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贤下士，知人善任

元至正十四年（1354年），朱元璋在攻打滁州途中，李善长前来投奔，劝他效法刘邦“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他便记在心里。联想到此前投奔的冯国用，对他提出拔取金陵以为根本，然后四出征伐，倡仁义，收人心，以定天下的计策，朱元璋发现这些读书人满腹经纶，有文化，有知识，熟知历史经验教训，善于出谋划策，确是有用之才。从此他开始注意网罗人才，为己所用。至渡江前，已将范常、乐韶凤、杨元杲、阮弘道、李梦庚、侯元善、樊景昭等人招入幕府。渡江攻占太平，耆儒李习、陶安出迎，他下令召见，留置幕下。接着，又征聘儒士宋思颜、潘庭坚、王恺以及流寓太平的名士汪广洋。不过，由于此时朱元璋的实力还很有限，占领的地区也不很大，所以能网罗到的人才数量还比较少，除汪广洋外，都是当地人，层次也不是很高。

龙凤二年（1356年）攻占应天后，朱元璋开始着手营建江南根据地，大张旗鼓地网罗人才，宣布：“贤人君子有能相从立功业者，吾礼用之。”（《明太祖实录》卷四）众所周知，元世祖忽必烈建立元朝后，虽然采用汉法，但他对汉法并非全部接受，而只是择取其能接受的某些部分，同时继续采用色目人的“回回法”和蒙古传统的“蒙古法”，形成蒙汉杂糅、“外汉内蒙”的政治文化体制，借以保持蒙古文化的本位。因此，他只兴办儒学和半官方的书院，却不开科举。儒学自此失去其独尊的地位，儒士也被边缘化。元仁宗元祐年间（1314—1320年）重开科举，明经考试的内容以程朱注疏为主，《四书章句集注》被定为官本，使理学完成了官学化的过程。但仍坚持蒙古文化本位的原则，儒学和儒士边缘化的处境并未改变。所以，在元代儒士的地位是偏低的，大多数只能充当吏员和教官等卑微的官职，时人曾发出“一官二吏”“七匠八娼”“九儒十丐”的喟叹（谢枋得：《叠山集》卷六，《送方伯载归三山序》）。因此，朱元璋礼用贤人君子的消息一宣布，便不胫而走，夏煜、孙炎、杨宪等十几名儒士前来求见，全被录用。此后命将出征，朱元璋经常要求他们寻访、推荐当地的名贤。有时候，还派专人携带金帛，四处访求遗贤。听说有个洛阳儒士秦从龙，字元之，很有学问，曾做过元朝和林行省左丞、江南行台侍御史，后来隐居于镇江，徐达出征镇江，朱元璋特地交代：“镇江有秦元之者，才器老成，当询访，致吾欲见之意。”徐达克镇江后访得秦从龙，他又派亲侄朱文正和外甥李文忠带着白金、文绮前去礼聘，并亲至龙江（在今南京中山门外）迎入，与自己同住富户王彩帛家，“朝夕访以时政”。后来建立江南等处行中书省，朱元璋搬进元朝江南行御史台府第居住和办公，将秦从龙安置在西华门外，仍是“事无大小，悉与咨谋”，称先生而不名。每年遇到秦从龙生日，朱元璋“与太子皆有赠遗，或亲至其家，与之燕饮，礼遇甚厚”（《献征录》卷一一六，朱睦楔：《秦公从龙传》）。秦从龙深受感动，又将笃学博览、精于象数之学的陈遇推荐给朱元璋。当时陈遇已弃官归隐，朱元璋即写信请他出山，留参密议。龙凤三年，邓愈下徽州（今安徽歙县），向朱元璋推荐在家隐居的休宁进士朱升，朱元璋下令召见。朱升于当年冬前往应天与之见面。此后，朱元璋连年召见，最后把他留在应天为自己效力。龙凤四年，朱元璋亲征婺州，又召见儒士范祖干、叶仪，询以治道，还延聘许元、叶瓒玉、胡翰、吴沉、戴良、吴履、王冕等一批儒士。胡大海、李善长推荐浙东名儒宋濂，朱元璋即派人持书币，聘请他做五经师。朱元璋返回应天后，胡大海于龙凤五年攻下处州（今浙江丽水），元守将石抹宜孙弃城而逃，为其参谋军事的名儒章溢、叶琛、胡深、季汶相继投降，刘基则在此前已返回青田的老家南田隐居著述，此时也被迫出见胡大海。胡大海将叶琛、胡深和刘基送往应天，推荐给朱元璋。不知何故，朱元璋召见后仅赐银碗、文绮而遣返之，未予留用。后来，处州总制孙炎再次向朱元璋推荐刘基、叶琛和章溢，朱元璋才又派人持币往聘。叶琛、章溢前来应聘，但刘基“自以仕元，耻为他人用”（《宋濂全集》卷六七，《故江南等处行中书省都事追封丹阳县男孙君墓铭》），不肯出山。朱元璋又叫孙炎派人去请，刘基回赠一把宝剑，还是不来。孙炎“以为剑当献天子，斩不顺命者，人臣不敢私，封还之”（《明史》卷二八九，《孙炎传》），并写了一封洋洋数千言的信，反复说明利害，非要他出来不可。陶安和宋濂也分别赠诗劝说，刘基才勉强出山。龙凤六年三月，他奉命与宋濂、叶琛、章溢一起来到应天，朱元璋热情接待，说：“我为天下屈四先生耳！”下令在自己住宅西侧盖了一座礼贤馆，把他们请到那里去住。

后来，随着地盘的扩大，朱元璋更加重视对儒士的网罗，说：“予思英贤，有如饥渴。”（《明太祖实录》卷八）龙凤十年三月，命中书省辟文武人才，谕之曰：“自今有能上书陈言、敷宣治道、武略出众者，参军及都督府俱以名闻。”（《明太祖实录》卷四）后又规定：“得贤者赏，滥举及蔽贤者罚。”（《明太祖实录》卷一九）当时的儒士，大多参与过镇压农民起义，对朱元璋的招抚既疑且惧，他特地宣布：“吾当以投降为诚，不以前过为过。”（《明史纪事本末》卷五，《方国珍降》）讲明只要诚心归附，一概既往不咎。在他的感召下，“一时韬光韫德之士幡然就道”，不少曾经仕元的儒士和多年隐居不仕的耆儒名贤，纷纷前来投奔。

对应聘的儒士，朱元璋不仅给予很高的礼遇，而且给以妥善的安排和任用。他强调要做到“知人”，全面了解他们的才能大小及长处短处，然后因才授职，用其所长。他反复告谕中书省臣：“任人之道，大小轻重，各适其宜。若委重于轻，是以拱桷（弧形的椽）而为梁栋；委大于小，是以钟庾而盛斗筲。”“莫耶之利能断犀象，以之斫石则必缺；骐骥之驶能致千里，以之服耒则必蹶。要必处之得其宜，用之尽其才可也。”（《明太祖实录》卷一五）根据这个原则，凡是博洽经史、谙于谋略的，如李善长、刘基、宋濂、朱升等，皆留幕下，或备作顾问参谋，或掌管簿书文字；精通兵法、骁勇善战的，如冯国用、胡深等，任为将官，统兵作战，攻城略地；有智计、善策事的，如汪广洋、叶琛、章溢等，则派往各地，担任行政职务，掌管一方政务。

前来投奔应聘的儒士，特别是攻占集庆之后受到礼聘的许多高层次的名儒耆宿，如刘基、宋濂、叶琛、章溢等，都为朱元璋江南根据地的营建以及与陈友谅、张士诚的争雄和此后的南征北战、平定天下，贡献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如刘基出山来到应天不久，朱元璋面临着如何对付东西两个强敌进而夺取天下的问题，刘基经过深思熟虑，提出建议：“士诚自守虏，不足虑。友谅劫主胁下，名号不正，地据上流，其心无日忘我，宜先图之。陈氏灭，张氏势孤，一举可定，然后北向中原，王业可成也。”并针对陈友谅咄咄逼人的攻势，提出“待其深入，伏兵邀取”的对策，为朱元璋扫灭群雄、北向中原、夺取天下充当了军师的角色（《明史》卷一二八，《刘基传》）。章溢、叶琛也为扫灭群雄、抚定地方克尽全力，叶琛还在洪都（今江西南昌）的战斗中壮烈牺牲。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些高层次的硕学大儒的倾力相助，朱元璋是难以打下天下、坐定江山的。

不过，朱元璋是个疑心病极重的人，他在大力网罗儒士的同时，又担心混进个别投机分子进行破坏，还担心部将利用儒士的帮助拓展势力，会威胁到自己的地位。因此，他特地规定：所有前来投奔、应聘的儒士，一概由他亲自考察任用，“禁诸将擅用”（孙宜：《洞庭集·大明初略三》）；任用之后，“如有逃者处死”。所克城池，皆令“将官守之，勿令儒者在左右议论古今，止设一吏管办文书，有差失，罪独坐吏”（《国初事迹》）。李文忠在婺州，“用儒士屠性、孙履、许元、王天锡、王祎干预公事”，朱元璋即把他们带到应天，将王祎、许元、王天锡发充书吏，屠性、孙履处死。当时在战争的环境中，急需用人，儒士因遭疑而被杀的现象还不是很多，但这已露出来日朱元璋坐稳龙庭后，众多儒士见猜被杀的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