻底分道扬镳了。然而，拜占庭因拥有古希腊语这一官方语言，使得古典学术较为顺利地保存下来。哥特王国则不同，它同古典学术的疏虞不仅在于客观上失去了希腊与古希腊语，而且同时因教会势力不断扩大主观上丧失了全面传承和发展古希腊罗马文化的诉求。拉丁文化的反世俗化或文化沙漠化愈演愈烈，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感到担忧。伊西多尔是少数有识之士中的一位。他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式的著述便是显证。将古典学术思想和各种知识记录下来，本是古希腊罗马时代的传统。古希腊有埃拉托色尼（Eratosthenes）、波西多纽（Posidonius）等人。罗马时期有瓦罗（Varro）、小塞内加（Seneca，公元前4—65年）、老普林尼（Pliny）、卡尔西迪乌斯（Calcidius）、马克罗比乌斯（Macrobius）、卡佩拉（Capella）等。西罗马帝国覆灭后，则有波爱修斯（Boethius）、卡西奥多鲁斯（Cassiodorus）。伊西多尔是这一传统的继承者，在他之后又有比德（Bede）等人薪火相传，但无论规模还是影响力均未超越伊西多尔。对世俗知识，尤其是科学知识的怠惰开始意兴阑珊地笼罩西方。

另一方面，基督教神学吸收新柏拉图主义思想，在神秘主义的道路上愈走愈远。天主教僧侣不再对物质世界感到好奇，而是将注意力集中在了纯而又纯的精神世界，甚至汲汲于超念世界，并乐此不疲。这无疑是导致古典学术传统断裂的重要原因，也是天主教盛极而衰的症候。

唯其如此，以伊西多尔为代表的拉丁百科全书式作家的努力才显得弥足珍贵，尤以《词源》为甚。据有关学者统计，这部百科全书涵盖144位古典作家学者，内容涉及数学、历史、文学、天文、医学，以及动物学、地理学、气象学、地质学、矿物学、植物学等众多学科。作者应布劳利奥（Braulio）主教之邀开始编撰这部皇皇巨著，耗时十余年，但至死未及完成。后者将这一未竟之作分成二十部出版，它们依次为：

第一部：语法

第二部：修辞、辩证法

第三部：数学、音乐、天文学

第四部：医学

第五部：法律、时间（历史）

第六部：书籍、神职

第七部：上帝、天使和信徒

第八部：宗教和教派

第九部：语言、民族、王国、军事、城市和家庭

第十部：名物

第十一部：人和奇人异士

第十二部：动物

第十三部：世界及其构成

第十四部：大地及其构成

第十五部：房屋、土地

第十六部：矿石和金属

第十七部：农业

第十八部：战争和体育

第十九部：船舶、建筑和服饰

第二十部：食品、炊具和器皿

由此可见，它更像是一部百科全书。后世对伊西多尔的推崇也主要是因为他的博学和神学著述。尤其是在被罗马教廷封圣之后，他也便自然而然铭刻在西哥特，乃至天主教历史的丰碑上了。

二、乌赫尔的胡斯托（Justo de Urgel）

胡斯托生卒年月不详，但根据有关资料记载，他曾于517至531年先后在乌赫尔等地任主教，故又名乌赫尔的胡斯托。伊西多尔在《名人传》中将其列为西班牙圣贤。由此，我们还知道胡斯托弟兄四个都是神职人员，并先后担任主教。这与伊西多尔的情况颇有些相似。他《关于〈雅歌〉的象征》（In Cantica Canticorum Explicatio Mystica）是西哥特王国有关《雅歌》的第一篇评论。一定程度上说，他对西班牙文学的贡献因此而得到了后世的肯定。值得一提的是，胡斯托并未拘泥于基督教神学，他广泛撷取世俗学者的成果，为其所用。伊西多尔曾给予其高度评价，认为胡斯托风格凝练、清新入目。同时，伊西多尔也没忘记挑剔，谓胡斯托只是传递前人成果，并未阐发独创性见解。关于这一点，胡斯托并不讳言。伊西多尔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当时学术衰微，传承经典已然是功莫大焉。《雅歌》固出《圣经》，但它也是《圣经》中最富有世俗精神和世俗色彩的篇章。所罗门与其妻妾的生活、情感细节，不可谓不世俗。散落境外的大量手稿表明胡斯托的这一作品曾广为流传。

《关于〈雅歌〉的象征》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献词和序言，以说明著述内容、前提，尤其是应何人之邀、受何人资助，等等。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文艺复兴运动时期。人们著书立说，言必称献给某某达官贵人，以求庇佑或重视，及至后来逐渐演变为恭敬或感谢亲朋好友。第二和第三部分为两封写给塔拉戈纳主教的信笺。和伊西多尔的风格以及他对胡斯托的评价不同，后者在作品中竭尽修辞能力，因此借着阐释对象，展示象征、铺陈华丽。同时，为尽力避免来自教廷的可能指责，他在序言中开宗明义，谓此乃虔心之作；又曰应同道之邀，难违难却。同时，他将此作分抄数份，发至三位兄弟之手，并请其务必传抄与人。可见其心心念念、孜孜矻矻的程度。这为《雅歌》在文艺复兴运动初期再次成为宗教斗争的焦点埋下了伏笔，也为宗教诗人如胡安·鲁伊斯（Juan Ruíz，又称伊塔大司铎）等“打着红旗反红旗”开了先河。

胡斯托另有一些作品迄今仍存在归属问题，在此恕不赘述。

三、利西尼亚诺（Liciniano）

利西尼亚诺，又称迦太基的利西尼亚诺，生卒年月不详。由于伊西多尔在《名人传》中的褒奖，利西尼亚诺得以跻身圣贤行列。公元6世纪后半叶，他在迦太基任主教，这构成了他的主要生活经历。关于他的猝死，曾有零星记载，谓他殁于拜占庭，死因是有人下毒，但何人下毒、因何原因却一直是个谜。

任迦太基教区主教之前，利西尼亚诺是某修道院修士，期间与罗马教廷关系密切。主要作品有信笺三封，其中包括《致教皇格列高利一世》（Epistula ad Gregorium Papam）。这些信笺本身并无文学价值，但后人仍可怜巴巴地视它们为西哥特时期的拉丁文学作品，尽管书信确实也有极具文学价值的，至于后来的书信体就更待言，如法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Montesquieu）的《波斯人信札》（Lettres Persanes）。

且说利西尼亚诺在信中广征博引，阐释其宗教理念。显然，由于种种原因，天主教内部纷争颇多，主教之间因理解不同产生分歧已然在所难免，而结派营私、任人唯亲造成内讧也不是什么偶发事件。利西尼亚诺之所以写这些信件，主要便是为了申辩和请命。作为依据，他免不了援引和引申奥古斯丁的前辈圣贤的著述。在《致味增爵》（Epistola ad Vincentium）中，利西尼亚诺义正词严地驳斥了教会内部装神弄鬼、弄虚作假的恶弊，认为：所谓收到来自天庭信笺（耶稣亲笔信），纯属无稽之谈。在《致教皇格列高利一世》中，利西尼亚诺一方面竭尽赞美，另一方面又毫不隐讳地提醒教皇，建章立制是一回事，践行又是另一回事；知行合一，是为大善。这是利西尼亚诺针对教皇《牧民手则》（Regula Pastorilis）发表的一番议论，同时请求教皇赐予《约伯伦理记》（Moralia in Job）。该信写于595年。

四、突尼斯的维克托（Victor de Túnez）

维克托，又称突尼斯的维克托，出生时间和地点不详，约卒于570年。年轻时饱读典籍，后任突尼斯主教，这期间写作《三章》（Tres Capitulum），被指揶揄攻击查士丁尼一世（JustinusⅠ），结果遭到了来自拜占庭和西哥特宫廷的责难，《三章》被禁，他也因此而身陷囹圄。出狱后遭流放，最后获终身软禁。正是在软禁期间，他又秉直写去，作品固名《纪实》（Chronicon） ，实则臧否历史，纵横捭阖，结果当然不妙。因此，《纪实》留给后人的只是一个残编，即444至566年发生的部分历史事件及相关人物。当然，身为高级僧侣，维克托并未疏于记录教内人事。同时，他还对旺达尔人占领北非深表关注。

维克托的重要贡献在于奉行了“公允不阿”的史家风范，并对随其而至的胡安等编年史家产生了影响。

五、比克拉罗的胡安（Juan de Biclaro）

胡安（约540—621年），又名比克拉罗的胡安，生于今葡萄牙境内，少年时期在君士坦丁堡学习，故能诵读古希腊罗马经典。青年时期移居西班牙，但因血气方刚、善辩好斗而开罪巴塞罗那主教，故被流放。不久自立门户，创建比克拉罗修道院，并效法先贤和格列高利一世撰写《教规》（Regula），后任突尼斯主教。然而，他为后人所称颂的却是《纪事》（Chronicon）。

《纪事》师法哲罗姆（Jerome）、维克托等前辈、先人，但同时也成了后期史家、学人如伊西多尔、迪亚斯·伊·迪亚斯（Díaz y Díaz）等人的案头读物。

《纪事》以（拜占庭）朝代编年方式记述了公元5世纪至6世纪的重大历史事件，并写两面，即西方拉丁王国和东罗马帝国的人事变迁，尤其关注双方愈来愈稀少的交叉点，譬如对波斯、阿拉伯人的战争。作品从查士丁尼一世（Justinus Ⅰ）起笔，至摩里士（Mauricius）皇帝收笔，所涉及年代有限，但每每细节毕露，且文风朴实，深得后世学者赞许。其中，作者对查士丁尼一世处理两个违逆儿子的方式的描写令人过目不忘。兄弟俩意欲谋害深得父皇喜爱的表兄查士丁尼，结果东窗事发，被分别处以极刑：一个被野兽吞噬，另一个被活活烧死。而作者对兄弟俩的作案方式也与一般记述和传说不同，盖因一般传为他们在表兄食品中下毒，而胡安却将其写成了更具戏剧性的慢慢用铅使其中毒。至于他有何依据，则有待考证。史家在一些细节上的处理亦可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 而且文史自古不分家，变通乃天下史文之公器，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六、杜米奥的马丁（Martín de Dumio）

杜米奥（或布拉加）的马丁，又名马丁·杜米恩塞，出生在匈牙利。他的本名已无从查考。在当时的拉丁王国，人们只有名，没有姓。姓是几个世纪之后才逐渐产生并沿用至今的。早期最常见的姓氏其实多为地名。世俗贵族以封地，一般人等则或以出生地、职业等作为姓氏，而且必得到公元10世纪之后才逐渐确定下来，譬如比克拉罗的胡安、乌赫尔的胡斯托……现在人们已经习惯于将这些姓名直接移译为胡安·德·比克拉罗、胡斯托·德·乌赫尔等。然而，匈牙利在欧洲是个例外，它的主要人口来自东方。罗马帝国灭亡后，大量移民陆续迁移到多瑙河流域的这个盆地，并定居下来。较早到来的是匈奴，他们在阿提拉（Attila）的领导下建立了强大的帝国。匈牙利这个名字可能来源于斯，尽管有学者认为匈牙利人主要来自中亚，是突厥人或欧诺古尔人。从马丁·杜米恩塞的姓名及其排列情况看，他已经拉丁化了。事实上，他从匈牙利经巴勒斯坦到君士坦丁堡，再由君士坦丁堡至西哥特王国，一路走来，既学会了古希腊语，也掌握了拉丁文。因此，当他决定在西班牙生根时，不仅倒转了姓名 ，而且已是位虔诚的天主教徒。

马丁·杜米恩塞生卒年月不详。他的姓名显然是他到苏维汇人聚居地后更改的。6世纪中叶在今葡萄牙境内杜米奥兴建修道院，撰有《杜米奥修道院》（Monasterium de Dumio），并开始传播古典学术和基督教神学。之后又相继创立多座修道院，及至6世纪60年代任布拉加大主教，成为半岛西北最负盛名的神学家、文学家之一，同时说服苏维汇首领特奥多米洛（Teodomiro）接受洗礼，并于563年召开大会，促成苏维汇人全面改宗、接受罗马教廷和约翰三世（Juan Ⅲ）的领导，史称布拉加教务会议。

572年，马丁·杜米恩塞主持召开了第二次布拉加教务会议，促成苏维汇新君米洛（Miro）签署允许教会在加利西亚全面传教的协定，这为日后天主教会在半岛西北部消除各种异端邪说铺平了道路。在这期间，马丁·杜米恩塞创作了不少宗教诗篇，并编纂了八十四种《经典文献》（Parentibus Orientalis），得到了罗马教廷的赞扬。伊西多尔在《名人传》中也对他给予了高度评价。

主要作品有《民众指导》（De Correctione Rusticorum）和《东方问题讨论》（Sententiae Patrum Aegipteorum）。前者是一系列守则以及如何在普通民众中开展传道活动的要领，其中牵涉到如何纠正传统信仰、占卜、迷信、巫蛊等问题，同时还致力于在拉丁王国推广基督教圣徒日，并试图以此替代传统纪日方式（如Luna, Marte, Mercurius, Juppiter, Venus, Saturnus, Solis）。除了周日（Dominicus）逐渐得以以圣徒多明我命名而外，其他均未获得成功。《东方问题讨论》则一度成为半岛天主教禁欲主义教材，其中的戒律是马丁·杜米恩塞直接从东方借来的。

其他作品有《信规》（Formula Vitae Honestae）、《谦卑之道》（Pro Repellenda Iactantia et Exhortatio Humilitatis）、《三重洗礼》（De Trina Mersione）、《论戾气》（De ira）等。但这些作品并非完全没有归属问题，而且有的已经散佚，譬如《论戾气》。伊西多尔在《名人传》中是这样评价马丁·杜米恩塞的：

杜米奥的马丁，某修道院的神圣院长，从遥远的东方踏浪而来……使苏维汇人改信了天主教。他建立教规、创办修道院、撰写了大量布道文章……我曾有幸拜读《四大美德的区别》（Differentiae Quatur Virtutes）和书信集。他引领我们正确地生活，教导我们要坚定信仰、反复祷告、救扶贫苦，尤其是修身从善。正因为如此，他在特奥多米洛、查士丁尼和阿塔纳吉尔德（Athanagild）的王国，以及东罗马和广大西班牙地区享有崇高的威望。

诚然，马丁·杜米恩塞的诗作乏善可陈，这是中世纪古典文学传统断裂的又一显证。相对落后的日耳曼民族未能在东西哥特王国和法兰克王国恢复传承古希腊罗马文化，直至公元8世纪阿拉伯人占领半岛。

七、塞维利亚的莱昂德罗（Leandro de Sevilla）

莱昂德罗是伊西多尔的长兄，出生时间不详，卒于600年。他为西哥特王国信奉基督教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在此过程中，他曾导致王室内讧。他也因此而被利奥维吉尔德（Leovigild）流放至君士坦丁堡。但他痴心不渝，并且因缘巧合，结识了教皇格列高利一世。不久，西哥特新王登基，大赦天下，莱昂德罗带着众多流放人士返回西班牙，并出任塞维利亚主教，继续致力于宗教事业。

莱昂德罗出生在迦太基，自幼随父母迁居西班牙，曾辅佐乃父劝说西哥特人皈依天主教。因父母早逝，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在他的带领下遁入空门。两个弟弟先后在不同教区任主教，妹妹弗罗伦蒂娜则成了西哥特王国，甚而西班牙的第一位女诗人，只可惜岁月无情，她的诗作散佚一空。经过三次托莱多教务会议，尤其是新君雷卡雷德一世（ReccaredⅠ）皈依天主教之后，西哥特王国逐渐成为罗马教廷的坚强后盾。

他与教皇格列高利的友谊被传为美谈，而两人之间的信笺来往更为后世研究中世纪西班牙天主教历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伊西多尔在《名人传》中以饱蘸深情的笔墨记述了兄长的“丰功伟绩”。据称莱昂德罗著述颇丰，但流传至今的却寥寥无几。其中，《基督教贞女教育与如何鄙弃世俗生活》（De Institutione Uirginum et de Contemptu Mundi Libellus）是唯一没有归属问题的著作，但写作时间不详。该著是他献给胞妹弗罗伦蒂娜的。莱昂德罗在作品中传承奥古斯丁等前辈基督教神学家的衣钵，对女性的贞操和基督教禁欲主义进行了梳理，列举并褒扬了一些贞女。然而，伊西多尔在其作品中提到了兄长的另两部著作，一部是《再论异端邪说》（Duos Aduersus Hereticorum Dogmata Libros），另一部是《雅利安人偏见刍议》（Opusculum Aduersus Instituta Arrianorum）。可惜这两部作品均已散佚。此外，《关于洗礼》（In baptismus）和《论不怕死亡》（Contra Metum Mortis）也被认为是莱昂德罗的作品，前者是致格列高利的一封长信，后者是写给富尔亨西奥或伊西多尔的。但是，这些信笺究竟是否莱昂德罗手笔，学术界尚有异议。当然，分歧最大的是《论诗人》（Psalmographus），又作《诗人与祷告之书》（Liber Orationum Psalmographus）。对此，学术界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好在书中并未涉及真正意义上的诗人，而是关于祷告的宗教著作，通篇洋溢着虔诚的宗教精神。

莱昂德罗去世后，由胞弟伊西多尔继任塞维利亚主教。

八、萨拉戈萨的布拉乌利奥（Braulio de Zaragoza）及其弟子萨拉戈萨的塔洪（Tajón de Zaragoza）

布拉乌利奥（590?—651）与比克拉罗的胡安是亲兄弟，而塔洪（?—683）则是布拉乌利奥的弟子。布拉乌利奥的主要作品是《信札》（Epistularium）；而塔洪的主要作品也是一系列信札，在此姑且称之为《信笺》（Cartas），以示区别。

《信札》由四十四封信笺组成，涉及古罗马时期众多经典作家，如贺拉斯、维吉尔、奥维德等。其中三十二封出自布拉乌利奥之手，十二封为相关人等给他的回复。而塔洪的《信笺》不仅相当一部分是写给导师布拉乌利奥的，而且很大程度上是对前者有关著述的诠释。

师生之谊使布拉乌利奥与塔洪过从甚密。应前者之托，塔洪曾于7世纪40年代前往罗马寻找格列高利一世的《约伯伦理记》。塔洪不负师嘱，亲手将该著抄录一份带回西班牙。西班牙学者塞拉诺（Serrano, Luciano）在《圣格列高利〈约伯伦理记〉对西哥特西班牙文学的影响》（“La obra Morales de San Gregorio en la literatura hispanogoda”）一文中盛赞塔洪及其抄录的《约伯伦理记》，认为它奠定了西班牙宗教文学的伦理高度。此外，塞拉诺对布拉乌利奥的《信札》和塔洪作为《约伯伦理记》抄录者序言的一封长信进行了比较，发现两者不仅有着明显的传承关系，而且不少段落几乎如出一辙。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方面是他们一再援引贺拉斯、维吉尔、奥维德等古典诗人，并在修辞方面颇费工夫。布拉乌利奥在致塔洪的一封信（《信札》第三十二）中写道：

你看，这是一封冗长的信，仿佛只为你启封后一直读到我离开人世……

同样，塔洪在上述序言中写道：

你瞧，我就像一名制作双耳陶罐的新手，把这封信拉抻得如此冗长……

当然，作为神职人员，他们更注重继承奥古斯丁、哲罗姆、利金（Origen）、奥古斯丁等人的著述。

九、托莱多的欧亨尼奥（Eugenio de Toledo）

欧亨尼奥（?—657），出生时间不详，因645至657年任托莱多大主教，史称托莱多的欧亨尼奥，被认为是继伊西多尔之后西哥特王国“最重要的诗人”，“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真正的诗人”。迪亚斯·伊·迪亚斯称之为“古典风格的传承者”。

欧亨尼奥出身于西哥特贵族家庭，与前述拉丁文人不同的是他虽为主教，却并不一概排斥世俗主题，尤其是他对自然的亲近非其他僧侣可及。他讴歌自然，马嘶鸣，驴嗷叫，牛哞哞，羊咩咩，猪猡咕噜噜，响彻字里行间。同时，他将人们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燕子描写为“梁上来客”，“盖因它们难以栖身于广袤的田野，/也未能筑巢于繁茂的树冠”。凤凰被描绘成“死亡与复活的意志”。在世人看来，蔚蓝的海岸线用“咸湿的水/盛满巢穴，/拍动羽翼；远航的船/到达彼岸……”夜莺，夜的情郎，拥有柔美的歌喉：

夜莺，拥有柔美的歌喉，

唱出不加修饰的美丽。

你是诗人的最佳伙伴，

超越竖琴与和风呢喃，

使所有乐器相形见绌。

释放你穗子般的颤音，

安慰深夜焦虑的灵魂。

栖于鲜花烂漫的原野，

育于幽静的丛林深处，

繁衍生息，用歌声回报

自然造化的和谐平衡。

……

夜莺啊，颤动你的巧舌，

奏出精美绝伦的音韵。

夜莺啊，请勿停止歌唱。

这样富有原创精神的诗情画意，在西哥特拉丁文学中几可谓绝无仅有。在《萨福的伤悲》（Sappfico Tristi）中，欧亨尼奥记述了托莱多的一场旱灾。河流干涸，土地干裂，葡萄蔫了，蛤蟆乱蹦，蛇蝎横行。闷热的天气令人窒息，仿佛大地染上了天花。苍蝇在诗人头上盘旋，昆虫排成长队，但这正是否极泰来、暴风雨将至的征兆。在诗人仅存至今的近百篇诗章中，约有三分之一是写灾难的，其中绝大部分与诗人的健康有关。不少作品是诗人晚期创作的，表现了他对疾病和死亡的思考。这些作品由后人一并编入了《欧亨尼奥诗抄》（Libellus Diversi Carminis Metro）。

十、托莱多的伊尔德丰索（Ildefonso de Toledo）

伊尔德丰索（607—667）是欧亨尼奥的继任者，657至667年任托莱多大主教。他也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西哥特高级僧侣，著有《永恒童贞马利亚祝福三个异教徒》（De Perpetua Uirginitate Beatae Mariae Aduersus Tres Infideles）、《续名人传》（De Viris Illustribus）。后者与伊西多尔的《名人传》同名，却是《名人传》的续编，故称之为“续”，以示区别。

伊尔德丰索也是继欧亨尼奥之后的又一位西哥特诗人，但宗教色彩更加鲜明。如是，他成了托莱多后世作家、艺术家的表现对象，并被罗马教廷封圣。他的名字不仅赫然铭刻在托莱多大教堂的钟楼上，而且成了格列柯（El Greco）、贝尔塞奥（Berceo, Gonzalo de）笔下的重要人物。

他的《续名人传》不同于哲罗姆和伊西多尔等人的同类作品。作者在序言中按时间顺序提到了三位传主，但尔后笔锋一转，开始委婉地指责伊西多尔，认为前者在选择传主时多有疏虞，故而必须予以补充。另一个特点是他笔下的传主不尽是作家，甚至有五位连广义的作家都称不上。此外，他的十三位传主都是托莱多人（或长期旅居于此的僧侣）。因此，他与其说是为名人立传，毋宁说是为托莱多树碑。

十一、托莱多的胡利安（Julián de Toledo）

胡利安（642—690）是继伊西多尔和欧亨尼奥之后最重要的西哥特作家之一，出身于犹太改宗家庭。青年时代师从欧亨尼奥，伊尔德丰索离世后继任托莱多大主教。曾有历史学家们指责胡利安唆使朝廷下令迫害犹太人。但是，对犹太人的迫害始于公元7世纪90年代末，而当时胡利安早已故世。据有关史料记载，西哥特王国曾于7世纪末颁布法律，将所有不愿皈依天主教的成年犹太人作为奴隶出售；而他们的孩子则由西班牙天主教家庭自愿收养。

作为作家，胡利安非常多产，著有《忏悔录》（Apologeticum Fidei）、《忏悔三章》（Apologeticum de Tribus Capitulis）、《祷告》（Orationes）和有关欧亨尼奥和伊尔德丰索的传记、有关西哥特国王旺贝的《旺贝远征记》（Historia de Wambae expeditione）等。此外，他研究并记录了西哥特西班牙礼仪，收集整理了犹太习俗；编纂了《占卜》（Prognosticum futuri saeculi），凡三卷和有关葬礼的书籍。同时，他也曾潜心研究天主教仪式，著有多种记录中世纪宗教活动的作品。

十二、别尔索的弗鲁图奥索和瓦莱里奥（Fruttuoso del Bierzo, Valerio del Bierzo）

弗鲁图奥索（?—665）和瓦莱里奥（625—695）是来自别尔索地区的两位僧侣。前者出身名门，乃父是西哥特骑士首领；后者也是西哥特贵族子弟。他们先后进入圣彼得修道院，又先后在布拉加任主教，故史家常将其置于别尔索或布拉加名下，尽管事实上弗鲁图奥索在神学和文学创作方面几乎乏善可陈，倒是瓦莱里奥青出于蓝，留下了《修士族群》（De Genere Monachorum）等重要著述。

迪亚斯·伊·迪亚斯的《别尔索的瓦莱里奥：生平、作品》（Díaz y Díaz,Manuel:Valerio del Bierzo.Su persona.Su obra）是迄今为止有关瓦莱里奥的权威著作。该作详细转述了瓦莱里奥笔下的中世纪西哥特王国，尤其是莱昂地区的天主教僧侣。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对教会腐败问题进行了鞭笞。

今天已经没有人怀疑瓦莱里奥的赞美诗和圣歌了，它们对灵魂的思考彰显了它的独特气质，并让古老的宗教文学得到了发展。首先是自传《我的叹息，我的伤悲》（Ordo Querimonie, Prefatio Discriminis），迪亚斯·伊·迪亚斯称之为“精神自传”。作品记录了瓦莱里奥少年时期至他进入鲁菲亚纳修道院的生活，可谓平淡无奇。嗣后，在《致圣女艾赫丽娅》（Epistula Beatissimae Egeriae Laude Conscripta）中，作者记述了圣女艰难的朝圣之旅，并掺入了传主本人的日志和信札。可惜作品的前半部分已经散佚。《关于天堂》（De Caelesti Reuelatione）是他假借三位前辈抒发的宗教情感。作品从不同的角度描写了天堂的情景。灵魂在鸽子的羽翼下抵达天堂，那里有永恒的绿色草地，由衷的美丽在不朽的时空中闪闪发光，童贞的紫色玫瑰和白色百合在阳光下绽放。银色的沙滩簇拥着晶莹的水流，美酒佳酿甘甜醇香，令人无法形容。反之，地狱传来号叫，哭泣的灵魂和狂犬的怒吠响彻云霄，冰河与火海，让罪恶的灵魂生不如死，直至它们得到宽恕。上帝在天庭富裕世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和日月更替，并通过各种方式传达他的威严和伟大。瓦莱里奥用诗意盎然的、音乐般的语言传递了这些意念。在天堂花园和地狱深渊之间，瓦莱里奥嵌入了一些圣徒和自己的传略，表达了他年轻时代的一个愿景：老年来临时到某个修道院隐修。前辈圣徒的苦修、死亡以及死亡之后如何被鸽子模样的天使带到天堂等经过，在作者的笔下细节毕露，仿佛亲身经历，并有意无意地表达了瓦莱里奥对禁欲主义的认同。这在他的另一部作品《智慧人生》（De uana saeculi sapientia）中体现得非常明确。在他看来，宗教修行是人生最智慧的选择。循着原罪说，瓦莱里奥将人生的一切苦难皆理解为赎罪过程，并再一次描述了地狱的恐怖、天堂的美好。与此配套的是另一部神学著作：《关于徒劳无益的世俗智慧的最后版本》（Nuperrima editio de uana saeculi sapientia）。尽管此书已经散佚，但从题目即可推断其主要内容，后人将之与格列高利一世的同类作品相提并论。

除此之外，瓦莱里奥可能还注疏过有关约翰、哲罗姆等前辈圣徒的作品和一些关于宗教生活的诗作，如《吟痛苦》（“Epitameron Propriae Necessitudinis”）、《痛苦与诗》（“Epitameron Proprium Praefati Discriminis”）、《致圣徒请愿书》（“Epitameron Propriae Orationis”）、《杂谭或建议》（“Epitameron de Quibusdam Admonitionibus uel Rogationibus”）等数十余首，但它们大多没有流传下来。其中，《杂谭或建议》中有一些属于诗艺游戏，但并不关心韵律，因此充其量只能算是散文诗。

十三、弗罗伦蒂娜

弗罗伦蒂娜（?—633）是伊西多尔的胞姐，一直致力于宗教事业，曾任修道院院长等职。父母早亡，长兄若父，莱昂德罗对她的影响不啻是宗教信仰，还有亲情。前者弥留之际，曾明确嘱咐妹妹：“最后，亲爱的妹妹，请为我祈祷。还有，不要忘了我们的小弟弟伊西多尔，他是父母对我们的托付。”

据莱昂德罗所言，弗罗伦蒂娜出生在卡塔赫纳，从小楚楚动人，而后出落成远近有名的美女。“你来到这个世界时，世界已经很老。我们甚至不知道它是什么时候被创造的。对它，你无须心存眷恋，怨艾生于欲望，悔恨来自索求，痛苦必定是享乐的结果。”这是莱昂德罗对妹妹的循循善诱，也是《基督教贞女教育与如何鄙弃世俗生活》的主要内容。

弗罗伦蒂娜毕生致力于宗教事业，创办了四十多座修道院，培养了一大批虔诚的修女。这是她后来被罗马教廷封圣的主要原因。同时，弗罗伦蒂娜素有“西班牙第一女诗人” 之称。马埃斯图（Masdeu, Juan Francisco）在其《西班牙及西班牙文化批评史》（Historia crítica de España y de la cultura española）中大篇幅盛赞弗罗伦蒂娜，谓“她是西班牙天主教第一女诗人，作品温婉多情”，对中世纪西班牙拉丁文学产生了影响。遗憾的是她的作品已悉数散佚，空留下一堆赞许和一片唏嘘。

除上述作家外，西哥特时期尚有不少佚著作家和佚名作品。其中常被文学史家提及的作家、诗人有杜米奥的帕斯卡西奥（Pascasio de Dumio）、梅里达的保罗（Paulo de Mérida）、萨拉戈萨的马克西莫（Máximo de Zaragoza）、布尔加拉诺伯爵（El Conde Bulgarano）、旺贝、雷卡雷德二世、西斯贝托（Sisberto）等；较之上述作家，佚名作品更多，但真正富有文学价值的篇什并不常见，盖因当时的文化完全由僧侣掌控，而僧侣写作普遍倾向于简洁晓畅，其传教目的非常明确；世俗创作则难有立足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