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前言：不一样的亚历克斯·弗格森爵士(2)

对于像红杉资本这样的公司来说，对这种兴衰的循环非常感兴趣，因为我们的业务就是以此为基础的。与其他行业相比，技术领域的领导失败是更不容宽恕的，因为一次突然的根本性变化可以很快让一个年轻的公司占据显著地位，同时为该行业的领导者带来麻烦。技术世界的地板上遍布曾经叱咤风云者的尸体，那些公司曾经不会犯任何错误：迪吉多、康柏、通用数据、克雷计算机公司、硅谷图形、莲花公司、仁科、蓝威龙、太阳微系统公司、王安电脑公司、希柏系统软件有限公司、黑莓、诺基亚——不胜枚举。在中国，在快速发展的行业取得各种成就面前，一些国有企业的脆弱和守旧的特点变得越发明显。比如联想和华为，在过去的20年里都取得了重大发展，如今已经能够从它们的美国竞争者手中分一杯羹。因此，我们非常希望了解是怎样的领导特征把那些所谓的“学院”公司和真正的巨头区分开来的，特别是我一直感觉伟大的领导者和出色的管理者之间是有很大差距的。精明娴熟的管理者可以装一卡车，但是领导者却是最稀有的商品。下面就是我从一位领导者身上学到的——他经常会穿着一件印有“AF”首字母的夹克。

三、

这位后来被人称为“AF”的少年，在他成为职业球员之初，他和他的队友们的待遇比那些天赋异禀的体力劳动者强不到哪里去。他们的老板是当地的商人，这些商人除了持有足球俱乐部之外，还拥有轧钢厂、造船厂、连锁店或是诸如路易斯·爱德华兹（1965年至1980年曼联的主席兼最大股东）经营的肉类分销业务。足球协会伦敦总部制定的规则强化了各阶级之间的界限，让这一分化越来越明显。

亚历克斯爵士于1957年首次参加联赛比赛，那时候除了日期，比赛仍旧固定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模式。那时，参加国际赛事的球员只有在报纸上看到初赛球员名单之后才知道自己入选国家队了。那时，泛光灯还刚投入使用；少数几场有电视转播的比赛也只是黑白的；大多数的英国体育场里还没有广告牌；球迷们也只能站在看台上（只有贵宾和买赛季套票的人才有座位）；那时的足球还是皮革做的，一旦沾了水就会变得非常笨重；那时的球鞋还裹着球员的脚踝；球员们的衬衫和短裤也都是棉织品；球场会在下雨天很快变得泥泞不堪。那时的联赛还仅仅是区域性的比赛。在英国，国际赛事经常意味着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之间的比赛。欧洲足球赛事——欧洲冠军杯和欧洲优胜者杯，还未开始举行，欧洲杯也只有2年的历史；大部分球员的居住地到俱乐部仅有几站公交车的距离。而直到1961年才废除的工资上限意味着，足球队员们的薪水跟工厂工人的薪水相差无几。那时的足球还是一项白人的运动，直到1978年才有第一位黑人球员进入英国国家队。

亚历克斯爵士把他的成功更多地归功于他那克莱德河的工人阶级根源。他父亲在造船厂展现出来的勇气和毅力——每周在寒冷而危险的环境中工作60个小时——显得非常重要。除了这种根深蒂固的、喜欢努力工作的性格和那令人感动的提前赴约的习惯，亚历克斯爵士总是把自己视为一名局外人，一位不会去煽动叛乱的反抗者。他会被那些位高权重的浮夸之人激怒，而最令他感到快乐的事情就是被自己的家人和儿时的朋友环绕。虽然他有着强烈的求胜欲而且不会轻易忘记过去的不快，但他绝对不是一个心存恶意之人。他对于那些奋斗的人有着与生俱来的同情并且跟其他教练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其中部分原因在于，他们面临着一个共同的挑战：球队老板出乎意料的举措，这些老板随时都可能解雇他们。在他带领球队踢完最后一场比赛之后，在老特拉福德球场做的讲话中提到了曼联的中场球员——达伦·弗莱彻，这名球员在过去的5年里一直在跟溃疡性结肠炎做斗争；中场球员保罗·斯科尔斯在代表俱乐部出战700场之后决定退役。他不喜欢暴露在媒体的聚光灯下，却在球场上有着很大的影响力。亚历克斯爵士的这番讲话完全是性格使然。

亚历克斯爵士也许并不在意自己的标签，虽然他一生都在支持英国工党，但是他的内心却是很保守的，非保守党。他自力更生，非常欣赏忠诚的人（他也会坦白地报以忠诚），他绝不能容忍偷懒的人、装腔作势的人和自夸之人，对于那些爱占便宜的不速之客，带着随从索要重大比赛最佳位置的免费球票的人，他更是毫不掩饰自己的不屑。虽然他一辈子工作都很努力，但是亚历克斯爵士还是认为自己的生活比矿工、农民、渔夫、油田工人、炼钢工人和造船厂工人轻松得多，这些体力劳动者总要面对艰难和危险的工作环境。亚历克斯爵士还是一位天生的乐观主义者，虽然此前他曾经当过酒吧老板，性格开朗，但是他却不喜欢跟陌生人拥抱，在这一点上他跟自己的弟弟马丁不同。

虽然他喜欢生活中的美好事物，并且在大多数人看来是富有的，但亚历克斯爵士却不贪婪，从不奢望一幢最大的房子（或是一套房屋）或是多辆具有异国情调的汽车。与当今的足球明星相比，他和自己的妻子凯茜过着安静朴素的生活。凯茜的本能就是保护自己的丈夫免受陌生人干扰——虽然她从不去老特拉福德球场看比赛，但是她对球场上正在进行的比赛了如指掌。

亚历克斯爵士对于数字、交易和人物有着国际象棋大师般的记忆，这使得他的观察力更具权威性。就算你问他几十年前的足球比赛，他不仅记得最终比分和大部分的首发球员的名字，而且能够说出关键性的换人和很多进球的过程。他能够一口气说出下个周末英超比赛的全部赛程表，就像其他人用10分钟完成《泰晤士报》上的填字游戏一样自信。他能够准确地记得：某一位球员的买入和卖出价格（而每当后者的价格低于前者时，他总会咧咧嘴）；他在某一匹马上花了多少钱，比如维京哈里或查普特和沃斯；他花了多少钱去买一瓶1986年的帕图斯葡萄酒或1993年的西施佳雅葡萄酒。但是每当提及他认为自己被骗的投资时，他的表情就会变得僵硬，嘴唇也抿得紧紧的。显而易见，如果当初的命运和环境发生了改变，他也能够在任何行业中取得成功：领导一个工会，经营连锁零售店，指挥一艘航空母舰。如果由于某些原因，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格拉斯哥和爱丁堡之间也有一处硅谷，他或许还会创立一家公司。

令人惊诧的是，他还记得自己和凯茜去过的酒店的名称，并且能毫不犹豫地、条件反射般地叫出自己朋友孩子的名字。他不喜欢要求别人给予自己特殊待遇，而每当提及别人的好意、带给他的愉快经历时，他也总会感到局促不安。老球迷们也许会记得他在场边情感爆发时的场景，那些陪伴他整个执教生涯的记者也许会记得自己经常会遭到亵渎和辱骂，但是大部分人都未曾意识到他的耐心和数不胜数的善举：他在合影和签名时表现出来的和蔼可亲，在餐厅中跟打断他用餐的人或是在街上拦住他的人客气地聊上几句。他在纽约有一处寓所，毫无疑问他很喜欢那里，因为他在那儿有着相对较低的知名度。

他喜欢赢得任何纸牌游戏（比如Kaluki纸牌）或斯诺克挑战赛。他喜欢红酒，却从来不喝威士忌，虽然那是他故乡的骄傲。在过去的15年里，他在法国南部的同一家酒店度过自己的暑假，他知道那里所有员工的姓名并且对酒店老板备感钦佩，因为这位老板会起个大早去查看自己的酒店。

亚历克斯爵士是多个集团的正式成员——他的家庭、戈万住宅的记忆、格拉斯哥、苏格兰和曼联。最重要的是，他依旧感觉自己属于工人阶级，并且记得他作为一名工具学徒工时为了让自己的手暖和起来，不得不在苏格兰寒冷的早晨把车床的一端缠上破布。

四、

在商业界中，大部分资格最老的人都能获得首席执行官的称号，虽然亚历克斯·弗格森爵士在1986年至2013年期间担任曼联队的主教练，但他并未获得这一称号。1980年至2000年期间，这一称号属于马丁·爱德华兹——当时俱乐部最大的股东；2000年至2003年期间，该称号属于彼得·肯扬（Peter Kenyon）；2003年至2013年期间，这一称号属于亚历克斯爵士视为亲兄弟的大卫·吉尔。

这听起来也许有些奇怪，但是与很多处在集团顶端取得成功的人不同，亚历克斯爵士很清楚自己的位置。他知道自己只是一位雇佣工人。他不会欺骗自己，认为是他创造了曼联；他很清楚自己当初接手的是一个具有丰富传承的俱乐部，而后来球队所取得的成绩也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的前辈们的工作、付出和努力。在加入曼联时，亚历克斯爵士从未想过有朝一日自己会被塑成铜像，放在体育场外面供人们膜拜。哪怕是在最不为人知的时刻，如果他曾经认为自己要比俱乐部伟大，我也会感到吃惊的。他拥有一种道德指南针，这种指南针在那些独吞大量战利品的领导者身上是不存在的；那些领导者会自吹自擂，用第三人称鼓吹自己的成绩；那些领导者不懂谦虚和礼貌，意识不到自己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之上；他们也不知道自己仅仅是一名托管人；他们的责任是在离去时让集团比他们到来时的处境更好。

弗格森控制着球场上的一切，负责管理俱乐部最大的开销和球队中大部分人的工资单。创收（电视转播权协商、赞助广告销售、球票价格设定、国际旅行）和广告管理、宣传、财务系统管理和人际关系都是俱乐部中“商业部”的专门工作，属于球队首席执行官的管辖范围。当然“商业部”的工作取决于球场上的一流表现和俱乐部的增值，从1989年2000万英镑的资产总值——当时马丁·爱德华兹想过出售自己的股权——到今天的19.3亿英镑，亚历克斯爵士功不可没。虽然他在执教生涯中遭遇过很多挫折，但是他对于所谓的“更衣室”的控制——球员、教练组成员、球场管理员、医务人员和运动科学专员像极了一位专制的君主。很多现在五六十岁的曼联原球员还称他为“老板”，这一称呼是意味深长的。用曾经的美国棒球王者之一雷吉·杰克逊（Reggie Jackson）的话说，亚历克斯爵士就像是那根搅拌饮料的吸管。

其他企业也会像曼联一样进行行政责任分工。试想一家广告公司或时装商店，他们的灵感和追随者来自创意总监的创造和想象，而商业事务则由首席执行官负责。考虑一下不久之前的报纸和杂志，编辑部分的工作由编辑人员负责，而订阅方面的销售工作则由出版商或首席执行官来负责。再来看看电影公司，导演们总会跟那些被称为“高级管理人员”的男人（现在也有女人）发生冲突。在艺术界，包括指挥家、博物馆馆长和负责艺术曲目的剧场总监，他们也需要在首席执行官的监督下工作，这位首席执行官的名字可能不为大众所知，但是由他保证企业的持续运营。如果曼联队是硅谷的一家公司，那么亚历克斯爵士的头衔可能会是首席产品设计师或首席设计师，而大卫·吉尔则是首席商务官。

有些人，特别是来自商界、大型公共机构或是军方的人，他们会认为曼联这家足球俱乐部是很容易运营下去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就低估了不断打磨世界级娱乐品牌的难度，因为这一品牌依靠的是一群经常会出现变化、天赋异禀的活生生的球员，而且他们的身体和心理状况也是不可预测的。虽然曼联的名声很大（多亏了电视卫星的普及和移动计算机处理技术，现在到处可见曼联的球迷，包括不丹、吉布提和伯利兹），但是跟硅谷中的一些公司或世界上较大的公司比起来，曼联的商业和工资单还是少得可怜。曼联队最近一个财政年的收入为4.33亿英镑，这相当于苹果公司30小时和谷歌4天的收入。曼联只运营着一个行业，其覆盖的范围也仅包括一个时区，而不是分散在各大洲的不同时区。除此之外，曼联队的扩张机遇也受到限制。老特拉福德球场拥有75，731个座位，已经是英国最大的俱乐部球场。而且一年中的比赛数量也很难再增加，在繁忙的赛季里，最辛苦的球员要打满38场比赛，包括英超、足总杯、联盟杯和欧洲冠军杯的比赛，更不要说还有赛季前的表演赛、友谊赛、国际赛事、纪念赛和慈善赛等，这些比赛都可能出现在日历上。在英超成立之前，曼联是没有电视转播收入的，而这一收入也随着球队的表现而波动，曼联的其他收入也是如此：门票销售、豪华包厢的租赁、赞助商和销售机遇。正如大部分职业运动联盟一样，曼联队不符合沃伦·巴菲特的任何一条投资标准——球队的表现是不可预测的，球队需要大量的资本支出，并且球队开销是没有上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