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力量大似天(4)

与往日相比，当天上海市区的情形已经完全两样。街上重新热闹起来，但并非商店开门，而是各界群众进行示威游行，其中武装起来的工人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这些工人有纱厂的，有百货公司的，有印书馆的，他们多数穿短衫，有些人甚至还穿着绿色的邮差衣服。

借助于示威游行所掀起的气势，起义指挥部再次对东方图书馆之敌进行劝降。特别军委的成员之一顾顺章将一张字条塞进图书馆的铁门，字条的内容是佯称北站敌人已经投降，让图书馆的敌人加以效法。

可是不久，里面便送出一张字条，表示拒绝投降。

指挥部的几个人商量了一下，决定还是用阵前喊话的方式瓦解敌人的斗志为好。众人朝着图书馆大喊：“缴枪不杀，愿意干就干，不愿意干的发路费回家！”

到下午时，一直等不到外援的敌人果然泄了气，他们停止开枪，将白毛巾扎在竹竿上并将竹竿伸出窗外。

起先前沿的纠察队还没搞懂敌人的意思，仍然继续进攻，结果又白白牺牲了六名队员。周恩来得知后，立即下令停止战斗，接受对方投降的请求。

只剩下了北站，不过那里的敌人也已逐渐趋于瓦解。毕庶澄眼看死守下去不仅没有希望，还有被俘的危险，一个转身就躲进了英租界。白俄雇佣军完全是看在钱的面子上打仗，更不想白白丢掉性命，于是也赶快扔下装甲车，换上便衣逃入了租界。

此时工人起义已持续了一天一夜，但近在龙华的北伐军一直按兵不动，仿佛这场发生在眼前的战斗与他们毫无关系。指挥部所委派的总工会代表早就到了龙华，以慰问的名义请求他们迅速向北站进兵，可是北伐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以第二梯队尚未到达为由，始终拒绝派兵。

后来大家才知道，原来当时蒋介石还在与毕庶澄的代表进行谈判，想用一纸委任状来换取上海，同时，无论蒋介石还是白崇禧，都不愿意上海落入工人之手。

想到北站周围的战斗正打得难分难解，这里的同盟军队却隔岸观火，表现得无动于衷，总工会代表急到声泪俱下。见此情景，第一师代师长薛岳颇为动容，他神情激动地对白崇禧说：“我们是革命军，现在革命任务这样急，这是非去不可的！现在我去，将来有处分，我愿承受。”

话说到这个份上，白崇禧再不派兵就显得很不合适了，况且他也怕工人抢先占领和控制上海，于是只得同意薛岳率部先行开往市区。

下午五点，薛岳尚未赶到市区，起义总指挥部已发出紧急命令，闸北、沪东、沪西的纠察队奉命全部集结至北站周围。周恩来、赵世炎亲临前沿进行指挥，两人在察看地形和敌方火力部署的基础上，决定以车站东南方为突破口，将各处火力集中于此处。

纠察队的轻重机枪齐刷刷地架好，对准了突破口。一个小时后，在机枪掩护下，纠察队发起全力攻击，早已军心大乱的鲁军开始溃逃，北站被一举拿下。至此，除租界外的上海全区都已得到解放，这场轰动中外的工人武装起义取得了完全胜利。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把1924年到1927年的大革命推向了顶点。起义胜利后，蒋介石特地派人给起义总指挥部送来了“共同奋斗”的横幅，这条横幅被高高悬挂于东方图书馆的门口，显得十分醒目。

第二天，上海的临时市政府开始正式对外办公，同时向武汉国民政府发出了请求加委（即正式委任的手续）的电报。

在武汉方面回复之前，国民党江苏省党部率先在报上发表声明，对上海临时市政府表示拥护和支持，认为临时市政府系民选政府，符合国民党发展民权的宗旨，并希望其他社会力量也能够竭力予以拥护，以便“打倒一切反革命势力，使已得之民权日益巩固”。

这个时候，南京也已被北伐军所占领。形势看上去一片大好，可是很多人并不知道，就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风潮之下，一股逆流也正在悄然涌动，而运作这股逆流的中心人物之一不是别人，恰恰就是巴巴结结送来横幅的蒋介石。

屁股决定脑袋

当年赵世炎等人是先在法国勤工俭学，其后才赴苏联，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又名斯大林大学，也简称“东大”）学习。有一年暑假快结束时，有消息说孙中山派了一个代表团来莫斯科进行访问和考察，代表团团长姓蒋，但是名字暂时还不知道。

大家都在问这位团长究竟是谁，学员熊雄出国前曾参加辛亥革命，当过国民党军官，他估计应该是蒋尊簋。蒋尊簋是国民党元老，与熊雄也是老相识，熊雄说如果真的是蒋尊簋，那就太好了，“他欠了我三百元钱，我可以讨回来，请大家吃中国菜”。

几天后，东大学员们与代表团成员见面了，这时才发现“蒋团长”并不是蒋尊簋，大家都感到有些失望，因为“没有中国菜吃了”。

“蒋团长”名叫蒋介石，此人三十多岁，白净面皮，中等身材，说一口不太标准的浙江官话，就外貌举止来看，并没有什么特别引人注意的地方。

蒋介石这个名字在当时少有人知，就算熊雄原来对孙中山手下的人比较熟悉，也从未听说过。会面结束，大家纷纷私下议论，说孙文（孙中山）为什么要派这样一个无名小卒来当代表团团长呢。有人猜测真正的代表团团长可能是代表团的另一位资深成员，这姓蒋的不过是一个幌子罢了。

转眼到了双十节，代表团请东大全体中国学员吃饭。饭后，蒋介石把东大学员邀请到大厅旁的一个小厅里，他一手扶着椅背，站着给大家讲述国民党的发展史，想动员学员们加入国民党。

那时东大已经建立了旅莫支部，中国学员多数都加入共产党，而且他们从法国到莫斯科，学的就是革命理论和宣传鼓动。这些年轻人平时不开口便罢，一开口全都是雄论滔滔，别的不说，就单论演讲水平和技巧，谁也不在蒋介石之下。蒋介石越卖力，在他们眼里，越显得“忠厚而懦弱”，演讲自然也不会产生任何效果。最后，学员们得出的结论是：“孙文为什么要派这样无用的人来？”

旅莫支部反过来也用派人加入国民党的策略，对代表团成员进行争取。

代表团中有一个成员曾是《新青年》的作者，原来加入过共产党，但是又退了，经过争取，他又重新入了党。据说，蒋介石对此很不高兴，还发过牢骚。

总之，当时的蒋介石确实不算个什么了不得的人物，他在国民党内的起点和地位也很低。之所以后来能以令人炫目的速度飞黄腾达，进而爬上国民党权力的巅峰，与那一时期孙中山对他的特殊信任和器重是分不开的。

继派蒋介石领衔考察苏联后，孙中山又想让他到刚刚创建的黄埔军校担任校长。由于在考察期间对苏联印象不佳，回国后的蒋介石起初并不同意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也不愿担任黄埔军校校长。

蒋介石的好友兼智囊戴季陶得知后，便劝他暂时收起自己的不同政见，先掌握实权，俟羽毛丰满后再做主张。蒋介石听了恍然大悟，立即夹起尾巴，欣然赴粤就职。

自孙中山提出联俄联共政策起，围绕对该政策的态度，国民党内就有了泾渭分明的左右派区分。说起来很多人可能不相信，那时候的蒋介石其实还是个左派！

除了蒋介石，左派的代表人物还有汪精卫，他们都算是国民党内后来崛起的新生力量。与之对峙的是右派，又称西山会议派，这一派主要是国民党元老，他们自恃跟随孙中山多年，对于蒋、汪的崛起，打心眼里感到不平衡，时不时就想闹点名堂出来。蒋、汪顾虑这些元老在国民党内的影响很大，直接打压会惹来诸多不便，所以便也常常拉大旗作虎皮，有意无意地利用左派口号来吓唬他们。

屁股决定脑袋，地位决定想法，这是权力场上一个通行的潜规则。当初言必称革命的国民党官僚们亦是如此，大家选择如何站队，并不完全是从自己的政治立场出发，而是包含着太多不可为外人道的阴谋和权斗成分。

以蒋介石为首的代表团访苏时，罗亦农曾受旅莫支部指派，出面招待蒋介石。回国后，他到黄埔军校参观，碰到了蒋介石，蒋介石一见他就问：“病好了吗？”（蒋访苏时，罗亦农正生着病。）

“蒋介石还记得我有病！”罗亦农很是感慨。

这是1925年的春天，蒋介石通过东征讨伐陈炯明，已经逐渐显赫于国内政坛。他能够主动向一位过去认识的共产党人问好，正是“左派”身份和立场的一种展示。

孙中山逝世后有一段时间，因为蒋、汪面临着胡汉民、许崇智等其他党内对手的挑战，所以关系很密切，在外人看来，几乎是“亲如手足”。及至两人联手扳倒胡、许，他们之间又开始钩心斗角起来。

起初蒋介石有军权，汪精卫有政权和党权，在国民党内的资历和威望也非蒋可比，两人可谓不分伯仲，平分秋色，这种情况下双方尚能维持平衡。

此后，由于廖仲恺被右派刺杀，汪精卫接替他出任黄埔军校的党代表，得以过问军校事务，由此触犯了蒋介石独揽军权的禁忌，一山不容二虎式的权力斗争愈演愈烈。

除了与汪精卫明争暗斗外，蒋介石与苏联顾问也有矛盾。大革命初期，苏联很重视发挥冯玉祥在北方的作用，苏联军事顾问季山嘉等人便建议蒋介石积极援助冯玉祥，而不是直接发动北伐。在蒋介石看来，这是有意贬抑他的个人地位，使之屈居冯玉祥之下，因而对苏联顾问很是反感。

1926年春，一艘装载军火的苏联商船计划开来广州。坊间传言，因蒋介石与季山嘉不和，苏联判定蒋是反革命分子，已怂恿汪精卫除掉蒋介石，具体办法就是将蒋强掳上这艘商船，然后经海参崴押往莫斯科受审。

蒋介石性格多疑，又正处于百般猜忌之中，对此传言竟然深信不疑。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一个月后，广州终于爆发了震动中外的中山舰事件。

打落牙齿和血吞

1926年3月19日，中山舰舰长李之龙接到误传的命令，派中山舰返航广州。蒋介石得报，便认为传言到了落到实处的时候，汪精卫和苏俄、中共真的要联合起来对付他了，于是第二天便来了个先发制人，不仅下令逮捕李之龙，还出动武装部队，将苏联顾问团、中共机关乃至汪精卫的住所全部包围起来。

汪精卫事先对此自然是毫无所知，事件发生后才通过电话得到报告。汪氏平时性情温和，很少发火，但碰到这种窝心事，也忍不住了，他愤然挂断电话，此后便一言不发，不再在公开场合露面。

仅仅隔了两天，事情即水落石出，真相大白。当天国民党召开内部会议，汪精卫当着与会党政大员们的面，劈头盖脸地将蒋介石一顿痛骂，直骂得蒋介石面红耳赤，连头都抬不起来。

知道自己闯了祸，蒋介石一度也感到非常悲观和害怕。为了能够向方方面面有所交代，他选择了以退为进的办法，上书自请处分，并在孙中山像前立正，表示承认错误。

与此同时，蒋介石却又将了汪精卫一军，认为汪精卫在领导上也有错误，在处分他之前，汪应该先有一个态度。

汪精卫虽不直接执掌军队，但其实在军队中也拥有相当高的支持率。当时国民革命军共有六个军，除蒋介石自兼军长的第一军外，其余各军将领，尤其是粤籍的张发奎、薛岳等人都亲汪恶蒋，认为蒋介石一派是“浙江人外江佬排挤广东人”。

中山舰事件发生后，汪精卫在军政两界都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同情，只要他本人的意志坚决一点，不说趁势把蒋打翻在地，起码让他吃些苦头，受点教训总是可以做到的。

问题是汪精卫性格偏软，在他的政治生涯中，但凡需要他负起责任时，往往都会选择逃避和退缩。这次也不例外，他没有跟蒋介石正面交锋，而是声称“为党国威信计，不能再干下去了”，不久即以“迁地就医”为名秘密离穗。

汪精卫一溜号，剩下的亲汪分子和左派人士群龙无首，能做的也就仅止于发发牢骚罢了。

在中山舰事件中，不单单苏联顾问团、中共机关受到威胁，黄埔军校以及第一军里的中共党员也全部遭到扣押，连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都未能幸免。众人对此都非常愤慨，认为蒋介石发动的这次事件即便针对的对象并非中共，但事实上也让中共成了代罪羔羊。不少人要求联络各方，给予蒋介石以有力反击，更有人认为此事件一出，证明中共在国民党内合作的政策已无法继续下去，急需改弦更张。

此前共产党在第一军中的力量其实是最强的，党员人数比别的军都多，除周恩来任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兼一师党代表外，两个团长都是共产党员，营以下军官也有不少人是共产党员。

第一军又以黄埔教导团为老底子。众所周知，政治课在黄埔课程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这些政治课过去全都是由周恩来负责的军校政治部所安排，授课的政治教官也多为恽代英、萧楚女等共产党员，因此共产党对黄埔教导团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力。

在当时的情况下，真要打起来，蒋介石能够指挥的力量并不多，如果中共能够把在第一军的力量充分发挥出来，再联合其余各军各派，甚至还能把蒋介石逼至绝境。可是中共负责人对此却表现得信心不足，他们一味把希望寄托在汪精卫及国民党左派之上，觉得中共要独立对蒋介石进行反击，“不特力有不逮，对国民革命的前途也并不合算”。

苏联方面同样没有与蒋介石和国民党划清界限的决心。总顾问鲍罗廷返回广州后，为维护他本人和莫斯科的威信，把中山舰事件的责任都一股脑地推给了中共。与此同时，他仍称蒋介石不过是中派，甚至说“孙中山先生本人也只是一个中派”。最后苏联政府还以季山嘉未处理好与国民党的关系为由，将其予以撤职并召回国内问责，等于做了全面的退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