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科拉科夫斯基的扛鼎之作(2)

耐人寻味的是，尽管他在前期和后期写下的作品，也都各有它的文化功能和热心读者，不过要是在我看来——也许同样是在整个学术界看来——他最称辉煌的学术迸发期，却偏巧是出现在他从前向后的转折中。那转折是发生于1970年代，而如果读者们此刻都还记得，科拉科夫斯基正是于1968年去国的，那么也就不难由此而想象到，那转折是发生在他流亡生涯的初期。——正是在那样的转折期中，旧有的问题意识还未曾淡忘，新的文化危机感还尚未结成，却又欣逢了可以自由发言的宽松场景，所有这一切条件的因缘凑合，就激发出了他生平最重要和最富成果的一次写作。

换句话说，如果根据我个人的阅读体会，科拉科夫斯基虽可说是著作等身，但他最具有创造性的那次学术写作，却只是发生在他流亡生涯的最初十年；而且，整个国际学界也最急需他在这方面的学识。尽管这次历时十年之久的艰苦写作，对他本人更像是一次理论上的自赎，尽管我们也都应该平心而论地承认，他此后仍在孜孜不倦地有所求索与斩获，但此间的寸劲却微妙地表现在：如果一个人不是曾经坚定地相信过马克思，那么他就不会对这种主义下过如此之苦功，于是他也就不会具备如此深湛的学识，来就它进行从源到流的、百科全书式的写作；但反过来，如果一个人毕生都始终如一地相信马克思，那么他也就生不出这样的意识和胆力，要对这种主义进行如此勇敢而透彻的清点。

说到这里，话题也就自然进入了科拉科夫斯基毕生的扛鼎之作——《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

三

其实，如果并无特别的出彩之处，那么前文中所反映的作者印象，也可以说是非常的常见和老套，无非是早年激进、晚年老成罢了，就像一位德国友人曾对我讲过的那个西方笑话——他本人也是从嬉皮士演变成了雅皮士的——

一个人如果在30岁之前不信马克思，那么他可以算一个傻瓜；但一个人如果到了30岁之后还信马克思，那么他可以算一个更大的傻瓜！

可科拉科夫斯基的与众不同之处，刚好就出现在这个由年轻转向年迈、从激进转向保守的过程中。——当他想要仔细清点一下马克思的思想，也借机清点一下自己头脑中的学识时，竟以深厚的学力和坚韧的毅力，费十年寒窗之功去写下了这套大书。而从此之后，我们就几乎可以这样说：一方面，无论人们怎样评价马克思的功过，总归都要把他的思想的萌生和发展，以及此后的传播与影响，视作过去一百年多年最为重要的历史事件；另一方面，无论人们在读罢科拉科夫斯基之后，会就他的具体判断发表怎样的议论，总归都要把他所写的这套大书，视作该领域中最重要的必读书之一。

我本人在求学的大学阶段，也曾低首下心地修习过“马哲史”课程，还确实遇到了该领域中的公认名师。所以，从自己受过训练的眼光出发，可以从这部书的字里行间会心地觉察，当科拉科夫斯基刚开始酝酿这部书——起码是它的第一卷时，他大概还是自认作一位马克思主义者的，至少是那种“修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或者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位“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以，情况看起来很可能是，早在他求学和教学的前期生涯中，那些针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疑难，就已经由他向他自己的老师，再由他的学生向他自己，不厌其烦地反复提出来了。——只不过，他那时更愿扮演这类论辩的正方，而且他后来也利用过这样的教案；可是，越写到后来他就越是对之起疑，从而也就越想去扮演论辩的反方了。

当然即使如此，科拉科夫斯基也并非在进行全盘否定。比如，他在严厉检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种种疏失之后，也没忘记再留给这种方法一些好评，而我们也都知道，他又转而指出的那些思想特质，也正是马克思在当今的社会学中，仍有资格去跟杜克尔姆和韦伯一道，被尊为“三位一体的神灵”的基本支点——

然而，这一切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关于考察历史的原理是空泛的或是无意义的。相反，他已深刻地影响了我们队历史的认识。很难否认，如果没有他，我们的研究将会是不那么完整和准确的。例如，是否把基督教的历史描述为开放教条和教义阐释的智者斗争，或者是否这些被看做是服从于历史偶然性的各种方式和服从于若干世代的社会冲突的基督教团体生活的表现形式，这是大不相同的。我们可以说，尽管马克思经常用激进的、令人不能接受的公式来表达他的思想，但由于他使得历史思想焕然一新而具有巨大的贡献。[7]

另外，也正由于这套书的知识脉络，原是来自专业化的马克思主义课堂，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课堂，而只是到了后来痛下决心的系统清理中，作者才逐渐开始消极评判正在论述的对象，我们才会从这部书所展示的功力中，看出这属于“登堂入室”后的叛逆和否定。正因为这样，即使是不能或不许赞同他的人，也同样不得不坦率地承认，科拉科夫斯基是相当用功和惊人渊博的。可以再拿手边的例子来对比一下：即使是那些生活在西方发达国家而又倾向于左翼激进思潮的后生，比如就说那位曼彻斯特大学的伊格尔顿，后者虽有勇气去顶着“历史终结”的压力，而刚又写出了新作《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8]——那在英文语境中可以算作对于科拉科夫斯基的正面反驳——只可惜这本薄薄的小册子，却因为行文大而化之而遭到了广泛的非议，所以，如果要让他来跟科拉科夫斯基比试一下，看看谁在马克思主义学上的功底更深，那么他肯定会自知不是后者的对手，说不定相比之下只能算个“文艺青年”了。

正因为这样，我们在这个篇幅已被限定的序言中，也就不必针对一套如此卷帙浩繁的著作，去逐条地进行概括与判定，以说明科拉科夫斯基到底讲了什么，以及他究竟讲得对还是不对。事实上，一篇译序并不应承担这样的责任，甚至在我所主编的各种翻译丛书中，还从来都不鼓励过于实质性的译序，以免干扰人们到阅读中去自行判断。——只是话又要说回来，无意去多谈自己的相关判断，并不意味着我就没有自己的判断；恰恰相反，凡是我的大学同窗都可以作证，我从那时起就围绕着很多类似的问题，跟权威的老师进行过长久的激辩，而且当时那种思想交锋的激烈程度，一旦过了20世纪80年代就变得无法想象了。但毕竟，任何诸如此类的具体判定，不管它属于哪种倾向或立场的，不管它是想要“左袒”还是“右袒”，都必然引发无穷的延伸讨论，而这注定又是一篇序言所无法容纳的。

于是转念来想，针对科拉科夫斯基的这套大书，我们就不妨抱有这样的阅读心态：一方面要看到，这里首先有着他基于自己深厚的学力，而对马克思主义所进行的思想史综述或探讨，其中展示了这种思想在各方面的求索、辩难与困惑；另一方面也要看到，这里又有着他基于自己的实践与际遇，而对马克思主义及其流派所进行的追踪与取舍，其中反映了他那个时代的特定经验与关切。所以，不管人们读到后来能否同意他，都应当首先去仔细地倾听他，乃至同情地理解他。而只有在达到了这一点之后，人们才可以再基于自己的现有学力，来检验他所做出的具体学理阐发，并基于自己本身的亲切生活经验，来核准他所做出的一般价值判断。——无论如何，上述两方面既在内容上互有关联，又可以在心理上相对独立。所以，只要人们懂得和善于进行阅读，那么，他这部大书就足以吸引得人们，像走在山阴道上一样应接不暇，而不断地有所印证、惊喜与体悟，从而也就总会对自家的思想有所启迪，不管他们在各自开动了脑筋之后，会分别得出怎样不同的具体结论。

当然，即使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我还是要约略提示书中的思想方法，以及这种方法对于我们应有的启示。——比如，这套书劈头所讲的第一句话，即“卡尔·马克思是个德国哲学家”，虽然乍看起来是再平淡不过，然而在我看来却是相当要紧，它可以起到开宗明义、正本清源的作用。换句话说，“德国哲学家”这寥寥几个字，就足以包含既独特又深远的语义，它足以让善于阅读的、思想活跃的人们联想到：正如那位尼采也同样是一个“德国哲学家”，而且他的哲学也包藏了“高效炸药”一样，身为青年黑格尔派的、性情浓烈似火的马克思，一旦就像操控着核子裂变一样，也把蕴藏在黑格尔哲学中的能量，全部都释放到了现代社会之中，那么，此后的历史效应也一定是极其惊人的。

此外，尽管后来有人非议过科拉科夫斯基，说他只不过关注了马克思的哲学，而对于他的经济学就兴趣不大，然而在我看来，正是开头的“卡尔·马克思是个德国哲学家”这句话，其实已经预先堵住了这类的非难——既然他从一开始就是把马克思所发挥的思想，主要地看成了一种思辨的哲学。而我们也只有由此出发，才能理解他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态度，因为他基本上并未将其视作经济的科学，而只是视作一种哲学思辨的验证或延伸，以及一种用以社会批判的方便武器：

作为对于经济现象的阐释，马克思的价值论并不满足科学假说的一般要求，特别是证伪的要求。然而，它可以在不同的基础上得到维护，如作为一种哲学人类学［或者饶勒斯（Jaurès）提出的社会形而上学］，即异化理论的继续和那种表述对于历史哲学至关重要的社会生活特性的尝试，也就是当人类的技能和劳动被转译到商品之中时，它们成为货币抽象的媒介，并且服从于那种生产者不能支配的、不受个人情感影响的市场规律。这样，价值论并不是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如何运行的阐释，而是对于在“什么都可以被出卖”的制度下客体的非人性化。并且因此也是主体的非人性化所进行的批判。根据这种观点，这一理论多少是对那个被货币权利所奴役的社会所进行的浪漫主义的抨击。[9]

值得关注和深思的是，一旦从“德国哲学家”这个特定的身份入手，科拉科夫斯基就得以沿着更为曲折而漫长的“路径依赖”，去发掘更为隐晦而深密的文化追求，而不必再像以往的臆断解说那样，非要从越来越“科学化”或“公理化”的，其实也就是越来越简单化的教条出发，认定马克思已经断然抛弃了自己的早期思想，或者换句话说，是基本上斩断了潜藏在自己心中的“文化之根”。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很可能就是为了堵住人道主义的“修正”解释——这类的解说后来竟然越演越荒谬，几乎总要推导出或暗含着“马克思在反对马克思”的结论；而且，这样的马克思还不光在反对自己的1844年手稿，也同样在反对自己的1857——1858年手稿，乃至自己的1862——1863年手稿，甚至就连《资本论》的相关段落也照样嫌它不够成熟。

无论如何，如果陷于这样的理论迷宫而不能自拔，那么鉴于他对于马克思著作的熟悉程度，科拉科夫斯基的下述串讲就很值得听取了：

越是熟悉政治现实，马克思的兴趣就越是转向组织革命而不是描述理想社会，他不像傅立叶或其他人那样忙于设计共产主义的细节。所以，更令他感兴趣的是阶级立场，而不是社会末世学（social eschatology）。然而，整个阶级斗争理论如果没有这种末世学就毫无意义，马克思毕生坚持他在1844年就已经论述过的共产主义的基本前提。他相信，在阶级斗争中，诉诸普遍利益是毫无益处的，而只能诉诸被压迫者的利益。后来，特别是在《哥达纲领批判》中，他清楚地把最初的、否定的、后革命的阶段与未来的大同社会（the universal community）区别开来，但在他的思想中一直存在对未来大同社会的期望，例如，我们在《资本论》第三卷里就能看到这一点。这与阶级斗争并不矛盾，与无产阶级通过保卫自己的阶级利益而将成为整个人类解放者的信念也是一致的。[10]

不待言，如果仅就个人的性情而言，我会更贴近于自己刚刚论述过的伯林，他不仅一辈子都在发展和调适着，还坦然地承认自己思想的“未完成状态”，这在我看来总是更符合人类认识的规律的。[11]可无论如何，卡尔·马克思却并不是这样的性情，他在26岁时就写下了著名的《巴黎手稿》，在27岁时就写下了经典的《费尔巴哈论纲》，而从此就投身于激烈的思想论战中，并主要是在澄清别人的思想如何与自己的不同。也正因为这样，如此惊人“早熟”的思想反而就更有迹可循，而且他在这方面留下的蛛丝马迹，还准会包藏在他早年的教育包括文化的耳濡目染之中。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至少从我本人的理解出发，科拉科夫斯基的相关解说就更能显出说服力，因为他和苏东官方的僵化教条不同，不是更强调马克思在思想上的“断裂性”，而是更强调他在思想上的“连续性”。——这里的潜台词毋宁是，谁能理解多少马克思的真谛，那自然可以是他自己的事，但他却不能只因自己的不理解，就非要把马克思本人给肢解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