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永远不能忘记的地方(1)

蒋介石的“清党”是有计划有策略的。他一边在公开场合继续伪装支持工人，刻意制造“保护工人武装”的舆论，一边以驻防为名，将第二十六军调至上海。

第二十六军原属孙传芳的五省联军，起义后才编入国民革命军。与老国民革命军相比，这支部队受革命思想影响较小，所以才被蒋介石作为向纠察队开刀的主力。

1927年4月9日，蒋介石突然发布戒严令，取缔所有游行、集会，同时成立淞沪戒严司令部，任命白崇禧为司令。在完成这一连串的政治、军事部署之后，他即亲自率领已整顿成为“可靠”的第一军第一、二师前往南京，对南京城内的共产党干部进行搜捕，上海的反革命政变计划则委托白崇禧付诸实施。

次日，《申报》上出现了由白崇禧授意的通栏标语，名为“打倒篡窃党权的阴谋分子”。白崇禧还派人在上海街头广贴标语，上面无一例外写着“不许流氓地痞捣乱分子来把持我们各级党部”等内容，其实都是在含沙射影地攻击共产党，为实施政变做舆论准备。

疑问

山雨欲来风满楼，面对日益严重的局势，很多共产党员都感到了忧虑不安。

此前共产国际考虑如果蒋介石真的动武，工人难以抵抗国民党正规军的进攻，曾电令中共中央将工人的武装埋藏起来，同时“不要仓促进行公开斗争”。中共中央及上海特委却认为事情还不至于恶化到这种地步，因而没有执行这一指示。罗亦农在看到这份电报后，可能认为共产国际的指示高估了敌人，低估了工人纠察队的实力，还当场“很愤怒地把它摔在地下”。

随着薛岳部队被调离上海，特委除了利用自办的机关报暗中对蒋介石进行揭露，以及计划组织一次“反叛变”示威大罢工外，在军事上并没有什么特别得力的应对措施。

特委成员之一尹宽安慰自己的同志说：“蒋介石向我们进攻，即使胜利了，那也不过是一时的军事的胜利，在政治方面说，他则是失败的，我们是胜利的。”

可是后来事态发展表明，军事和政治并不能截然分开，尤其在某些特殊历史时期，一旦军事遭遇失败，政治胜利的成果也将无法得到保障。

随着危机迫近，中共中央正式决定在4月19日发动“反叛变”示威大罢工。具体将由上海总工会出面号召，先从铁路职员、海员开始，接着再扩大到其他行业，直至达到全面罢工。

为了便于进行掌控，党组织还在铁路工会秘密成立了行动指挥小组。宁波铁路工会负责人童奎芳为小组成员之一，他在4月10日早上才得到相关通知，因为时间紧急，上级要求他必须当天从宁波动身，限第二天赶到上海南站，与小组的另外两名成员孙津川、沈干城会合。

4月11日，童奎芳所乘的轮船进入了吴淞口，这时他突然听到舱房外有人惊呼：“哎呀，今天怎么会有这么多外国兵舰？”

童奎芳闻言急忙登上船梯，只见黄浦江江面上已布满了扯着不同国旗的外国军舰，他估计应该在一百艘以上。

穿着各种各样军服的外国水兵全部严阵以待，有的站在甲板上打旗语，有的端着枪对过往船只进行监视。值得注意的是，军舰的舰炮炮口无一例外全都对着市区，摆出了一副随时准备开火的姿态。

在外滩上岸后，童奎芳看到租界的重要路口都布置了沙包和铁丝网，有外国巡捕在那里设岗守卫，显然租界也都戒严了。这让他的脑子里猛然掠过一个疑问：“难道蒋介石已经和外国人勾结好了吗？蒋介石准备动手，他们是不是来助威的？”

列强对大革命的敌意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胜利后，工人们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和“收回租界”的口号，租界当局为此惊慌失措，恐惧万分，纷纷急电本国，要求增派军队到上海。

还在3月间，英国就有一艘装载几十架飞机的航空母舰开到吴淞口外，至4月初，美日英法等八国共调集了五十多艘军舰至上海。除此之外，法国又从巴黎和越南海防市抽调几个营的法军、越军，直接开进上海的法租界。

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不但紧紧关闭了通往华界的大门，而且还在马路上架起机枪，并用装甲车四处进行巡逻。

当时租界当局的气焰很凶，连国民革命军的官兵在租界铁门旁边贴宣传标语，都常被租界的巡捕逮捕。被捕官兵会被送到租界法院接受审判，而每次受审往往都是他们被迫承认误入租界，具结悔过后才能得以保释。

在蒋介石采取反革命政变之前，租界当局实际已经与之达成了默契，蒋介石下达秘密手令，将“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改为“和平奋斗救中国”，同时严禁官兵进入租界，查出要以违令惩办。这样一来，租界当局便把矛头集中对准了上海工人，他们经常捏造事实，说某处工人持枪企图冲入租界，借此向白崇禧提出抗议。

童奎芳当天所看到的情形，则还远远超出了“抗议”或者逮捕几个工人的范畴，这些异常举动分明预示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大风暴即将来临。

带着疑问，童奎芳来到南站，找到了组织上指定秘密集合的地点。一看，门牌对，暗记也合得上，可房间里却没有人。据住在附近的一位居民说，这户房客不知为什么昨天就匆匆忙忙地搬走了。

童奎芳既担心联系不到孙津川、沈干城，可能影响示威大罢工的进行，又怕自己被密探盯上，于是便故意在附近兜了两三个钟头，以进一步察看动静，结果并没有什么特殊情况发生。

再细心探问，童奎芳才知道因为这两天风声很紧，总工会的负责人都走了。有人建议他到北站铁路工会打听一下，但时近傍晚，租界已经实施戒严，通行很困难，他只好暂时在南站过夜。

出事了

如同童奎芳所了解的那样，连日来，上海面临的局势确实分外紧张，本拟与童奎芳接头会合的孙津川、沈干城还未来得及通知他，就不得不做了紧急应变转移。

童奎芳抵达上海的当天下午，从四点起，第二十六军的大批官兵突然散布于街市。纠察队总指挥部事先还得到密报，获悉夜里将有大批流氓自租界冲出，对工人纠察队发起袭击。

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上海总工会便按照江浙区委的决定，从纠察队挑选出两千七百人，用缴获的武器装备起来，编成大、中、小队，分驻于闸北等各区维持秩序。得到密报，总指挥部一面通知各纠察队加强戒备，一面向第二十六军司令部送去公函，请求在万一发生不幸事件时予以援助。

公函送去后，第二十六军司令部没有做出答复，这让大家更加忐忑不安。此时在总工会方面，汪寿华自告奋勇提出要去找流氓头目杜月笙进行解释，从而阻止流氓袭击纠察队的事件发生（也有说法认为是杜月笙主动邀请汪寿华赴晚宴）。

杜月笙是有名的上海滩“闻人”（青帮头子的别名），在青帮中有“军师爷”或“诸葛亮”之称，其为人处世与其他流氓头目截然不同。那时一些外省的达官贵人赚了钱后到上海做寓公，经常遭到流氓敲诈，但杜月笙绝不允许手下这样干，非但如此，只要一有机会，他还会想办法与之结交，把你当朋友，给你当保镖，因为这个缘故，他在南北政客、各党各派中间都很吃得开。

在大革命时期，杜月笙的势力虽然尚不及另一个“闻人”黄金荣，但他在政界和工商界却异常活跃。还在北伐开始不久，他就已看出北方的北洋政府必败，南方的国民党必胜，便选择主动投靠国民党，钮永建以及其他住在上海的国民党人都受到过他的保护。

因为国共合作的关系，杜月笙同样与中共和总工会建立了较为密切的联系。上海法租界当时有一所启迪中学，其实是一所中共党校，到第二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时，更被作为起义总指挥部，它就曾受到杜月笙的保护。

中共和杜月笙的联系主要通过汪寿华进行。有一段时间，汪寿华报告中央，说他几乎每天都要与杜月笙见面，而“上海没有流氓捣乱工会的事件发生”。

如果是平时，让汪寿华去找一下杜月笙可能没有什么关系，但在这种极为复杂和敏感的时刻，去还是不去，就很费思量了。汪寿华年纪轻，虽然很能干，但不免年少气盛，有时容易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他平时与杜月笙接触最多，杜月笙待他又很客气，他便觉得问题不大，但赵世炎不这么认为，在赵世炎看来，杜月笙终究是一个流氓头子，而“流氓是反复无常的，他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因此极力劝汪寿华不要冒险。

与赵世炎的主张相反，多数人都同意汪寿华去。汪寿华自己也表示，为了缓和目前的紧张局势，即便有危险，他也愿为党牺牲。

总工会负责人之一李伯之见状，主动提出愿意陪汪寿华一同前往。最后赵世炎只好说：“好吧，去也好，但不要两个人都进去。”

按照赵世炎的安排，汪寿华先进杜月笙的公馆，李伯之在外面望风。汪寿华走进公馆后，李伯之足足等了两个小时，始终不见汪寿华出来，他马上就意识到：出事了！

赵世炎说得没错，杜月笙身为场面上混的人，并没有明确的政治信仰和倾向，他之所以与国共接近，本就是在做着一份投机生意。

国民革命军进入上海后，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陈群、总司令部特务处长杨虎等人均和杜月笙有密切往来，陈群还领着他去见了蒋介石和白崇禧。蒋、白深知杜月笙在上海滩所能起到的作用，对他很是青睐，曾专门设宴招待他和黄金荣、张啸林等“闻人”。

杜月笙虽然不能参加蒋、白在上海召集的秘密会议，但当他从陈群那里了解到蒋介石正在做反共“清党”的准备后，就迅速把赌注押在了蒋介石这一边。在此基础上，陈群、杨虎正式发出通知，要他动员上海流氓参加反共。

要调动上海流氓，光杜月笙一个人还不行，必须黄金荣、张啸林也点头参与。杜月笙首先劝说张啸林，张啸林表示同意后，杜又去说服黄金荣。

黄金荣开始拿不定主意，因为他看到有很多人拥护共产党提出的口号和主张，怕国民党对付不了共产党，所以要杜月笙别急着下注，先看看双方谁胜谁负再说。

杜月笙则认为，国共双方虽然尚未能决出最后的胜负，但从共产党的宗旨来看，如果共产党胜利了，绝不会对他们这些人有好处。他们的下场，只会是和国民党同归于尽，与其这样，不如全力与国民党合作反共，使国民党获胜，如此，他们将来在政治上才有地位，也才有前途可言。

杜月笙的这番话打动了黄金荣，这位当时上海最大的流氓头目终于决定参加反共。

汪寿华进入杜月笙的公馆后，据说杜月笙本人还不想把事情做得太绝，想要放他走，但手下的徒弟不答应。这些徒弟将汪寿华从杜月笙的客厅中绑走，打昏后装入麻袋，残忍地活埋了。

汪寿华和罗亦农、赵世炎向来被称为上海党组织的三驾马车。他们每天碰头，互通情报，决定应做的事，上海的很多工作事实上都是由三个人共同决定的。

就在准备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时，有一次他们在一起闲谈时还无意中说到，起义要想取得成功，三个人不会完全平安无事，就是看起义过后谁能活下来，谁先牺牲了。未料一语成谶，汪寿华不幸成了第一个牺牲者。

调虎离山

除了汪寿华，另一位中共高级领导人也险遭毒手。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商务印书馆俱乐部便成了纠察队总指挥部的驻地。当晚，担任总指挥的周恩来突然接到一封急信。信是第二十六军第二师师长斯烈派人送来的，请他和纠察队副总指挥顾顺章一起到第二师师部，说是要商谈重要问题。

与汪寿华去杜月笙公馆前，曾获得多数同意不同，总指挥部的人都反对周恩来或其他负责人赴约，因为此时的形势确已万分紧张，几乎可以用危如累卵来形容。大家认定斯烈的信是一个骗局，若真的赴约，极有可能是有去无回。

周恩来当然也知道此去有多么危险，但是先前纠察队致函第二十六军，请求不得已时予以援助，第二十六军并未回复，现在说要商谈，似乎表明还有合作的余地和可能。抱着一线希望，他决定还是冒险前去一试。

第二师司令部位于宝山路天主堂，周恩来等人一到那里，随行卫士就被下了枪械。随后，师长斯烈出面接待。一开始，斯烈说话还很客气，声称他把周恩来请来，不为别的，只是要消除误会，共商合作。周恩来乘势把话题引到保持工人武装、制止流言蜚语等具体问题上，可是一说到这些，斯烈便避重就轻，王顾左右而言他了。

赴约之前，周恩来等人就知道谈判会比较艰难，必然要大费周章，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还是大大超出了他们的预计——凌晨一时许，室外突然传来了密集的枪声！

周恩来意识到情况不妙，他立即站起来说：“外面出事了，我得回去处理，告辞了！”

就在这天凌晨，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分别召集门徒实施了他们计划中的行动。事先杜月笙的门徒已经有一部分混到了总工会和纠察队中，他们预先仿制了不少总工会用的旗帜，同时经过杜月笙的交涉，租界当局也同意所有参与行动的流氓及杨虎特务处的特务在租界内集中。

参与行动的流氓、特务一律工人装束，佩戴工字臂章，携带着武器，看上去和纠察队员无异。预定时间一到，他们便分股从租界铁门涌出，冲向各纠察队驻地。

周恩来等人所听到的枪声，正是因此而起。他们急欲离开，但为时已晚，斯烈上前拦住：“别忙着走，刚才讨论的问题，兄弟还有新的意见。”

事情已经很清楚了，敌人使的是调虎离山之计，斯烈一直在利用所谓的谈判拖延时间。几个人又气又急，周恩来厉声对斯烈说：“今天你找我谈话，大概是事先准备好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