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力量大似天(5)

毛泽东这时正在广州，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他的工作能力很强，据说连汪精卫都很看重他。大革命时期的毛泽东个性鲜明，有很多独立的见解，其主张之一，是认为以往太过注重支持蒋介石，而忽略了在国民革命军的其他各军中进行平衡发展，所以才酿成了尾大不掉的局面。

对于鲍罗廷和中央采取的退让政策，毛泽东也很不赞同，尤其鲍罗廷还将责任过错全部推给中共，更让他感到难以理解，为此，他曾对张国焘说：“鲍罗廷这个洋鬼子居然玩弄这样的政治手腕……”

毛泽东虽有见地，但他不是中共中央的决策者，在党内的政治地位远远比不上张国焘等人，意见自然也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未几，中共中央决定接受蒋介石提出的条件，即要么退出军队，要么交出共产党员名单。周恩来等人从此被排挤出第一军，中共原先在第一军中的力量也遭到了严重削弱。

中山舰事件的结果，蒋介石不但没有受到处分，反而地位得到了提升。

他喜出望外，为了表明自己至少是鲍罗廷所说的那种“中派”，特地在黄埔发表演说，骂了西山会议派一通，接着又下令同时解散黄埔军校内的两个对立组织，即左翼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右翼的“孙文主义学会”。

作为政坛上的权斗高手，蒋介石深谙“借力打力”的学问。在与鲍罗廷晤谈过程中，他转述了胡汉民的话，说胡汉民要他不再信任鲍罗廷并将鲍扣留起来。

胡汉民是国民党大佬、右派代表人物之一，蒋介石的所谓转述当然不是无意为之，实际就是在给鲍罗廷施以下马威。鲍罗廷哪能察觉不出来，但他既对蒋存有幻想，指望用蒋这个“中派”来对付右派，也就只能打落牙齿和血吞，用忍气吞声的办法暂时敷衍过去。

蒋介石的政治嗅觉何其灵敏，一旦弄清楚鲍罗廷肚子里的那点小九九，他立即紧抓不放，于是在中山舰事件之后，很快就有了“整理党务案”。

定都之争

1926年5月，国民党召开二届二中全会。会前，蒋介石与鲍罗廷会商国共合作，借机抛出了“整理党务决议案”。这是一个志在对中共发展进行限制的方案，其中之一便是规定共产党人不能再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的部长。

鲍罗廷明知其弊，但由于一心想要拉住蒋介石，在未与中共中央商量相关细节的情况下，就点头同意了。

方案在会上通过后，中共虽然仍参加国民革命的各项工作，但事实上却成了在野党。大家对此都很气愤，有的说：“鲍罗廷被绑票了，张国焘、谭平山做了投降代表（张、谭均为当时中共在广东的负责人）。”还有的说：“为何不退出国民党？为何要被动地受处罚、被整理？”

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公认的赢家有且只有一个，那就是蒋介石，他由此登上权力的顶峰，并首开军权高于党权的先例。

至于中共、国民党左派，甚至包括直接挂着右派标签的西山会议派，则全都是输家——

会后不久，毛泽东的宣传部长、谭平山的组织部长、林伯渠的农民部长等职务均被国民党人所取代，至此，国民党中央党部内再无一个共产党员。

汪精卫失去了在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的领导权，实权完全落到蒋介石手中。

西山会议派认为“整理党务案”将“容共”变成了“联共”，等于承认了中共在两党合作中的名分，因此也很是懊丧。

“被绑票”的鲍罗廷当然亦是输家之一，可是事已至此，他只能故作镇静，继续打肿脸充胖子，做种种有利于自己的解释：“我们没有被驱逐出广东，那就显示我们仍有胜利的机会，只此一点，就可证明我们的处理方针并不算是完全错误的。”

一而再、再而三的容忍和退让，所换来的未必就是和谐。通过“整理党务案”，大家都对蒋介石有了一个新的认识，鲍罗廷亦不例外。

谭平山当时曾找到张国焘，说他是老同盟会员，“蒋介石如此专横，中共又如此忍让”，他不要干共产党了。谭平山宣称他要以老同盟会会员的资格，联络李济深（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以及广东的老国民党党员，公开与蒋介石和浙江系对抗。

在谭平山的要求下，张国焘陪着他去找了鲍罗廷。张国焘起初还以为鲍罗廷对谭平山的态度会不以为然，没想到他不但没有表示任何反对意见，还问谭平山：“你有什么办法联络李济深？”谭平山一看鲍罗廷感兴趣，就说他可以试一试。

双方把话说到这里，鲍罗廷也不再掩饰他对蒋介石及其党羽的反感，这显示出他对于蒋介石虽然表面上仍极尽忍让之能事，但实际已想利用国民党的内部矛盾来改变既成局面。

可惜李济深虽然反蒋但并不亲共，谭平山的联络工作并未能够收到显著成效。

不久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北伐军先克武汉，再下南昌。1927年1月1日，国民政府从广州迁都武汉，并立即开始办公。然而仅仅两天之后，担任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就从南昌致电武汉，主张国民政府暂设南昌，由此揭开了定都之争的帷幕。

其实定都武汉原本就出自蒋介石的提议，并经过了国民党中央与国民政府委员们的一致同意。他之所以出尔反尔，表面的理由是为了军事与战略的需要，即长江下游正在鏖战，迁都南昌更有利于指挥和统筹，实际却是要“挟天子以令诸侯”，一方面继续在国民党内争夺权力，另一方面着手做反共的准备。

蒋介石如此为所欲为，首先在国民政府内部就引起了极大非议。时任财政部长的宋子文从其主管部门出发，认为经济危机已经在革命地区蔓延，一旦迁都南昌，整个财政都要失败。担任代理组织部长的陈公博也认为迁都南昌不仅会影响到国民政府的威信，而且南昌本身缺乏同北伐军所占领的各个地区建立可靠联系的条件。

面对巨大的反对声浪，蒋介石被迫口头同意定都武汉，说：“当然，是准备搬的。”可是与此同时，他又为自己找了一个可以无限期推托的借口：“你们晓得，总司令应当靠近前线，而你们明白，现在前线是在东边，部队正在浙江和南京作战。”

捧着左派去反蒋

蒋介石一向很注重军事实力，且自认已经军权在握，不过当时的实际状况是，国民革命军内除蒋自己的嫡系部队第一军外，其余各军首领大多跟蒋介石不对付。鲍罗廷也看到了这一点，他到武汉后，面对蒋介石的咄咄逼人，已不再一味妥协退让，而是开始联合反蒋的各军首领及国民党左派，通过组建反蒋阵线对蒋介石进行遏制，这就是所谓的“捧着左派去反蒋”。

反蒋阵线一开始声势很大，1927年3月举行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更被认为是武汉反蒋运动最精彩的一幕。就在这次会议上，汪精卫得到重新肯定，蒋介石则被免去国民党中央主席等职，虽然保留了总司令的位置，但与他过去的权力相比，是大为削弱了。

会议还通过选举，使得谭平山等共产党员再次进入国民政府任职，其人数基本恢复到了中山舰事件以前的状况。

民国军事家蒋百里曾称蒋介石是一个“有决心的军人”，此人的权力欲望和独裁意识都非常强烈，但是在时机尚未成熟之前，也会把真实想法埋在心里，比如他曾表示根本不反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也否认和汪精卫不和。现在发现自己地位不稳，他不但不再掩饰自己的反共意图和决心，而且开始有意识地利用“反共”这面旗帜来对反蒋阵营进行分化。

还在二届三中全会召开期间，蒋介石就率先在江西展开反共运动。先是枪杀了江西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继而下令解散拥护武汉的国民党南昌市党部，由他指派亲信另行重组。

全会结束后，蒋介石又以武力解散了偏向左倾的国民党九江市党部和九江总工会。在其势力所达到的安庆、福州等地，也都先后发生了杀害中共党员的事件。

蒋介石的这一招很快就起到了作用，不赞成反蒋、对中共抱有敌意的国民党右派人士纷纷离开武汉，前往南昌，而中共党员和部分国民党左派则因在长江下游难以立足，开始向武汉集中。

定都之争从最初的党权和军权之争，迅速转化为蒋氏在南昌的反共阵线，与武汉的反蒋阵线之间的对垒，而且这种对垒形势一旦形成，双方便都失去了转圜余地，连武汉南昌间的各种联系都宣告断绝了。

可以这样说，在中共发动占领上海的工人武装起义之前，蒋介石一心想的就是如何“清党”（也称“清共”）。

对于“清党”，蒋介石曾表现得顾虑重重，因为国民革命军毕竟是在苏联和中共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如果进行大规模“清党”，势必要与苏联决裂，而且还得背上屠杀工农的骂名。此外，在实力方面他也觉得缺乏信心。

北伐开始后，国民革命军共编成八个军，除留守广东的一个军外，其余开到前线的七个军大部分都倾向于武汉政府，只有何应钦的第一军、新桂系（以李宗仁和白崇禧为首）的第七军站在蒋介石一边。

即便是号称蒋氏嫡系的第一军，虽然自中山舰事件以来，周恩来等许多共产党人已被迫退出，但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力仍不容小觑。第一师代师长薛岳、第二十一师师长严重被认为“俱有左倾迹象”，第二师师长刘峙虽反共并忠于蒋介石，可是该军的中下级军官都不听刘峙的。

1927年3月26日，蒋介石刚刚到达上海，白崇禧就向他报告：“第一军驻在沪杭、沪宁沿线，各师的各级干部均已自由行动，不听约束。”接着，第一军各师黄埔毕业的军官便成群结队地赶到上海，就他们的困惑和不解质询“蒋校长”。

想当初在黄埔军校内，蒋介石曾口口声声说要“服从第三国际领导”，“反共便是反革命”，“反农工便是替帝国主义服务”。大家质询的主要内容就是如今国共关系恶化，你“蒋校长”说过的这些话究竟还算不算数，如果不算数，又该做何解释。

蒋介石也不能把说过的话重新咽回肚子里去，只得分情况进行辩白、劝慰，有时候还要板起脸来骂上几句。

蒋介石不像汪精卫那样有好口才，为了这件事，他忙得口干舌燥，乃至于一整天都无法休息，等到好不容易把军官们支走，已是声音喑哑、面色苍白。

第一军军长何应钦倒是唯蒋介石马首是瞻，但问题是他也有了掌握不住部队的感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只得给蒋介石发去了辞职电报。

部队控制不住，上海又成了共产党和工人的天下，在蒋介石等人看来，此时的上海，工会“气焰熏天，已完全脱离了国民党的掌握”。蒋介石为此沮丧不已，心急如焚，直到第七军军长李宗仁也来到上海。

救世主

看到李宗仁到来，蒋介石立即沙哑着喉咙对他说：“我不干了，我不干了！”

李宗仁闻言吃了一惊：“在这种情况下，你不干，责任就能了吗？”

蒋介石啪地把抽屉打开，取出了何应钦的辞职电：“何应钦也辞职了，你看我怎么能干得下去？”

像蒋介石这样名利心极重的人，当然不会真的说不干就不干，发半天牢骚，也不过是在试探李宗仁的态度而已，因此他在表露出绝望情绪的同时，仍一再试探着问李宗仁：“德邻兄（李宗仁字德邻），你看怎么办？”

李宗仁向以善断著称，他马上说：“我看只有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清党，把越轨的左倾幼稚分子镇压下去。”

李宗仁的这句话让蒋介石很是满意，但随后他又欲擒故纵式地来了一句：“现在如何谈清党呢？我的军队已经靠不住了。”

李宗仁已经替他想好了办法，叫作“一步一步来”。他计划先从第七军调一部到南京附近，以监视沪宁线上掌握不住的部队，使其不敢轻动，再把第二师中所谓“靠不住”的军官全部调职，整理完毕后调到沪杭线上，用以监视其他各师。必要时，薛岳、严重也可予以撤换，“以固军心”。

按照李宗仁的设想，一旦以上的军事部署就绪，共产党“只是釜底游魂”而已。

李宗仁所言正合蒋意，他点了点头：“我看暂时只有这样做了，你先把第七军调到南京再说。”李宗仁遂命第七军主力自芜湖向南京推进。

有军事实力做保障，蒋介石一下子气壮了不少。1927年3月29日，上海临时市政府得到武汉国民政府及国民党中央的正式批准认可，但蒋介石却以北伐军总司令的身份发来函件，称军事时期一切行政均与军政有关，“若不审慎于先，难免纠纷于后”。他以此为由，要求临时市政府暂缓办公。

白崇禧、钮永建依葫芦画瓢，两人虽被选为市政府委员，但都拒绝参加宣誓就任的典礼，给出的理由就是市政府领导权已被操持在共产党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