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过大年
人一生要过好多个大年，但不一定每个大年你都记得。有的随时光而流逝，有的随记忆而淡去，但有的却一生保鲜在你的心里。
年年过大年，年年各不同。时代不同，时期不同，要求也就不同，感受也就不同，目的也就不同。对于我们出生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来说，过年可能是孩提时一年中最大的期盼。因为只有过大年，才能吃到一年中最好最饱的饭，才能最无顾忌地疯玩，才能穿上最新的衣服，才能看到最红火的玩艺儿，才能感受到一年中最有生命的日子。
我记忆中的第一个大年是“文革”前夕的那年，虽然大家的日子都不富裕，虽然人性的氛围还不宽松，但进入腊月家家户户的忙碌，让年味日渐浓了起来。大人们忙乎着做不完的营生，扳着指头数日子，安排着每天干活的日程；孩子们也忙乎着赶作业、买鞭炮，扳着指头数日子，看还有几天过年。
过腊八，开始闻到年味。头天晚上要把吃的腊八红粥弄好，还得腌腊八蒜，冻腊八冰。妈妈忙着配料，孩子们忙着拣豆子，拣米壳，化糖精水冻冰、泡蒜，直到深夜，还得拉风箱煮粥。我们兄弟姊妹四个，轮着拉火，我几乎要在风箱把儿上睡着。姥姥看我困了，让我快去睡：“明天要早起，不见太阳就吃粥、吃冰，不然要得红眼的。”妈妈也说：“腊八早粥，过年好收”我在煮粥的香味儿和“哒呼、哒呼”的风箱声中睡着了。
腊月二十三，过年进入倒计时，爸爸妈妈工作之余忙着压粉条、蒸花馍、烙花儿、生豆芽，腌制各种凉菜，还得炸“果子”、“散子”、“糕花子”等等。过年初五前，不能动剪、动针线，也不能动刀、动生的，一个正月要吃的东西都要做出来，放在大瓮里，到时热着吃。
压粉条是大同每个家庭的事，工序很多，趁热压煮，然后盘成一个个坨子冻后储存，凉拌热烩都好吃。蒸花馍，要把和好的面捏成喜兔儿、莲花儿等各种造型，再加上红枣瓣儿，然后上笼蒸熟。炸“果子”、“散子”、“糕花子”，要扭花儿、剪条儿，造好型再去炸。腊月里不管蒸、炸、煮、烙，火候是关键，拉火就成了孩子们最头痛的事儿。一拉半天，累得腰酸臂痛，直想跑掉，但妈妈还是以做好后给调一碗粉条吃为诱饵，你还真的不愿离开，不愿失去“吃”的奖赏。
摊花儿，这是大同人正月里的主要食品，先用发好的玉米面，掺和些白面、糜子米面，拌成稀糊状，像烙煎饼似的一个个烙。怕粘锅，油又紧张，大人们便想出用萝卜底儿沾油，抹抹锅底儿再烙。至于调拌各种凉菜，孩子们就参与不进去了，但总不想离开，目的是想趁家长不注意偷吃些什么。
腊月二十三小年过后，各种活儿多了起来，过年的心情也急迫起来。大人们要煮肉，一般家庭要买半扇儿到一扇猪肉，要制成扒肉条、过油肉、四喜丸子；还要把猪头压成“冰花”，把骨头汤熬成“冻冻”。当时羊肉、鸡肉少些，鱼等海鲜就更少了。大人们还要打扫家、粉刷房子、拆洗被褥（现在有被套，过去先要拆开，洗后还要再缝上），赶制孩子们的新衣服，直忙到过年那一天，还留着些活儿。妈妈常说：“不过年，活永远做不完。”
腊月二十九，年活基本干完了，房子也干净起来，孩子们更心急了，盼着过年，盼着穿新衣服。入夜我问妈妈新衣服做好了没有，妈妈看看我，再看看炉火上蒸染的一锅旧衣，慢慢说会好的。又让我穿哥姐们替下的旧衣，我委屈地怄起气来。我记忆中，从孩提到参加工作的十年间几乎都是穿着军绿色的“新衣”过年的。小时候“新衣”是用哥姐们穿完的旧衣剪剪、翻色一染给我穿。上中学后哥姐们进了兵工厂，他们节省下来的军绿工作服就是我纯粹的新衣。怄气中我睡着了，当鸡叫的时候，我猛地醒来，昏暗的灯下，妈妈在为我赶制军绿色的“新衣”。看着坐在被窝中疲倦满面的妈妈，我的心碎了。妈妈把最后一针缝完，仔细看着改造成的新衣，又细心地把它叠好，然后悄悄地压在我的枕头下，揉揉通红的眼睛，和衣钻进被窝。我的泪水染湿了散发着染衣香味的枕头，怎么也睡不着了。鸡叫三遍，我便悄悄起来，穿好衣服，又把破旧的外衣套上走出屋外，先是把院子打扫干净，然后把家里的炉火生起，接着就去打炭劈柴，我想用力所能及的劳动帮助妈妈，更想平衡内心的歉疚。从那年开始，早上扫院、生炉子，腊月里打炭劈柴就成了我固定的“义务”，一直到我插队。
大年三十的冬阳升了起来，她给过年的大地和欢喜的人们带来慰问。劳累的爸妈也起来了，他们欣慰地看着我们兄弟姊妹，我也认真地穿上妈妈连夜赶制的“新衣”，跑到院外和小伙伴们炫耀着自己。
零零星星的小鞭炮响了起来，院里、街上，孩子们也多了起来，大年的正戏也就开场了。
一般年三十的中午饭都比较迟，比较随便。家家户户先是贴对联，然后把腊月做出的食物热了，烩一锅骨头炖粉条吃吃就完，接着便开始准备着最隆重的也是期盼值最大的年夜饭了。于是，一白天孩子们除了疯玩，没有什么程序。响鞭炮是孩子们最开心的事，但当年家里最多用三角二分买一板一百响的，像半截火柴棒似的小鞭炮，还得兄弟姊妹四个分。你想，一个人能响几个？腊月把买回的鞭炮放在炕席下用热炕烘干，为的是更响。三十的这一天，像宝贝似的分装在兜里，还得算着白天响几个，夜里响几个。买不起更多的鞭炮，爸妈劝说：“响炮子，那是撒手扔钱。”姥姥说：“愣子买炮响，灵人听响炮。”唉，不是他们不知道亲自参与的快乐，而是没钱罢了。
入夜，街巷院落都安静了下来，家家户户开始一年中最大的晚餐。各种凉菜用小碟子围放在桌子四周，中间放着一大盘拌粉条，上面再披些煮鸡蛋瓣瓣，压猪头“冰花”和“皮冻冻”，染色杏仁。花花绿绿，好看也好吃。一家人围在炕桌上，团团圆圆，其乐融融。当年少有酒，有钱的喝几两，我们全家买一瓶九角钱的青梅绿色酒，要喝一正月，孩子们只能喝一小盅。然后是热菜，最讲究就是“八大件”：扒肉条、过油肉、鸡块儿、杏梅肉、炒三鲜（黄花、木耳、长白菜）、拔丝土豆、八宝粥，最后是四喜丸子。然后煮饺子。吃饺子，得先喝一碗汤，吃完还得喝碗汤，不是良好的习惯，而是节省。
晚上八点左右，除夕夜的欢闹拉开序幕，先是一阵鞭响，然后是孩子们跑来跑去，东家走西家串。院里几个成年人开始垒旺火，周围是指指点点的人们，旺火垒好后又是一阵寂静。到十二点前，要接神了，大人们开始发旺火，随着旺火火光升起，欢闹进入高潮。孩子们开始响鞭，大人们拿着烤具把蒸好的喜兔、枣山等花馍放在旺火上烤烤，一家人分着吃，据说能一年不闹肚子痛。记得当年哥哥十三岁，大人叫他把红红的腰带放在旺火上烤烤，然后系上，说是可避邪。伴着旺火人们开始各种说笑。旺火点亮了除夕，也点亮了人们对来年的希望。
旺火在燃烧，人们又开始包压岁饺子。除夕夜的饺子一般包得很小，里边还要包一个一分或二分硬币，孩子吃上一年有福，大人们吃上能带全家福。
饺子吃不在心上，孩子们忙着出去守岁。过了夜两点，旺火周围只剩下我们几个孩子。我偷着回家，悄悄偷吃了几块扒肉条，到天亮时分，由于一夜风吹，旺火烤热前胸，烤不着后背，着凉拉肚，难受极了。
过了除夕，初一上午十点后，大人们开始拜年，先是长辈，后是亲朋。熬了一夜，跟在大人后边拜年，真是难熬。当年已不磕头，但要叫着辈分问好。长辈们只给一角两角压岁钱，亲朋们也有给两分的，也有给五分的。一个年拜下来，最多能挣一两元。数着钱的高兴劲儿还未了，妈妈就会说：“钱要交学费，拿来吧，甭丢了。”唉，纠缠半天，只给留二角。二角也好，正月里还能买个捏的糖人，买个吹的玻璃棒，买几张吹的“洋号”，还能看一次“西糊洋角”。
年一天天淡去，我的心也在凉去。直到正月十五闹元宵看花灯，心情又在激动，接下来便是丢了东西似的喟叹。年，盼了一年就这么过去了。我以为自己从小就伤感，不想我的女儿也一样，过了年总是遗憾地要问几句：“老爸，年过完了，年就这么过完了？！”我感觉，过年孩提时是为自己而过，长大后是为家人而过，现在是为了孩子而过，也许过几年，过年只是为父母，为子孙而过了。
我记忆较深的第二个大年是中学初三那年。进入腊月，雪就下个不停，天气特别的冷。爸爸下乡改造在高山镇，几乎一腊月都没有回来。为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妈妈说了好多好话，才给我在废品回收公司找了个临时打工的活儿。由于砸铁，搬运废品，活儿又脏又累，所以一天能挣一元八角。挣这么多的钱，在当时就是美差了。我人小，但十分卖力，和师傅相处得也好，干得还愉快，那一年家里腊月活儿我就很少参与了。
记得腊月二十九，天上又纷纷扬扬飘起了鹅毛大雪，寒风呼啸着，像野马在狂奔，在嘶鸣。黄昏时分，爸爸背着一小口袋黄米面和一小块羊肉，突然拉门进来。我刚刚收工回家，正累得在堂屋凳子上歇着，妈妈还在里屋忙着缝被褥。爸爸的回来让全家人欢喜不已，我赶忙接过爸爸背上的小口袋，看到慈祥的爸爸又老了些，心里一酸，手中的小袋掉落下来，冻硬的羊肉块儿砸在地上，咚地一响。妈妈和哥姐们都赶了出来，爸爸还是那么慈祥地一笑，一口白白的牙齿，一双几乎看不到的眼睛，一脸诚实歉意的我真想扑向他的怀里。唉，那个年月，我们还能指望什么？过年能团圆就已经是奢望了。
那一晚爸爸吃了口饭就和妈妈一起干活，直到深夜。
年三十的早晨，我依然早早起来，依然把院子清扫干净，生了炉火。在我所有过年的记忆中，年三十一大早都要穿新衣服，不管是好的差的，真的假的，年三十一大早就穿新衣感觉不一样。惟有这年我没有换新衣，因为废品公司为了过革命化的春节，决定年三十不休息，要将废骨头运往外地。职工们不愿这天加班，领导只好以两倍半的酬劳号召。我想一天要给五元钱，这等好事上哪儿去找，于是我找到领班的苏阿姨，好说歹说，终于答应了下来。于是这年的三十我只能穿着那件在废品里滚了二十多天的、又脏又臭的皮袄，顶着寒风赶去公司。
加班的一共十二人，除我一个未成年人外其余都是大人。我们六个人一组将发了味儿的废骨头装进大麻袋，再扛上大卡车，再运到火车站，直到装上火车。这样来回五趟，直干到下午两点才算结束。会计现场给我们每人发了五元钱，而且特别给我挑了一张新票子。饥饿、寒冷、疲劳和责怨，被这张崭新的票子一扫而光。我飞快骑车回家，冻红的小手掏出五元钱交给妈妈时，妈妈心疼又夹杂着歉意的目光让我感到了成长的快慰。
这个年过得平淡，因为是“文革”期间，全国上下在破四旧。垒旺火、蒸花馍，甚至放鞭炮几乎都被禁止。大人们不敢公开垒旺火，我们孩子们就偷着行动起来。过了腊月初十，每天晚上集中，两个一组，三个一伙儿，深入方圆各街各院偷炭备料。我们内部规定，一家只偷一块，因为人们买不起太多的炭，一家偷多了，就会影响人家的生活。因此，备一个旺火的炭料要偷十几家，甚至几十家。不少大人们知道孩子们的心理，你去偷炭也装着没看见，不吱声。也有的还专门在窗户下放块明炭，当然大多数是被骂、被追赶，我们只能分散开拼命地跑。
除夕下午我太累了，一觉直睡到那道盼了一年的大餐上桌才被推醒。饭没吃几口，院里的伙伴们便喊着快去垒旺火。于是我们把藏在大门垛内的“偷”来的炭取出来，不一会儿，一人高的旺火便垒了起来。
这个年过得平淡，但这个平淡的年让我铭记一生。
我记忆深的还有一个年，那年国家遭遇毛主席逝世、唐山地震等大事，我插队也进入第三个年头。一个十七八岁的孩子，经历着社会动荡的思考，经历着生活磨砺的艰难，身心在锤炼中成长。
这年的三十，我早早起来，穿了军绿色的新衣，打扫了院子，又和村里的青年给“五保户”、军属贴了对联，直到近中午才冲锋似地骑车往城里赶。我当时是村团支部书记、知青点负责人，大家过年回家，我得守点。伙房停了，所以得赶回去吃饭，晚上再赶回来守班。
插队的水泊寺乡距市区二十多里，过年回家心情急迫，再加上分红发的二百六十元钱揣在怀里，车速自然快了。
冬季的黄土高原，田野里除留着的荒茬儿、残雪儿，就是冰冷的寒风。赏景没心情，一心往回赶。二十里路，一个小时就到了。中午一点多我赶回家，那年我已添了嫂子，全家人正在吃饭。我把分红的钱交给妈妈，便上炕大碗大碗地吃了起来。
“插队生，饥饿蛋，一年供油二两半，顿顿糊糊喝不完。”还是家里的饭好，三大碗烧肉炖粉条，三张大烙饼下肚，好像还没有找到吃饭的感觉。大姐心疼地放下筷子，忙着去洗一大盆衣服，二姐也疼着我，不断给我碗里添饭。直吃到见锅底儿，我才突然感到大家都把饭让给我了。爸爸还是那么慈祥地笑着，妈妈有些心酸地走开了，我不好意思地推了碗，倒头便睡着了。
这个年是我没有响鞭炮的惟一一年。吃过除夕“大餐”，我便无奈地告别团圆的家人，在漆黑的郊野走着单骑。一上东唐大坡，回首城市有灯有火有鞭响，而前边的村庄却像死去般寂静，只有呼呼的西北风吹着有呼吸的我。
将近夜十点，我总算提心吊胆地赶回知青点，一个五亩大的空院，二十几间黑黑的宿舍，让人恐惧，让人孤独，让人伤感。在过年的欢闹中惟一迎接我的是我们知青点的大狗“黄黄”。看来它是饿坏了，我赶紧开了伙房，把准备好的一盆食物端来宿舍，于是在“黄黄”叭哒、叭哒吃食中，我开始了守岁。
旷野、空院、冷屋，孤灯、卧狗、一人。这一年的三十，真让人难忘。好在老乡们知道我回村过年，半夜里送来了瓜子、爆玉米花儿，送来烧土豆，送来了一个孤寂而又令人感激的除夕夜。
以后的过年，由于忙于工作，由于生活的好转，由于年龄的渐增，大都记不清了，只有新世纪第一缕阳光照射北岳的新闻，记者们冒着严寒守岁在庙里，让我想起自己的当年，感动不已，由衷爱怜。唉，人啊，日子好了，年味却淡了。
人一生要过好多个大年，但不一定每个大年你都记着；人一生要过好多大年，每个年有每个年的过法。虽然形式不相同，对我来说，心情几乎是一致的：过年总给人激情，总给人温馨，总给人强烈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