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这一次的资本主义危机

危机是资本主义再造所必要的。人类正是在危机之中正视资本主义的不稳定之处，并进行重新设计和塑造，创造出资本主义的新版本。我们废旧迎新。一度活跃的生产基地沦为工业废墟，旧工厂遭拆除或改变用途，工人阶级小区经历中产阶级化改造。在某些地方，小农场和自耕地被大型工业化农场或气派的新工厂取代。产业园区、研发中心、批发仓库和配销中心散布各处，周遭是市郊住宅区，由公路网连接起来。主要城市比赛谁的办公大楼更高更迷人，谁的文化建筑更具标志性；大型购物中心在市区和市郊大量涌现；世界主义是眼下全球的预设方向，大批游客和商务人士不停地经由机场穿梭各地，有些城市的规模甚至翻倍。高尔夫球场和设有门禁的小区兴起于美国，如今也出现在中国、智利和印度，与周遭贫民自建的简陋住宅形成鲜明对比。

不过，危机最惊人之处，不在于物质景观大幅改变，而是在于其他方面的戏剧性变化，包括思维方式和理解方式、制度和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政治倾向和政治过程、政治主体性、科技和组织形式、社会关系，以及影响日常生活的文化习俗和品位。危机彻底动摇我们的世界观，包括我们对自身在世界上地位的看法。我们是这个正在形成的新世界生生不息的参与者和居住者，无论是被迫还是自愿，都必须适应事物的新状态；与此同时，我们也经由我们所做的事，以及我们的思考和行为方式，对这个世界的混乱产生某种程度的影响。

身处危机当中，是很难看到出路的。危机并非单一事件：虽然它们有明显的触发因素，它们所代表的结构转变需要多年时间才能完成。始于1929年股市崩盘的漫长危机，到20世纪50年代才终于解决，而其间世界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以及20世纪40年代的世界大战。20世纪60年代末浮现的危机，其标志为20世纪60年代末的国际货币市场动荡，以及1968年许多城市（从巴黎和芝加哥到墨西哥城和曼谷）出现的街头事件，同样要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终于解决，其间布雷顿森林国际货币体系（1944年建立）于20世纪70年代初瓦解，劳工斗争使20世纪70年代纷扰不断，新自由主义政治在美国里根、英国撒切尔夫人、德国科尔和智利皮诺切特领导时期兴起，并巩固下来。

事后回顾，因为有“后见之明”，我们不难看到，在危机全面爆发之前，大量的问题征兆已经浮现。例如美国20世纪20年代货币财富和收入不平等严重加剧，房市出现资产泡沫并于1928年破灭，便预示1929年的股市崩盘。事实上，我们在力求摆脱危机的过程中，往往埋下未来危机的种子。例如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全球金融化趋势（特征是债务日增、金融法规日趋宽松），原本是想借由促进跨地域流动，解决资本与劳动者的冲突，最后却导致投资银行雷曼兄弟于2008年9月15日破产。

雷曼兄弟公司破产触发金融体系崩溃，各环节如骨牌般倒下。到我撰写本文时，这件事已经过去逾5年。如果历史经验值得参考，我们实在不应期望现在就能清楚看到复兴的资本主义将是怎样一种情况（如果资本主义能复兴的话）。但是，对于资本体制哪里出错的诊断，目前理应有多种相互竞争的说法，而且纠正问题的建议也理应大量涌现。令人惊讶的是，新思维或新政策非常少。世界大致分裂为两大阵营：其中一方（欧洲和美国）延续以至深化新自由主义、供给侧和货币主义手段，强调紧缩措施是对症良药；另一方（中国）则是重新采用仰赖债务融资的、某版本的凯恩斯需求面扩张方案，而方案通常掺了水，忽略了凯恩斯强调的一件事，即惠及底层的所得再分配，是其方案的一个关键要素。无论当局采用这两种政策的哪一种，结果都是对富豪有利；这些富豪在各国乃至全球均构成政治势力日强的财阀阶层，默多克（Rupert Murdoch）便是一名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财阀。全球各地的有钱人越来越富有。全球最有钱的100名富豪（来自中国、俄罗斯、印度、墨西哥、印度尼西亚，以及传统的财富集中地北美和欧洲）光是在2012年，财富便增加了2400亿美元——据国际扶贫组织乐施会（Oxfam）估计，这笔新增财富足以立即终结世界的贫穷问题。相比之下，大众的境况最多也只是免于恶化，较普遍的情况是加速衰退，甚至是灾难性地恶化（例如希腊和西班牙）。

近年的情况在体制上的一个重大差异，看来体现在中央银行的角色上：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以下简称“美联储”）在全球层面发挥领导作用，甚至扮演支配性的角色。不过，自从中央银行出现以来（英国的央行创立于1694年），央行的作用向来是保护银行业者，必要时替银行纾困，而不是照顾大众的福祉。若以统计数据为标准，美国在2009年夏天便已摆脱危机，而几乎所有地区的股市，后来也都收复本次危机造成的跌幅；这一切与美联储的政策息息相关。这是否预示着全球资本体制将受世界主要央行官员的独裁统治，而这些官员的首要任务是保护银行业者和财阀的权势？若是如此，目前各国经济停滞不前、全球大众的生活水平每况愈下的问题，看来没有什么希望解决。

对于利用科技解决当前经济问题的可能，人们也有很多议论。虽然新科技和新组织形式，向来对我们摆脱危机大有帮助，但它们从不曾发挥决定性的作用。目前许多人寄厚望于“基于知识的”资本主义，而生物医学、基因工程和人工智能是当中的焦点。但是创新向来有利有弊。毕竟在20世纪80年代，我们便因为自动化技术的应用而经历“去工业化”，最后像沃尔玛（Walmart）等公司（雇用大量没有参加工会的低薪劳动者）取代通用汽车等公司（于20世纪60年代雇用大量高薪且参加工会的劳动者），成为美国民间部门最大的雇主。如果当前的创新潮有方向可言，那便是劳动者就业机会减少，而资本从知识产权榨取的租值则越来越重要。但如果人人都试图靠收租生活，没有人投资于制造，那么资本主义无疑将走向一种完全不同的危机。

资本主义精英和他们在知识、学术界的追随者，目前似乎既无法根本挥别他们的过去，也无法针对令人不满的危机（经济停滞或增长低迷，失业率居高不下，国家某些权力落入债权人手中），提出可行的出路。但做不到这些事的并非只有他们。传统左派力量（政党和工会）显然完全无法有力地抵抗资本的力量。右派30年来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攻击，严重打击了传统左派力量，而民主社会主义也已丧失信誉。1989年之后，情况变得更糟。目前残余的激进左派力量，基本上是在所有体制和有组织的反对渠道之外运作；他们寄希望于小规模的行动和本地行动主义，期望他们最终能构成某种令人满意的总体选择。这种左派怪异地呼应自由至上主义者（甚至是新自由主义者）的反国家主义（anti-statism）观念，他们在思想上主要受福柯（Michel Foucault）等思想家启发；这些思想家在后结构主义的旗帜下重新组合后现代碎片，而这种后结构主义偏好认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并规避阶级分析，其多数内容极度令人费解。自治论者、无政府主义者和地方主义者的观点和行动到处可见，而且相当明显。但是，因为这种左派寻求在不掌权的情况下改变世界，所以日益巩固的财阀资本家阶级随心所欲主宰世界的能力仍然不受挑战。这个新统治阶级获得拥有安保和监视力量的政府协助，后者非常乐于动用警力，以反恐之名镇压所有形式的异议。

我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撰写这本书的。我的做法有点非传统：我遵循马克思的方法，但未必接受他建议的方案；我担心读者可能因此无法欣然接受本书的论点。但是，如果想摆脱眼下经济思想、政策和政治贫乏停滞的困境，我们显然需要一些不一样的研究方法和思想观念。毕竟资本主义的经济引擎显然遇到了重大难题：它蹒跚前行，仿佛随时可能停下来，甚至无预警地爆炸。我们期望人人都能过上富足的生活，但在通往这种生活的路上，每个转折点都不乏危险警告标志。资本主义陷入如此重大的困境，但似乎没有人对它如何陷入这种境地有连贯的认识，遑论明白其原因。不过，情况向来如此。如马克思所言，全球危机一直是“资本主义经济所有矛盾的真正集中和强制调整”。阐明这些矛盾应可大幅揭示严重困扰我们的经济问题，这无疑值得我们努力去做。

应用这种特别的思维模式来认识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可能产生某些结果和政治后果；梳理这些结果看来也是该做的事。乍看之下，这些结果似乎不大可能发生，遑论切实可行或在政治上受欢迎。但是，无论替代方案显得多么不合宜，开始讨论它们是必要的；如果情况要求我们执行这种方案，我们更要把握机会。这样我们便打开了一扇窗，拥有以前不曾想过、不曾利用的多种可能选择。我们需要一个开放的全球论坛，借此思考资本在何处、可能流向何处，以及我们该为此做些什么。我希望这本小书能对相关讨论有一些贡献。

纽约市

2014年1月