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第一章 拉丁文学

引言

在西班牙这方水土，历史的源头照例可以追溯至公元前数千年，甚至更为遥远的旧石器时代——如阿尔塔米拉（Altamira）岩画时期；但相形之下，其文学却并不那么悠久，这大抵与种族、民族、语言的变迁、更迭和形形色色的战乱、劫难有关。后者使可能产生或遘有的初民文学难以流传。同样，世事迁流，先于文学的音乐舞蹈也未能幸免于天灾人祸。就目前可以查考的资料看，远的不说，伊比利亚（Iberia）人至少早在印欧人到来之前（约公元前4000年左右）就已在这里繁衍生息了。公元前1200年左右，来自中北欧的凯尔特人（Celtas，英文作Celtics）开始从北部进入半岛。金发凯尔特人和肤色稍深的伊比利亚人通婚，并在整个半岛繁衍生息。伊比利亚半岛历史上唯一未被任何外来势力侵入的是北部山区的巴斯克地区。关于巴斯克人的起源，历史学界至今尚无定论。但人们普遍认为她是一个十分古老的民族，却和任何邻近民族之间基本上没有亲缘关系。20世纪，有人在巴斯克语和日语之间找到了一些共同点，尽管它们纯属巧合。巴斯克族分明是最少受到外来影响的伊比利亚原住民，巴斯克语也几乎未曾受到印欧语言的浸染，故而更多地保有了早期伊比利亚语言的特征。自公元前两千多年至罗马人侵入，这一带便出现了青铜时代——如阿尔加尔（Argar）文化。虽然准确时间难以查考，但一般认为公元前12至前9世纪来自北方的凯尔特人进入并统治半岛，公元前10至前6世纪来自东方的腓尼基人（Fenicios，英文作Phoenician）占领了半岛的大部分地区，及至公元前3世纪前后同样来自东方的迦太基人（Cartagenos，英文作Carthages）入主半岛，这里的人种已然非常混杂。中间还夹杂着一个希腊占领期及其与迦太基人的拉锯战。这仅仅是粗线条勾勒的结果，有关史料汗牛充栋，缠绕着至今鲜有定论的诸多问题，在此恕不赘述。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鉴于有关地名、人名或种族、民族的称谓在不同语言中有所区别，本文大体尊重西班牙语的习惯拼法，除非必要。

“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是谓音。” 料西方也是如此，尽管彼人缺乏我国先民这样明确的“志”及如《礼》《乐》《诗》《书》的分门别类。因此，除了希腊时期的伊比利亚（Iberia），腓尼基时期的伊斯帕尼亚（Hispania）和罗马时期的有关行省曾有明确记载外，真正的西班牙历史或可从西哥特（Reino Visigodo，英文作Visigothic Kingdom）时期算起，而伊比利亚（Iberia）则是古希腊以来人们对半岛的统称。西哥特王国是由西哥特人与其他日耳曼部族战胜西罗马帝国之后在伊比利亚半岛及今法国南部建立的封建王朝，它保留了罗马时期的许多理政方式。王国以骑兵为主要军事力量，并由西哥特贵族领导，其他国家机器和专政工具也主要由西哥特人掌控，政治上与被征服的罗马人和平共处，甚至接受了拉丁文和天主教，废黜了同罗马人通婚的禁忌。天主教是基督教三大宗派之一（另两个为东正教和16世纪崛起的新教；后者现又常被泛称为基督教），始创于公元1世纪，其正式名称为“罗马天主教会”或“罗马公教”，由罗马教宗领导。天主教特指信奉罗马教廷理论体系，包括道德、圣祭仪式以及教条的宗派，以服从圣座为最高教长。根据信理神学教条（Quapropter Theologia Dogmatica）的论证和阐述，天主教会是由耶稣基督亲手建立的、唯一的、至圣至公的、由使徒直接传布的正宗教派。大师徒圣彼得（Sancti Petri，又译圣伯多禄）被认为是天主教首任教宗。史学界普遍认为西哥特时期的西班牙遵从的是“神权政治的原则”。

然而，西哥特王朝始终没有创立王位继承制度，以致内讧不断、政变频仍，直至711年穆斯林长驱直入。在这一过程中，教会似乎只是纯粹的精神存在，即并未像后来的“天主教双王”伊萨贝尔（Isabel Ⅰ）和费尔南多（Fernando Ⅱ） 那样形成政教合一的有效秩序。奇怪的是，这一时期的文学却是极端宗教化的，它几乎完全游离于西哥特人或苏维汇人的宫廷争斗和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这种情况一直要到穆斯林占领时期，乃至“光复战争”后期才有所改变。然而，卡斯蒂利亚语（即西班牙语或西班牙语的主体）、加泰罗尼亚语、加利西亚——葡萄牙语等“俗语”主要由拉丁文演变而来；因此，拉丁文及其文学，及至广义的书写对于西班牙语及其文学便不啻是影响：说源头固可，谓血脉也罢，无论如何，其亲缘关系毋庸置疑。然而，除了语言的延承关系，后来的西班牙文学与拉丁文学相去甚远，这里既有时代社会变迁的原因，更有伊斯兰文化加入之故。问题是，迄今为止，鲜有西班牙文学史家将西哥特拉丁文学和阿拉伯安达卢斯文学纳入视野。究其原因，语言障碍是其一；西方中心主义是其二；而因西方中心主义一不做，二不休，将之前与之同时并存的拉丁文学弃之不顾是其三。由是，横贯近千年的西哥特——西班牙拉丁文学被波德隆（Bodelón, Serafín）和迪亚斯·伊·迪亚斯（Díaz y Díaz, Manuel Cecilio）等浓缩在一两万字的小册子里，而这些小册子与其说是简史，毋宁说是人名作品目录（其中大多数作品已经散佚）。至于阿拉伯安达卢斯文学则同样乏人问津。

需要说明的是，后来流行于西方的哥特式小说与东、西哥特王国实质上并无直接关联，但从文学发生学的角度看，短暂而充满宗教色彩的哥特王国又确为后世文学创作提供了某些想象的空间。尤其是在遥远的英国，18世纪以来就有大量哥特式小说问世，尽管这些作品倘与哥特人有关，也大抵只是假托哥特王国的古堡、修道院说事。由是，西班牙学者塞萨尔·富恩特斯（Fuentes, César）经过多年探究，对哥特式小说与哥特王国的关系进行了梳理，认为前者只是在初始阶段伪托过后者的神秘：一、故事每每发生在神秘的古堡或修道院；二、故事及个中人物、灵异事物使悬念丛生；三、古老的预言或箴言和灵异人物、怪诞事物使描写充满玄虚和恐怖；四、故事在超现实语境中衍生新的故事；五、人物情感往往受非理性驱使，或狂热，或盲目，或病态；六、受非理性或神秘力量驱使，情节往往具有反伦理色彩、反传统倾向，等等。蒙田说：“强劲的想象可以产生事实。” 哥特式小说似乎是对中世纪的否定性想象或幻想，或谓新教国家对天主教极端时期的戏说、夸张和反讽，一定程度上也是后世对中世纪神学所鄙弃的原始巫术的否定之否定，一如骑士小说是一种致使“美梦成真”、发思古之幽情的强劲的玄想。从某种意义上说，一方面，地理和文化之距使英国有了比南欧更为自如的、对中世纪神学和哥特式修道院生活的否定性想象空间，而诸如此类的否定多少蕴含着“欢天喜地”的新教徒对“自作自受”的老天主教徒的有意无意的嘲讽与鄙夷；另一方面，英国弥久不衰的巫文化又不可避免地斜刺里为哥特式小说插上了翅膀。在新近出版的《魔幻与现实：莎士比亚戏剧中的超自然因素研究》一书中，作者攫取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麦克白》《暴风雨》等作品，对英国由来已久、百折不挠的巫文化进行了梳理和点厾，从而验证了其在莎士比亚及英国文学中春风野火般的生命力。关于这一点，“惧鬼甚于惧神”的“我们”当不难想见。

但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阿拉伯人的侵入，中世纪初南欧地区相对完整、稳定或死板、沉闷的政治格局被打破，从而出现了群雄并举、纷争不断的所谓“传奇时代”。宗教文化、骑士文化、市井文化和种族矛盾、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在碰撞中化合，在化合中迸裂。及至中世纪后期，坊间出现了不少稀奇古怪的“显圣”传说和灵异故事。它们夸大了东、西哥特王国时期的精神因素。这是后话。

此外，本章所涉人名、地名大抵按目前西班牙语国家公认的拼写方式移译，它们与罗马时期的拉丁拼法有所不同；但这并不包括罗马人名、地名和个别约定俗成者，如伊西多尔（Isidoro） 等。后者如是，罗马时期的人名、地名基本亦基本尊重我国已有通用译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