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永远不能忘记的地方(2)

“工人有枪总会出事，上边叫我们随时出动维持秩序，”斯烈见状不但不再掩饰，而且还出语威胁，“周总指挥也要考虑一下自己的安全，我们可以负责保护。”

曾经以热血贡献于北伐的上海工人，转眼之间，竟将成为北伐军攻击的对象，这一切都超出了谈判代表对于个人安危的考虑，变得令人难以接受。

周恩来一向给人温和谦恭的印象，此时也像一座火山一样爆发出来，他怒目圆睁，猛地掀翻了面前的整张桌子，桌上的茶杯、花瓶顿时散碎一地：“你们公然叛变革命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你们这样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斯烈愣住了，他没想到对方身处绝境，居然还能如此大义凛然，声色俱厉。这时第二十六军虽接到了对工人进行缴械的命令，但上头并没有能够给出如此做的充分理由。面对周恩来的怒斥，斯烈别说反驳，连抬头正视都不敢，只能低声道：“我也是奉命行事。”

周恩来被扣留于第二师司令部的消息，很快就被报告给了罗亦农。罗亦农一边向中央报告，一边尽全力进行营救。

第二十六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赵舒是辛亥革命元老，也是国民党左派，他与中共上海党组织保持着联系，罗亦农找到他，希望其协助解救周恩来。

赵舒听后慨然应允，随即赶到了第二师司令部。他先把斯烈叫到隔壁房间里，对斯烈说：“周总指挥领导上海工人起义完全是策应北伐，你又不是不知道，现在北伐的成果尚未完全稳固，就随意搞自己人，你我也该为自己考虑考虑喽！”

赵舒是斯烈的老上司，而且斯烈对政治走向如何本来也吃不准，诱扣周恩来如他所说，确有奉命行事的因素在里面，经赵舒一番棒喝，他果然有些害怕自己押错宝，糊里糊涂毁了前程。

为了避免尴尬，斯烈赶紧把副官当作替罪羊，叫来臭骂了一通，并且命令副官把枪械交还给周恩来的随行卫士。之后，他又亲自把周恩来送出门，其间一再向周恩来表示歉意。

转折点

就在周恩来遭到扣押的同时，闸北、南市、沪西、吴淞、浦东等十四处工人纠察队驻地都遭到了袭击，双方发生激烈枪战。

虽然纠察队已经提前知道流氓会来捣乱，但没有料到对方会化装成工人，加上周恩来等人又脱离了指挥岗位，猝不及防之下，受到不小损失。

倘若仅仅是对付流氓，纠察队其实还不至于过于被动。最初人们得到的信息是，青帮流氓用的都是盒子炮（即驳壳枪），没有长枪和重武器，人数也不是太多，纠察队只要稳住阵脚，反冲过去就可以把他们通通缴械。

转折点出现在军队的突然介入上。第二十六军以工人发生“内讧”，需要调解为名，突然开来并分别将纠察队驻地予以包围。他们命令双方都放下武器，实际只是为了收缴纠察队的枪械，纠察队稍一犹豫，军队即发动进攻。

在冲突中，纠察队当场牺牲一百二十人，负伤一百八十人，枪支被缴一千七百余支。

应该说纠察队之前也做了很多准备，尤其商务印书馆作为主要的战斗据点，里面不仅陈列着三次武装起义的战利品，而且还蓄藏了大批武器、弹药和粮食。商务印书馆本身是楼房，非常坚固，如果要坚守以待援兵的话，估计守上一个月都没有太大问题。可是由于第二十六军和流氓、特务合谋耍了诡计，商务印书馆很快就被其轻易占领，湖州会馆等据点也同样因此落入敌手。

工人纠察队是临时市政府的后盾和支柱，在纠察队遭到缴械后，白崇禧立即派军队查封了临时市政府，正在开会的执行委员连同办事员二十余人全部遭到逮捕。这个上海历史上第一个民选的联合民主政权，仅仅存在了二十四天，就被扼杀在了摇篮之中。

流氓、特务们见目的已经达到，连忙循原路退入租界。在他们行动时，杜月笙等人放心不下，一直在租界的铁门内守候，看到自己的门徒返回，这才离开铁门打道回府。

周恩来离开第二师司令部后，原本仍想去纠察队总指挥部指挥战斗，途中才得知商务印书馆俱乐部已被军队占领，而且敌人正在对他进行追缉。为避开追捕，他独自一人雇了条小船，以黑夜为掩护，渡过黄浦江，暂时到一处较为偏僻的浦东贫民区进行隐蔽。

没想到这处贫民区是第一军第一师的防区，天一亮，十余名士兵便发现周恩来并将他拘押起来。这些士兵隶属于第一师第七团，团长鲍靖中是黄埔生，他前来进行审问，一进关押周恩来的临时小屋，就认出对方是当年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不由大吃一惊。

鲍靖中向来不赞成反共，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他决定要冒险救出周恩来。

与此同时，第一师政治部代主任酆悌也得知了周恩来被抓的消息。这时已经有人主张将周恩来就地枪决，酆悌亦是黄埔生，他和鲍靖中一样，从内心里都很敬佩周恩来，认为此人才华出众，乃中国的第一流人才，杀之可惜。考虑再三，酆悌便打算出面劝说周恩来发表一个脱离中共的声明，以保全其性命。

看到酆悌匆匆赶来，鲍靖中以为营救周恩来的意图已被察觉，神情十分紧张。见此情形，酆悌心里明白了大半，他装作一无所知的样子，问了问七团“清共”的情况后，就起身离开了。

鲍靖中知道此地不宜久留，他让人找来一套军装，把周恩来化装成本团的士兵，然后亲自骑马护送周恩来离开了浦东。

此时，上海的大街小巷和车站码头上，到处都张贴着蒋介石发布的通缉令，宣称谁如果能抓获“潜匿沪上的伍豪（周恩来的化名）”，即重奖现大洋八万元。

也幸亏有鲍靖中亲自护送，一行人骗过几道岗哨的盘问，经过几番周折，终于使周恩来安全脱险。

真的错了吗

蒋介石、白崇禧将第一军调出市区，以第二十六军替之，就是因为第一军里的很多黄埔军官以及士兵，尚保留着国共合作时期所形成的革命观念，难以将他们的命令贯彻到底。

其实即便是在第二十六军，像赵舒那样的也大有人在。

国民革命军的军事和政工干部当时分属两个系统，政工干部直属政治部领导，第二十六军在改编的过程中，曾从政治部抽调了一批干部担任政治工作。

一般来说，团以上单位的政工干部大部分都是共产党员，少数是国民党左派，营连政治指导员则大部分是国民党左派，第二十六军二团二营政治指导员慕中岳就是其中之一。

第二十六军刚刚开入上海时，曾受到工人纠察队的热烈欢迎，慕中岳所遇见的纠察队员个个情绪饱满，态度和蔼，官兵们只要上前问路问事，对方均能热情亲切地予以回答，简直比同一部队的弟兄还要亲密，这让慕中岳很受感动，行军路上就和纠察队员们谈了不少话。

那时上海的驻军除工人纠察队、第二十六军外，还有归白崇禧统一指挥的李明扬先遣队和王桂林游击队。“四一二”的前一天，晚上十二点，二团团长赵观涛把营级军官全部召集到团部，宣布王桂林游击队到上海后，军风纪不好，要奉令收缴其枪械。

王桂林游击队与国民革命军的装束不同，他们穿便衣带手枪，左臂佩戴识别带，若不仔细辨别，很容易与纠察队混淆。部队到达指定的三山会馆执行任务，慕中岳和营长杨俊英前去视察情况，他看到士兵正在搬运收缴的枪械，接着又见五六个穿着“游击队”服装的人受了伤坐在廊檐下，但这些都没有让他察觉出有什么异样，直至登楼发现了“何同志”。

“何同志”是湖南人，与慕中岳是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科的同学。上学时，慕是第一队，何是第三队，但两人都负责各种刊物、小册子、画报的发行，因此经常联络接洽，相互之间很熟。

“何同志”见到慕中岳，立即迎上来：“慕同志，你们军队为什么不通知我们一声，深夜来缴我们的枪械？我们为着顾全大局，没有下令还枪，否则双方损失才大呢！”

慕中岳连忙说：“何同志，我想不到你在王桂林这个游击队工作，今天在这里相见。”

还没等慕中岳解释为什么要缴王桂林游击队的枪，“何同志”就说：“什么王桂林游击队，你们缴的是工人武装纠察队的枪啊！”

原来在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前夕，凡黄埔军校政治科的学生都由黄埔开到广州中山大学集训了三个星期，之后大部分学生都像慕中岳一样分到部队担任政治工作，有一部分被派到了敌后，“何同志”等人就是被派到上海做工人运动的。

“直鲁军、五省联军最后在上海对工人特别残酷，我们组织起来的工人武装同这些军阀军队打了很多仗，如果不是工人纠察队在市内干起来，你们怎么会进占上海那么快呢？”“何同志”气愤不已，“总理革命四十年，最后把革命任务交给校长（指蒋介石），万想不到他竟会对工人开枪！”

旁边有人也插嘴说：“纵然要我们工人纠察队缴枪，通知一声就行。夜间动手，牺牲的还不都是我们革命同志，我们中国人！”

慕中岳这才知道缴的是纠察队的枪，廊檐下受伤的“游击队员”其实全是纠察队员。“何同志”还告诉他，派来上海从事工人运动的黄埔同学在工人武装起义中伤亡并不大，可是却在这次冲突中牺牲了好几个人，在黄埔军校内常与他们往来的一、二队的几个同学都牺牲了，“简直太不成话！”

慕中岳又羞又愧，急忙回身找到营长杨俊英：“我们搞错了，缴的是工人纠察队的枪，不是王桂林游击队的枪。”他同时派传令兵通知各连，要求不准再收缴纠察队的枪。

杨俊英和团长赵观涛都是保定军校出身的北洋老军官，对于他们这批人来说，部队由北洋军改编成国民革命军，也就是换个番号而已，他们根本不懂革命，更谈不上同情革命。上级要求进攻工人纠察队并收缴纠察队的武器，他们照办不误，所谓“收缴王桂林游击队枪械”，不过是怕慕中岳等黄埔军官与纠察队方面有什么联系，故意使的障眼法而已。

现在见慕中岳已经弄清原委，杨俊英便装痴作态地应付他说：“真的错了吗？我们回团部问问团长究竟是怎么回事！”

两人到团部后并没有找到赵观涛，只得又返回营部，这时，连长翁国华接二连三送来收缴的书籍等物品，慕中岳翻了翻，书籍很多是《工人运动浅说》《共产主义ABC》等。

把工人纠察队误会成王桂林游击队，因此才收缴其枪械，这点或许可以理解，但为什么还要向纠察队收缴书籍呢？要知道，这些书可都是黄埔军校的政治课本啊！慕中岳还以为是翁国华个人的擅作主张，他对杨俊英说：“翁国华太莫名其妙了！”

时间很快到了中午十二点，街上的警戒撤销，报纸送了过来。看完报纸，慕中岳才如梦初醒，知道第二十六军对纠察队的进攻并非误会，而是一次有计划有预谋的行动。

在这种情况下，慕中岳十分担心“何同志”的安全，便借故外出，重返三山会馆。可是他到了三山会馆一看，里面已经面目全非，除了两三个守门人外，什么都没有了。

慕中岳万般无奈，只好抱着无比失落甚至是一种难以形容的情绪离开了会馆。在他身后，一扇门悄悄地关上了，隔绝了慕中岳以及其他许多黄埔军官曾拥有的革命理想和红色记忆，三山会馆也因此成为慕中岳一生中“永远不能忘记的地方”。

不忍回忆

1927年4月12日，住在南站的童奎芳一大早就听到消息，蒋介石已正式下令，宣布在全国实行“清党”。敌人果然先下手了，童奎芳急切地想赶到北站，找孙津川、沈干城进行讨论，可是他身上没有证件，不仅进不了站，而且非常危险。

童奎芳很机警，到上海后，他认识了一位机车司机，了解到司机是个忠厚老实的人，便在聊天时故意冒出了孙津川的名字，以试探对方的态度。

孙津川是上海铁路工会负责人，司机不仅熟识而且相当崇拜，孙津川三个字一下子拉近了他和童奎芳之间的心理距离。当他得知童奎芳正急于到北站寻找孙津川时，马上主动表示，有一辆空车要开往北站，童奎芳可以扮作他的助手，由他带进北站。

路上，司机暗中对童奎芳说：“今天有大变化，你知道了吧？老孙（孙津川）是铁路上的大目标，绝不会还待在那里，一定找不到他了。当然打听还要打听，我们许多人正替他担心，也要我打听消息呢！”末了不忘提醒：“进站千万要留心，问人，不可直接提他的名字，免出岔子。”

北站早已是军警布岗，杀气腾腾，若不是冒充司机的助手，童奎芳还真混不进去。童奎芳进站后到好几个地方询问老路工，得到的回答都是孙津川、沈干城系铁路上通缉的主要对象，不知避到哪里去了。他还想再转到铁路总工会那边去看看，司机急匆匆地赶来，说站上已增添了许多便衣，要他立刻上机车，退回南站。

就在童奎芳冒险奔走的时候，赵世炎、周恩来等人也正在考虑应对和反击措施。在纠察队遇袭之前，总指挥部的计划是想方设法保住武装，如果实在坚持不了，就把队伍拉到苏州，与政治上左倾的独立第十四师严重部会合。可是由于武器被缴，纠察队遭到解散，原先的计划已无法顺利实施。

此时数万工人展开了自发的示威游行，下午，游行队伍抵达湖州会馆。

湖州会馆系上海总工会会所，但已被第二十六军占领，大家一致要求他们交回会馆。

军队拒绝撤出，群情激愤的工人们遂冲破阻挠，一拥而入，重新夺回了会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