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守着岁月，用一生回答(2)

1928年8月中旬，梁思成和林徽因结束了欧洲旅行回到家中。几年不见，林徽因并没有像梁启超担心的那样变得“洋味十足”，他满意地写信对大女儿说：“新娘子非常大方，又非常亲热，不解作从前旧家庭虚伪的神容，又没有新时髦的讨厌习气，和我们家的孩子像同一个模型铸出来。”

虽然梁启超一早就把林徽因当女儿看待，但是她知道，此时，自己不再是那个总和梁思成耍小脾气的女孩子了，她要担负起为人妻为人媳的责任，因而，也变得更加懂事、稳重。

早在两人回国之前，梁启超便开始为他们的工作筹划奔忙了。起初，梁启超希望儿子到清华大学任职，希望能增设建筑图案讲座，让梁思成任教。但由于校长不便做主，需要学校评议会投票才可决定，所以，去清华大学任教一事便搁浅下来。

与此同时，位于沈阳的东北大学正在积极地招贤纳士。东大新建建筑系，聘请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杨廷宝担任系主任，然而，杨廷宝此时已经受聘于某公司，便转而向东北大学推荐了尚未归国的师弟梁思成。

清华悬而不决，东大求贤若渴，梁启超审时度势后，未征求儿子的意见，便当机立断替梁思成做了应聘东北大学的决定。

临近东大开学的时间，梁思成先行北上，林徽因便回福建老家接母亲和二弟林桓，准备把他们安顿在东北，同时，也带了堂弟林宣到东大建筑系就读。在福州时，林徽因受到父亲创办的私立法政专科学校的热情接待，并应了当地两所中学之邀，做了《建筑与文学》和《园林建筑艺术》的演讲。此行之后，林徽因再也没有回到故乡，这次演讲便也成了她与家乡的告别。

彼时，东大建筑系刚刚建立，所以只有梁氏夫妇两名教员及四十多名学生。他们也和其他院系一样完全采用西式教学，大家集中在一间大教室，座席不按年级划分，每个教师带十四五个学生。

林徽因时年二十四岁，教授美学和建筑设计课。她年轻活跃，知识渊博，谈吐直爽幽默，非常受学生欢迎。

第一次讲课，林徽因就把学生带到沈阳故宫的大清门前，让大家从这座宫廷建筑的外部进行感受，然后问：“你们谁能讲出最能体现这座宫殿的美学建构在什么地方？”

学生们热烈地讨论起来，各抒己见。有的说是崇政殿，有的说是大政殿，有的说是迪光殿，还有的说是大清门。林徽因听大家发表完看法，微笑着提示说：“有人注意到八旗亭了吗？”学生们看着毫不起眼的八旗亭，困惑地看着林徽因。

林徽因说道：“它没有特殊的装潢，也没有精细的雕刻，跟这金碧辉煌的大殿比起来，它还是简陋了些，而又分列两边，就不那么惹人注意了，可是它的美在于整体建筑的和谐、层次的变化、主次的分明。中国宫廷建筑的对称，是统治政体的反映，是权力的象征。这些亭子单独看起来，与整个建筑毫不协调，可是你们从总体看，这飞檐斗拱的抱厦，与大殿则形成了大与小、简与繁的有机整体，如果设计了四面对称的建筑，这独具的匠心也就没有了。”

林徽因讲课深入浅出，非常善于引导学生独立思考。在她教过的四十多个学生中，走出了刘致平、刘鸿典、张镈、赵正之、陈绎勤这些日后建筑界的精英。她的学生当中还有堂弟林宣，晚年在西安冶金建筑学院担任教授。

因为刚刚建系，教学任务繁重，林徽因经常给学生补习英语，天天忙到深夜。那时她已怀孕，却并不顾惜自己，照样带着学生去爬东大操场后山的北陵。沈阳的古建筑不少，清代皇陵尤其多。林徽因、梁思成在教学之余忙着到处考察，常常深入建筑内部细心测量尺寸，将每个数据都详细记录在图纸上。

林徽因曾说，建筑不仅仅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需要感知的艺术。建筑师不能只会欣赏城市的高楼大厦，也要经得住荒郊野外的风餐露宿。而他们的建筑生涯，也才刚刚开始。

第一次毕业设计

梁漱溟先生曾在《纪念梁任公先生》一文中写道：“任公为人富于热情……有些时天真烂漫，不失其赤子之心。其可爱在此，其伟大亦在此。”梁启超先生的赤子之心，便是体现在他与孩子们的相处上。于他们而言，梁启超既是慈父，也是朋友。无论是学业、事业还是婚姻，梁启超都为孩子们牢牢把关，细心督促，是孩子们生活中的良师益友。

自林长民去世后，梁启超便视林徽因如己出，用十二分的温情和厚爱待她。对于梁林夫妇而言，父亲梁启超始终是他们的精神支柱。

当得知梁启超重病住院的消息，梁思成、林徽因便心急如焚地从沈阳赶回家，而此时，梁启超已经住院近一周的时间。

梁启超曾经患有尿血症，1926年3月，去协和医院检查时，医生发现其右肾有一个黑点，诊断为瘤。医生建议切除右肾，梁启超素来信奉西医，便听医生建议做了手术。但手术后病情没有丝毫缓解，大夫又怀疑病根在牙齿，于是连拔了八颗牙，尿血症仍不减；后又怀疑病根在饮食，梁启超被饿了好几天，仍无丝毫好转。医生只得宣布“无理由之出血症”。

此时，梁启超的身体已经每况愈下。徐志摩匆匆从上海赶来探望老师，也只能隔着门缝看上两眼。他望着瘦骨嶙峋的梁启超，禁不住涌出眼泪。林徽因告诉他：“父亲平常做学问太苦了，不太注意自己的身体，病到这个程度，还在赶写《辛稼轩年谱》。”

采用中药治疗一段时间后，梁启超的病情竟然略有好转，不但能开口讲话，精神也好了些。梁思成心里高兴，就邀了金岳霖、徐志摩几个朋友到东兴楼饭庄小聚，之后又一起去老金家探望他母亲。

1929年1月17日，梁启超病情再次恶化。医生经过会诊，迫不得已决定注射碘酒。

第二天，病人出现呼吸紧迫，神志已经处于昏迷状态。梁思成急忙致电就职于南开大学的二叔梁启勋。当日中午，梁启勋就带着梁思懿和梁思宁赶到协和医院，梁启超尚存一点神志，但已不能说话，只是握着弟弟的手，无声地望着儿子儿媳，眼中流出几滴泪水。

当天的《京报》《北平日报》《大公报》都在显著的位置报道了梁启超病危的消息。两天后，梁启超在医院病逝，终年五十六岁。

之后，梁思成与林徽因一同为梁启超设计了墓碑，这是他们毕业后的第一件设计作品。墓碑采用花岗岩材质，碑形似榫，古朴庄重，不事修饰。正面镌刻“先考任公政君暨先妣李太夫人墓”，除此之外再无任何表明墓主生平事迹的文字。这也是梁启超的遗愿。

梁启超少年得意，被称为神童，维新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回国后曾做过北洋政府的财政总长，后期闭门著书，成学问大家。称赞他的人说：“过去半个世纪的知识分子，都受了他的影响。（曹聚仁）”“他的功绩实不在章太炎辈之下。（郭沫若）”“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胡適）”也有贬损痛骂者言“梁贼启超（康有为）”。“有极热烈的政治思想、极纵横的政治理论，却没有一点政治办法，尤其没有政治家的魄力。（周善培）”梁启超本人对这些评价了然于胸：“知我罪我，让天下后世评说，我梁启超就是这样一个人而已。”

最能概括梁启超一生的评价，于儿媳妇林徽因看来，莫过于沈商耆的挽联：

三十年来新事业，新知识，新思想，是谁唤起？

百千载后论学术，论文章，论人品，自有公平。

开学后，林徽因和梁思成回到东大。

1929年夏季，梁思成与林徽因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读书时的同窗好友陈植、童寯和蔡方萌应夫妇二人的邀请，来到东北大学建筑系任教。

在大家的努力下，建筑系的教学逐渐走上正轨。1929年，张学良公开悬赏征集东大校徽。最终，林徽因设计的“白山黑水”图案中选。图案的整体是一块盾牌，正上方是“东北大学”四个古体字，中间有八卦中的“艮”卦，同样代表东北，正中为东大校训“知行合一”，下面则是被列强环绕、形势逼迫的巍峨耸立的皑皑白山和滔滔黑水。校徽构思巧妙，很好地呼应了校歌内容。

得知徽因的作品被选中，几个老同学到梁家又是一番庆贺。

惬意的生活仍然蒙着一层阴影，而且有越来越沉重的趋势。各派势力争夺地盘，时局混乱，社会治安极不稳定，“胡子”时常在夜间招摇而过。太阳一落山，“胡子”便从北部牧区流窜下来。东大校园地处郊区，“胡子”进城，必经过校园，马队飞一样从窗外飞驰而过。此时家家户户都不敢亮灯，连小孩子都屏声静气，不敢喧哗。梁家一帮人聊到兴致正好的时候，也只能把灯关掉，不再出声。林徽因在晚上替学生修改绘图作业，时常忙碌到深夜，有时隔窗看一眼，月光下“胡子”们骑着高头骏马，披着红色斗篷，很是威武。别人感到紧张，林徽因却说：“这还真有点罗曼蒂克呢！”

这年8月，林徽因返回北平，在协和医院生下大女儿。为纪念梁启超，取其书房雅号“饮冰室”，为女儿取名再冰。宝宝的第一声啼哭，引爆了窗外一片嘹亮的蝉鸣。从此，两颗心就像漂泊的风筝被这根纯洁的纽带系在一起，再也无法分开。

做了母亲后，林徽因的身子更弱了。1930年冬天，随着病情的加重，林徽因在梁思成的陪同下回到北平，定居静养。

在心中修篱种菊

人生总有一个时刻，想与时光背道而驰，在岁月里静静沉寂。在那片温和宁静的天地间，我们将整个生命根植于此，守着光阴，伴着青山，与岁月，就此长眠。

大抵是繁华世态太耀眼，所以，我们努力地想要减去繁复，想要寻找到一些心灵的沉淀与洗涤，努力摒弃浮躁，视清凉为超脱。生命虽然脆弱，但也十分固执，谁也不能删改情节或是结局。或许有一天，当我们都回归宁静，便可获得生命的本真。

1931年3月，林徽因检查出肺结核，虽是旧疾，但多半也是累出来的。

东北大学建筑系还处在婴儿期，教学任务繁重，而林徽因又是个在工作上不能出一点问题的“偏执狂”，她觉得一件事情要么就不干，要么就干好。可是哪件事情能丢下不干呢？她是教师，备课总要精细负责吧；课还要讲得有深度，可不能让学生没有收获，觉得无聊；对英语水平不高的学生，更不能落下；建筑系学生要交绘图作业，学生的作业老师能不给认真批改么……

这还不是全部，回到家里，林徽因是个小小女孩子的妈妈，孩子病了得细心照看；孩子学说话了，也得花时间耐心地陪着她。

在医生和家人的建议下，林徽因停止了一切工作，来到北平西郊的香山静养。

春天的香山，山花烂漫，娇柔中透出一种令人迷惑的美，肆无忌惮地张扬着生气。早春的空气是湿润的，阳光也是温和有加，无论是树或花，都像比赛似的抽着新芽。一晃眼，香山就成了花的海洋。桃花、杏花、海棠、迎春织成的花海隐隐浮动，让人见了舒心畅快。夹杂其间的绿意却显得宁静和平，它淹没在那脆弱而汹涌的薄红浅黄里，获得一种自我满足的安静。

这难得悠闲的好时光，让林徽因重拾往日的心情。在这里，她复诵着早已谙熟于心的天成佳句，在宁静的夜晚独自伏案写作。她早年最出名的诗歌与小说，大多是这期间写下的。

山间春色，万物生长，唯美浪漫的景致开启了林徽因尘封已久的诗情，为此，她写下了许多曼妙的诗篇。

桃花，

那一树的嫣红，

像是春说的一句话：

朵朵露凝的娇艳，

是一些

玲珑的字眼，

一瓣瓣的光致，

又是些

柔的匀的吐息；

含着笑，

在有意无意间

生姿的顾盼。

看，——

那一颤动在微风里

她又留下，淡淡的，

在三月的薄唇边，

一瞥，

一瞥多情的痕迹！

这《一首桃花》是林徽因在徐志摩和张歆海夫妇、张奚若夫妇到香山看望自己时，拿出来读给大家听的。一首诗诵罢，引来老友们的交口称赞，徐志摩说：“徽因的诗，佳句天成，妙手得之，是自然与心灵的契合，又总能让人读出人生的况味。这《一首桃花》与前人的‘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是同一种境界。”

在香山养病的那段时光，林徽因接触最多的就是诗歌，读得最多的自然是徐志摩送她的诗集。每次来看林徽因，徐志摩都会带一些诗集给她，雪莱、勃朗宁、拜伦……这些曾经充满了他们英伦时光的美丽诗句，再度将他们包围。时光好像亦跟着倒流了。

他们热切地谈论着诗，也写诗，沉浸在诗歌的世界里，忘了时间和空间，忘了林徽因令人心焦的肺病、烦琐的家务，忘了徐志摩“走穴”般频繁的讲课、捉襟见肘的经济状况、陆小曼的任性……这些恼人的话题，他们从不提起。

如果时光能够倒流，徐志摩是否还会向那个十六岁的女学生吐露自己原配妻子的土气、婚姻的压抑，以及向她热烈地告白？或者像十年后的今天一样，把一切的不如意都埋在心底，不流露分毫不快，只给她和她的丈夫一个舒心的笑颜和轻松愉快的氛围？

很多个寂静的夜，徐志摩沐浴着冷冷的月光，遥望着香山的方向，也许，还有山中的她，写下了著名的《山中》：

庭院是一片静，

听市谣围抱；

织成一地松影——

看当头月好！

不知今夜山中

是何等光景；

想也有月，有松，

有更深的静。

我想攀附月色，

化一阵清风，

吹醒群松春醉，

去山中浮动；

吹下一针新碧，

掉在你窗前；

轻柔如同叹息——

不惊你安眠！

这首诗写在徐志摩生命的最后一年。人们以为，它表达了诗人对昔日恋人如今超乎友情又异于爱情的细腻情怀。

席慕蓉说，在年轻的时候，如果爱上一个人，不管相爱时间长短，一定要温柔相待，所有的时刻都十分珍惜，这样就会生出一种无瑕的美丽。假如不得不分离，也好好再见，将这份情意和记忆深藏心底。慢慢地，我们就会知道，“在蓦然回首的刹那，没有怨恨的青春才会了无遗憾，如山冈上那轮静静的满月”。那些流年似水的日子，也因为这份爱而终生怀念。

在最好的岁月里遇到心爱的人，能够相守固然是一生的幸福，但只要彼此拥有过动人也撩人的心跳，一切就已经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