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前言：不一样的亚历克斯·弗格森爵士(1)

迈克尔·莫里茨

（Michael Moritz）

一、

在退休之后，比赛日对于弗格森爵士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仪式。在曼联队赛前下榻的劳里酒店门口，他总会乘坐球队大巴前往老特拉福德球场，这样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现在他会乘坐那辆由曼联最大的赞助商提供的雪佛兰越野车去看比赛，然后在比赛开始前去商务套房吃一顿午餐。

现在，弗格森爵士不会再去教练席上看比赛，而是去了董事会成员包厢。在成长于20世纪40年代的戈万男孩看来，那高高在上的看台是那么遥不可及。在比赛开始时，他会在自己的专座就座，那8个专座之一上面写有“为弗格森爵士预留”。正对着三层的北看台（North Stand）是英国最大的足球看台，自2011年起，这个看台上就用大红字标着他的名字。他从不会在比赛过程中嚼口香糖，但是会不断地清嗓子。他总会把想法藏在心中，尤其是曼联队状态不好的日子里，但是每当身着红色球衣的球员发起进攻，他总会喃喃自语地道：“上吧孩子，上吧。”

比赛结束后，他会回到自己的套房。他的套房并不像美国的体育馆或阿森纳队在伦敦的酋长球场中的奢华套房那样拥有很多外部标志。它就像一个没有窗户的火车车厢：靠墙放有3个黑色的沙发，沙发的一端放有一个小吧台，靠近天花板的地方是一台电视机。有时在比赛结束后，保安人员会打开屋门，领进来一位新的来访者。

有时在门打开之后会出现一些熟悉的面孔——一位脱口秀主持人、一位电影明星或是一位前球员。有时还会有几位西装革履的人出现，他们在慈善拍卖会上赢得了跟弗格森爵士一起看比赛的殊荣。还有人来索要签名、要求握手或是摆姿势合影留念。饮品分发到位之后大家举杯致敬，亚历克斯爵士会对在场的各位逐一介绍，然后请他们尝尝牛肉馅饼。

最后人群逐渐散去，仅剩下一小波人，这些人大都认识亚历克斯或者亚力克爵士。他的苏格兰亲戚和朋友们在年轻时会这样称呼他，但是他们现在也已至暮年。在这一时刻，你很难想象这位坐在正位上开一些善意玩笑的人，是曼联队的教练，且执教长达26年之久。他先是获得了官佐勋章，然后获得了英帝国二等勋位爵士，最后成为亚历克斯·弗格森爵士。在他执教期间，曾带领球队获得38座奖杯，其中包括13次英超冠军和2次欧洲冠军杯冠军。

在弗格森的领导下，曼联队夺得了20个英格兰顶级联赛冠军，让利物浦队创下的纪录也黯然失色，而且，他在卓越的执教生涯结束时，赢得了足球史上最成功的主教练的称号（虽然他是最不愿提起此事的人）。然而这些对于此时还留在房间的人来说都不是最重要的。弗格森的职业生涯、非凡的活力、意志力和领导能力不是吸引这些人来到老特拉福德球场的原因。也许会有一位友人讲道，当他沮丧地躺在医院里接受拯救生命的治疗时，亚历克斯爵士来到他的身旁，花了几个小时让他从忧郁中走出来。也许会有一位前球员的妻子面带满足地跟自己的丈夫坐在一起，因为亚历克斯爵士曾经给她回了信并邀请他们跟他一起共度下午时光。

阿尔伯特·摩根——曼联队长期以来的装备管理员，会自豪地穿着俱乐部外套安静地坐在那里，偶尔扮演一下滑稽角色。弗格森的弟弟马丁经常被称为“历史上最伟大的球探”，他有时也会在场，身边跟着亚历克斯爵士的孙子孙女们。亚历克斯爵士那幽默的姐夫约翰·罗伯特森（John Robertson）是格拉斯哥《先驱报》的排字工人，他会在旁边嘀咕一些搞笑的旁白，然后那充满善意的比赛就开始了，而谈话也进入了熟悉的环节，人们会讲故事、重复很多次的笑话以及那无中生有的尴尬往事。大家可能会为圣帕特里克（St Patrick）是否是威尔士人争论良久。还有人会想起20世纪70年代圣米伦队的首发阵容，很快大家就都积极地参与进来，直到那份已被遗忘的名单被完成为止。

很难想象我竟是和亚历克斯·弗格森爵士一起完成陈旧的队员名单的人，并和他一起完成一本关于足球的书籍。20世纪60年代，当我还是一个10岁的威尔士男孩时，我在足球方面最大的成就就是站在球场边担任“队医”，拿着一块海绵和一瓶水准备照顾可能受伤的同学，同时我还负责看管中场休息时提供给球员的热水瓶和橙子片。

虽然我早在1968年曼联队首次夺得欧冠冠军时就开始追随这支球队，并且像每个英国男孩一样能叫出球队中所有球员的姓名，但我并不是一名合格的铁杆球迷。曼联队的前队长，性格直率又富有对抗性的罗伊·基恩肯定会把我排除在“吃对虾三明治”[1]的观众之外。1980年我移居美国，成为《时代周刊》的一名记者，当时我只是偶尔关心一下曼联队，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我才开始更加密切地关注球队——毫无疑问，部分原因在于美国开始播放越来越多的比赛。我被足球比赛吸引的另一个原因是，我喜欢与英超比赛相关的故事和八卦新闻：高价的转会费、鲁莽地解雇管理人员、同城德比的强度，而通常是因为亚历克斯·弗格森爵士的曼联队又赢得了一座奖杯。

二、

在1986年加入红杉资本（总部设在加利福尼亚的私人投资公司）之前，我在《时代周刊》当记者，那时候，我曾经写过两本关于优秀领导者领导的公司的书籍。第一本书[和巴里·西曼（Barry Seaman）合作]描写了李·艾柯卡（Lee Iacocca）在40年前让克莱斯勒（Chrysler）东山再起。第二本书出版于1984年，是一本研究苹果公司早期情况以及史蒂夫·乔布斯的影响的书。

随着时光流逝，我对一个人如何塑造和影响一支团队产生了日渐浓厚的兴趣，尤其是少数几位领导者能够保持对成功的渴望，并且能够让其他人在较长一段时间里保持高水平的发挥。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发现自己已经是红杉资本合作伙伴中的领头羊，我越来越能够意识到挑战的存在。正如其他集团一样，红杉资本也需要为其在世界上的地位不断进行努力。虽然我们也喜欢成功，但是我从未认为我们能够像曼联那样。首先，我们的历史就不及曼联那么悠久。直到1974年，来自硅谷半导体行业的经验丰富的唐·瓦伦丁（Don Valentine）才成立了红杉资本，建立了我们第一个投资合作关系。我们的运作在公共监督之外，虽然近年来的公共监督水平已趋于合理，因为现在的硅谷里到处都是新闻记者和博客作者。如今甚至有一部很受欢迎的关于硅谷的HBO系列片。

虽然红杉资本负责人的名字鲜为人知，但是对于一些创始人来说则并非如此，红杉资本在其公司创办之初就参与进去了，其中最成功的公司包括苹果、思科、谷歌、雅虎和贝宝，它们在商业领域就像曼联在运动领域一样成功。对于我们近来的几笔投资也是如此，比如领英网（LinkedIn）和云存储软件Dropbox，或是中国的唯品会（VIPShop）和京东（JD.com）。这也适用于中国。最近10多年来，我们一直是活跃于新技术和消费者行业的投资者，其中如京东、唯品会、美团网和DJI如今都凭借自己的力量成为强大的公司。从红杉资本获得第一笔投资的公司的市场总值达1.5万亿美元。

在美国电视台开始转播英超比赛之后，我便可以定期观看曼联的比赛了，我对于成功领导者的技巧非常好奇，这也使得我见到了亚历克斯爵士。我非常想知道他是如何在世界上竞争最激烈、也是最受欢迎的运动中拿到最多数量的奖杯的。多亏了美国足球基金会创始人之一——查理·斯蒂利塔诺（Charlie Stillitano）的斡旋，他亲自把我介绍给了弗格森。7年前在曼联对阵阿森纳的前一天晚上，在伦敦的一家酒店房间里，我们在喝完了一瓶酒之后（中间被几名要跟亚历克斯爵士私聊的球员打断了几次），开始了我们之间的谈话，也正是这次谈话促成了本书的诞生。

亚历克斯爵士和我讨论的关于领导能力的话题很快就拉开了足球场的长度。他是如何教育球员们团队合作的价值的——特别是那些高薪又极富竞争性的年轻球员，他是如何向俱乐部灌输对于明天的希望和求胜的欲望的？这支球队在他1986年到来之前已经有20年没有获得过英国顶级联赛冠军了。他是如何开发天才的？他是如何把天才留住的？他如何制定目标？他是如何让人们渴望实现那些不可能的事情的？他何时会放弃年轻球员？他是如何权衡薪资平衡的？他如何解决分心的问题，如何给予惩罚和灌输纪律？他是如何在逆境中振作起来的？他是如何面对媒体的批评或是如何保持生活的平衡的？他如何看待竞争者以及如何应对改变？他是如何将对某些人的个人情感搁置一旁的？他是如何避免自满情绪的？他如何做出准备、计划和沟通？他如何保持自己的那份热情和渴望？

他的很多习惯和方法对那些最优秀的足球队都适用，而对那些渴望追求卓越的集团也同样适用，甚至对那些包括多家商业、活跃于多个大洲的投资关系也是适用的。在英超的赛场上，世界上竞争最为激烈的体育比赛，和旧金山到圣何塞之间延伸的土地有很多条平行线，虽然这一距离要比老特拉福德球场到安菲尔德球场略远，或者就像中国的主要温床位于北京、深圳、上海和广州。曼联队是一个每年要跟世界上的观众见面50到60次的集团，而这些观众大都认为自己是合格的专家。拿曼联跟海量的大型公司、政府机构或地方医院、童子军和社区中心进行比较，就很容易得出太多陈腐的对比。

对于红杉资本来说，从其他领域或集团的领导那里学来的经验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用于我们自身的内部投资合作关系，其中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让任何追求最高水平的公司和机构都为之困扰的组织上的挑战。和其他集团一样，我们也需要面对如下问题：招聘、团队建设、制定标准、灵感和动机的问题、避免自满、新来的竞争者、不断地更新自我以及淘汰表现不佳的人。第二类则是面向我们投资的公司。通常情况下，我们是那些30多岁的天才企业家的第一个重要的业务伙伴，而他们制订的计划有时会让整个行业都天翻地覆。在第一种情况下，经历了内部争辩和施压之后，我们总能运用相关的经验。而在第二种情况下，我们是小股东，创办和运营这些公司的都是绝顶聪明、极富想象力和内驱力的人，有时他们的感情很脆弱并且喜怒无常。这时我们需要通过劝导、激励、合理建议以及好脾气去帮助他们做事、决策，这方面的智慧可能不会很快显现出来。

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的公司对现存行业的破坏程度会超过硅谷，而我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来到了这里。在这里几乎每天都会有新的科技公司诞生，它们中的大多数或是破产或是被其他公司兼并。如果说硅谷中注册公司的速度是很快的，那么跟中国的公司比起来，仅从数量上就相形见绌了。中国的变化速度令西方国家望尘莫及，在诸如半导体、太阳能电池和太阳能板等行业中，一些大型企业已经崛起，在日常消费者更熟悉的技术行业，情况也是如此。曼联、拜仁慕尼黑、皇家马德里或巴塞罗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主宰足球界，而在硅谷能够像这些球队一样伟大的公司少得超出你的想象。在过去的40年里，科技巨头的清单上名字少得可怜。在我看来，能有此资格的公司有：苹果、思科、甲骨文、谷歌、Facebook、英特尔、微软、亚马逊、高通公司、阿里巴巴和腾讯（虽然最后4家公司的总部设在西雅图、圣地亚哥和中国，而不是在硅谷）。

任何一位学过商业、管理或经济学的学生都知道，只有很少的集团能够长盛不衰。试想一下商业街两旁曾经林立的餐厅、酒店、酒吧、面包店和玩具店，那里曾经客似云来，但随着其标准的下滑或是大众品位的改变，这些店也都垮了台。在企业界也是如此，快速查看一下美国的道琼斯30指数就能看到时代的变迁。在1976年存在于道琼斯指数的公司中，如今仅有7家幸存下来。一些企业如轧钢厂和造船厂已经被海外竞争所击垮；零售公司如西尔斯则太过于依赖自己的传统；同时曾经那些涉及不同领域的强势的公司——报纸、电影院、电视电台广播、广告、房地产经纪、印刷业，也都已经被科技进步所颠覆、改造或是吞噬了。当然也有很多公司是因为其领导者的错误决断而衰败的，这些领导者认为自己是无懈可击的，最终被自己的无能和虚荣所击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